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孔子作文800字，求以“走进孔子”为题800字作文
孔子名言为题目的启发作文800字
1.“己所不欲，匆施于人。”[孔子待人名言]
这句话出自《论语·雍也》。意思是说，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物，就不要强加给别人。名言故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发生在非洲某个国家内。那个国家白人政府实施“种族隔离”政策，不允许黑皮肤人进入白人专用的公共场所。白人也不喜欢与黑人来往，认为他们是低贱的种族，避之惟恐不及。有一天，有个长发的洋妞在沙滩上日光浴，由于过度疲劳，她睡着了。当她醒来时，太阳已经下山了。此时.她觉得肚子饿，便走进沙滩附近的一家餐馆。她推门而入，选了张靠窗的椅子坐下。她坐了约15分钟。没有侍者前来招待她。她看着那些招待员都忙着侍候比她来的还迟的顾客，对她则不屑一顾。她顿时怒气满腔。想走向前去责问那些招待员。当她站起身来，正想向前时，眼前有一面大镜子。她看着镜中的自己，眼泪不由夺眶而出。原来，她已被太阳晒黑了。此时，她才真正体会到黑人被白人歧视的滋味!无论做任何事，我们都要设身处地去为他人着想。正如孔子所言: “己所不欲，勿施予人。”2.“三人行，必有我师”[孔子学习名言]这句话出自《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的意思是:多人在一起，其中必定有一个可以做我的老师的人。名言故事:这里介绍一则中国乒乓球队关于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故事:当中国队蝉联世乒赛男女团体冠军后，“中国独霸影响乒乓球发展”的老调再次响起，对此中国国家队总教练蔡振华笑着驳斥说:“这个说法不成立。三人行，必有我师。”蔡振华指出，国际乒联进行的大球、11分制以及无遮挡发球等改革并不是为了照顾中国而“专门”设计的。他说:“新规则对大家都很公平，刚出台时对我们的冲击也非常大。但关键的是如何适应那些规则、虚心地去学习、研究应对策略，而不是一味地抱怨。”国际乒联主席沙拉拉自上台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被不少国内球迷批评说“偏心”、故意遏制中国。他日前也表示“中国独霸不足畏”，他本人并没有对中国选手连续夺冠感到忧虑，相信观众也不会。蔡振华说，中国乒乓球历来战绩不俗，是因为始终虚心向其它国家学习，在技术上保持领先。“早些年，我们鼓励退役的运动员到国外打球，就是想通过他们作为窗口，了解国外的独特训练模式。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学习，例如我们要学习韩国选手敏捷的步法等。”“其实，我们领先于世界的原因在于我们有高素质的教练组，多年来能够在技术上不断创新、研究、发展，给运动员进行非常细致的技术指导，”蔡振华说，“我们在技术创新上不怕冒险，可以说始终走在世界最前列。比如说王皓的直拍横打，我们就敢于让他去尝试。”“至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人才储备，我们从去年起就已经准备好了，届时的奥运人选都已在国家队里，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了。当然，我们也欢迎多冒出一些新人来充实队伍。”蔡振华说对孔子的思想有何感想 写一份作文 800字
二千五百年前,来自泰山山脉的北风吹动着一位倚仗凝思的老人的衣角,但风中这位鲁国的国公依旧一丝不苟,这种庄严在风动的夕阳中与相邻的泰山辉映在一起,多少个斗转星移后迎送着一个个朝阳.他就是万世师表,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
每一位伟人的诞生,都伴随着天将降大任前的磨砺与洗礼.孔子的一生无疑是一次人世间的苦行.他出身于曾经的贵族,却必须面对家族没落的现实,他创造了以仁为本的思想,却要应对尔虞我诈的世事.年少的贫困病未泯灭他远大的志向,中年的挫折未曾动摇他那不去的斗志,晚年的离丧没能阻挡他思想的升华!他三十而立办教育,开私塾,使贫困人民得以走进知识的殿堂,他“有教无类”的教学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知识传播突破了出生,阶级的鸿沟,他“因材施教”的理念是知识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使知识走进民间,面向大众.是他让中华民族成为了“全民有知”的民族,他这个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壮举,是我们的民族的知识水平远远超越了当时任何以出生决定知识走向的民族,为中华民族若干年后各个盛世的腾飞积蓄了雄厚的知识力量.这位慈祥的老人,不仅告诉他的学生以及他身后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学习知识的目的,同时也交给了世人学习的方法.大的方面能够治国经世,小的方面可以净口修身,他教化世人用“义”和“礼”来阐述“仁”的思想,用“智”和“信”来传播“仁”的观念.学习方法上要“温故知新”,要“举一反三”,在细微处体现出伟人不朽的智慧光辉!不朽的思想总是与时俱进,孔子这位鲁国的老人,这位为教育的实施,为正气的传播,为治国方略的施展而努力奋斗的伟大先哲,他的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焕发着着耀眼的光芒,同时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含义.当今的世界“文明的冲突”随处可见,局部的战火弥漫着硝烟,纷乱的动荡使生灵涂炭.我国国内因社会转型而带来的问题亦急需解决.当今的时代最需要什么?需要“和谐”!而孔子的理想不正是贫富平均.重视民生的个守本分的和谐社会吗?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与我国现阶段追求的缩小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又是何等的契合!二千五百多年的时光弹指一挥,孔子的思想却永立东方,并已走向世界!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孔子,为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伟人请教『写有关孔子的作文』800字有关孔
