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理论的形成经历了哪些过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的不同法治思想 法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提出了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思想。它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战国时期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法家是最为重视法律的学派，他们以研究国家治理方式为主。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齐法家”。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治齐的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从战国时期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人的大力发展，一直到战国末期韩非成为法家集大成者，法家思想以法治国的观念影响深远，以至于现在我们社会中依然用到法家治国的理念。其实在战国时期，虽然有不少大力发展法家的代表，但是这些法家代表在治国理念方面也有所不同。

慎到变法

慎到，战国时期赵国邯郸人，著有《慎子》，是法家创始人之一。慎到是法家的“势治派”，重在强调君主权力与威势的结合，君主只有掌握了权势才能保证法律的实施。他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百姓官吏要要听从君主的命令，君主做事要依附于法律。在《慎子·威德》中，慎到这样认为“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法虽不善，犹愈於无法。”拥立天子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并不是建立国家为天子服务。就算法律虽然不完善，但也胜过没有法律，法律可以统一人心。这就看出慎到对于法律的作用是非常重视的，法治比人治要优越，就算是不完善的法律，也要比没有法律强。

在慎到的思想观念中，“势”凌驾于“法”和“礼”之上。在《慎子·民杂》中慎子论述道：“易为下则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谓太上，君臣之道。”慎到的权势论在于“下”。慎到认为权势的大小在于臣民，君主是为民众服务的，从根本上否定了“君权神授”之说，君主应该包容各种各样的人才，精心培养他们，用他们的专长来治理国家。君主要是对臣下不挑剔，那么下面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君主的威望也就越来越高。

慎到的法治理论就是基于权势，在权力之上依据法律做事。君王重视权势，再以法治国，才能做到令行禁止。

慎到对忠臣的反对也是空前绝后。《慎子·知忠》一文中写道“乱世之中，亡国之臣，非独无忠臣也！治国之中，显君之臣，非独能尽忠也！治国之人，忠不偏于其君。乱世之人，道不偏于其臣。”慎子认为，治国之道并不在几个贤臣身上，臣子尽忠，却加重了君王的过失；臣子忠于国家，却使君王毁灭在黑暗的社会中；臣子忠于君王，君王在上位却没有得到安宁。所以慎到认为，治理乱世，不在于忠臣多少，而在于任贤使能。所以在慎到的观念里，“贤”往往比“忠”更加重要。

慎到的思想在历史上分歧也是很大的。荀子认为，慎到的思想杂乱不成体系，是迎合君主和大众的。而庄子与慎到的思想有共同之处，因此对慎到的赞扬性的。慎到的思想体系的确结合了法家和道家，慎到也强调“无为而治”，让国君不要自己做事情，去调动臣下的积极性，这与道家思想不谋而合。

申不害变法

申不害，郑国京邑人，战国时期法家重要创始人之一，以“术”著称，是“术治派”。公元前375年，韩国灭掉郑国，遂成为韩人。此时，各国变法运动风起云涌，百家争鸣，不变法就代表落后于别国，有被别国吞并的风险。这时，另一位法家人物李悝率先变法成功，韩昭侯也想用一个法家人物进行变法。公元前351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施变法。

申不害主张以法治国，健全法制。申不害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术”，即驾驭大臣的权术；提出“修术行道”“内修政教”的“术”治方略。《韩非子·定法篇》对于术的解释是这样的：术，就是依据才能授予官职，考核群臣的能力，根据政绩进行赏罚。

申不害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度。申不害加强中央集权的方法就是收回韩国三大强族特权，摧毁城堡，让财产充其国库，这样所有权利都在君主手上，也就不存在什么国家动荡了。

其次，整肃官吏。“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整顿官吏队伍，加强对军队的考核与监督。然后整肃军兵，将贵族私有军队收编为国家军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大大提高了韩国军队的战斗力。最后，土地问题。申不害曾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他鼓励百姓多种粮食，开垦土地，他还重视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兵器铸造。《战国策·韩策一》中就写到：“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经过申不害的改革，韩国果然国力强盛，政治稳定。韩国虽处于列强的包围之中，但是能够相安无事也是申不害的变法产生的结果。

商鞅变法

商鞅，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是“法治派”，强调法律和规章制度。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与商鞅、甘龙，杜挚一起讨论整顿法治，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甘龙、杜挚代表旧贵族不同意变法。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变国不必法古”，说的就是治理国家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必效仿古法。秦孝公同意了商鞅的说法，颁布了《垦草令》。公元前356年，商鞅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在秦国实施了第一次变法。

商鞅一共在秦国实施了两次变法，第二次变法在第一次变法上更加完善。从军事上看，商鞅整肃军队，实行军功爵制度，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收编贵族私有军队，加强了军权，为秦以后统一六国打下了军事基础；从政治上看，推行县治、连坐制，将强中央集权，强化法律，对后来秦的统一有着深远影响；从经济上看，废除井田制，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提高了人民生产力，增强了国家实力。

韩非集大成者

慎到重视“势”，强调君力权势；申不害重视“术”，强调政治权术，健全法制；商鞅重视“法”，强调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结合。韩非认为“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于是结合三派法家学说，宣传“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思想的最高峰。杨幼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认为，韩非子思想“盖集儒道法三家之学说，而以法治主义为中坚”。法术势三个思想不能独立统治一个国家，需要结合起来三者互补。

法家思想认为历史是不断向前的，他们反对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从重势、重术、重法到三派结合，法家思想也逐步完善。法家作为春秋战国的主要派系，他们现在的一些思想对现在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现在中国法律的制定也受到了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治有着很强的约束力，是一个国家不能缺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