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军事历史迷们都了解二战中，戴高乐只身去往英国，竖起抵抗德国的旗帜，与贝当等人彻底决裂，甚至成为维希政府缺席审判的“死刑犯”；却很少有人知道，两人曾是军界公认的“忘年交”，戴高乐的升迁离不开贝当的帮忙。

1927年，已是法国最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贝当元帅，实际是法军的最高统帅，能与这样的人工作在一起，前途似锦。当所有人将羡慕的眼光投向戴高乐少校时，他们不知道的是，两人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裂痕，并成为以后彻底闹翻的原因。

这还要从戴高乐做贝当元帅的幕僚说起。

能在“老上级”、“忘年交”贝当元帅身边工作，让戴高乐十分高兴。俩人在军队改革方面有着许多一致的看法，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他希望能与贝当元帅一起建设一支强大的法军。然而，因循守旧的“老上级”让他很失望。

首先，违心论证“马奇诺防线”。戴高乐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论证“马奇诺防线”的合理性，这对于倡导坦克战、运动战的戴高乐来说，不得不违心地否定自己的理论，去迎合“老上级”的想法。从这时起，两人在战略认识上已分道扬镳。

其次，撰写《法军军史》，实则歌颂个人。戴高乐历史知识渊博，文采也好，贝当将编写《法军军史》的工作交给了他。但他很快就发现，按照“老上级”的要求，军史中充满着对其个人的推崇，这让严谨的戴高乐颇有微词。

更失望的是，戴高乐离开机关到基层带兵，编书的工作交给他人。但贝当对他中途退出，似乎不情愿，写信说：“你是根据我的指示撰写的，这是一项公务”。意思就是说，作为身边人，只能围着他转，这让心高气傲的戴高乐不能接受。

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在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尽管双方都没有明说，但貌合神离。在以后的岁月里，两人在战略战术上的观点，越来越说不到一起去，甚至成为“敌对”的状态，直到两人的友谊彻底决裂。

能到基层带兵是戴高乐梦寐以求的事情。在他看来，任何理论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他要将自己多年来，总结出来的训练方法、带兵技巧用在部队建设上，为军队的改革提供实践依据。当然，离开贝当办公室也是远离“迂腐”的最好方法。

然而，在法国，“迂腐”不止贝当一人。

在德国莱茵区，戴高乐在法国占领军中担任营长。为了在德国人面前显示法军的实力，他倾注了很大心血，每天进行队列训练，经常开展强行军、战术演练，将这个营训练成为法军的“标杆营”。

而且，利用自己善于演讲和丰富的历史知识，经常给下级军官和士兵们讲述战史和战略战术课。难能可贵的是，他打破传统，放下军官架子，穿上丧服为一名病亡的士兵送葬。对官兵们的关爱，让他成为官兵们尊敬和爱戴的偶像。

在德国的日子，他密切关注着德国政局的动向。其国内的沙文主义和复仇情绪正在迅速发展，这让戴高乐十分担心。而此时的法国上层，似乎还沉浸于和平的美好希望中，对德国的“民族情绪”抬头置若罔闻。戴高乐既愤怒又无奈。

1929年底，戴高乐在莱茵区的任职届满。他不愿回到国内与这些“墨守成规”的人打交道，需要一个新环境透透气；也为了多了解更多的国际局势，他申请去中东的法属殖民地，担任法国驻军司令部的参谋。

两年后，在贝当的极力推荐下，戴高乐就任法国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一职，负责评估国家的战备状况，准备应付战争。这一职务，让他更加接近决定法国命运的人。然而，魏刚、贝当等人的被动防御原则，让他对法国的命运忧心忡忡。

“道不同不相为谋”。回到巴黎的戴高乐，并不想与贝当等人探讨战略战术问题，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他就是“另类”“不怀好意者”。不过，让他欣慰的是，他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了早已退休的军官埃米尔.梅耶，一位优秀的军事理论家。

尽管80岁的高龄，但却有着惊人的远见，以及新奇的观点。这对被“迂腐”包围的戴高乐来说，犹如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盏明灯。梅耶对这位有着坚定信念、顽强性格，尤其是敢于创新的中校颇有好感，俩人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交”。

出版《建立职业军》，强调坦克作用，化解法国危局。

他们与一些有识之士形成了一个小团伙，经常举行沙龙聚会，商讨未来法国和军队的建设走向。这让戴高乐真正领略到了“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受益匪浅。丰富了他建立坦克装甲部队的思想，并以此写出了《建立职业军》一书。他认为：

一是，重视新装备、新战术。工业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定会带动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的革命性变化。过去骑兵是战场的主宰，不外乎有提供机动性的马匹，以及防护好的铠甲，就和现在的坦克一样。坦克将是未来战场上决定性的武器。

二是，只有坦克能救法国。与未来对手——德国相比，法国总人口明显低于德国。而在一战中法国的胜利主要是依赖于政治，军事上根本不是德军的对手。只有建立一支少而精、职业化的高机动部队，才能有效地抵制德国。坦克，是唯一选择。

更值得一提的是，提出装甲部队的新战术。面对坚固的防御体系，以步兵为辅助单位，在大炮、飞机的协同配合下，坦克集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开防线缺口，并向其纵深发展，定能将对手完全击溃。说白了，就是“闪击战”的雏形。

让人生气的是，法军高层并不愿听取关于独立使用坦克部队的建议，仍在执行贝当元帅制定的“火炮优先”原则，戴高乐决定利用舆论宣传自己的新思想。然而，书籍出版后，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支持。看来，循规蹈矩在法国是个社会问题。

意外的是，这本书在德国军界却引发了不小的轰动，继而是一场崭新的战术理论变革。德国名将古德里安的《注意！坦克》一书中，关于构建装甲师的计划，与戴高乐的理论一模一样。尽管不能说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但也说明了戴高乐的远见。

法、德国外交官的一段对话很有代表性。“马奇诺防线，德国坦克的威力足以将其突破……古德里安将军已肯定了这一点。在法国，也有一位优秀技术专家也坚持此种意见。”

“那么是谁呢？”法国外交官问道。

得到回答是：“戴高乐上校，他在法国还鲜为人知，是吗”，法国外交官无言以答。

不到200页的《建立职业军》出版后，贝当十分愤怒。这是对他公然的诋毁和“叫板”，这位“老上级”唆使一些军界“大佬”共同反对戴高乐。这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俩人的交情彻底决裂，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如果在二战前建立威力强劲的装甲部队，德国还有胆量进攻法国吗？欢迎讨论和留言。

参考文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戴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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