孔子，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三岁是父亲离世，十七岁时母亲又离开人间，但他没有失去信心，而是努力造就自己，凭着他受到的教育，开办私塾，把自己学到的和积累的知识教给他的学生，被他所教育过的学生大多都是平民家，而他免费教育他们，让他们也能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孔子的品行优良，他根据学生的性格来不同的教育他们，“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体现了他的谦虚；"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展现了他教育学生的方法。 不只是中国，其他国家的人也了解孔子不少，他一生教过多达三千名学生，而着名的就有七十几个个，他是多么无私。在国外，还创办了许多孔子教育学校，这说明孔子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很大，他是多么伟大。他55岁时率弟子一起周游其他列国，把自己的教学方法介绍给其他列国，可是他们一行人在周游过程中多次被困遇险。 孔子把“任”和“义”视为道德的最高原则，“仁”可以将它理解为对人的关心，"义"则是道德，他讲求学生道德好，对他人关心关爱，他的学生把他说的名言名句记录下来，流传至今，这些育人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值得老师学习。 孔子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他用自己的行动使他成为了风靡全球的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在中国历史上重重的画上了一笔，在许多人的心上画上了一笔。走进中华文化800字作文
文化是民族的符号。一个民族的崛起，除了经济的强盛外，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繁荣。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文化的复兴也随之摆在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面前。中华民族的悠久的文明史，虽历尽沧桑，仍然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的薪火相传居功厥伟。文化不绝，民族就不灭。在这个意义上，传承、弘扬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首要任务。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持续升温，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日增，对经典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神州大也，处处弦歌之声，诵读经典，蔚然成风。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时代正在悄然来临！所谓文化自觉，是指认识并继承民族文化的精髓，在新的时代加以发扬光大，在此基础上与其他文化展开平等对话，取长补短，和谐共处。文化自觉带来的将是文化的复兴、民族的复兴，将是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空间活跃、文化极度繁荣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韩非子等诸子并作，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墨家等百家蜂起，出现了中国文化史的第一个高峰，也由此奠定了中华古文化坚实的基础。其中，儒家学说是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一派学说。儒家学派是春秋末期孔子所创立的学派，是当时百家争鸣中的重要一家，居十家之首（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和杂家）。《论语》、《孟子》、《荀子》等著作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作品。其中，《论语》是最适合我们八年级学生的著作，。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译：有同门师兄弟从远方来(与我探讨学问),不也很快乐吗？学了并时常温习它，不也很高兴吗？别人不了解自己而自己又没什么不满，不也算得上君子吗？”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译：孔子说：”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不解，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在学业上陷入困境。”，五千年悠悠华夏文明史，孔子就站在它的中间点上他一手创建了影响身后二千五百多年的儒家和儒家学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和开山鼻祖。孔子之前的中国文化，赖孔子而传；孔子之后的中国文化，赖孔子而开。儒家思想是真正傲视百代的大智慧。了解儒家精神，就能透彻地了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哲理内核，就能了解中国人丰富玄奥的内心世界，更能了解中华民族历劫不灭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动源。《我心目中的孔子》800字作文 ！！！一定采纳
我心目中的那位孔圣人离我们已经有两千多年了。虽然他已经不在我的这个高度文明的时代，但是他的思想仍活在我们的身边。
