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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蒋经国传》引发的一起血案有关！宋美龄晚年为何不写回忆录？

应该是宋美龄的一段悲伤史所以才不写的吧。

蒋经国传怎么样

前美国国务院资深外交官陶涵，曾经先後任职於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美国外交机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国及亚洲问题专家。他为了写作《蒋经国传》，访问了与传主密切相关的重要人物数百人，并引用了莫斯科及美国国家档案馆迄今未公开的资料，发掘出不少以前鲜为人知的秘史。然而，我欣赏《蒋经国传》这部作品，不仅仅在於它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诸多如同莎翁戏剧一般动人心弦的历史细节，更在於作者具备了一种局外人的宏观视野，将蒋经国波澜起伏、"盖棺"而无法"定论"的一生放置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乃至东西两大阵营冷战的国际格局之下来观照，让後来者时而有豁然开朗之感，时而有一身冷汗之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的状况，根本脱离不开像蒋经国这样的重要人物们的思想与行为。他们在历史关口的某些抉择，直接影响了历史的发展方向。

陈启礼为什么要杀刘宜良

陈启礼是受雇佣刺杀刘宜良的。

江南案发生于1984年10月15日，背景复杂的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遭到台湾情报局雇用的台湾黑道分子刺杀身亡。江南原来也是FBI的线民，是三面间谍，所以美国才那么积极侦查。

内情曝光后美台关系顿时紧张，台湾当局方面虽然承认江南案为该地区情报局官员主使，但仍强调本案乃情报局官员独断专行所致，非高层授意，并逮捕了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等人。

扩展资料

事件经过：

江南案

江南本名刘宜良，他17岁随蒋经国到台湾，是蒋经国一手培养的政工人员。1954年，江南就读于台北市师范大学，后担任《台湾日报》记者。1982年，江南开始研究蒋经国的生平，并于1984年正式出版《蒋经国传》。

《蒋经国传》出版之后，立刻成为畅销书。由于该书对蒋氏父子的劣迹进行了揭露，台当局对此极为恼怒，视江南为“叛逆”。台当局“情报局”指派陈启礼、吴敦、董桂森等人，到美国旧金山伺机刺杀江南。

1984年9月15日，陈启礼以台湾情报局情报员的身份，编号730063，同“鬼见愁”吴敦、忠堂堂主董桂森一行奔赴美国旧金山大理市，潜入一座紧靠太平洋海岸悬崖上的私寓车库中，朝毫无防备的刘宜良连开三枪。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江南案

蒋经国有什么功与过？

蒋经国的功过一百年

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权在握、唯我独尊，死后却身败名裂、家人不保；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缔造历史的伟人，死后其头上的光环却日渐暗淡；有的政治家，在台上之时风光无限，其实只不过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死后其历史作用日益彰显，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伟人。蒋经国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伟大人物。

按说，蒋经国是靠其父亲才一步一步走上权力顶峰的，并非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创业之君”。在二十世纪蒋家还搞“世袭制”，蒋经国能做个“守成庸主”就不错了，离“历史伟人”相距甚远。

而在蒋经国离世十几年之后，他却成了海峡两岸为大多数人所公认的“历史伟人”。马英九在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追思文章，文中说，“15年来，在‘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蒋经国始终高居第一。”台湾《天下》杂志的民调也显示，蒋经国在去世十几年后依然被民众视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

2007年5月14 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记者对蒋经国的儿媳蒋方智怡的专访，蒋方智怡说：“经国先生年轻时就完全推崇民主，他认为，主权是在民的，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最大目标。所以，他晚年做那些事情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使台湾步入另外一个更好、更完美的阶段。”

中国人有“为长者讳”、“为尊者讳”的传统，而且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所以政治人物的后代对其先辈的评论，我们只作参考，不可尽信。蒋方智怡女士说蒋经国“年轻时就完全推崇民主”，就很有些靠不住。

1925年10月，16岁的蒋经国赴苏联留学，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用蒋经国后来的话说，他在苏联做“人质”长达十二年。在苏联的十二年间，正值斯大林执政时期，红色恐怖无处不在。蒋经国在苏联做过苦力，备受磨难，而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能是为了自保，他表现得非常激进，大骂蒋介石“叛变革命 ”，公开声明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27岁的蒋经国经斯大林批准，得以回国。蒋介石没有计较他在苏联对自己的谩骂，次年便任命他为赣县县长。

