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哪个版本好,国富论哪个版本的好

【编者按】自清末国人初闻亚当·斯密以来，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曲折、摇摆的过程。三个译本的完成背景，也映照着百多年来中国经济学及其主导思想的发展变化。

经常外出或旅游，尤其是去欧美国家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很多酒店的床头柜里会放着一本《圣经》。在19世纪的美国，还有一本书有过这样的待遇，那就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巨著《国富论》。

从1776年问世至今的240年里，多少名人大家对这部著作不吝赞美之辞，已无需多言。斯密在世时，《国富论》出过5版，以后一版再版，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这位终身潜心研究的学术大师一生没有过任何商业实践，却准确把握住了商业社会兴起时的趋势和朝向，他所主张的市场机制、自由竞争、最小政府等，开启了一个认识财富增长的新时代。今天，大多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无不获益于这位古典政治经济学开路人的先知。

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发展成绩有目共睹。然而，亚当·斯密及《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并不那么顺利，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影响，我们对其经济思想的判断、选择经历了一个曲折、摇摆的过程。

传教士推介

《国富论》成书时，中国正值清朝乾隆四十一年，尚处“康乾盛世”。在西方一波接一波的“中国热”中，这个长期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东方国家，也引起了斯密的浓厚兴趣，多次在《国富论》中出现。而斯密及《国富论》传入中国，还要百年之后。

光绪二年（1876），驻英大使郭嵩焘抵达英国，开始外交活动。其间，他考察了英国的政府、企业，甚至监狱，深切感受到中国与这个“人品学问，蒸蒸日上”的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与日本官员讨论“查考英国税课当看何书”时，得知“一种曰阿达格斯密斯（Adam Smith，亚当·斯密），一种曰长斯觉尔密罗（John Stuart Mill，约翰·穆勒）”。随行的副使刘锡鸿也在笔记中提及此事：“正使叩以查考英之税课当看何书，井以书名《威罗士疴弗呢顺士》者为答。威罗士者，丰也；疴弗呢顺士者，国也，书言丰裕其国之道，故名。此书系挨登思蔑士所著，难于翻译，非习英文者不能翻译。”《威罗士疴弗呢顺士》即《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挨登思蔑士即亚当·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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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京师同文馆的副教习汪凤藻在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的指导下，将英国经济学家亨利·法思德（Henry Fawcett）的《政治经济学手册》（The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翻译成中文并以《富国策》为名出版，此为第一本系统传入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著作。该书多次提到亚当·斯密，称呼“斯美氏”、“斯密氏”、“司美氏”，并对其分工论、价值论、税收理论作了阐释。此后，斯密及其经济观点常在各种著述中被提及，如1885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编译的《佐治刍言》，1886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编译的《西学略述》《富国养民策》，等等。1894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后改名为《泰西新史揽要》，第一次准确指出《国富论》的出版时间：“1776年英人师米德雅堂著《富国策》一书，镂版通行，立通商之根本，新策既行，旧章尽废，诸英人所创之新机至是始大用之而大效矣。”只不过，李提摩太在这里用了《富国策》指代《国富论》。

严复和《原富》

西方经济学在晚清的传播是缓慢而零散的，当时中国人对亚当·斯密及论著的知晓，也多少有点“道听途说”的意味，用语更是不一而足。这些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孙大权看来，只是以在华外国传教士为主体，向中国“推销”经济学的一系列活动：“真正开启《国富论》在中国传播历程的还要从严复算起，以严复翻译的《原富》作为标志，中国人开始主动引进西方经济学这门学科。”