通过《论语》、《史记》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鲜活的孔子，看到他的豁达、风趣、积极、率性、无私，看到一个真性情的不朽的孔子。可以看到一个真实鲜活的孔子，看到他的豁达、风趣、积极、率性、无私，看到一个真性情的不朽的孔子。读书人作文网： 孔子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英雄。相比老子的高深莫测，庄子的漂渺遁世，只有勇于入世、至情至性、在黑暗的世界里坚持为理想而奋争的孔子最为可亲可敬。 孔子出生贫贱，身份卑微，是那时候社会的最底层。但孔子性情开朗，是一个充满人情的人。 我们心目中的孔圣人已经不在了，他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但他依然存在，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孔子，不只是指的是孔圣人，也暗含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两千多年的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直至现在还影响着我所在的时代的人。没有他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没有礼道，我也会变得不那么精彩。是他，时时刻刻教育着我们中华儿女，使他教会了我们做人的道理，是孔子使中国的文化变得格外灿烂，我们心目中的孔子。 在我看来，坚强是孔子的化身。孔子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饱经人生的苦难，却始终坚强乐道。他仍然开开心心得过着每一天，这就是孔子的坚强，这就是教会我坚强的孔子。 孔子，不只是指的是孔圣人，也暗含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两千多年的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直至现在还影响着我所在的时代的人。没有他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没有礼道，我也会变得不那么精彩。 孔子的一言一行时时刻刻教育着我，每一次，我做一件事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孔子的某一句话，这才会指引我正确的方向，使我做好每一件事情。老师在上课时也会教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孔子的一言一行是我们健康快乐的成长。楼主，这已经有800字了，希望采纳！祝你学习更上一层楼以孔子论语儒家思想为话题，写走进孔子或读论语心得（一千字左右的作文，快点）
儒学发展历程和统治者利用儒学的详述
先秦儒学 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君子”）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一样，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讲，原始儒家学说也可以说是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的学说，是“士”的文化。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即怎样做才称得上“士”。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这句答话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行己有耻”，即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即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而这两方面的统一，则是一名合格的士，也就是一名完美的儒者的形象。荀子写了一篇题为《儒效》的文章，其中对于儒者的形象和社会作用是这样来描写的：“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美俗”就要不断修身，提高道德品质，以身作则；“美政”则要“善调一天下”，为社会制订各种礼仪规范、政法制度等，以安定社会秩序和富裕百姓生活。 基于以上对于“儒”、“士”、“君子”的基本社会使命的分析，可以说原始儒学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士”的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和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而且，从孔子、孟子到荀子，他们所提出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治国原则，都是十分具体的、为人处世中践行的规范和原则，而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形上学原理。 人们称孔子之学为“仁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孔子是把“仁”作为士君子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的。如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论语》一书中记载着许多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言论，其内容都是实行行为中所要遵循的各种具体规范和原则。如： 答樊迟问仁，一则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一则曰：“爱人”（《颜渊》）。 答颜渊问仁，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 答仲弓问仁，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答司马牛问仁，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 答子张问仁，曰：“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阳货》） 再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阳货》）“刚、毅、木、讷，近仁。”