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都城史话·东汉卷》之47

东汉的太学生有多种称呼，诸如“诸生”、“博士子弟”、“游士”等等，入太学学习亦可称“受业太学”、“游太学”、“观太学”。

一、太学生的来源

东汉的太学生来源广泛，政府对于太学生并没有身份性的规定，从理论上说，所有人都可以到太学中学习。东汉一朝太学生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表现出很强的平民性。

有人将东汉太学的特点总结为“公卿之子不养于太学”。公卿权贵可以在家中给子弟提供很好的教育，他们本人也多是著名学者，所以他们的子弟不需要进太学就可以成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太学中没有公卿子弟。东汉政府规定，六百石以上级别官员的弟子，都可以到太学中学习。所以，公卿子弟出入太学者不在少数。司徒李合之子李固就曾在太学中学习，不过李固从来不愿意让大家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在太学中学习时每次回家探望父母都不让同学们知道。

当然更多的学生都是平民出身。东汉名士公沙穆出身贫寒，来到太学读书的时候，不得不靠给别人帮佣来解决衣食。东汉后期太学生的领袖郭泰（字林宗）出身寒微，甚至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颍川人庾乘家境贫苦，在太学中学习的时候，靠为大家帮佣为生。他考虑到自己帮佣的身份，每次大家一起讨论学业的时候，他都主动坐在下座。因为他学业精通，甚至于连太学博士都时时向他请教，时间久了以至于“由是学中以下坐为贵”。（《后汉书》第2229页）

对于太学生的入学年龄，也没有太多的限制。东汉一朝有不少才俊很小的时候就进入太学读书。后来官至三公的鲁恭，刚入太学时只有十五岁，而同他一起就学的弟弟鲁丕年仅十岁。颍川人杜安十三岁就游学京师，被称为“奇童”。别看他年纪轻轻，但头脑极其冷静而成熟。当时京师权贵纷纷拉拢他。但是这些权贵们送过来的书信，他根本没拆封。后来朝廷打击权贵的门客，他得以幸免于难。臧洪十五岁时游学京师，知名太学。张良的六世孙张皓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太学里学习了。太尉李固的学生郭亮，“年始成童，游学洛阳”。（《后汉书》第2088页）汝南谢廉，河南赵建，时年十二，各能通经，拜为童子郎。其他年少游学京师的记载，还有很多。

很多人为了求取功名，皓首穷经，年龄都已经很大了。有时候朝廷实在看不下去了，也会施舍性质地给他们一些安慰。汉灵帝熹平五年（176年），朝廷对太学中年龄超过六十岁的一百多个学生进行考核，最后任命他们为“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后汉书》第338页）甚至有人在太学中学习终身，最终病殁于太学之中。济阴郡的王子居最终病殁于太学，灵柩靠同学申屠蟠运送回原籍。

太学的入学方式也比较灵活。公卿之子可以不经过考选而直接入学。南阳人宋均，因为父亲曾任五官中郎将，所以十五岁就被任命为郎官，每逢休息的时候他都到太学里学习。地方政府也可以选拔优秀的子弟到太学中学习。成都人杨终十三岁时当郡吏，太守欣赏他的才干，派他到京师，进入太学受业，后来成为著名的《春秋》学者。东汉后期著名学者郑玄，就是受到北海太守杜密的赏识而被派到洛阳的太学中学习的。政府还规定，每年朝廷选拔“明经”考选落第者，可以到太学里学习。汉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太学修缮一新，朝廷下令：“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増甲乙科员各十人。”还增加了从太学生中选拔录用的名额。也可以由学者推荐入学。东汉后期的名士岑晊（zhì）出身不好，由于受到宗慈的赏识，宗慈就把他带到洛阳，推荐他进入太学中学习。总之，东汉的太学入学非常宽松而自由，所以学生人数才能一度达到三万多人！

二、太学生的生活

东汉的太学不收取学费，不仅如此，正式登记在册的太学生，还会受到政府一定的优待。他们可以合法地免除徭役和赋税。汉代的田租是很低的，但民众主要的负担来自各种赋和徭役。正式在册的太学生都是免税的。皇帝每次到太学视察，都会给在校学生以一定数量的赏赐。《汉书》中清晰地记录了西汉太学正式在校生的数量，但是东汉太学正式在校生的数量，《后汉书》中并没有记录。考虑到东汉太学入学的宽松，估计正式在册的学生可能不会太多。