甲午中日战争后，国人开始对战争失利的教训进行深入反思，随后的清末新政又使得引进西学成为一种潮流。《原富》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作为“清末输入欧化之第一人”，严复用了索罗尔德·罗杰斯（Thorold Rogers）教授编校、牛津大学出版社1869年初版、1880年再版的《国富论》，在1896年10月到1901年1月底间，完成了中文翻译，后由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出版，共8册，取名《原富》。在“译事例言”中，严复明确表示，“文多繁赘，而无关宏旨”、“所言多当时琐节”……都予以“删削”、“删置之”，或者“概括要义译之”，所以《原富》篇幅有所减少，但基本涵盖了《国富论》五章的主要内容，共计40余万字。此外他还强调“故不佞每见斯密之言，于时事有关合者，或于己意有所枨触，辄为案论”，以致《原富》有多达310条按语6万多字。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赖建诚将这些按语归为7类：说明《国富论》成书时，与译书时的欧洲情况相异；补充原文说明之不足；评论原文说法；以中国式的说法与原文相比较；以中国经济与欧洲相比拟；借洋之例以喻中国之失；译自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之注语（赖建诚《亚当·斯密与严复》）。

一减一增，再加上文字古奥，《原富》对《国富论》的忠诚度有多少，长期受到质疑。赖建诚就认为，斯密《国富论》中的几个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和概念——“看不见的手”原理、自利说、钻石与水的悖论，在《原富》中都没有翻译出来。为了给严复“洗冤”，孙大权特地翻出已经泛黄卷边的商务印书馆版《原富》，一一找出对应内容：“严复的确没有‘看不见的手’这一原话，但其作用原理还是翻译出来了；钻石与水的悖论已经完整译出，只不过位置变了一下，按原文本应在部甲篇四《论泉币之始》的结尾却移到了部甲篇五《论物有真值与市价异》的开头；自利说在部甲篇二中也有相应描述——‘人，自营之虫也’。”他同时强调，严复如此看重“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讲究翻译的信、达、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谈不上有意歪曲、误解、改写亚当·斯密，“只不过今天来看严复的翻译，的确有些问题，在‘雅’上面有点走偏”。

在孙大权看来，严复翻译较真，几近迂腐：“比如‘资则是‘解释’和抑制这种失衡的无奈选择。”亚当·斯密在这一时期几无讨论的必要，而顾准超前的思想深度也使其成为凤毛麟角般的坚守者。

重新认识“富先生”

据钟祥财回忆，1986年他到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那年经济所和华东师范大学一起举行了“纪念《国富论》出版210周年、《通论》出版50周年学术讨论会”，“当时是小范围开的，不太敢讲亚当·斯密，讲凯恩斯可以，因为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政府为主导嘛。”钟祥财介绍，1980年代是中国改革启动和最有活力的一段时间，西方正好也在进行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大调整，于是重新掀起了“斯密热”。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提出搞商品经济到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促使《国富论》再次得以传播。据保守统计，1978年以后发行的中文版《国富论》就有二三十种，包括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杨敬年版、新世界出版社的谢祖钧版、华夏出版社的唐日松版、人民日报出版社的胡长明版等等，销路都非常好。孙大权认为，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重读《国富论》，是因为斯密主张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关乎中国的改革、开放，斯密思想的现实价值和可行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杨敬年在其译著序言中就明确提到：“我们今天正在从僵硬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中摆脱出来，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业，不论在客观事物方面，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头脑中，都充满了矛盾。”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学习经典，学习亚当·斯密的思想，一定会对“学问和事业有所启发”。杨敬年译本根据的是斯密生前最后一版，即第五版，有页边注、注释和导读，非常便于普通学者学习，从2001年第一版至今印刷了16次，共发行了7.2万册。

值得一提的是，杨敬年1998年开始翻译《国富论》时，已经90岁高龄了。在今年9月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纪念《国富论》发表240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前，杨老还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稿，详细介绍了当年翻译的经过以及自己译本的特色。遗憾的是，就在会议举行前一周，杨敬年先生逝世，令与会的国内外学者震惊和悲痛。这位70岁重返讲台，86岁退休，90岁笔耕不辍，100多岁还通过电话给学生上课的老学者，没有博士生导师头衔，却获评牛津大学荣誉院士。钟祥财特别撰文对杨老的学者风范表达了钦敬之情，他同时表示，老学者重新翻译《国富论》，证明我们的学术研究到了一个需要再丰富、再认识斯密的时候，需要通过中国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发展它。