（《宪问》）以及有子说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等等，无一不是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 《论语》一书中也还记载着许多条孔子答问为政的言论，同样也都是十分具体实践行为中遵守的规范原则。如： 答子贡问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 答齐景公问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答子张问政，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 答季康子问政，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答子路问政，曰：“先之，劳之”，“无倦”。（《子路》） 答仲弓问政，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 答叶公问政，一则曰：“近者悦，远者来。”一则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 又答子张问从政，则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尧曰》）等等。 孟子除了进一步发展孔子以“仁”修身的思想外，又以推行“仁政”学说而著称于世，而其所论的“仁政”内容，同样也是十分具体的。如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而所谓的“正经界，”就是“分田制禄”，“制民恒产”（《孟子·滕文公上》《梁惠王上》）等。再就是他经常举以为例的周文王的“仁政”内容，即：“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以及“尊贤使能”（《公孙丑上》）等等。孟子对为什么要行仁政和为什么可能行仁政，也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但他的那些理论说明，大都是感性直观的。如他认为，因为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先王同样也有“不忍人之心”，此心发之于政，即是“仁政”等，来论证行仁政的根据。又以“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等“推恩”理论，来说明行仁政的可能性等等。 孔子、孟子在修身与治国方面提出的实践规范和原则，虽然都是很具体的，但同时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也就是说更多地寄希望于人的本性的自觉。所以，孔子竭力强调“克己”、“修身”（《宪问》）、“为仁由己”等。而孟子则以“性善”为根据，认为只要不断扩充其“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公孙丑上》），“求其放心”（《告子上》），即可恢复人的“良知”、“良能”，即可实现“仁政”理想。 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他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那么美好的，顺着人性的自然发展，必然造成社会的争乱。因此，必须用礼义法度等去化导人的自然本性，即所谓的“化性起伪”，然后才能使之合乎群体社会的公共原则和要求。所以，荀子在强调自我修养、道德自觉的重要的同时，更为强调“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如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又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故非礼是无法也，非师是无师也。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荀子·修身》）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么，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原始儒家在先秦春秋末至战国时期，是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他们提倡的道德修养学说在“士”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们设计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则因其主要精神，即一统天下和礼义王道为上等，太脱离当时诸侯称霸、群雄割据的社会现实了，因而始终没有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采用。所以，原始儒家学说与以后成为实际社会制度依据的儒学不同，它还只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在我们以下的论述中，人们将会看到，分清这种差别是非常重要的。两汉儒学 汉初统治者为医治秦末苛政、战乱造成的社会民生极度凋敝的状况，采用了简政约法、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方针政策，以恢复社会的生机。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上则主要是推崇和提倡黄老道家学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才有所变化。不过，这并不是说儒学在汉初社会中一点也没有起作用。儒学在传授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对汉初社会仍然是很有影响的。儒家所推崇的历史文献——“六经”的教授和研究，也是得到官方的肯定和重视的。