在此后十余年的从政生涯中，没听说过蒋经国有什么“推崇民主”的言行。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戒严长达38年，只鼓励发展经济，严禁人民自由组党，严禁民间办报办刊，人民毫无民主权利，政治改革成为禁区，台湾岛上，万马齐喑。六十年代，蒋经国长期掌控国民党情报系统，崇尚特务政治，这更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蒋经国“年轻时就完全推崇民主”之语，不知从何谈起？

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仍任“行政院长”，继任“总统”的是“副总统”严家淦。但此时的蒋经国，已经羽翼丰满，牢牢掌握着实权，严家淦有名无实，“总统”宝座已经非蒋经国莫属。

1978年5月20日，年近古稀的蒋经国就任“总统”。

在上任的最初几年里，蒋经国仍延续其父的做法，继续搞“威权政治”，是公认的台湾“政治强人”。

掌握了最高权力，那种说一不二、一呼百应的感觉，是令人陶醉的。蒋经国如果沉浸于这种陶醉中，即使治下的台湾经济实现了腾飞，他也只是偏安于台湾一隅的政治侏儒，是政坛上的匆匆过客，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守成庸主”，离推动历史发展的伟人不啻相差十万八千里。

在庸才看来，守住前辈留下的“基业”，这是头等大事。无论怎么说，不能做“亡国之君”啊！不能让国民党在我手里倒掉啊！退一万步讲，不能失去已经到手的权力啊！蒋经国在掌权之后，不见得就没有这种想法。其实有这种想法，亦人之常情。

在他“即位”后的七八年间，台湾仍处于“戒严”时期。蒋经国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一方面继续镇压党外运动，禁锢言论，以巩固其“威权政治”。

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在蒋经国时代，关于台湾的前途，大约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坚持与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满足于偏安一隅，将祖国统一大业留给后人去解决；另一条是与大陆合作，接受“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名义上的统一，而他继续在台湾执政。

当然，蒋经国没有也不会走后一条道路，无论大陆如何向他摇晃橄榄枝，他都不予理睬。他仍沿着父亲蒋介石定下的方略，走了第一条道路，“以不变应万变”。

然而，“大贤虎变愚不测”，蒋经国在即将离世的时候，竟勇敢地走上了众人都没想到的一条新路。

到了八十年代，蒋经国开始考虑未来的接班人问题和台湾的前途问题。

大凡独裁者考虑接班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儿子，其次才是自己的忠实追随者。当时台湾人曾猜测，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有可能成为“蒋家太子”。

蒋经国与结发之妻蒋方良有三个儿子，长子蒋孝文，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

长子蒋孝文从小被娇生惯养，是出名的纨绔子弟、不良少年。六十年代，蒋孝文到美国留学，数次交通肇事，被美国驱逐出境。回台湾后，整天歌红酒绿，醉生梦死，并因酒后驾车将一军官轧死。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浪荡子，怎么能成为未来台湾的主宰呢？

所以，朝野都认为，次子蒋孝武可能是蒋经国着力培养的接班人。因为，蒋经国似乎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二公子的身上，从1976年起便让蒋孝武进入情报部门，之后使其担任多个部门要职，涉足了党务、军特、宣传等重要系统。为了不使兄弟争权，蒋经国没让三子蒋孝勇涉足政界，而是安排他进入商界，成了一名颇具实力的企业家。

但是，江南事件，却使蒋孝武身败名裂，也使蒋经国的传位计划彻底破产。

江南被杀事件，对蒋经国的影响至关重要，实是台湾民主转型的重大契机。

作家江南（原名刘宜良）曾是《台湾日报》记者，后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来到美国，并加入美籍。在美国期间，江南开始撰写《蒋经国传》，并在洛杉矶《论坛报》上连载，书中透露了蒋家的不少“秘辛”，令蒋经国恼羞成怒。