斯密思想还活着

“240年前的斯密不可能预见到今天的事情，也想不到中国现在的情况，他当年所要实现的目标和使命与我们有天渊之别。”尹伯成表示，虽然历史已经证明斯密思想的局限性，比如资本主义合理性、自利即公益的市场万能、政府只是“守夜人”，等等，但不能因此就说亚当·斯密成了明日黄花，予以否定。尹伯成进一步强调，在经济学术史里从来没有谁替代谁一说：“凯恩斯理论出来后掀起了‘凯恩斯革命’，一度有人觉得过去的经济理论比如自由竞争理论都过时了；萨缪尔森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综合起来，形成了新古典综合学派，后来称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到现在为止，西方经济学教材基本遵循的还是萨缪尔森的框架。从中也可以看出来，经济学思想的演进是 ‘扬弃’的，是在前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钟祥财也表示，否定历史肯定要吃亏，把前人的理论积淀抽走的话，底子就不牢了。武汉大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教授颜鹏飞特别重视对经济学经典的重温，他认为，经典的魅力在于引诱人们一次又一次穿越历史时空，寻找时代对接点、理论闪光点和增长点：“《国富论》的当代价值和理论张力在于，在重读这一经典时必须思考诸如什么是发展，怎样厘定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如何建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等问题，并在解读和反思中不断得到启迪。”

“斯密思想是不是还活着，关键看后人怎么用。”尹伯成从斯密作为市场经济理论奠基人的角度，根据其关于财富增长、社会分工、收入分配、自由竞争、政府职能等的论述，提出以下几个值得借鉴的方面：一，国民财富要靠实实在在的生产劳动创造出来，要靠

本’一词，当时的公文书里早就出现了，《富国策》里也这样用，但严复觉得还不能完全表达西方词语的意思，便翻译成‘母财’。还有‘银行’一词，在华外资银行的中文名一开始就称为某某‘银行’，已经在中国使用了几十年，他也不愿意用，坚持认为‘版克’好……严复希望建立一套新的学术术语体系，最后失败了，能够流传下来的很少，但‘供求’就是他最先翻译出来的。”

一些学者对《原富》内容的责难，主要是对严复翻译《国富论》动机存在疑虑。如著名的中国学家本杰明·史华慈就在其1964年出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写道：“在严复的关注中，占突出地位的仍然是对国家存亡的极大忧虑……《国富论》风行的时代，正是英国富强的盛期，这个榜样也许对严复较有吸引力，愿意把它当作学习的对象，当作追求富强的处方来用。”赖建诚也认为，严复的主要关怀不在于经济学理的析辨，而在于如何使国家经济富强。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钟祥财指出，史华慈有过一个判断，即西方价值观念在中国近代的传播过程中，是被当作工具来理解和接受的：“这个判断，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正确的，而严复却是一个例外。”他同时指出，史学界早就有人论证过，严复并不是在工具意义上引进亚当·斯密的。孙大权也认为，《原富》的初衷是要引进一个学科即西方经济学，间接目的才是为了国家富强：“严复认为，中国富强的根本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开民智的主要途径在于引进各种西学，西学的重要学科为经济学（计学），而经济学的源头就是亚当·斯密的《原富》。在严复那里，富强并不是直接的、功利的，而应是学术革新带来的。”

