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孔子思想中最成熟的观点,孔子中庸思想是怎么来的?

文史通4年前历史故事头条1555

孔子中庸思想是怎么来的?

其中《论语》记述尧对舜、舜对禹在禅位时的谈话: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尧曰》第一章)(尧说:“啧!你这个舜啊!天命的运转落在你身上,你要确实掌握着中正之道。假若四海百姓困穷,上天给你的禄位就永远终止了。”舜也用这话嘱咐禹。)尧和舜都把“允执其中”作为治理天下的重要方法,这是孔子中庸思想的由来。“允执其中”的“允”,有确实、诚、实在诸义;“执”是掌握;“中”是不偏不倚,也就是正。中庸思想的核心就是“中正”;治理天下,处理一切问题,办一切事情,首先要中正。

中正不但必须不偏不倚,而且还必须注意“过犹不及”。

子贡问:“师(颛孙师,即子张)与商(卜商,即子夏)也孰贤?(这里有问号)”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这里有问号)”子曰:“过犹不及。”(《先进》第十六章)(子贡问:“子张和子夏谁做得好?(这里有问号)”孔子说:“子张做得过头,子夏做得不够。”子贡又问:“那么子张比子夏强一些?(这里有问号)”孔子说:“做得过头和做得不够同样不好。”)“过犹不及”,是说凡事做过头了不好,而不及也不好。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掌握得恰到好处,就是孔子中庸思想的精髓。孔子“允执其中”的思想,就是不偏不倚,做到恰到好处,既不左倾,也不右倾,执行正确的路线。“允执其中”,也是“无过无不及”,做事既不过头,又非不及,做得恰如其分。这条中庸原则,可以适用于其他的问题上。

孔子的“允执其中”思想,不是折中主义。折中主义是把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理论无原则地和机械地结合,在原则对立的观点之间采取庸俗的调和态度,充老好人,和稀泥。孔子的“允执其中”、“无过无不及”,是有鲜明的原则性的,这就是仁和礼。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邻)。”(《里仁》第十章)大意是,对于天下的事物,不存心倾慕,也不存心排斥,不以个人好恶而只以礼义为标准。义属于仁的范畴,而仁以礼为表现形式,所以“允执其中”,也就是恰如其分地依仁义行事。如此鲜明的原则性,怎么是折中调和、和稀泥呢?(这里有问号)

孔子的中庸思想

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通常人们讲天人合一主要是从哲学上讲,大都从《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讲起,而忽略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更忽视了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善,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境界。“与天地参”是天人合一。这才是《中庸》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因而《中庸》始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而终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这就是圣人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天是善良美好的天,天人合一的人是像善良美好的天那样善良美好的人,天人合一就是人们自觉修养所达到像美好善良的天一样造福于人类和自然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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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

孔子的中庸思想重点是什么?

孔子的中庸思想的一个重点是不可则止;这个不可则止,也包含着适可而止的意思。

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第二十四章)(孔子说:我们所说的大臣,用推行仁义为君王服务,如果不能推行仁义,就不做这个大臣。)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第二十三章)(子贡问交友问题。孔子说:“忠言劝告委婉地引导,他不听就算了,不自找羞辱。”)前一章指对国君,后一章指对朋友,对他们的缺点错误要忠言相劝,讲究方式方法,谏而不听,就不必再劝。对君主的,可以辞职不干,不跟着做坏事,也不自己找羞辱;对朋友,他不听劝,则洁身自好,不必发展到对抗性矛盾,使以后的事情更不好办。为官、交友,关键是坚持正道,他多次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第十一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第十三章),能行道,则为君竭忠办事,不能行道,便辞职不干,回家教书。他周游列国,劝说过多位国君,都不采纳他的主张,不能行道,他始终不做官。对他们的劝告,也适可而止,不自取其辱。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反映了孔子的什么思想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注释】

  中庸:中,谓之无过无不及。庸,平常。

【译文】

  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吧!人们缺少这种道德已经为时很久了。”

【评析】

  中庸是孔子和儒家的重要思想,尤其作为一种道德观念,这是孔子和儒家尤为提倡的。《论语》中提及“中庸”一词,仅此一条。中庸属于道德行为的评价问题,也是一种德行,而且是最高的德行。宋儒说,不偏不倚谓之中,平常谓庸。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的道理。中庸又被理解为中道,中道就是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状态。中庸又称为“中行”,中行是说,人的气质、作风、德行都不偏于一个方面,对立的双方互相牵制,互相补充。中庸是一种折衷调和的思想。调和与均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相对的、暂时的。孔子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这一状态,并概括为“中庸”,这在古代认识史上是有贡献的。但在任何情况下都讲中庸,讲调和,就否定了对立面的斗争与转化,这是应当明确指出的。

孔子的中庸思想

今天一提到“中庸”很多人的理解都是“平庸、折中、调和”,这是对儒家“中庸”思想的大大的曲解。不错,中庸的确有“平庸、折中、调和”的含意,但这些绝不是中庸思想的全部,否则《中庸》就不可能被自孔子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奉为经典了。

