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宋朝历史上最关键的一次改革 比王安石变法更彻底的一场变

庆历新政是指中国北宋宋仁宗在庆历年间进行的改革，庆历新政如昙花一现，对宋朝的积贫积弱局面没有任何改观，但是它代表了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利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需求，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改革的精神和内容影响了此后出现的王安石变法。

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变法的措施、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激烈党争，引起后来史学界的不断争论。其实在王安石变法的26年前，也就是公元1043年，一场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庆历新政，是一次指向更为明确、方法更为彻底的变法。如果庆历新政成功，那么，多年后，北宋就不会面对靖康之耻，而是痛扁辽国，把犯我者赶回北方老窝。

北宋自真宗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后，每年需向辽纳岁币10万两，绢20万匹；加上西夏时常骚扰，大宋不得不连年增加兵员，甚至强征农民；而辽国趁火打劫，将岁币增加至20万两、绢30万匹。多年的穷兵黩武与纳银献物，使得北宋国库空虚，人民积怨颇深，于是，接二连三的士兵与饥民起事，袭卷各州。如此的兵变与民变“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于一伙”，内忧外患，一场变革已经势在必行。

公元1043年，为了应对危局，宋仁宗做出人事调整，提拔在对西夏战争中表现卓越的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执宰班子焕然一新。仁宗励精图治，急吼吼地想要改变当时困窘的局面，不仅多次诏见范仲淹等人，还特别颁布手诏，点名要求这三人拿出可以实行的“当世急务”。九月，范仲淹呈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由此拉开一场由他主持的政治改革——庆历新政的序幕。

北宋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吏治上的许多弊端已经凸显出来，范仲淹针对这些问题，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解决办法。譬如宋代官员的“磨勘制度”，文官以三年、武官以五年为期，将政绩送到中央考课院磨勘，如果没有大的过失，就可以例行升迁。换句话说，只要你不犯错，就算天天坐在办公桌边喝茶，过个三年五载也照样能升官。这样的制度能指望机构有多高的办事效率？范仲淹列出“明黜陟”，采取延长磨勘年限，择优破格升迁的办法。

宋代冗官繁多，还“有赖”于恩荫任子制度。当时，不管是皇帝生日，还是南郊大礼，甚至官员退休，按照这个恩荫制，都可以为子孙及门客谋求一官半职。即便是襁褓里的娃娃，说不定已经步入仕途。针对这种情况，范仲淹提出“抑侥幸”，出台了新荫补法，作出许多限制性规定，比如皇帝生日不再荫补；长子以外的官员子孙必须年满15岁才有荫补资格；荫补子弟必须通过礼部考试才能入仕为官。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官员数量疯涨的状况。

在地方长官的选任上，范仲淹也出台了对应的政策——“择官长”。要求官员的升迁必须严格依照政绩，年老、多病、贪污、不才等不合格官员一律罢免。范仲淹还派出各路转运按察使巡察各地，考核吏治。在选择转运按察使时，范仲淹极为严格，发现不合格的当即一笔圈掉，连一旁的富弼都看不下去了，提醒范仲淹：“你这一笔倒容易，被勾取的一家都要哭了！”范仲淹正色回答：“一家哭总比一个地方的百姓哭要好！”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吏治改革，《条陈十事》里还有一项科举学校制度的改革，即“精贡举”，通过多种举措，便科举与学校教育结合，选拔更多合格的统治人才。朝廷明令全国州县立学，一时之间，各地学校犹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中央兴建起太学，成为最高学府。全国教育进入到全新的发展期，被称为“庆历兴学”。

除“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外，还有“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共十条，官员精简，开支减少，百姓蒙恩惠，这是好政策呀！宋仁宗喜闻乐见，下令实施，通过政令、立法，雷厉风行地将大部分政策落实。

这场围绕整顿吏治的革新运动铺天盖地地在全国实施后，遇到了一大难题：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许多出发点很好的政策，上行却无法下效，实行起来难度太大。比如“择官长”，本来监察官员是好主意，可基层干部像一张密密麻麻的关系网，把哪个拎出来都绝非易事。除此以外，新政的实施，还面临另一个更大的阻挠。