事实上，严复选择斯密及将《国富论》译介到中国来的逻辑非常清晰。他在《原富》译事例言中，首先强调了计学的重要性：“夫计学者，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则系乎黄种之盛衰。”严复清楚计学（经济学）是西学的一种，亚当·斯密也非计学的唯一代表，但“独其择焉而精，语焉而详，事必有证，理无臆设。而文章之妙，喻均智顽，则自有此书而后世知食货为专科之举。此所以见推宗匠，而为新学之开山也”，可见，严复已精准地把握了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源而非流。在写给时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张元济的信中，严复也强调了《国富论》的意义：“此书的系要书，留心时务、讲求经济者不可不读。盖其中不仅于理财法例及财富情状开山立学，且于银号圜法及农工商诸政、西国成案多所征引。且欧亚互通以来一切商务情形皆多考列，后事之师，端在于此。又因其书所驳斥者多中吾国自古以来言利理财之家病痛……”从计学，到斯密，再到《国富论》，严复很有针对性，包括后面引进的逻辑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等，每个学科里，他都挑选了自认为最有代表性的作者著作进行翻译。

《原富》出版后不久，在知识圈内已有明显影响，“但局限在文化素养高而且喜爱西学的维新知识分子”（俞政《严译〈原富〉的社会反应》），最直接的代表就是梁启超，他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发表《绍介新著〈原富〉》，肯定了严复的贡献，但也坦言了《原富》面临的读者群尴尬，“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他在后来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也坦言：“然乡曲学子，得读之者百无一焉，读之而能解其理者千无一焉，是岂不可为长太息也……”梁启超并不以经济学见长，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使他在中国经济思想界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他在里面用了最多的笔墨介绍斯密的学说。据孙大权介绍，梁撰写此书就是受严复影响，因为严复无暇介绍计学源流，他才代笔，“吾欲以此书为读《原富》者之乡（向）导云尔”。

内容删节，难见全貌；用语晦涩，不利流传。这也是《国富论》后来的翻译者郭大力和王亚南觉得有必要重译的部分原因。他们在1931年1月20日写的译序中说：“三十年前出版的严几道先生的改名为原富的那个译本……文字过于深奥，删节过于其分，已经不易从此窥知原著的真面目。”当然，他们承认《原富》译本“终不失为中国翻译界的一颗奇星”：“在科举快要废止的那几年，投考的秀才举人，只要从原富引用一句两句，就会得自命维新的主考人的青眼，而高高的挂名于金榜。”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尹伯成表示，《原富》在当时整体社会影响不大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这个需要：“《国富论》发表时，英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制度了；100多年后的中国清朝末年，仍然是封建制度，危机四伏，没有通过发展自由的市场经济来把国家经济和生产力搞上去的背景和土壤。”这一点，王亚南在1965年5月写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改订译本序言中也谈到：“以《原富》为名的译本，在1902年出版以后却不曾引起任何值得重视的反响。这当然不仅是由于译文过于艰深典雅，又多所删节，主要是由于清末当时的现实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和它的要求相距太远。”

对《原富》的评价，见仁见智，钟祥财就认为《原富》并非纯粹的翻译，相当于四个方面知识融合在一起，包括斯密的思想、斯宾塞对斯密的解释和发展、严复自己的评论，以及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比较。要衡量严复传播斯密经济思想的意义，钟祥财认为应有两个尺度：一是取决于被传播的经济思想的本身价值，二是看这种经济思想是在什么情况下被传播到了哪里：“斯密的历史地位及《国富论》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价值，已无需赘述；就第二点，我在整理严复资料时有一个发现，足以证明就中国当时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严复可能是对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理解得最准确的人。”