荀子的学说在汉初儒家中影响很深，“六经”中的《诗》《易》《礼》《乐》等学，都有荀学的传承。同时，荀子作为先秦诸子和儒家各派学说的集大成者，他那广采各家学说之长的学风，对汉初思想的开展也有很大的影响。 如，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学说中，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这是以后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重要根据。但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这里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术”。 董仲舒对于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理方面，而更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董仲舒研究的春秋公羊学，是一种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学说。公羊学认为，《春秋》经所载对于各类社会事件的判断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某种法典的意义，可以作为当今社会（汉王朝）判断各类事件和评价人物的依据和范例。这也就是当时社会上相当流行的所谓“春秋断狱”说。由此，他们进一步又认为，《春秋》经中所说的“三统”、“三正”、“三世”等理论，都是为汉王朝的建立作论证的；而《春秋》经中所提到的各种礼义法度也都可以为汉王朝所效法。于是，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藉以揭示孔子作《春秋》之宏旨及其包含之微言大义。他认为，“《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玉杯》）“《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竹林》）所以，他引述子夏的话说：“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俞序》）董仲舒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如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就明确表示说：“余闻董生曰。”同时，他也竭力强调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史记》“太史公自序”）无怪乎当时就流传着所谓孔子作《春秋》“为汉帝制法”的说法。 《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而孔子所作的《春秋》又居然是为汉王朝制订礼义法度，那么孔子应当放在什么地位上呢？董仲舒与汉儒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称号：“素王”，即一位没有实际王位的王。这样，儒学就开始与当时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了起来。不过，这在董仲舒时代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直至东汉章帝时，由皇帝亲自主持召集大儒们举行了一次“白虎观”会议，会后由著名学者班固整理纂集，公布了一个官方文件：《白虎通德论》，这才真正完成了把儒家一部分主要学说转变为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律条，以及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从此以后，儒学已不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学说了，而是同时具有了一种社会制度方面的律条的作用。 与儒学政治制度化发展过程的同时，两汉时期也出现了一股把儒学宗教化的倾向。在董仲舒和当时流传的纬书中，不断地把“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如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并且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的等等一整套宗教神学理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自然也就成了教王。为了神化教主，在当时流传的大量纬书中，不仅把孔子说成是神的儿子，而且把他的相貌也描绘成与一般凡人极不相同的怪模样[5]。同样，为儒家所推崇的历代圣人，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在纬书中也统统被装扮成了与众不同的神。又，这些纬书都是以神话和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说来附会地阐释“六经”以及《论语》《孝经》、“河图”、“洛书”等，这些也可以视作是配合当时儒学宗教化所需要的儒教经典。再有，由秦汉以来逐步完备起来的儒家礼仪制度（可参看《礼记》中的“冠义”、“婚义”、“乡饮酒义”、“聘义”、“祭义”等篇的内容），也为儒学的宗教化准备了仪式上的条件。从两汉儒学发展的历史看，儒学的宗教化是与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关的，是同步进行的，前者是为使后者得以成立和巩固服务的。 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 到了汉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礼教（名教），一方面成为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然感情的东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玄学乘此流弊而起，调和名教与自然（性情）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强调以“自然”为本。