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胡亥“矫诏”,新发现史料能否为“篡位”正名?

文史通4年前历史故事头条1282

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秦二世胡亥是这样“篡位”的:秦始皇临终之前感觉身体不大好,就占了一卦,说东南游才能避免这些厄运,就到东南走了一趟。回来的时候,走到今天的河北邢台市(古称沙丘)那个地方,去世了。在去世之前写了一封信,要求把信送给当时在北方戍边的大儿子扶苏,叫扶苏回去主持他的丧礼或者参加他的丧礼。后来赵高和胡亥串谋,又拉拢丞相李斯,把这份诏书毁掉,伪造了另一份诏书让胡亥继位。也就是说,胡亥是“篡位”的。


但是,近来新发现的两则史料颠覆了我们以上的认知,秦始皇是正常传位给胡亥,不存在李斯与赵高合谋篡改诏书的情况。那么,新发现的史料能否为胡亥“正名”呢?


胡亥篡位的记载

胡亥篡位的记载,其实,都出自于司马迁一人的记载中,《史记》中关于“篡位”(沙丘之谋)的记载共有:


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秦二世胡亥乃是矫诏篡位:


(赵)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


陈涉世家里又提到:


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


李斯列传中还有更为细致的描写,胡亥、赵高、李斯三人同谋,瞒天过海违背了秦始皇传位长子扶苏的旨意,窃取了政权。


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讬命哉!”於是斯乃听高。高乃报胡亥曰:“臣请奉太子之明命以报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


由此看出,赵高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嬴政死后李斯恐天下有变,秘不发丧,当时并未直接采取篡位的活动,正是赵高为胡亥出谋划策并说服了李斯一同进行夺权的行动。从这样的记载来看,胡亥继承皇帝位是不正当的,不具备所谓“合法性”。


两干年来,世人对秦始皇传位问题的认识都依赖《史记》,尤其是《史记》中李斯和赵高的密谋,显而易见没有第三者在场,当事人更不会在事后外泄。因此,《史记》中宛如作者身临其境的相关记载,不由得不令人怀疑其真实性。


司马迁墓和祠,位于陕西省韩城市芝川镇


吕思勉的质疑

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吕思勉(1884年—1957年)就对《史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吕思勉的论据,总结起来是两点:一,太子是不出京城的;二,春秋战国时期,太子“皆不将兵”。


第一点,太子不出京。古代作为太子往往是住在京城的,如果到了外地,那就是被贬谪了。唐朝的太子经常是被封为雍王,雍指的其实就是京城;


第二点,太子不做军队上的事,这也是情理之中,太子是未来的皇帝,怎会去打仗,太子应该做的是学习政治事务。如果像晋献公对太子申生那样“使将兵”,那就是君主“有意废立”。看看明朝朱元璋的皇子、皇嗣朱标以及之后的朱允炆,都是在京城呆着,其他皇子都去守卫边疆(后来夺位的燕王朱棣就是在守护北方边境)。由此来看,吕思勉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扶苏已经被秦始皇派去“监军上郡”,也就不拥有法定继承人的资格了。


至于陈胜提到的那句“(秦二世)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若是仔细推敲,这里所谓的“当立”,只是说扶苏“理应”即位而已。如果扶苏真的拥有法定继承人的地位,陈胜应当直接说胡亥“篡位”才是。至于后面“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一句分明是在解释“理应”即位的扶苏为何没有即位,恰恰与吕思勉的质疑相符。


吕思勉故居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十子街8—12号


两则新史料的发现

  •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

2009年入藏北京大学的西汉竹书《赵正书》,更是否定了篡位(“沙丘阴谋”)的说法。


2009年初北京大学接受社会捐赠,得到3300多枚西汉竹简,这些竹简随之被命名为“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关于这批汉简的来源,如清华大学藏楚竹书的来源一样,均系捐赠 ,出土时间、流散过程,已不得而知)。