这个发现就是严复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关注。严复没有直接谈到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但在《原富》按语中对个人利益的正当性给予了肯定，批评了否定个人利益的危害性——“故天演之道，不以浅夫昏子之利为利，亦不以谿刻自敦，滥施妄为者之义为义，以其无所利也。庶几义利合，民乐从善，而治化之进不远欤。呜呼！此计学家最伟之功也”。钟祥财认为，从中可以看出严复的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倾向：“在严复的阐述中，自由、民主、平等作为价值理念，既是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也帮助实现了社会进步、国家富裕的整体目标。可见，从方法论个人主义出发，个人利益的增进与国家整体的发展不仅不矛盾，后者还是前者的必然结果。”他指出，抓住对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一致认可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严复更接近亚当·斯密：“这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非常难得，也造成了严复的孤独。后来的学术界都没有人理解严复为什么翻译斯密而不是李斯特，毕竟中国已经吃了英国的亏，应该跟德国一样去赶超，但严复对斯密经济思想的传播是有着长远考虑的。”钟祥财进一步解释说：“在严复看来，革命解决的无非是一批人和另外一批人的问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革命结束后，这些人身上的问题，在别人身上也会有；这里有的问题，其他地方也会出现。所以严复认为，观念、制度和教育水平的改变非常重要，要慢慢来。他希望通过《国富论》等的翻译出版，转变和提高国人的观念和素质，培育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自由竞争的制度，从而实现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钟祥财感慨，这样的理念和抱负，使得严复成为他那个时代中最接近亚当·斯密的中国人。

就严复传播《国富论》的历史地位，孙大权把他定位为中国主动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第一人：“这里的关键词是‘主动引进’，不是第一个，而是第一批人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严复是个标志性的人物，《原富》是个标志性的事件，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发展史的一个新阶段。”

取“计划”舍“市场”

1923年恰逢亚当·斯密诞辰200年，在向西方学习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主流的情况下，国内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当时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在第20卷17号就刊出了纪念专集，里面写道：“我们觉得斯氏的学问和人格不仅可为后世经济学者的师表，就是其他学问家也可奉为模范，所以我们以为纪念他的不必限于研究经济学的，无论何人都应该在这位经济学始祖的二百年诞辰表示一种相当的敬意。”这一期还发表了一批专题研究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成果。另外一本纯学术杂志《学艺》也出了“纪念亚当斯密专号”，还做成专书，收入《亚当斯密之价值论》《亚当斯密之工资论》《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关系》等文章，基本涵盖了当时学界对于亚当·斯密的兴趣点，非常详细。

这个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必然要从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斯密及其著作予以关注，这就是1931-1932年郭大力和王亚南译介《国富论》的背景（晏智杰《〈国富论〉与中国》）。王亚南后来在1965年的改订译本序言中也说：“我们当时重新翻译这部书的动机，主要是鉴于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资本主义

前途可言。我们当时有计划地翻译这部书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论著，只是要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准备。我们知道《资本论》就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在批判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有一些熟悉和认识，是会大大增进我们对于《资本论》的理解的。事实上，我们在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也确实深切感到亚当·斯密、李嘉图著作对我们的帮助。”与严复引进一个学科的动机不同，郭、王二人重视亚当·斯密及《国富论》角度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源头之一，有点“知己知彼”的意味。

很明显，克服严复《原富》的缺点自然就成了郭、王版本的长处，即从有删节的文言文版本变成了全译的白话文版。当时就书名还有过争论，毕竟“原富”流传的时间较长，很多人认为比“国富论”更为准确，而后者最先是日本学者所译的书名。孙大权还补充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之前困扰严复的很多经济学术语，到了郭、王这里已经不成问题了：“当时的留日学生把日本的汉字经济学名词传到了中国，郭大力、王亚南用流行的经济学名词进行翻译，无疑更有利于向大众传播。”郭、王翻译《国富论》时都很年轻，二三十岁左右，翻译的速度非常快，1931年、1932年分别推出上下册，最早由神州国光社刊发，出过2版，1936年中华书局再版，发行量很大，标志着斯密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彼时，伴随着多种经济学说的传入以及中国学者知识结构的丰富，他们选择与判断的态度进一步明确，对经济思想开始有多元化的理解（张申《〈国富论〉及其经济思想在中国的百年传播》）。但在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兴起的情况下，斯密学说无疑更多是被当作“反面”来学习的。1936年《国富论》发表160周年时，《食货杂志》开辟“斯密亚丹专栏”，陶希圣撰写文章探讨斯密思想，他对这位经济学创始人的洞察力非常钦佩，但明确指出斯密的自由主义不能救治中国，因为“在扫荡反动的社会残余上，自由主义虽有盛大的任务和功绩，为了发展这个由半殖民地向全殖民地衰歇的中国，使他从末期的国家独占资本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道路”，他认为中国需要的是有计划的、国家主导下的统制经济形态，私人资本自由竞争这种“无组织的方法”“没有希望 ”。