新政实行后，靠恩荫当官、“躺着”升迁等等便利，都不同程度增加了难度，无疑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乎新政很快遭遇到强大的阻力。反对派挥舞着“朋党”的大棒倾袭而来，凡是支持范仲俺改革的人，都被他们视为改革派，都要暗察细访，纠出毛病一一弹劾。

不能不说，反对派利用的“朋党”是一把利器。宋仁宗一听到“朋党”之声就心有担忧，他直接问范仲淹：“自古小人结为朋党，也有君子之党吗？”毫无私念的范仲淹回答：“朝廷有正有邪，倘若结党而做好事，对国家有何害处呢？”一身正气的范仲淹一心为国，忘记了当皇帝的最忌讳臣子们结党营私，哪管你是君子还是小人？

不久后，欧阳修向皇帝进献一篇《朋党论》。这篇文章洋洋洒洒，偏偏说君子有朋、朋党可用，句句直戳宋仁宗的小心脏，最后，还以一句“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结尾。从文学角度来看，《朋党论》堪称一篇好文章，观点新颖、明确，论据充分。可问题是，它戳到皇帝的痛点，还把改革派以外的人，自动划为“小人”，给改革竖立起更多的敌人。本来对范仲淹等人十分信任的宋仁宗，有点坐不住了，恰巧这时，压倒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及时”出现。

反对派中有个叫夏竦的人，表现最为“积极”。在调整执政班子时，宋仁宗最先任命的枢密使就是夏竦，但遭到包括欧阳修在内的台谏官的激烈论劾，指出他“邪倾险陂”，在对夏战争中“畏懦苟且”，台谏官甚至拉着宋仁宗的袍裾要求他改变任命。最终，宋仁宗将夏竦改判亳州。本来要风风光光到京城当军队一把手的，转眼就被赶到亳州成了小小的地方官，夏竦感觉受到奇耻大辱，决定打击报复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无奈，范仲淹威望高人品好，鸡蛋里挑不出骨头，想下套着实不容易，夏悚只好“另辟蹊径”。

夏竦没当成枢密使，令支持范仲淹的石介相当振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毫不留情地把夏竦的离开说成是“大奸之去”。夏竦就以石介这里为切入口。他截获石介写给富弼的信，指使下人模仿石介的笔迹，将信中“行伊、周之事”篡改为“行伊、霍之事”，把忠心辅佐的贤臣周公改成废立国君的权臣霍光。宋仁宗看到后，一脸不悦，有口难辩的范仲淹、富弼等人惶恐不安，只好请求外放，宋仁宗很快同意。刚刚进行一年的庆历新政因为范仲淹的离开，随即陷入僵局。

范仲淹等中心人物的离开，让新政陷入困境。宋仁宗对朋党心怀疑虑，进一步把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人才的引荐者——晏殊罢了相。随后，台谏官中的改革派也纷纷被踢出去。朝廷中，改革派的领袖与追随者都被排挤掉了，但反对派并不罢手。

有一次酒宴，与会者都是范仲淹引荐的一时才俊。酒过三巡，这些才子们多少有点飘飘然，有人吟出一句“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诗句。反对派打听到这事，立即指使御史弹劾这帮聚会之人，因为诗句诽谤周、孔，有大不敬之罪。宋仁宗心领神会借题发挥，下令将全部与会者逮捕，令开封府严加审讯。如此一来，改革派算是被“一网打尽”了。

接下来，宋仁宗终于喊出了心声——“至治之世，不为朋党”，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与富弼同时被免，出任知州。韩琦为富弼辩护，也被罢去枢密副使之职。随后，新政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偃旗息鼓全部废罢。庆历新政改革虽然推行仅仅一年零四个月，但效果显著，不仅各地叛乱逐一平息，解决了当时北宋统治上的燃眉之急，还使国家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机。可惜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革新没能持续下去，在宋仁宗和反对派的联手打压下，草草收场。

虽然这场虎头蛇尾的改革以失败告终，但范仲淹忧国忧民、锐意进取的精神让世人钦佩，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他成为一代名臣，名垂青史。范仲淹未至宰相官位，但去世后获得“文正”的谥号，这成为千百年来多少宰相梦寐以求地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