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恨磨盘山——李定国功亏一篑皆因叛徒出卖

1644年清军大举入关定鼎中原之后，开始南下征服各路反清势力，为一统天下铺平道路。在战力强悍、势如破竹的满洲兵面前，几乎罕有敌手，谁能想到曾经的反贼-李定国颇有忠义之心，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在清军即将一统天下之际给他们好好上了一课。

孱弱的南明军

相比起在北边常年和蒙古人、满洲人作伴的边军，驻守在南方城镇里的守军战力非常孱弱。16世纪末来华的传教士们早已发现，边军的勇气和士气要远胜过驻守在内地城镇的守军，内地的守军平时都忙着挣钱养家糊口，哪有时间去磨炼军事技能，裁缝、鞋匠、酿酒、做点心或许是更适合他们的职业。

至于他们接受的那点可怜的训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即便给他们配备火枪、大炮，也因为不知道如何使用和保养成为只能用来吓唬人的摆设。缺乏士气和对敌经验导致他们空有庞大的人数，却作用有限。

如此低下的战力不要说面对北边如狼似虎的清兵了，就是对付战力参差不齐的农民起义军，他们同样会翻车。与明军只能从蒙古人、满人那收获个位数、十位数的人头相比，起家之初的农民军战力很弱，常常被明军刷上数以百千计的人头，然而有时这不过是农民军故意设下的陷阱，误认为胜负已分的明军官兵们一旦蜂拥而上争抢战利品，李自成、张献忠这些稍有些军事素养的“大寇”常常会趁机重整队伍杀个回马枪，反倒把明军打的大败。

随着明军屈指可数的精兵逐渐在辽东消耗殆尽，为了弥补兵力的不足，明廷不得不启用左良玉这些桀骜不驯的军头以及降将高杰等人，虽然他们的部队纪律败坏，身为官军却比农民军的破坏力还大，简直就是穿着军装的土匪，但对于兵力已捉襟见肘的明廷来说好歹聊胜于无。

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殉国。能够压制这些军头的文臣，不是如孙传庭一样身故，就是像洪承畴一样已为清廷所用。有兵就是草头王，各路军头们在剿匪过程中羽翼已丰，根本不把朝不保夕的南明小朝廷放在眼里，匆忙被推上前台的南明诸帝没有兵权，时刻都得提防心怀鬼胎的各路军头们会不会挟持自己向清廷请降。

入关后仅一年时间，清军就从北京打到了南京，沿途如入无人之境，明军几乎毫无斗志，大半望风而降，多铎奏报明军投降的总兵多达二十三员，马步兵二十三万八千三百人，比清军南下的两支大军加起来还要多，这些降兵很快被改编成了绿营，成为清军征服各路反清势力的马前卒。明朝官军毫无军心士气，腐朽到了极点，到了紧要关头大半剃头做了走狗，南明小朝廷要想续命光靠这些撑不起大梁的虾兵蟹将可是万万不成的。

对绝大多数明军来说，跪迎王师同样是最佳选择

反清复明靠义士

官兵靠不住，只有另辟蹊径了。然而，明朝文人墨客匆匆纠集起来的义军大多只是匆忙举起义旗的乌合之众，缺乏军事训练和实战经验，别说遇到真正的满洲兵，就是狐假虎威的绿营兵也打不过。

当然，这样比较对义军过于苛求，毕竟就连正牌明军对满洲兵也怕的要死。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满人勤劳而勇敢，自小习武射箭，从事狩猎，挖人参、打铁、种地什么都得干，是既能吃苦耐劳又勇敢善战的好兵苗子。雄主努尔哈赤组建八旗完成了满洲各部的内部整合，形成了一套高效的指挥体系。