1984年10月15日，江南在旧金山遭枪杀，此案震惊海内外。美国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查出了暗杀江南的三个凶手。石破天惊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向新闻界披露，有台湾情治人员介入江南命案，蒋经国次子蒋孝武难逃干系。顿时，蒋经国和台湾当局立即陷入了全世界正义舆论的声讨之中，在国际上名声扫地，更加孤立。

虽然暗杀江南之事没有证据证明是由蒋经国亲自授意的，但舆论矛头纷纷对准蒋经国及其儿子蒋孝武。

蒋经国之过人之处，在于处乱不惊，并勇于承担责任。他立即下令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要求“彻查此案”。1985年1月13日，由“中央社”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介入“江南命案”。

如果蒋经国继续捂盖子，封锁舆论，只会激起国际社会更强烈的谴责和制裁。他在短时间内公开承认“情报局”官员介入“江南命案”，使得舆论由对他本人的谴责，改为要求他彻查此案，惩办凶手。虽然三个凶手和胡敏仪、陈虎门等人经审判皆被判刑，但舆论揪住蒋孝武不放，蒋经国无奈之下，只好将蒋孝武“流放 ”到新加坡任“商务代表”，蒋孝武从此淡出政坛。

此事对蒋经国打击极大。据其身边的人回忆，蒋经国一见到蒋孝武就摔东西，骂之为“蠢货”。“江南命案”之后，蒋家子弟名声扫地，蒋经国这才彻底打消了让儿子接班的企图。

据《蒋家父子的家庭生活》一文披露，蒋介石在位时，为了防止蒋纬国与蒋经国争位子，一直让蒋纬国坐冷板凳。蒋经国“即位”后，蒋纬国仍受其兄压制。蒋经国晚年健康恶化，问蒋纬国：“怎么，你来接班吧！”蒋纬国回答：“太晚了，我什么班底都没有，怎么接！”

这段兄弟之间的对话，外人是如何知道的？其真实性大可存疑。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江南命案之后，蒋经国开始重新考虑身后问题和台湾的未来了。

1985年8月16日，就在“江南命案”处理完之后，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特别声明：“台湾领袖将依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

蒋经国在“威权政治”时代，并不想放弃国民党一党专制，并不想放开言路，并不想从上到下地搞普选，总之，并不想从根本上改革腐朽的政治制度。为了赢得人民的支持，他热衷于大做“亲民秀”。

据李敖《论定蒋经国》一文统计，蒋经国从1978年到1981年的四年间，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发生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前去慰问，可谓“一生劳瘁”、“力疾为公”。

其实这只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作为一个政权的首脑，与其到难民家中流下几滴眼泪，不如将精力和时间花在如何改良制度上，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观察蒋经国此时的所做所为，充其量只是一个“守成庸主”的形象，与大政治家无缘，更与伟人无缘。

而江南命案的发生，使蒋经国认识到，他在当代的名誉声望，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因江南命案而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不仅连“守成庸主”的地位也丢了，弄不好还会被后世戴上一顶“独裁暴君”的帽子，在历史上甚至会沦为一个阴险小人的角色。而且，他数十年的“亲民秀”，他的接班人计划，也随着暗杀江南的枪声彻底破产了。

他一定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

蒋经国早年有在上海整治金融秩序、“打老虎”的经历，他对国民党的贪腐和黑暗应该有深刻认识。而且，国民党一党专政之时，党内的政治斗争比多党制国家党派间的斗争更残酷、更血腥。所以，他到了晚年，在传位于子的努力破灭之后，可能认识到，与其将权力交给国民党内的某个人，还不如还权于民，让人民自己去选择领导人。

人在没得到权力之时，是非常希望得到民主权利的；但他一旦掌握了权力，便热衷于巩固权力、享用权力，极力剥夺别人的权利。

蒋经国是聪明人，他非常明白专制制度的弊端，也非常明白民主制度的好处。蒋氏父子是亲美的，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不可能不对他们形成影响。所以说，蒋氏父子与一般的独裁者又有所区别。有人曾说，蒋介石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蒋经国也是“独裁无胆”，有别于其父的是，他“民主有量”。