1933年《申报月刊》在知识分子当中发起了一场“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当时在上海各高校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学者唐庆增发表文章《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明确宣扬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我国今日……财富之增加，非实行个人主义，殆无由达其目的也。……获得（Gain）为人类本性，现代化之障碍，既已除去，人民必乐于经营企业，获利愈多，则人民皆自动的投资，不患资本之无着。如果实行……（统制经济）则人民之获利之希望小，甚而竞致灭绝，则资本之本源，更形缺少，所谓新生产方法新企业等，皆将成为泡影，国人将永远陷于穷困而莫能自拔矣。”就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的关系，他认为要“以私人经营为原则，私人不愿意承办，或无力经营者（如重工业）应由国家举办”。

唐庆增早年在哈佛求学，深受“尊重传统，回归古典”的学风影响，经济思想倾向英国古典派，尤其是亚当·斯密。在他不同时期的著述中，都能看到亚当·斯密的理论介绍，比如1930年的《西洋五大经济学家》、1933年的《唐庆增经济演讲集》及1936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钟祥财认为，在当时多数人都坚信市场经济或自由竞争机制已经过时的氛围中，唐庆增一反主流，难能可贵。孙大权认为，中国近代许多学者赞赏斯密的经济学术贡献，却反对其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唐庆增是中国近代少有的“斯密主义”者。

其实，从1931年郭、王版《国富论》发表开始，为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传播斯密思想的做法，几十年都没有变过，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解放前，国内外形势严峻，都在打仗，谁还去研究经济思想；解放后我们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全面否定了市场经济，斯密思想就更没有用处了。”据尹伯成介绍，《国富论》被看重的只是其经济学术价值而非现实价值。比如王亚南就认为，历史很快地显示出了《国富论》的局限性和错误观点：“资本主义经济已开始逐渐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从此，斯密强调的自由又自然的体制，已经失灵了。……尽管一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还在不同意义上强调着自由市场经济，还在宣扬着资本主义的改造或再生，但作为资本主义成长时代的斯密的这部经济学论著，早已没有现实的意义，而只有政治经济学史上的意义了。”（郭大力、王亚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序言）尹伯成坦言，现在来看王亚南的观点，肯定是过时了：“资本主义尽管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但垄断并没有消灭竞争，相反是把竞争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市场还是要的。用这个来评判斯密理论，显然错了。”

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是顾准。1957年，顾准在《经济研究》第3期上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指出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理论探索的勇气，去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他强调社会主义应该实行经济核算制，“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赢亏发生程度极为紧密的联系，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因为企业会自发的追求价格有利的生产，价格也会发生自发的涨落，这种涨落就实际上在调节着生产”，顾准还尖锐地指出：“要想搞好经济，只能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能以任何主观意志代替客观现实，更不能以 ‘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孙大权认为，顾准实际上认识到了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价格机制这个“无形之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巨大价值。然而，正是这篇论文，给顾准带来了被打成“右派”的厄运。1965年，顾准二度“戴帽”，被迫与妻子、儿女分开，蜇居中科院一斗室，直至1974年去世。即便是这样凄凉的晚景，顾准也没有放弃独立思考和写作，有学者在纪念顾准时曾表示，顾准就是泰戈尔所说的那种“拆下肋骨当作火把点燃”的人，他的市场经济理论无疑预见和启发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模式。