虽说朝廷不收取学费，但是太学生们求学还是需要一定的费用的。大多数学生都是依靠家庭的接济。太学生领袖郭泰向姐夫借了五千钱，才解决了求学的难题。鲍宣依靠岳父的接济完成了学业。还有不少人，依靠勤工俭学来完成学业。前面已经提到公沙穆在太学里为人帮佣，解决求学费用。庾乘也靠帮佣谋生。还有一些人则是做起生意来。《后汉书·文苑列传》中记载，刘梁靠卖书来解决衣食，张楷则是去卖药。另外有些学生，则是通过给老师做助教来解决经济困难。《后汉书·郭丹传》记载，郭丹“既至京师，常为都讲。诸儒咸敬重之。”（《后汉书》第940页）因为当时太学里有几万名学生，老师不过十多个人而已，虽然是上大课，但是老师也没有办法保证给每个学生上课。往往是老师讲给高才弟子，然后他们再向其他人传授。不仅太学中是如此，在一些学者们的私学之中也是如此。有些学者学生著录过万，当然无法一一面授，也需要高才弟子的转授。这些助教在当时就被称为“都讲”。

由于东汉太学生有着很大的社会影响，为了拉拢太学生，社会各界都会通过不同形式来给太学生以接济。比如东汉后期著名外戚窦武，为了与宦官势力争权，极力拉拢太学生，以赢得声望。窦武“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后汉书》第2239页）一些著名学者在功成名就之后，也不忘接济贫寒后学。著名学者包咸曾经担任过汉明帝的老师，汉明帝给与他的赏赐，他总是分散给贫苦学生。

太学给学生提供一定数量的宿舍，学生可以选择在学校内居住，也可以居住在校外。东汉后期循吏仇览，在太学中学习的时候，就住在太学之中。而仇览的同乡符融，早已成为太学生的领袖。他们住在相邻的宿舍。仇览专心读书，门可罗雀；符融则是宾客盈门，高朋满座。太学生们在太学之中，生活完全自理，学校并不提供饮食。东汉著名隐士梁鸿在太学中学习的时候，性情孤僻，虽说与别人同住一屋，却并不来往。别人在做好饭后，锅灶尚有余热，招呼梁鸿抓紧做饭。梁鸿却说：“我梁鸿虽然年幼，可也不是占别人便宜的人。”竟然“灭灶更燃火”。（《东观汉记》第862页）

三、太学生的学习

太学生在太学里的学习很灵活。太学博士在太学中所讲授的课程都是大课，听课人数可以达到数千。据记载，太学的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后汉书》第1990页）考古发掘证实，太学中的大讲堂规模的确很大。至于博士们多久上一次课，一次课要讲多久，从文献中找不到详细的记载。太学生的数量最多达三万多人，而太学里的教师却只有十几个人。这就决定了太学中的学习，更多地是自学。的确，很多人在太学里，只是为了拉关系，对于学习本身并不重视。因为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是察举制，这就要求被察举者要具有一定的名声。而游学太学是获取名声的一个重要途径。至于是否真的在经学上获得多么高深的造诣，反而是大家不太关心的事情了。符融和仇览在太学中住邻居，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反差。符融还去劝仇览，说：“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后汉书》第2481页）

各色人等来到太学，其中不乏招摇撞骗之徒。东汉后期，汉中人晋文经和梁国人黄子艾，来到京师以后，先是炫耀才智，然后故作高深，托疾养病，不接宾客。洛阳城中颇有一些人被他们的表象所迷惑，很多太学生也纷纷登门造访。后来符融发觉他们二人没有什么真学问，于是就在太学之中与他们进行辩论，大庭广众之下揭露了他们不学无术的本质，最后这二人落荒而去。

熹平石经

不少学生在入学之前已经具备了很高的造诣，而且在学习过程中也可以休学，有些人就曾多次出入太学。多数太学生与老师之间关系十分松散，所以有些人名下才会有万名学生。真正好学的只是少数，比如郑玄在太学里非常认真地向第五元先学习了《京氏易》和《公羊春秋》。真正好学的人，往往并不满足于太学里的学习，在完成太学学业以后，还会继续拜访名师。郑玄在完成太学学业以后，觉得东方没有什么名师，于是入关拜到大儒马融门下继续学习。

太学里传授的都是今文经学，但是一些古文经学派的学者也可以选一些太学生做弟子。汉章帝时的著名学者贾逵深受皇帝器重，后来汉章帝就下令贾逵从学习《公羊传》严氏之学和颜氏之学的高才弟子中选二十个人，传授他们《左传》。当时，京师学者云集，很多大学者未必是太学博士，这些人在公务之余也教授学生，很多都是太学里的在校生。当然，这些人拜在高官门下，目的也不单纯，无非是渴望能够获得他们的举荐，走一条捷径而已。