蒋氏父子经营台湾，一个极易被人忽略然而又极为重要的措施，是“封闭‘中央’，开放地方”，即蒋氏父子掌握最高权力不动摇，但允许在基层搞民主选举。这一举措，极大激活了地方的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地方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的恶政，同时，也使民众进一步发展民主制度的诉求日益高涨。进入七十年代，台湾的民主运动此起彼伏，对蒋氏父子的独裁统治形成了有力的挑战。1977年的《美丽岛》事件，虽然被蒋经国镇压下去，但蒋经国已经不敢对施明德等民主人士大开杀戒了，他要求法院“不得判任何人死刑”。

美国人也不喜欢蒋氏父子搞专制，对其日益疏远，最终与之断绝关系。所以在江南命案调查中，美国人对蒋家一点情面也不留。美国人的态度，也对蒋经国造成了强大的压力。

在蒋经国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他毅然决定还权于民，让人民来选择他的接班人。

江南事件一年之后，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开始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当年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解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台湾民众如久旱之逢甘霖。那些多年来坚持不懈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的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即后来用选票打败国民党成为台湾执政党的“民进党”。

这可吓坏了那些满脑子专制思维的国民党大员，情治部门的负责人还向蒋经国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他对幕僚们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10日，蒋经国在庆祝“双十节”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十亿同胞、对全体华侨有个交待。随后指示立法院对“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进行修订，尽快完成立法程序，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次年7月15日，台澎金马地区长达38年的“戒严”宣布解除，人民可以自由组党、自由办报办刊，台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蒋经国也由此而完成了由独夫到伟人的跨越。

马英九在纪念蒋经国逝世十五周年的文章中回忆说：“当年（1987年）的12月25日，经国先生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日大会，当时民进党籍‘国大’代表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鼓噪，经国先生不以为意，先向代表们简短致意，然后由‘国大’何宜武秘书长在喧哗声中宣读‘总统’讲词，重申民主改革的决心。经国先生离开会场前，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当时经国先生的表情和现场情境，让英九留下永难忘怀的印象。”

半个月后，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突然吐血，油尽灯枯，与世长辞。

什么是伟人？笔者以为，伟人不是毫无私欲毫无缺点的完人，不是影响巨大粉丝众多的强人，不是一人雄起万众雌伏的独夫，更不是搞得举国若狂民不聊生的祸害。真正的伟人，必有定国安民之业，有泽被后世之功。美利坚因为有了华盛顿，才顺利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在短短二百年间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华盛顿才是名副其实的伟人。

蒋经国身上有许多优良品质，如知人善任、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平易近人、宽容大度，等等。张学良曾赞叹道：“蒋经国这个人好厉害……到台湾后，要不是蒋经国，蒋介石就没有了。” 但是，蒋经国搞过特务政治，镇压过民主运动，搞了几十年的独裁，有情人（用现在的话说是包过“二奶”），有私生子……但这些劣迹，相比于他对台湾民主进程所做出的贡献，已经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蒋经国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敢想敢做，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更有定国安民的能力。

若是政治侏儒，在改革之前，一定担心会不会遭到党内势力的反对，一定担心放开党禁报禁之后会不会导致天下大乱，一定担心会不会丢掉政权，一定担心会不会就此亡党……这些责任实在是太重大了，若不是有心胸、有担当的伟人，谁敢冒此政治风险？

果然，国民党内有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跑来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

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这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

国民党后来在台湾失去了政权，与蒋经国放开党禁报禁肯定是有关系的，但归根结蒂，还是缘于国民党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蒋经国抛弃了一个失去民心的党派，他本人却成了人心所向的伟人。

常听到有人说蒋经国选错了接班人，李登辉是个“台独分子”。正是蒋经国的错误，使得台湾与祖国大陆渐行渐远。

其实没有任何资料表明蒋经国意欲让李登辉接班。如果蒋经国有意让李登辉接班，那么他晚年何必开启政治改革的大门？何必责成“立法机关”修改“选举罢免法”？

如果不是因为蒋经国在任上去世，可以确定的是，下任“总统”，必是由民选产生。李登辉可以竞选，但不见得一定会当选。由于蒋经国突然去世，李登辉才在没有经过选举程序的情况下以“副总统”身份继任“总统”。