并且在理论学说上，玄学也明确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后汉书》卷十二“袁宏曰”）。所以，自从玄学诞生以后，儒学尽管在政治制度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已为玄学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东晋南北朝以后，以至于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超过了玄学，在士大夫的思想修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末的约七百年间，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 尽管这一时期儒学文献方面的研究也并没有中断，但像唐朝孔颖达编纂的《五经正义》之类的著作，除延续汉儒和玄学家的观点外，并没有多少新意。所以，儒学在人们的思想修养方面，也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后人在评论儒释道三教的社会功能时，常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宋孝宗赵昚语，转引自刘谧著《三教平心论》卷上）这种说法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佛道的学说在人们的修身养性方面所起的作用远比儒学为大。 两汉时期儒学性格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儒学的两个层面的社会功能的消长等，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宋明理学 佛道学说对广大士大夫修养身心方面的巨大影响，引起了一部分儒者的不满与不安。他们认为，以佛道理论修身养性将使人们不守儒学礼法，从而危及社会的统治秩序。于是，他们以佛教提倡出家有违忠孝之道，僧侣不仅不从事生产，而且其佛事活动、庙宇建筑等又劳民费财等为由，大肆进行辟佛。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辟佛言论，大致就出于这样的背景。但是，也有另一部分儒者则注意到了佛教理论并不是完全与儒学相冲突的，只要利用得好，可以与儒学互补，起同样的效果。如韩愈的好友、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就指出韩愈对佛教的批评是肤浅的，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即指责韩愈不懂得佛教理论中所包含着的精华。他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93;然，不与孔子异道。”（《柳宗元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这是说，佛教中有些道理是与儒学的《易》《论语》中所说道理相合的，如果认真地研究和实践，它对人们性情修养所发生的作用，与孔子儒家所说的道理没有两样。而再有一些儒者则更为高瞻远瞩，他们借鉴佛道心性形上学理论，主动地去到儒学内部，发掘可与佛道相抗衡的理论与经典根据，并据此建立起儒学的心性修养的形上学理论体系来。 在这方面，韩愈的弟子李翱是最有远见卓识的。他说：“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道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问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复性书》）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儒家关于探求性命原理的著作虽然存在，可是由于儒者不了解和不能发明，所以一般人都走向了佛、道。不了解情况的人，都以为儒学不足以探明性命的根本原理，许多人也信这种说法。现在有人向我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我将尽我所知告诉大家。于是我就写成文章，揭示出性命之学的源头来。这样，儒学中几乎断绝废弃的道理，也许能继续传下去。那么，李翱所发掘出来的，保存了儒学探求性命原理的，究竟是哪些经典呢？我们从他所著的三篇《复性书》中所征引和列举的内容看，主要是《易》和《中庸》。李翱的这番论述和发明，在儒学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易》和《中庸》正是以后宋明性理学家发挥儒学性命形而上原理，并用以与佛、道抗衡的主要经典依据。被推誉为理学开创者的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无一例外地都是借阐发《易》理来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的。 性 儒学理学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不过，他们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不是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因为，汉唐以来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虽然也有某些变化，但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它一直受到当权者的全力维护，而并未中断。因此，性理学家所要复兴的儒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他们希望重新充分发挥儒学道德修养方面的社会功能，夺回被佛、道占据了七百年优势的身心修养、思想理论领域。再则，性理学所复兴的儒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也都与先秦原始儒学有了很大的不同。 前面在说到原始儒学时，我们说它主要是一些具体的伦理道德规范、治国安邦的实践原则。