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徒弟强占师父,三个徒弟强占师傅修仙
我在1970年当翻砂学徒工时，我的师傅是毕师傅。说实话，当赵班长指着一个矮小弓背的人说这就是你的师傅时，我的心里是挺失望的。因为我进翻砂车间的一刹那间，脑中涌现的师傅模样是高高大大的，是仪表堂堂的，却没想到这么矮小，这么猥琐。特别是当他抬起头来朝我笑笑时，我分明看见他竟还瞎了一只眼！那只装了假眼的左眼，在看我时闪着狡黠的光。
其时，毕师傅已经走到班长面前了，指着我问：“这就是给我的徒弟？”班长点点头，然后跟我说这个你叫毕师傅。我就叫了毕师傅，但是心里是极失望的。因为不一会儿，我就发现我们同进翻砂的另四个师兄弟，他们认的师傅都是高高大大的，都是仪表堂堂的。虽然翻砂车间很脏很黑，但也不影响他们的形象。只是我的毕师傅，长得可怜了点。
毕师傅看样子有四十来岁，但面部皱纹很多，不光在额头，连面颊也有十来根细细长长的皱纹，像是五十多岁的人。毕师傅跟我说，你当我的徒弟，得先学会抽烟，得先学会卷“八路烟”。毕师傅说着，从脏兮兮的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纸条，卷成筒状，再一折，倒进烟末，递给我，说点上抽抽试试。
为了给师傅一个好印象，我痛快地接过烟，让师傅点着，狠狠地吸了一口。虽说呛得我直咳嗽，但还是赢得了毕师傅的哈哈大笑。但他那一笑，比我吸烟呛了一口还难受：他那一口大黄牙啊，布满了牙锈，牙缝里竟然还塞着几小片早饭后的韮菜叶，恶心极了。
而今，想想毕师傅的大黄牙，想想自己的接近五十年的“烟龄”，就是应该从接过毕师傅的“八路烟”开始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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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砂这个活除了需要技术，还需要一把子力气，光是七八十斤的手端铁水包，就会让人草鸡。况且一个班下来，得端个三四十包？但你别看毕师傅瘦瘦弱弱的，还真有一股干巴劲儿。七八十斤的铁水包他端起来就是一路小跑到砂型前，连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也跟不上趟儿。我问毕师傅你为什么端着这么沉的东西还要一路小跑？那样太累了！毕师傅说小徐啊，你得明白，铁水流出来以后是秒秒降温啊，如果不一路小跑，倒进砂型的就不是铁水了，而是豆腐渣！那这个翻砂件就要废了。
毕师傅的这一席话，让我对他有点刮目相看。我后来还发现，毕师傅的“蹲功”也甚是了得。他能蹲在砂型旁一蹲就是个把钟头，还不带挪窝的。你看他手提一个压勺，在砂型旁这里按按，那里按按，愣是把个黑乎乎的砂型修得油光水亮的，像是一件艺术品。所以，我后来觉得跟着这样一位瞎了一只眼、个儿不到一米六的弓着背的师傅，也还行。毕竟，他的技术和敬业精神，让我钦佩。
但是很快，毕师傅又让我失望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太爱讲黄段子了。干翻砂很累，所以，师傅们基本个把小时就领我们坐到窗前的破凳子上休息休息。只要一坐下，毕师傅就开始讲黄段子了，什么“叔叔越来越聪明了”，什么“县太爷吃包再来一盘”啦，毕师傅是张口就来，几乎不带重样的。
我们车间有个天车，好起吊二三十吨大铁水包的。那个天车工是个女的，是我们车间惟一的一个女人。毕师傅的黄段子除了跟我们讲，更是抓紧机会跟这个女工讲。不过，这个女天车工没事老是呆在高高的天车上，毕师傅的机会不是很多。这没关系，只要她下来，毕师傅就会一准追着她讲个黄段子。
这天，我正好看见女天车工王师傅下来了，她朝着赵班长喊：老赵你那儿有没有针？我的套袖松紧带开了，得缝缝！我们车间只有赵班长有个办公室，他那里有个“百宝箱”，几乎啥都有。这一下叫正在低头修砂型的毕师傅听见了，他忙抬头喊王淑芬，我这儿正好有根针，可就是没眼啊！你要不要？要不给你凑合着用吧。王师傅就忙跑过来拍打毕师傅的背，说你这个不要脸的师傅，守着徒弟说这些！毕师傅忙开心地捂着后脑勺说，啊呀打死我了！