不过，民主宪政之门已经由蒋经国打开，台湾已经走上了民主的不归之路。这就如大陆的改革开放之门经邓小平打开之后，已经没有谁能使中国再走闭关锁国的回头路一样。

时势造英雄。英雄同样也造时势。

狗熊与英雄，庸才与雄才，小人与伟人，有时只有一步之遥。但是，狗熊之所以是狗熊，庸才之所以是庸才，小人之所以是小人，就在于他畏首畏尾，患得患失，错失历史机遇，始终没有勇气跨出这一步。

李敖在《论定蒋经国》一文中写道：“蒋经国说：‘最近我看到历史上有一位成功的伟人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人们赞扬我？”这一句话有着深刻的意义，不错，时常被别人赞扬，歌功颂德，并不就是你的成功。’——现在，在一片‘别人赞扬，歌功颂德’声中，蒋经国死而有知，真该知道他做错什么了！”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人们赞扬我？”我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哪个伟人说出来的，我猜想“伟人”说这话的时候，正是他大权在握、取得“成功 ”的时候。一个人在掌权的时候，听到的一定全是赞扬声。只听到赞扬之语，听不到反对之声，千人一面，众口一词，这说明很有问题，所以“伟人”才自我追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蒋经国进而说：“时常被别人赞扬，歌功颂德，并不就是你的成功。”在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得到下面一片赞扬之声，这算什么成功呢？只能说明在威权政治的高压之下，人们不敢畅所欲言。认识到这一点，说明蒋经国保持了一个大政治家的清醒头脑，他晚年一跃成为伟人，可见也非偶然。

李敖却仅从字面上来解释，反而显出其浅薄与刻薄。

李敖还认为：“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

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固然应该谴责，但他晚年“怜香惜玉”，并由此带来百花齐放、春色满园，当然应该予以认定。佛家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其经国先生之谓乎？

蒋介石为什么传位给自己儿子 而蒋经国却没有 民国是如何结束这样世袭的呢?

蒋介石传位费自己的儿子是因为蒋介石觉得蒋经国还是可塑之才，确实是有能力之人。蒋经国他还是以发展台湾为己任。所以他没有冒昧的传位给自己儿子。在1988年蒋经国去世之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也走向了民主之路。

在蒋介石年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传位问题。那个时候蒋介石就抱着一种培养儿子的心态在对待蒋经国。并且蒋经国在1937年以前在苏联，学习马列主义，也入了共产党，还公开发表过抨击蒋介石的文章。抗日战争爆发后，蒋经国才回到蒋介石身边。

随着1949年的到来，退居台湾以后，蒋介石才开始有传位的想法。这些年来蒋介石觉得蒋经国还是可塑之才。且蒋经国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于一身。确实是有能力之人。历史也证明了蒋经国的继承是正确的。蒋经国在“行政院长”任内推动十大建设，台湾经济发展迅速。

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足以证明。蒋经国是希望自己的儿子来继承大位的。他也在培养他的三个儿子，蒋孝文，孝武，孝勇。但是孝文，孝武就像扶不起的阿斗一样。并且孝文在1970年患病昏迷，孝武还是心有大志，但能力不行。

且1984年的“江南命案”掀起轩然大波，外界盛传蒋孝武是幕后指使人。为了改变蒋孝武的形象，尽快平息这场风波，蒋经国不得不在80年代中期宣布不由蒋家人继承“总统”，并于1986年3月将蒋孝武派往新加坡任“台湾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

孝勇年轻的时候不想搞政治，所以选择了从商。纵观蒋经国一生，他不是那种仅为保存蒋家在台湾的地位而放弃民众呼声的统治者。他还是以发展台湾为己任。所以他没有冒昧的传位给自己儿子。

扩展资料：

1.蒋孝勇

蒋孝勇是蒋经国的第三个儿子。1948年10月，蒋孝勇生于动荡不安的上海。那时的蒋家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国共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其父蒋经国在上海“打虎”铩羽而归，在官僚资本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无论国事还是家事都宛如跌入万丈深渊。

而蒋孝勇就是在这改朝换代来临之际，来到这个纷乱的世界。尚在襁褓之中的他，随着祖父和父亲辞别了故土，退居到海上孤岛台湾。蒋孝勇的童年是在台湾度过，国民党失败的阴影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幸福。蒋介石和宋美龄非常喜欢这个小孙子，他们不管遇到什么烦心的事。