在儒家看来“中庸”不仅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证基础上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方法。作为具有具体内容的儒家伦理道德观——“中庸”由孔子首创,再经过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中庸》一文的作者充实发展,终于成为一套儒家的处世规范。但如果单纯从“中庸”的概念上看,“中庸”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儒家的“中庸”说正是从前人有关“中”的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

“中”在先秦古籍中常见的字义有三,一指中间、中等、两者之间;二指适宜、合适、合乎一定的标准,用作动词;三指人心、内心,即人的内在精神。如今很多人之所以会把“中庸”理解为折中主义或调和主义,就是仅仅把“中庸”的“中”字简单地理解为“中”的第一种含义,故而造成对“中庸”的屈解,其实,“中庸”的“中”与上述三种含义都有关系,只有把这三方面的意思贯通了理解,才能弄清“中庸”的完整含义。

“中庸”里的“中”首先是“适宜、合适、合乎一定的标准”的动词含义。这个含义我们今天也在用,读作zhòng,如“你这话很中听”的中就是这个含义。在儒家典籍中,如:“孔子曰:‘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指乎’”,《孟子尽心下》这里的“中”就是适宜、符合的意思,《礼记·中庸》说圣人“从容中道”,《大戴礼记·保傅》说:“化与心成,故中道者性”,所有这些“中道”都是中于道,合于道的意思,和折中调和、中间道路,没有直接联系。那么,儒家的“中道”究意是指“中”什么“道”呢?这个“道”就是“礼”,儒家所谓的“中庸”应该首先指的是适宜,符合“礼”的行为,“庸”在这里做用、讲,“中庸”的含义就是使自己的行为为适宜、符合实用。也就是符合“礼”。在《礼记·仲尼燕居》中:“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道……子贡越庸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由此可见孔子所谓“中”是以“礼”的要求为标准的。

随着“中礼”的深入,“中庸”又有了进一步的含义。如《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在这里“中”就已常常用业指人的内心世界,如《礼记·乐记》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左传》中所谓“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在《中庸》所以用“中”本指含而未发的喜怒哀乐之情是为了说明:礼是道德准则,是根源于人的含而未发的内心的。

由此一来,“中”就把内外贯通起来了,一方面“中”是内在的指人内心的某种状态,也即含而未发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中”又是外在的,也即表现于外部行为上的“中道”,合于礼,内心的“中”是行为“中道”的前提,而行为的“中道”则是内心之“中”的结果。

《中庸》一文的主要内容正是通过反复强调这种内外的关系本阐明中庸之道的,《中庸》中说:“忠恕违道不远”,“忠”也就是要存养省察内心之“中”,“恕”则是要长而为解在道德行为的“中道”,《中庸》认为道德修养首先要从人所不见的“慎独”工夫做起,“内省不疚,无恶于志”,达到内心的“诚”即含而未发的“中”,由此出发,就能“微之显”,“暗然而彰”,渐渐外化为行动上的“中道”。内心的“中”与外部行为的“中道”统一,《中庸》称之为“合内外之道”,“致中和”不仅能使君臣父子各处其位,而且可以参天地之造化,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这就是“中”的大功用,所以叫做“中庸”。

当然,“中庸”的“中”还有中间、中等的意思,如“执两用中”的“中”,儒家通常反对走极端,在对立的两极这间寻求比较适中的解决方案,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既不要太“进”也不要太“退”,既要“尊贤”又要“容众”,既要“致广大”又要“极精微”,可以“乐”但不能“淫”,可以“哀”但不能“伤”,可以“怨”但不能“怒”,这些都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适中的方法。

但,这样一种适中之所以被采用,不是因为它处于两极的中间,而是因为它合于内心之“中”和外在之“道”的标准,虽然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通常是比较正确的,但绝不能说凡是处于两极之间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正确与否不是由其中间性决定,而且由是否“中道”来决定的。

总的来说,所谓“中庸”,就是要以人的内在要求(人性、本心)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在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寻求“中道”,也就是使内在要求,在现有的外在环境与条件下,得到最适宜的、最恰当的、无过与不及的表达与实现。这也就是《中庸》所谓“致中和”、“合内外之道”。如果人们能在一切事情上恰到好处地这样做,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因为中庸所要坚持的是合于内在尺度和外在要求的正确道路。因此,坚持“中庸”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要比不负责任地唱一点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极端的调子难得多。荀子曾说:“天下有中,敢直其身”《荀子·性恶》可见要做到“中”。并不象做个和事佬那样轻而易举,需要的倒是胆量和勇气。《中庸》所说的“中立不倚”,也决不是一种保持中立的骑墙派主张,而是儒家所标举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君子节操。这一点联系《中庸》上下文就可以明显看出:“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可见“中立不倚”就是说“中”的道德信念和准则一旦确立,就永不偏离,无论治世乱世、有道无道,君子都要坚守信念,保持节操,“至死不变”。孔子提倡“死守善道”,说“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曾子说:“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

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说:“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荀子·性恶》)《礼记·儒行》说:“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坚持“中立不倚”,不调和,不妥协,正是儒家一贯的优良传统。

总之,“中庸”既是一种伦理学说,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思想方法,强调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以达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则是适度,无过不及,恰到好处。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保持平衡,不走极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对我们几千年的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学说