也就是说，原始儒学告诉你的主要是日常行为中应该做些什么和怎么去做的规范、原则和方法。而对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尤其是这么做的根据何在等形而上理论问题则很少探讨，有时即使说到一些，也十分简略。然而，在佛、道两家的学说中，则对世界、社会、人生等问题中的形上学理论有较多和较深入的探讨。这也正是李翱所说的，人们“皆入于庄、列、老、释”的原因。性理学家接受了这个教训，所以他们在阐发原始儒学的基本实践原则时，竭力从形上学理论方面给予提高。性理学是在构筑起了一套“天理”、“良知”的体系之后，才使儒学在形上学理论方面能与道家的“道”，佛教的“实相”、“佛性”等形上学理论体系相抗衡。 在把原始儒学的实践原则提升为一般形上学原理方面，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仁”的阐发。前面我们列举了许多条孔子回答弟子们问仁的资料，其中无一不是具体的实践条目，然而，到了宋明性学家这里，仁除了这些具体实践条目外，增加了大量的形上学原理。如程颐在论“仁”时曾说：“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这个比喻表明，程伊川已把“仁”提升到了“义理”的高度。而所谓的提升到了“义理”高度，也就是把“仁”从具体的行为规范，提高到行为规范的“所以然”来认识。这也就是伊川所说的：“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同上卷第十五）在孔、孟那里，“仁者爱人”，仁与爱是浑而为一的，仁即是爱，爱即是仁，并没有去区分仁爱的性情体用关系。然而，到了性理学家手中，这种区分就成了首要的、原则的问题了。所以，伊川反复地强调，仁与爱之间存在着的性情体用区别，是绝不容混淆的。他在一次答弟子问仁时说：“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后人遂以爱为仁。恻隐固是爱也。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孟子言恻隐为仁，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则不可便遗之仁。退之言：‘博爱之谓仁’，非也。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同上卷第十八）又说：“恕者，入仁之门，而恕非仁也。”（同上卷第十五） 朱熹进一步发挥了程氏的思想，而且把“仁”为“理”的道理讲得更加清楚。这里我们引几条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仁”的解释，以见其大概。如： “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论语·学而》注） “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孟子·尽心下》注）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中庸》章句） “仁者，本心之全德。……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论语·颜渊》注） 由上可见，宋明清儒学之所以称其为性理之学，正是由于他们在理论上与原始儒学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宋明清性理之学对儒学的重大发展，是与它积极吸收和融合玄学、佛教、道教（和道家）的理论为己所用分不开的。理学所强调的“天理当然”、“自然合理”等，当然与玄学的“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王弼《周易略例·明彖》），“依乎天理”（郭象《庄子·人间世》注），“天理自然”（同前《齐物论》注），“自然已足”（王弼《老子》二、二十等章注）等思想有联系。而理学核心理论中的“理一分殊”、“体用一源”等，又显然吸收于佛教，其中尤其是与佛教华严学中的“法界缘起”，以及“六相圆融”、“理事无碍”等理论的启发有关。至于王阳明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卷下），则更是明显地表现了儒佛的融合。其中，前两句不就是从佛教的“不思善不思恶”、“本性清净”、“念起欲作”等理论中变化出来的吗？通过这些基本理论的发展，性理学也大大地丰富了儒学的知识论和修养论理论。 宋明性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宋明以后，儒学这种两个层面两种社会功能的一致化，使得许多本来属于伦理修养层面的问题与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而分割不清。而且由于伦理修养层面是直接为政治制度层面服务的，常常使得本来建立在自觉原则上的规范，变而为强制人们接受的律条。而这种以“天理”、“良心”来规范的律条，有时比之明文规定的律条更为严厉。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曾尖锐批评封建统治者利用性理学之“天理”、“良心”来置人于死地，它比之用明文规定的“法”来杀人更为利害，且无处可以申辩。所以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这是对性理学所引生出的社会流弊的深刻反映。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人们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斥其为“吃人的礼教”，高喊要“打倒孔家店”等等。这在当时反封建制度的革命情势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这种对儒学简单的全盘的否定，也是不科学的。这里显然没有分清先秦原始儒学、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与宋明性理学儒学这些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儒学之间的质的区别。同时，显然也没有分清自汉以来，尤其是自宋明以来儒学所发展出来的两个不同层面及其不同的社会功能。而这正是我们探求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需和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走进古代 神交古人 作文800字