钟祥财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十年动乱’由于剥夺了行为主体的经济自由，决策者的知识有限和个人激励的不足，使计划经济的短缺特征不可避免。

一，实体经济部门多创造有用的产品，不能靠涨价，不能靠吹资产泡沫；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一味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三，按照互利互惠原则，保证市场经济健康运行；四，让每一企业，不管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都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并切实推进国企改革；五，通过市场作用实现收入分配的合理均等，起源于人为政策与制度的收入差别是真正的差别；六，用增值税取代营业税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分工和专业化，要警惕世界上一些国家搞贸易保护主义；七，政府必须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在该起作用地方不“缺位”，在不该起作用的地方不“越位”。尹伯成再三强调，“用”斯密理论是要消化学习、合理借鉴，不能生搬硬套。

钟祥财则更关注斯密给当代中国的两个启示：一是市场经济的不可替代性，“它被发现已经很不容易了，想要替代它是不可能的”；二是市场经济需要企业家主体，“中国向来缺少企业家，要认识到他们的重要性”。

在亚当·斯密的论著中，明确提到“看不见的手”一共有3次，分别在《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及早先的《天文学》里，除了第三个一般不予讨论外，都表达了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规律性或必然性。

钟祥财认为“看不见的手”的确带有一点宗教和神学意味：“亚当·斯密告诫我们不要指望超越神，它对人性就有这样的限定——有对自己利益的关心，有高于其他动物的能力，通过支配自己的资源，配置自己的禀赋，在实现个人利益改进的同时，也不影响别人改进他们的利益，由此构成整体改进。”他提醒我们，现在国内外出现一个理论苗头，认为可能有一个更具理性、科学性的东西来超越、替换掉市场经济：“大家看到了市场经济可能存在的失灵和局限，也颇有自信——时代不同了，物质财富、科学技术都极大地进步了。”在钟祥财看来，市场经济至今都是不可替代的，想替代它一不小心就会走到反面，整个20世纪就是这样一个想替代又屡屡失败的历史。他同时提出，国内目前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理解也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容易把市场经济作为工具，从而忽视了对其本身价值的理解：“市场经济不仅是一个工具，更是一种现代的价值、观念，它究竟能在什么时候带来怎样丰富的物质条件，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但却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追求富裕的行为方式，让发展变得可持续。只有这样对待它，才能显示其生命力；而且，从最微观、最深层根源来看，市场经济的活力就是多样性和流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我们对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认识。”

就市场经济在世界与中国的多次反复，孙大权认为，这可能与人性的复杂有关。亚当·斯密认为，“交换”为人性之一，这种人性导致人以自己创造的服务和产品交换别人的服务和产品（货币）的市场经济，它通过利他才能达到自利。亚当·斯密还提到人有“同情心”的特性，它解释了施舍、奉献等行为。霍布斯认为人有“争抢”的特性，即霍布斯丛林，它解释了抢掠等行为。“人的后两方面特性，均不会导致以交换为特点的市场经济。这告诉我们，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需要回应人性的复杂性，即应建立一个公正的、法制的市场经济。”孙大权说。

关于企业家，亚当·斯密没有直接陈述，他那个时代还是古典企业，企业家就是资本家。“从萨伊开始，企业家分化出来，他们没有钱，但是有经营的才能和冒险的秉性，他们向资本家、银行家借款，调查市场，结合配置工人、技术和资金，以此来进行经济活动，从而创造利润。”钟祥财指出，在英文法文里，企业家就是冒险家，利润就是市场经济对企业家创新的一个回报，市场经济要进一步发展，企业家是非常重要又特殊的群体。