《赵正书》是一篇基本完整并且已经佚失了的古代典籍,篇名自题为“赵正书”,总字数近1500字。其撰写年代早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等篇的成书年代。竹书里的“赵正”,就是秦始皇嬴政。


秦、赵先祖本是一家,同出于“赢姓”。《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作为人质出生在赵国邯郸时,“名为政,姓赵氏”。《楚世家》里也说,“十六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


《赵正书》主要内容记述从秦始皇第五次出巡之死,到秦二世继位后诛杀诸公子大臣,直至秦亡国这段历史过程中,秦始皇、李斯、胡亥等人的言论活动。其所记载的秦末历史与《更记》中的相应内容有极大不同。按照《赵正书》的说法,秦始皇在病重后让近臣商议继位人,丞相李斯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由其领衔的群臣上奏始皇帝,《赵正书》云:


“赵正流涕而谓斯曰:‘吾非疑子也,子,吾忠臣也。其议所立。’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王死而胡亥立,即杀其兄扶苏、中尉恬。大赦罪人,而免隶臣高以为郎中令。”


可见,秦始皇是正常传位给胡亥,不存在李斯与赵高合谋篡改诏书的情况。


扶苏是秦始皇长子,屡次直言上谏,被派到上郡监兵。秦始皇最喜欢的儿子就是胡亥,出行时常带在身边,临终传位于胡亥是正常的。


《赵正书》简文(据《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叄]》)


  • 兔子山遗址9号井的一枚木牍

2013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9号井出土了一枚木牍,发现了《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詔書》(秦二世胡亥为自己登基,发布的《告全国各族人民书》),其文曰: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周西璧《洞庭湖滨兔子山遗址考古,古井中发现的益阳》,《大众考古》,2014年第6期)


其中明确记载了胡亥“朕奉遗诏”,即秦二世胡亥是继承了秦始皇的遗命而成为皇帝,并将“宗庙”“律令”诸事处理完毕,在继位“合法性”上毫无问题。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


在这份诏书中,明确告知,“朕奉遗诏”而继承皇位,并且这份诏书中的“元年與黔首更始”这句话,与《赵正书》中的“且與天下更始”相印证,这句话在贾谊的《过秦论》和史记的《秦始皇本纪》中都有记载,写做“與民更始,作阿房宮”。


以上记载谁更可靠

那么面对两种截然相反又无旁证的说法,到底哪个更可信呢?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新著《生死秦始皇》书中,对《赵正书》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只要认真阅读文献,就会发现这部《赵正书》,虽然是西汉时期的,甚至比看到的《史记》《汉书》文本都要早,但是,它的性质是小说。正如不能用《金瓶梅》研究明代政治主体,也不能用《赵正书》去研究秦代政治史。


需要注意的是,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称《史记》“光芒万丈长”,其真正意义“不在史而在文”,我们今天耳目能熟的史记篇章,也无一例外的属于文学色彩极浓的“人物”系列,浓到不仅可以当散文读,甚至可以做为小说、剧本的范本来读。你看啊,《史记》中胡亥、赵高、李斯三人“密谋”那一段,不也是标准的小说笔法嘛。


辛德勇教授


我们现在看《史记》关于胡亥“篡位”(沙丘之谋)的记载,其实也是孤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也并没有同时代的文献或出土文物相佐证,史记中关于沙丘之谋的记载,都是属于同一作者,所以在这一问题上,司马迁也是自说自话。


最后,我们的结论是, 9号井的这枚木牍和《赵正书》的记载两相对照,无疑为世人重新认识秦末历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或许,在未来的考古发现中、还会有更多的出土材料,与人们习以为常的《史记》记载相抵触。


起码,就目前来看,关于胡亥“正常传位”和“篡位”的说法,是二比一,两家说“正常传位”,一家说“篡位”。


这时候,我想起了胡适的一句名言——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参考资料:《史记》、《赵正书》、《生死秦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