清军军法严酷纪律严明，清太宗皇太极曾提到，“凡临阵对敌，必整齐队伍，各依汛地”，“若有不依己之汛地，而退缩他人之后”以及“他人既进，而却立观望者”，领兵将领“或斩，或籍没，或鞭责，或革职”，属下兵丁也要各打一百鞭。战事中有杰出表现的则按照“其功之大小，及所获多寡行赏”，在严酷的纪律和丰厚的赏赐下，清军上下乐于征战士气高涨，毫无军心战意的义军岂能是如此强敌的对手？

在征战过程中，每当遇到僵持不下的顽敌，前方汉军将领都会请求派遣“真满洲”上阵，正所谓“逆贼畏满兵，而不怯南兵，南兵如云，何如满兵一旅也！”。创业期的“真满洲”简直就是无法抵挡的武力神话。

要想练出一支能和清军硬钢的强兵，需要稳固的基地，以及相当的财力。在各路反清势力里，只有两家能练成能与满洲兵硬钢的精兵。一个是盘踞在闽浙粤沿海的郑成功，得益于父辈开创的东亚海贸生意使他获得了充足的财力、物力，加上原本就颇为可观的家底，练成了一支由陆军72镇、水师20镇组成的二十余万大军，每名士兵每月有4斗米，一两五钱银子的军饷。郑军工匠们日夜打造盔甲和弓箭，装备了大量火器，军需供应充足。这在明末的环境下并不容易做到，腐烂到骨子里的明廷，根本无法避免克扣和贪墨。郑成功确保财力、物力能恰到好处地用在刀刃上，方能让郑军能在残酷的战事中同清军一较高下。

另外一支则是大西军的余部。在张献忠时期，大西军以纪律败坏杀人如麻著称。但在进入云南之后，孙可望、李定国等大西军首脑决定改变以往流动作战，打到哪算哪的流寇做派，在云南开辟根据地，并奉南明永历政权为正朔。大西政权在云南派官员招抚百姓回家务农，实施计丁授田，实行耕者有其田，对无力耕种者则借给耕牛。同时，大力发展采矿业和商业，使云南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整顿军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据史料所载，大西军兵丁日支米一大升，家口月支米一大斗，新生婴儿未满周岁的“月给半分”，3岁以上者按家口供给，衣物按季发放。在充足的物质保证下，大西军兵马三日一小操，十日一大操，每操必奖励，赏赉优渥。想当年戚家军也不过是三日一小操，五日一大操而已，大西军在训练时间上同当年的戚家军已相差无几。同时大西派官员采买物资，打造军事器械，为将来同清军作战做准备。

经过数年的精心准备，大西军已拥兵十余万，仅名将李定国就练成了三万精兵。1652年，他率兵出征攻陷桂林，导致定南王孔有德战死，设伏击毙了敬谨亲王尼堪，一年之内两蹶名王，收复5州、19郡，僻地3000余里，使永历政权的疆域从云贵扩展至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地，一时之间声威大振。

曾经的海贼和反贼在大厦将倾之时却对大明最有忠义之心，远比豢养过百年的儒生、官军更靠的住，着实令人唏嘘不已。可惜好景不长，这只不过是最后的回光返照，永历小朝廷的大限很快就要到了。

带路党的春天

经过13年的征战，各地的反清势力逐步被镇压下去，只剩下东南沿海活动的郑成功和盘踞西南的大西军余部还不服大清王化，就在清廷准备一举荡平明朝余孽之时，一份大礼自动送到了面前。

顺治十四年九月，大西军头目孙可望和李定国交恶，双方在交水大战一场，曾经在云南呼风唤雨的孙可望输的一干二净，只剩下总兵、都督22人，副将、参将、游击21人，兵丁500人追随，走投无路之下只得逃往湖南，向五省经略总督洪承畴剃发请降。

清廷正准备点齐兵马大干一场，正愁找不到带路党。闻讯大喜过望，觉得得到清廷重视的孙可望欲借清兵为其复仇，立刻投桃报李，向清廷献上云贵地图，分析当地的山川形势，指点地形要害，使云、贵、川三地“进入于皇上之版图”，成就“大一统之盛事”，正如瞌睡碰到了枕头,双方马上一拍即合。

