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从商这一现象，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鲜有发生，至明朝时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但官员的这种商业活动与普通商人的经商又有着很大区别，由于他们的身份地位的不同，他们的这种商业行为有着特有的特点。

利用特权，唯利是图

官僚经商，一般涉及的都是国家严令禁止却又最有利可图的行业，普通人很难插手，官僚贵族则凭借其拥有的特权，有恃无恐地进行经营，从中牟利，比如说盐业。

盐铁业是国家经济命脉，历代王朝的盐铁业都由政府控制，普通人很难插手，而在明朝，官僚经商的也涉及到了此行业，惯用的手段是：

首先，强中强支。每次开中之时，官僚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多占，有的甚至就是明抢。在有些产盐地，甚至是以权势大小作为分配盐引的根据。

身份再高一些的，如像藩王、庆云侯周寿、寿宁侯张鹤玲这样的达官贵族，直接通过向皇帝“奏乞”、“请讨”来霸占盐引。

其次，“多支”、“夹带”。“多支”，就是在下场领盐的时候，实际领取的比盐引票面上的多；“夹带”，就是把多支的与私买的和官府核准的盐，混同运出，以逃避税卡的盘查。

明代规定，每引带耗，最后可领盐是二百二十斤。而法律对于权贵来说形同虚设，他们下场领盐无不“倍数多支”。

第三，官船装运。霸占如此之多的盐，运输是个大问题。为了方便运输，官僚贵族们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势，私自利用官车官船来运载，有的甚至还役使军士与民夫。

如明宣德时，宁阳侯陈懋与都指挥阎俊等“遣军挽车九百余辆，载大盐池盐往来于西安、平凉等府”；正统时，驸马都尉石璨在奉使湖广时，命家奴利用镇守通州都指挥汪礼提供的官舟运输自己的私盐等物，甚至司礼监太监金英在奏乞盐引的同时，直接挟取淮安府民船六十余艘运输。

不仅如此，有的官员为了运输途中的安全，逃避关卡的盘查，甚至盗用皇帝之名，在其运货车船上张挂黄旗。

役使奴仆、士兵

明代的官僚经商活动，真正从事或者说投身到商业活动的大多数并不是官员本人，而是其“家人”，“奴仆”，甚至“士兵”。

如洪武时大将蓝玉所中的云南盐一万多引，就是由其家人负责进行的；宣德时期的陈懋和阎俊等，负责给他们贩盐的不仅有家人、奴仆，还有军士，至少900人之多。

景泰时，中军大都督府大都督汪泉，纵家人杨俊等“擅榷商贾”；辽东巡抚都御史李纯，“令义男放债”；天顺时，皇亲、公、侯、伯、文武大臣，令家人于北京四外州县“把持行市，侵夺公私之利”、“诡名中盐”者也相当普遍。

到弘治时，这些家人狗仗人势，更是嚣张。有的“截桥梁、阻舟楫，以取人财”，有的则“列邸店以罔市利”，还有当时皇亲庆云侯周寿、寿宁侯张鹤龄的家人朱达、周洪等，都是当时以“阻坏盐法”而有名的人物。

明初，曾三令五申禁止四品以上官员与民争利，禁止官员之家做买卖，禁止权贵势要及食禄之家行商中盐，同时还制定了十分严格的惩处政策。

他们所经营的项目，大多都是国家垄断经营的，他们这种与国争利的经商活动，大大减少了国家收入，国家为了巩固统治、整顿吏治，势必会对官僚经商实行限制。

若想一方面免于受到明王朝的制裁，一方面又可以从中经商牟利，勋亲贵族、达官要人在经商时，不得不用“家人”、“奴仆”出面经营。

与一般商人不同，官僚经商所赚取的利润，大多是用之于它们穷奢极欲的生活，或者用之于购买土地赚取地租，亦或进行高利贷放债，有的甚至干脆挖窖储藏起来，而不是用于投资再生产。

​纵观明朝，无论官员以何种方式从事经商活动，依靠政治力量和政治手段经商，必然对正常的商品流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障碍。

而商人的生意经一旦侵入封建官僚政治中，也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因此，官僚经商，作为封建社会肌体的寄生虫，百害而无一利，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一种消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