  孔子学说

  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仁与礼是两个最基本的范畴,把仁与礼相统一的最佳状态称之为“中庸’。孔子的学说体系以人道为重点,对后世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孔子是打破“学在官府”局面,开创“私学”的第一人。他的弟子有3000多人,其中“贤人七十二”。孔子删《诗》、《书》,编《春秋》,钻研《易》、《乐》、《礼》,集以往文化思想之大成,创立了儒家学派。他的言论和事迹保存在《论语》和先秦其他典籍中。

  孔子的思想体系以礼为出发点。他认为礼治是社会得以安定的必要保障,唯有实行礼治才能建立“天下有道”的社会秩序。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论语·季氏》〉他认为春秋时期社会之所以动荡不己,其根本原因就是“礼崩乐坏”,因此要使社会由乱变治,就必须恢复礼治。他明确表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从周”也就是恢复周朝礼治,而恢复周礼首要的一条就是正名。孔子在卫国时,子路问他:“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莫先?”他直接了当地回答:“必也正名乎!”所谓正名,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社会成员都按照自己的等级名分尽义务,作君主的要像君的样子,作臣子的要像臣的样子,作父亲的要像父的样子,作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总之,正名是治理国家的首要环节。复礼、从周、正名等主张反映出孔子思想带有浓厚的传统,但他并不抱残守缺,他一面维护传统,一面超越传统。这表现在他从新的视角看待礼法,对周礼作了损益。他认为礼不仅仅是礼仪条文的总汇,不是一套死板的规定。

  礼作为形式来说,是要表现深刻内容的,这个内容就是“仁”。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实质,复礼是行仁的手段。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子路》)这样,孔子便从“礼”这一传统观念中引申出“仁”这一新的观念。在《论语》中,仁字出现了109次之多,可见仁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在孔子关于仁的种种说法中,这一条最精辟。

  所谓爱人,也就是主张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来看待,这是一种原始的人道主义思想。孔子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狭隘的宗法血缘观念,发现了人类的存在。他承认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强调道德意识是人普遍具有的特质。因此,他主张用仁爱原则协调人际关系,实行“忠恕之道”。所谓忠恕之道,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应当作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应当作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人在躬行仁道的道德实践中,实现人的价值,成就理想人格。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就是圣贤、君子。如果说礼是孔子学说体系的出发点,那么,仁才是这-体系的核心和实质。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仁与礼是两个最基本的范畴。一方面,仁受礼的制约,行仁不能超出礼规定的范围。孔子不赞成没有差等的仁爱,因为这将模糊上下尊卑的等级名分界限。另一方面,仁又规定着礼,只有与仁紧密结合的礼才是合理的。有些陈规陋习虽有礼仪方面的根据,如杀殉、专横、暴敛等,在孔子看来也是非礼之举。孔子把仁与礼相统一的最佳状态称之为“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既是理想的道德境界,又是一种方法论原则。中有中正、中和的意思;庸是用的意思,合起来说,中庸也就是“用中”。

  孔子在评论他的两个学生时说,“师也过,商也不及”,结论是“过犹不及。”因为无论是“过” 还是“不及”都离开了中道,这也就是说只有排除极端,维系矛盾双方的和谐、统一和平衡才算达到中庸。他还指出,礼是衡量中庸与否的具体尺度。他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这样,孔子便把“礼”、“仁”、“中庸”连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也就是孔学的基本框架。

  孔子认为,“礼”、“仁”、“中庸”等观念的形成,需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他经常教导自己的学生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既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提出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不耻下问”等名言隽句,被后世学者视为座右铭。他创立的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法,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孔子的学说体系以人道为重点,对于天道谈得不多。他的学生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没有明确否认传统的天命观念,他在不得志或懊丧的时候,曾发出这样的感慨,“道之将行也歇,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但他并没有把天看成有意志的人格神。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把天描绘为四时交递、万物繁衍的自然过程,一点也没有神秘色影。对于鬼神,孔子则抱着敬而远之,存而不论的态度。学生向他请教神鬼方面的问题,他含糊其辞地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在他看来,现实的此岸世界比虚幻的彼岸世界重要得多。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无神论观点,但也表现出相当鲜明的理性精神。这就在天命鬼神观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对后世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开始分化。据《韩非子·显学》记载,“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在这八派中,以孟柯为首的“孟氏之儒”和以苟况为首的“孙氏之儒”在理论上的贡献较大。

中庸是谁写的 是孔子吗

《中庸》是一篇论述儒家人性修养的散文,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子思所作,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经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南宋朱熹作《中庸集注》,最终和《大学》、《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孔伋,字子思,孔子的嫡孙、孔子之子孔鲤的儿子。大约生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年),卒于周威烈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02年),享年82岁。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参,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参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有重要地位。《史记·孔子世家》记子思年六十二(当为八十二之误),而生卒年则不详。按子思之父孔鲤,死于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当跟孔子的年代相当。子思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因此,北宋徽宗年间,子思被追封为“沂水侯”;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又被追封为“述圣公”,后人由此而尊他为“述圣”,受儒教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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