十二月十五日，清廷正式下令大军兵分三路，准备大举讨伐永历政权盘踞的云贵地区。顺治皇帝授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与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率兵由汉中出兵，经四川往取贵州；授固山额真赵布泰为“征南将军”，同提督线国安旗下的官兵及湖南调来的人马为一路，由广西进取贵州；授固山额真、宗室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济席哈、洪承畴属下的官兵为一路，由湖南进取贵州。三路大军每一路都多达3万人以上，约定于顺治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满汉大军同时发兵。

此外，顺治帝还任命多罗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担任全军统帅，同多罗平郡王罗可铎，多罗贝勒尚善、杜兰，固山额真伊尔德、阿尔津等人统领京师劲旅前往贵州。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顺治帝甚至征调了御前侍卫以及王、贝勒、贝子、公等满洲贵族属下的部分护军随征，欲以倾国之兵一举荡平永历政权。

二月二十五日，三路大军如期进兵，按照清廷的部署，清军三路并进，先取贵州，再取云南。清军以孙可望投降的官兵为向导，不避艰险，一路翻越崇山峻岭，向贵州进发。随中路军前进的洪承畴记载道，“大雨将及半月，泥泞三尺，满洲兵谓：从来出征未有如此之难，马匹疲毙，未有如此之甚。”建国之初能耐苦劳的满洲人远非暮气沉沉的明军和晚清那早已没了斗志和毅力的后人可比，满汉官兵不顾路途上的种种艰难险阻，一边排除明军的抵抗一边奋勇前进，仅用了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就粉碎了明军的防线，控制了大半个贵州。

清军三路大军进军路线

当年9月，多尼率领从京师赶来的八旗禁旅到达贵州平越卫杨老堡，与在贵州等待的三路大军汇合后向云南进发，很快便突破了李定国匆忙布置的防线，明军全线崩溃，官兵四散而逃，“僵尸遍野，腥血成渠”，大西军好不容易攒出的家底几乎输了个精光，清军三路大军来到离昆明仅数百里的曲靖会师，永历小朝廷的灭顶之灾即将降临。

磨盘山死斗

可怜永历皇帝一生颠沛流离，这下又得准备逃命了。自即位以来，他从广东肇庆逃到梧州，又从梧州逃到桂林，又从柳州逃到南宁，随着局势稍微好转又辗转回到肇庆，其后数年被孙可望软禁在安隆。如今好不容易在昆明过上几年安生又舒心的日子，清军却又来抄他的老窝，天下虽大，却尽入满清之手，跑了大半辈子的“朱跑跑”如今还能跑到哪里去呢？经过与大臣们一番议论，他采纳了沐天波、马吉翔的建议，决定逃往缅甸。

临行前，李定国向昆明城内外的百姓发出布告，通知他们躲避兵灾。得知清军即将入城的百姓们无不惊慌失措，“城内外哭声鼎沸”。自从三路大军征讨贵州以来，虽然顺治帝三令五申要求清军不得荼毒地方，但基本是被满汉官兵当成了耳边风，凡遇抵抗清军从不手软，必定屠城实施血腥镇压，所过之处到处杀的人头滚滚，为了保住身家性命，昆明百姓们不得不跟着永历君臣一块出逃。

十二月十五日，永历皇帝在文武百官的扈从下从昆明离开，向永昌进发，数十万百姓、明军官兵西撤，日行仅三十里，道路拥堵，所到之处百姓均已四散而逃，没有足够的粮食，就连永历皇帝的饮食都不能保证，不少人因为饥饿和疾病倒毙在路上。听到百姓们哭声震天，永历皇帝忍不住命令停车，哭道“以朕一人而苦万姓，诚不若还宫死社稷，以免生灵涂炭”。 冠冕堂皇的话说归说，逃还是得逃，毕竟清军明晃晃的屠刀可就在身后等着呢。永历君臣在云南崎岖的山间道路上继续西逃，辗转至大理时，扈从大臣们就已掉队了近一半的人，李定国决定驻军大理，掩护永历君臣继续前行，正月初四日永历一行到达永昌，见清兵没有追来便暂时在此安顿了下来。