从浩瀚的文海中，翻阅历史的长卷，从历史的长河里，撷取美丽的浪花。我分明看见，在那浪花的巅峰间，在那长河的低谷里，文字，记录了历史，文字，澎湃着自然。历史是昨天的事情，是沉淀的昨天，这是做学问的人研究的事情，而我更喜欢历史里咏颂的自然。历史是固定的，而先哲诗人笔下的自然，还在鲜活的存在着。存在着连他们都不知道的事情，他们业已成为了历史，而他们咏颂的自然，至今仍在生息，经他们生花妙笔打扮过的自然，成为了后人追捧的圣地，而他们，被铭刻在历史中，成为了人文景观。
诗人，首先是人，然后才会写诗。诗是他们对人生的感慨，诗是他们对自然的提炼，诗是他们对人生自然浓缩的精华。于是，因为人们喜欢，这些文字被留了下来，因为人们爱戴，他们的名字被载入史册，因为贴近生活，他们的文字被口碑传送。试问，有多少脍炙人口的诗句，至今不是还被人们当成经典吟唱吗？ 我喜欢自然，当然还是偏袒倾向描写自然的诗句。从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说起，这位开宗的大师，生在长江边，长在庐山下，他的祖辈为官做仕，在学而优则仕年代，他也不得不走这条路。然做过一任小官后，便“不堪吏职”辞隐了，在田园牧歌中寻找精神寄托。他的《桃花源记》，他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日荷锄归。”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 江南水土的养育，愤世嫉俗的经历，饮酒豪爽的性格，都化作了对自然的热爱，演变成文思喷涌的奇才。在古稀有六的年龄，他偎着长江，枕着庐山静静的睡着了。至此，历史上少了一位官，多了一个诗人，在中国历史的文坛上，他以自己的辉煌，奠定了百世田园之主的地位。影响着诸如李白，杜甫这样的诗坛大家。 不禁想到诗仙李白，这位让人记不起唐朝，记得起李白的诗圣，更是追寻山水，歌咏自然的霸主。“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仅此两句，大气回肠，神来之笔，可谓集天地之灵气，昭日月之精华。他的诗太多了，太美了，轻柔的可听见声响，涌动的可看见激流，描绘的可走进其中，奇思构想的如入仙境，一缕仙气飘渺而来，聚集成一股霸气，一股无人超越的霸气。 诗人欣赏自然是抒发，诗人抒发来自自然的灵感。他们视天地是万物的旅舍，看光阴为匆匆过客，更把人生比作南柯一梦，不失时机的相聚桃李园，赏花吟诗，相邀明月，把酒问青天。 捧月的众星罗布天际。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多么令人叫绝的诗句，诗情画意，画意诗情，后人因此而作画追寻那诗中的意境，这字字珠玑真的是来自天籁之音，真的是无与伦比的境界。那“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的豁达心境，或人或仙的情怀，想象力之丰富，比拟之奇妙，韦应物先哲同样奠定了自己唐朝诗坛的应有地位。 历史在走，一页一页的再翻过，再续写。先是诗人后为散文家的徐志摩先生，本来学的不是文学，他本来可以走上另一条路。但他接受新事物，不耻社会的丑陋，不满束缚的婚姻，拜梁启超为师，崇拜留学国度的浪漫诗人雪莱和拜伦，崇尚大自然的唯美，走上了文学之路。 《康桥月色》，《再别康桥》，融进异国他乡的情调，更抒发自己的情怀，赞叹自然的美丽。《雪花》，那纯情的诗句，《我来扬子江买一把莲蓬》，那思念与怀情，读起来层层入境。 自然山水，在他们的笔下灵动升腾。翻阅着，捧读着，崇拜着。感慨着，思想着，澎湃着。我喜欢真实的自然，我同样喜欢神游在文字的自然里，我不由的妄想，我真的似乎探摸到了诗人的脉搏，他们分明在轻轻的搏动，穿越了历史，跨过了时空，在搏动，在搏动…… 对于人生哲学，思想家是达之以理，诗人是表之以情，可以不借宗教之力而精神有所寄托，苦闷有所抒发，正如朱敦儒所云：“不修仙，不佞佛，不学栖栖孔子。” 但反观历史，诗苑中的顶尖之作无一被历史偏爱，或许这正如一些人所说的“文章憎命达，作品憎溢美”，同时也证明了“短烁”与“长存”的铁律。 人心叵测，天心不颇。 大凡饱尝苦难的文人墨客，往往名留青史。世间之事，各有其规，正所谓：圆行方止，各适其宜。艺术与功利形同圆方难以相融。写作乃高雅之事，与功名殊，与富贵舛，与世俗乖。之所以自古哀怨起骚人，是因为中国士大夫“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迹”。志起于穷，思源于厄，文成于愤。人达多变，装腔作势，安能复有佳作耶？ 文不因赞而显，名不因谀而彰。正如韩愈《答李翊书》道：“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善，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 李白，这位不用溢美，其美自显的实力派诗人，这位中国历史上留下名篇最多的大家之一，他不是文学理论家，也未研究过诗论，但他深谙诗道，且以行代知，诗苑之果被他摘半。除了“诗仙”还应荣膺“诗坛巨擘”的美誉，可用一字概括其诗道：狂。凡文人必狂，梁简帝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只是方式不同：屈原之狂与李白之狂迥异；司马迁之狂与刘勰之狂有别。李白是狂而不傲。天宝初年，李白供奉翰林亦如此，他的许多举动亦属飞蛾扑火，然而客观上却成全了他那辉煌的艺术。 有一个事实很容易被忽视，即李白的成就不完全是天才使然。天资聪慧，少已出众，是事实，然而比其优秀者有之，却没能取得同样成就。个中原因乃在于其更具有按照艺术规律行事的自觉。他不善溢美，相反近于苛刻地严格要求自己，其大部分作品皆因不满而自毁，留下不过十分之一。谁能想到连脍炙人口且悲且壮，令人泣血，读之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的《蜀道难》也几次欲毁，在好友贺知章的劝说下才勉强保留下来。在李白心中，艺术之难难于蜀道。不知在李白面前，溢美者汗颜乎？ 北宋苏轼是其人倒霉、其作流芳的代表。“乌台诗案”后苏轼霉气不散，祸事接踵，几乎无一日宁，无一天乐，曾两次欲自裁了事，未遂。其曾自嘲，总结自己一生：心似以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生平功业，黄州惠州儋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