毕师傅卷上一支“八路烟”点着后，除了讲黄段子，就会跟我们这样说：他妈的，世上赶巧的事都叫我碰上了！青岛解放那天，我一大早挑着两筐菜从毕家赶到李村大集去卖。到了以后，我气还没喘上几口，就见河岸上开来几辆大卡车，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跑下河滩的国民党兵抓了壮丁！他妈的，你要抓早点抓啊，偏偏要解放了，你抓我！你们说赶巧不赶巧？
刚听到毕师傅讲这些时，我们都有点为他着急，都会急急地问毕师傅，他们把你抓到哪去了？毕师傅这时就会再卷上一支烟，点着，慢条斯理地说还能抓到哪儿去？抓到大港兵营仓库里啦。他们给我们这些壮丁胡乱找到一些军服，也不管合身不合身，让我们快穿上，就把我们押上了船。我们的船开到离栈桥不远的海面时，解放军已经开到了中山路，都能看到黑压压一群人影呢。你们说赶巧不赶巧？
于是我们继续为毕师傅着急，因为那时正值“文革”，你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成了国民党兵，还在这儿慢条斯理地讲，好像在讲别人的传奇，你就不害怕？所以，我们都急于知道下文。都会说毕师傅船开哪儿去了？心里却都在打鼓：可千万别开到台湾啊。哎，你还别说，毕师傅的神态就没有一点偷偷摸摸讲的神态，那是继续大大样样地讲啊。
我知道你们是怕船开到台湾，要是开到台湾，我还能在这儿给你们当师傅？还能坐在这儿？早那妈的进监牢狱啦！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的船一路南下，一直开了三天三夜，到了海南岛啦。我们的部队到了海南，就驻守在临高要塞。他妈的，你们说赶巧不赶巧？我的枪还没放几下，就成了解放军的俘虏啦。更赶巧的是，他们又动员我参加解放军。我把国民党的帽徽一拽，我成了四野的兵啦。你们说赶巧不赶巧？接着，我们的部队又下了海南，到广西剿匪去啦。
有时，毕师傅跟我们手舞足蹈地讲他的故事时，若碰到赵班长路过，赵班长就会说老毕，别老讲你是怎么被抓的壮丁，多跟徒弟们讲讲你打美国鬼子怎么负的伤，多好啊。毕师傅这时就会朝赵班长招招手说，好好，讲讲抗美援朝的事儿。毕师傅这时又卷上一支“八路烟”，点着，说他妈的，你们说赶巧不赶巧？解放军那么多部队，我们的部队又在广西，可上级偏偏调了我们部队去东北鸭绿江，过江打老美去，真是赶巧啊。
我在文革前看过《打击侵略者》、《奇袭》等有关抗美援朝的电影，讲的都是勇敢的志愿军打老美的故事。我眼前的毕师傅骤然间变成了志愿军，那么，他的形象也就骤然间在我面前高大起来，我崇敬地看着他，觉得他不再那么矮小，那么猥琐，而是那么高大，那么英俊。可这时毕师傅却是怎么讲的呢？
毕师傅说他妈的，你们说赶巧不赶巧？我们的部队刚过了鸭绿江，就赶上了三次战役。我们的部队过临津江的当天晚上，就遭遇到了美军。部队接上火以后，我就跟着老战士们往前冲，还没见到一个美国兵，就被一颗子弹打进了这只眼（其时毕师傅摸着他的左眼说）。子弹从这只眼睛打进去，从后脑勺钻出去，我是什么也就不知道啦。等我醒来时，我已经躺在战地医院啦。
在战地医院躺了几天，军医们治不了，就把我送回北京的部队医院啦。我在北京的部队医院住了一个来月的院，军医们说我命大，我这个贯穿伤没伤着脑子，休养休养就没事啦。你们说赶巧不赶巧？我就赔了一只眼，但脑子好好的！不信，你们摸摸我的后脑勺，有个小窟窿，一摁还忽哈忽哈的……
毕师傅讲的他的战斗故事，与我看到的电影相去太远了，这令我很失望：一个美国鬼子没见着，就窝窝囊囊地负了伤，又回了国，这算那门子抗美援朝啊。于是，他的形象在我眼里又不那么高大了。
毕师傅说他从北京出了院，就回毕家村了，因为他想家，又想着讨媳妇，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回来了，又稀里糊涂地干了翻砂工……
多少年以后，我在写我的毕师傅时，忽然想到他算不算离休呢？如果算，他办了没有？再者，他抗美援朝打瞎了一只眼，应算几级伤残？他办了伤残证没有？这些我都不知道，因为大大咧咧的毕师傅当年讲他“赶巧不赶巧”时，并没有讲到这些，而我们当时也不懂这些。而今，毕师傅还健在吗？如有机会再见到毕师傅，一定要把我心中的这些疑问弄个明白。
（作者：徐昆源，原《青岛晚报》副刊编辑，高级编审，现青岛市当代文学创作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