在今天绝大部分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内生性发展的国家中，有无数的企业家在奋斗着。8月底，中央深改组通过《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在钟祥财看来，就是为了给大家吃定心丸，应对上半年民营投资增长的急剧下降：“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紧急问题就是没有企业家，各级领导都在抱怨没办法培养企业家。可企业家从来不是被培养出来的，而是亏钱亏出来的，但要给他们发展的空间和翻本的可能性。企业家越来越少时，经济就出问题了。”钟祥财还举了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穆藕初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企业家异于常人的秉性：“我考察了他的很多资料，发现豫丰纱厂从头到尾靠借贷经营，开张时集资200万，最后被官僚资本收购时仍然负债145万，经营17年，这家厂解决了几千个工人的就业，在内地建起了现代纺织业。由于军阀勒索，收税繁重，劳资纠纷不断，穆藕初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拉关系，何苦呢？他实际上是在替银行打工，给国家交税。在中国，企业家群体非常稀缺，在大部分人都厌恶风险的情况下，只有企业家们是偏好风险的。”钟祥财强调，目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依靠三个人群，最关键的就是企业家，还有科学家和各级干部。

“扬弃”的经济思想

1776年，瓦特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武装了人类，使虚弱无力的双手变得力大无穷”；也是在这一年，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一个年轻的独立国家即美利坚合众国诞生。240年后的今天，各国的工业4.0箭在弦上，美国总统大选牵扯着全球神经，相比之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显得过于安静——好像永远定格在了1776。这也是经济思想史遭遇的尴尬，“最新的好理论都吸收不完，怎么会有时间和心情读这些‘死人的错误见解’”（赖建诚《为什么要读经济思想史》）。

“与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特别不重视思想史。”虽然教的正是经济思想史，上课风格也颇受学生喜爱，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方钦仍不免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认为，经济学里一个理论接一个理论，带来正反两方面影响：好的一面是经济学跟着自然科学的方向走，尤其在做量化数据这块，更新比其他学科快，至少形式看上去符合科学化的标准；坏的一面是很多理论纯属“新瓶装旧酒”，充其量只是边际意义上的翻新，看不到整体革。

改革开放以后，购物票证制度逐步取消。在上海的百货公司里，市民在尽情挑选物品。

新，量上面增长、质上面停滞：“比如斯密的一些理论在100多年时间中根本没人去认识，大家都跟着后来的经济学家去研究分工，研究新古典的经济增长模式，等到发现失灵了需要重新考虑经济增长时，才发现斯密早就说过了。不翻翻经典就不知道哪些核心东西不可变，哪些可以更新抛弃了。”

方钦坦言，对斯密经济思想的研究和探索，中外学界都有过一段时间的停滞，但在一个层面上，中国学者还是落后了，那就是我们谈斯密时，关注的还是分工理论、“看不见的手”，而这些在西方已经不多说了。“经济思想史中对斯密当年的经济增长理论有一个盖棺定论，叫斯密型增长（the Smithian Growth，强调分工促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带来经济增长）。但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西方学界出现重要变化，开始从斯密型增长转向斯密动态经济增长（the Smithian Dynamics，分工的深化和市场的扩展之间的互动过程所引发的社会整体经济结构的转变）。这是对斯密经济增长模型的新发现，但在国内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方钦看来，我们停留在盖棺定论的东西上，是因为没有把斯密理论在当代社会中新的运用给联系起来，斯密理论的核心是“交易”，而非“资源配置”，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当前的市场化社会尤其重要。钟祥财也呼吁中国学者要跟别人对话：“不能老觉得自己有经验了、比别人高明，一是没有这回事情，二也显得很狂妄。不管是现实经济的发展，还是理论探索的成果，都得益于人家文明的许多理论启发。我们一定要摆正关系，互相交流学习。”

今天的中国既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国际贸易大国，进出口总量已经超过美国，中国毫无疑问是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受益者。在这个时候回顾《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无疑可以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参照。同时，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频频抬头的情况下，重新学习亚当·斯密理论，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国富论》从来都不只是亚当·斯密的遗产、英国文明的理论成果，而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文汇报 记者 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