正月初三日，清军三路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昆明城，卫国公胡一青、光禄寺卿黄复生等一批南明文武官员向清军投降，清军四处搜杀明军散兵游勇，把个好好的昆明城弄得到处鸡飞狗跳。经过三路统帅间的会商，决定由多尼镇守昆明，赵布泰和吴三桂两路人马宜将剩勇追穷寇，继续追杀明军的残兵败将。

二月初二日，吴三桂和贝勒尚善自云南罗次出征，赵布泰在同日于昆明出兵，很快攻占了楚雄全郡，接着挥师攻克了大理。

吴三桂率兵攻占了大理后，在永历皇帝身后紧追不舍。李定国派靳统武带4000人护卫永历皇帝撤离永昌，自己领兵殿后。二月十八日，永历皇帝一行到达腾越，吴三桂、赵布泰两军渡过澜沧江，也在这一天到达了永昌城。稍微安抚了一下未逃的百姓后，继续向西追杀永历皇帝。

李定国目送永历皇帝离开后，回军殿后。他率兵渡过怒江，来到离怒江20里的磨盘山附近，这里是高黎贡山的南段，沿途崇山峻岭，山路坎坷而狭窄，只能容单骑通过，正是适合设伏的宝地。

自三路大军远征贵州以来，清军一路高奏凯歌，根本没有遇到稍具规模的抵抗，吴三桂、赵布泰等清军主将不免对明军有所轻视放松了戒备，李定国正是算准了这一点，决定在此阻击清军，以报数月来连战连败之仇。

为了确保伏击万无一失，李定国充分利用地形特点，设栅数重，布置下三道伏击圈，每一道埋伏有2000名伏兵，第一道为泰安伯窦民望、第二道为广昌侯高文贵、第三道武靖侯王国玺，总计6000人。这6000人都是他精心挑选的精兵，约定在清军过了山顶，进入第三道伏击圈之后就以号炮为令，三路伏兵一起杀出首尾截击，不使清兵一人得脱，三道伏兵在前，李定国率兵数千将大营驻扎在山后橄榄坡，明军士兵们随身携带预先准备的干粮，以免做饭时的炊烟被清军察觉。万事俱备，能不能置吴三桂于死地，解锁三杀名王的成就就看这一着了。

二十二日清晨，经过五天耐心等待，清军从潞江南岸出发兵分八路来到磨盘山下，吴三桂等人并未察觉山中有埋伏，命令固山额真沙布里等人统兵先行上山，自己紧随其后，由于山路狭窄清军只能摆成一字长蛇向山上鱼贯而行，很快就有12000名清军官兵陆续登上了磨盘山。

眼看清军前锋已进入李定国布置的第二道伏击圈，要不了多久就能将清军杀个全军覆没以报自己惨败之仇了。可惜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再好的计划也怕二五仔的出卖，就在清军登山途中，一个明人装束的人突然跑了出来，向清军请降。

“带路党”最可怕

这二五仔是永历政权的大理寺卿卢桂生，在李定国麾下任中书官，当下便将李定国的伏击计划和盘托出，指出清军已进入伏击圈。吴三桂闻报大惊，命令全军后撤，骑兵下马搜杀伏兵，鸟铳手、弓箭手向山上可能隐藏伏兵的树丛射击，不断有被乱枪、乱箭射中的明军士卒倒毙在树丛里。