只要这个小孙子走到面前，喊一声“爷爷好！”他们就会立刻转怒为喜。由此可见他在蒋介石和宋美龄心中的地位。虽然小时候经常挨打，渐渐长大的孝勇却成为蒋家第三代最懂事的一个孩子，成为最少让蒋经国夫妇操心的一个儿子。蒋介石对他寄托了很大希望，常常把他带在身边耳提面命。

蒋孝勇还记得13岁那年，祖父带他出去做礼拜，那天在雨中下车后，他伸手挡了挡雨，祖父立即对他说：“男子汉大丈夫这么点雨算得了什么？”蒋介石还亲自教这个小孙子读书。蒋介石一直认为，他的后代应该好好学习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如阳明哲学、四书五经等等。

蒋孝勇遵命走入台湾大学政治系的课堂。台大乃台湾第一流的学府，蒋孝勇在政治系教授连战的关照之下，很快在学校里变成一名活跃的学生，成为台大学子中的佼佼者。

2.蒋孝文

1935年12月14日，蒋经国夫妇第一个爱情结晶在前苏联乌拉尔机器制造厂呱呱坠地了。1937年4月，蒋经国回到中国，蒋介石为自己的长孙赐名蒋孝文。起初，蒋经国对蒋孝文的管教非常严格。有一次，学校一位老师因不知道蒋孝文的父亲是谁，便向他询问。

蒋孝文顽皮地回答说：“我父亲在做专员，我祖父在中国当皇帝。”蒋经国知道后，大发雷霆，狠狠地揍了蒋孝文一顿。但是蒋介石却对蒋孝文十分宠爱。在蒋孝文随父亲到赣州的那段日子里，蒋介石每天都要打电话询问蒋孝文和蒋孝章的情况。

蒋孝文知道祖父疼爱自己，便经常在电话里告状：“父亲又打我了！”每当这个时候，蒋介石总是对蒋经国说：“你不应该这样粗暴，要好好诱导。”这样一来，蒋经国也不好再管教孩子了，这就给日后蒋孝文的成长悲剧留下了隐患。

由于蒋孝文没能考上大学，蒋介石便叫他改换门庭，进入设在凤山的国民党台湾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但是，即使在军校，蒋孝文仍劣习难改。有一天，台北市的警方接到报案，说有一名年轻军官在第一舞厅为争夺舞女而闹事。当警察赶到现场时，才发现挥舞手枪驱赶顾客的竟是“皇太孙”。

经过这件事后，蒋孝文在军校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蒋介石又把他送到美国读书。蒋孝文到了美国伯克利商业学校后，更加无法无天，不仅一个学位也没拿到，还因为驾车违规而成为名噪一时的新闻人物，美国《新闻周刊》以《谁丢了面子》为题，对蒋孝文进行了无情的披露。

伯克利呆不下去了，蒋孝文又转到旧金山，但是他仍然没有吸取教训。在一次酒醉之后，蒋孝文向警方报案称自己财物被窃。警方经过调查，发现他谎报案情，意在讹钱。最后，蒋孝文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被美国移民局驱逐出境。

蒋孝文回到台湾后，蒋介石父子虽有恨铁不成钢之感，但栽培之心始终不死。为了让蒋孝文取得行政和经济管理方面的经验，先后派他担任了台湾电力公司桃园区管理处处长、国民党桃园县党部主任委员之职。但是，蒋孝文根本不理解父亲和祖父的一片苦心，事情没干一点。

却整天在外面鬼混，惹是生非。酒色无度使蒋孝文在害了别人的同时也害了自己。他患了严重的糖尿病，经过精心治疗，病情虽有所好转，但只是恢复了肌体的功能而已。1989年4月14日，蒋孝文因患喉癌去世。蒋孝文的妻子徐乃锦出身名门，祖父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革命家徐锡麟。

徐家对这门婚事并不高兴，据说是蒋经国亲自提着一篮水果到徐家提亲，才最终促成了他们的结合。婚后，徐乃锦育有一女，即蒋友梅。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曾经显赫一时 而今家道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