太学里学风自由，学生不仅可以在不同的老师之间选择，而且可以与老师进行辩论。东汉后期著名《左传》学者服虔在太学里学习的时候，就曾经和《公羊》学大师何休进行过辩论。太学里的辩论非常频繁，不仅学生和老师之间有辩论，老师之间也可以有辩论，学生之间的辩论就更多了。

太学生在太学中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参加朝廷的各种礼仪。太学就是朝廷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之一，皇帝经常到太学之中举行射礼、饮礼以及各种养老的礼仪。在这些典礼中，太学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皇帝也通过在太学行礼，以达到教化的目的。建武年间，朱浮就曾向光武帝说道：“夫太学者，礼义之宫，教化所由兴也。”（《后汉书》第1145页）

四、太学生的出路

太学生到太学里学习，多数不是为了满足求知欲，而是想混个出身。朝廷办太学，一个重要的目的也是为政府选拔人才。

太学从建立之初就确立了考试的制度，此后在长达两三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太学的考试制度在不断完善。根据《通典》的记载，到了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东汉朝廷制定了详细的太学考试方法。首先，学生在太学学习满二年以后，经过考试能通两部儒家经典，就可以补文学掌故的缺额。其次，在担任文学掌故两年以后，如果经过考试能通三经，可以任命为太子舍人。再次，在担任太子舍人两年以后，如果经过考试能通四部经典，可以任命为郎中。最后，担任郎中两年以后，经过考试能通五部经典，就可以任命为正式的政府官员了。以上这些考试，如果当年不能通过，都可以随着下一届学生参加考试，考试合格同样录用。

太学生人数众多，真正能通过考试谋取出身的只是少数。更多的太学生在太学学习以后，都回归乡里，教师职业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比如王充从太学回到家乡后就靠授徒为生。也有一些人通过在太学里获取的名声，回到乡里后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被征辟为地方官吏，或者通过察举成为孝廉而进入仕途。东汉时期，不少公卿都有游学太学的履历，比如曾位居三公的鲁恭、李固等人。

当然，太学也培养出一大批的学者，贾逵、崔骃、张衡、王充、郑玄等人，都太学生的佼佼者。

四、太学生的清议之风

早在先秦时期，士人阶层就具有非常强烈的参政意愿。士人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道义的承载者。进入汉代以后，士人参政议政的风气并没有明显的收敛。虽然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试图控制意识形态，控制舆论，但是士人与专制政府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并且在一些时候呈现出激化的状态。西汉后期，士人对西汉政权的激烈批评，为王莽的代汉营造了舆论的环境。进入东汉以后，政府从奖励名节、控制太学授课内容等多个方面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预期效果，效忠朝廷的观念深入人心。然而，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的交替专权，严重威胁到了国家的利益。出于对朝廷的忠，士人与外戚、宦官等权贵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士人的主体就是太学里的青年学子。这种斗争，最初的表现形式是通过舆论的力量，对公卿大夫进行品评，从而在太学中形成了一股清议之风。

官宦头子张让

东汉王朝的仕进制度中无论是察举还是征辟，一个重要的选拔依据就是被选拔者的声望。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东汉人才的选拔，品评人物成为东汉一朝的重要风气。而太学中的青年学子在学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获取了道义的力量，掌握了道德的制高点，从道德的角度对公卿大夫的品评，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东汉王朝被清末学者皮锡瑞称之为“经学极盛时代”，儒家经典获得了极大的普及。儒家所倡导的一些伦理观念，有了极高的社会认同。在这种情况之下，舆论显示出了空前的力量。所以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的小序中说道：“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宦官），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后汉书》第2185页）郭泰、贾彪等太学领袖，与李膺、陈蕃等正直的士大夫们，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舆论的导向，给黑暗的东汉政治带来了些许的光明。

而且东汉的太学生也多次参与到实际的政治斗争之中。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因打击横行州郡的权贵和宦官，被汉桓帝罚做服劳役的刑徒。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前往朝廷上书，替朱穆伸冤，汉桓帝不得不赦免朱穆。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拜议郎，论功应当当封。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人欲向他索贿，皇甫规坚决不向宦官妥协。结果得罪宦官，论输左校。正直官员和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前往朝廷营救，皇甫规获得了赦免。

但是，掌握朝政的宦官与外戚势力，并不甘于就此俯首，而是进行了激烈的反扑，终于酿成后来的党锢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