埋伏被提前识破了！隐蔽在树丛里的明军官兵纪律严明，没有得到号令不敢擅自出战，火枪弹丸和箭矢如雨点一般落在他们身上，这样下去等于白白牺牲。隐蔽在第一道伏击圈的窦民望不得已提前发炮出战。第二道、第三道伏兵也发炮冲出应援。

双方在山峦展开短兵相接，虽然清军人多势众，但在狭窄的山路上根本施展不开，兵力优势被削减到了最低，李定国军中不乏擅长山地步战的土司兵，足以和满兵打的旗鼓相当。狭路相逢勇者胜，双方在山上真刀真枪地拼杀，到处躺满了双方战死士兵的尸首，固山额真沙里布也在激烈的肉搏战中被明军斩杀。

吴三桂命令山下待命的清军火速上山增援，同明军死斗。激战中窦民望被弹丸打中肋下，顿时血流如注，他不顾伤痛仍然挥刀死战，终于支撑不住鲜血喷涌而出倒地身亡。正在山顶督战的李定国听到号炮失序十分诧异，还没等反应过来一发炮弹正好打到他面前，激起的尘土飞溅了一脸。眼下双方杀成一团，李定国命后军也上前支援，除此之外再也无计可施，只能依靠明军士兵们的勇气各自为战了。

战斗逐渐进入白热化，激战从早上打到中午，双方将士死伤惨重，山上山下到处躺满了双方将士的尸骨。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计划中的伏击战变成了硬碰硬的消耗战，兵力有限的明军渐渐落了下风，清军有源源不断地援兵到来，李定国却无更多援兵可期。战至当天下午，随着赵布泰、多尼所部的援兵不断到来，明军力不能支，6000名伏兵已死伤殆尽，三伏总兵王国玺力战身亡，李定国悲愤莫名，只得收拾残部趁夜撤出了战场。

磨盘山一战清军赢的并不轻松，由于死伤太多清朝官方实录再次熟练地祭起了春秋笔法，所载的吴三桂捷报里对清军损失只字不提，但战后清廷以败绩论处，开出了巨额罚单，显然清军在磨盘山付出了很大代价，主帅多尼罚银7000两，多罗平郡王罗可铎6000两，多罗贝勒杜兰罚银3000两，征南将军赵布泰被革职，都统济席哈被处以革去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并所加级的重罚。

据《爝火录》所载满兵阵亡高达八千余人，《庭闻录》则认为清军打头登山的12000人全军覆没，这两种记录的数据似乎都过于夸大。比较合理的数字来自于《小腆纪传》的记载，清军自都统以下阵亡十余人，其中包括固山额真沙里布、辅国公干图、扎喀呐，梅勒章京多博罗横、旗纛章京石汉巴图鲁、拜蔡，甲喇章京廖土哈、陈不禄、孙塔，还有专达巴陵等一大批精兵猛将命丧沙场。除了这些有头有脸的之外，另有精卒数千战死。顺治朝清军在京师“定甲八万”，顺治十六年满洲佐领共681个、蒙古佐领204个，汉军佐领266个，按每个佐领130-140人的编制计算，满洲披甲兵不过88530-95340人，然而仅磨盘山这一仗就损失了数千满洲披甲兵，可谓是非常沉重的打击，正因如此清廷才会对轻敌的领兵大员们予以严惩。 平西王吴三桂不愧是位面之子，屡遭大难却总能逢凶化吉大难不死，二五仔的出现再次让他逃过一劫。三年后，吴三桂进军缅甸将永历皇帝抓回，用弓弦将他绞死，彻底消灭了南明永历政权，得知噩耗的李定国也在一个月之后撒手西去。

李定国挽大厦之将倾，虽然无力回天，但世人只会蔑视反复无常的吴三桂，李定国秉持忠义，在磨盘山重创清军的佳话则从此流芳百世：

凛凛孤忠志独坚，

手持一木欲撑天。

磨盘战地人犹识，

磷火常同日色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