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人类对自然科学的认识不够深刻，往往将天文星象与人世间发生的重要政治经济活动联系起来，因此历朝历代高度重视天文观测解读活动，将其视为关系国家社稷安危的重要活动，不仅能指导农事生产、占卜吉凶，还是国家郊祀祭天，显示帝王上明天德、下合民意、证明帝王正统性和神圣性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因此，诸如日食、月食或是五星会聚等天文异象被有意加以解读，往往与当时的朝廷争权夺利密切相关。

提起“安史之乱”，大家可谓是耳熟能详。关于安禄山起兵造反前所做的准备，许多文章大都着重从政治拉拢、军事备战等角度进行解读，其他方面或角度涉及较少。本文打算从唐玄宗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八月出现的“五星会聚”天文异象出发，分析“五星会聚”（会聚于尾、箕二宿，二宿的分野在燕地，即安禄山据守的范阳一带）如何刺激了安禄山的反叛野心，素有野望之心的安禄山又是如何利用这一天象异变大做文章宣扬天命易改之说，为自己起兵造反寻求合法依据，做好舆论准备工作。

“五星会聚”天文异象在古代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含义

五星又称“五纬”或“五曜”，即太白、岁星、辰星、荧惑和填星（镇星）。在秦汉时期阴阳五行学说兴起后，它们与五行相配，又称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按照传统天文学说法，二十八宿为天之经，五星则为天之纬，与日月一起构成了古人占卜天意的主要指针。

据《史记·天官书》记载，五星会聚有“改立大人、掩有四方”的重大星占含义。至于五星会聚的天文异象映射到人间，究竟是吉兆还是凶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唐代的《开元占经》保存了唐代以前关于五星会聚星占含义的各家说法。有的学者认为五星会聚是改朝换代、天命维新的吉兆，比如历史上几次著名的五星会聚事件，如“商纣之时，五星聚于房”，“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史学家往往将五星会聚与周朝取代商朝、汉朝统一天下联系起来，将其作为吉兆载入史册。大多数典籍认为五星会聚预兆将要天下大乱。如《考异邮》曰：“五星聚于一宿，天下兵起。”“五星薄，天下分争，甲兵作。””郗萌曰：“五精星相薄，天下大战……破军杀将，流血滂滂，天下饥荒。”《春秋纬》曰：“五星错斗，臣挟兵，上下相持。”但是，从本质上讲，古人并不是特别关心天文异象本身，更多的是关心如何理解、解释天象的变化，并利用这一天象变化达到政治上的目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天象是凶兆还是吉兆，取决于当政者或别有用心之人如何加以诠释利用，即所谓的“有德则庆，无德则殃”。

五星会聚

可试举一例。1995年，中日两国联合考察队在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发现了一座精绝古国时期的王墓，发现一张织锦护膊，用白、赤、黄、绿四色织成，上有鸟兽纹、云气纹，织锦工艺十分精湛，上面绣着清晰的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后来被定为一级国宝。这件国宝所绣的文字就与当时西汉汉宣帝时期的天文景象和史实密切相关。西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四月，汉宣帝派老将赵充国等领军出征西域，讨伐南羌。赵充国鉴于出战时机不成熟，屯兵不进，准备待来年正月出击，汉宣帝下诏催促，诏书中称：“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行装，因天时，诛不义，万无一失，勿复有疑！”从这可以看出，为了让赵充国立即出兵，汉宣帝结合当年“五星出东方”的天象，用汉朝人非常信奉的天象谶语鼓励他。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总的来说，五星会聚作为一种罕见的天象，在中国古代星占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一天象具有预兆朝代更替、王者改易、战争爆发的重大星占意义。

天宝九年“五星会聚”天象刺激了安禄山反叛野心

唐玄宗天宝九年，出现了“五星会聚”的天文异象。据《新唐书·天文志》记载：“天宝九载八月，五星聚于尾、箕，荧惑先至而又先去。尾、箕，燕分也”，此等天文异象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引起了唐玄宗的高度重视，迫使其召集群臣展开王朝正统性的大讨论，并两次修改王朝德运，最终进一步强调了土德的正统地位。此时粟特胡人出身的安禄山其实早有反叛的野心，早在开元二十一年，安禄山来到长安奏事时，中书令张九龄看到他后，就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开元二十四年，名相张九龄趁安禄山讨伐契丹战事不利，建议诛杀之，但被唐玄宗以骁勇善战为由宽容之。进入天宝年间后，安禄山一路官运亨通，天宝元年任平卢节度使，三年任范阳节度使。此时的安禄山结交当权的右相李林甫，被唐玄宗恩宠有加。但是，安禄山畏惧李林甫的手段，“敬畏其威，事之弥谨”。

安史之乱示意图

安禄山

在天宝九年五星会聚天象出现前后，安禄山受封东平郡王，开唐代节度使封王的先例。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安禄山又兼任河东节度使，一人身兼三大节度使的职务。同年，权相李林甫去世，治国无能且与安禄山不合的杨国忠成为宰相。在这种情况下，天宝九年的“五星会聚”天象，即五星聚于尾宿，而安禄山所在的燕地正是尾宿的分野之地，按照以往对天文异象的解读，这就意味着天下将大乱，德运兴于燕地的意思。这就给了安禄山方面起兵的好预兆，认为这是“异姓之符，汉祖入关之应”，安禄山的反叛野心由此日益膨胀。

安禄山利用“五星会聚”天象，制造改朝换代，金土相代的舆论宣传

虽然安禄山本人目不知书，但安禄山在节度使任上设置幕府，大量重用汉人文士为自己出谋划策，其中高尚掌奏记，严庄主薄书，还有张通儒、李廷望、平冽、独孤问俗等人辅佐。面对安禄山的称帝野心，严庄和高尚等人制造了“四（五）星聚会，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的谶言，并广为传播，劝说安禄山起兵作乱。史料记载：“孔目官严庄、掌书记高尚因为之解图谶，劝之作乱”（《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出土的安禄山主要谋士严庄的父亲严复的墓志铭文得到印证。

严庄是安禄山最信任的谋士之一，在天宝十年左右投入安禄山帐下，地位擢升极快，是安禄山集团的核心人物。他的父亲严复在安史之乱爆发后被唐军所杀，在严复的墓志铭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天宝中，公见四星聚尾，乃阴诫其子今御史大夫、冯翊郡王庄曰：‘此帝王易姓之符，汉祖入关之应。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天事恒象，尔其志之。’”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严庄借用其父之口，道出了自己参与炮制的“四（五）星聚会，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的谶言的事实。严庄等人还援引东汉末年韩馥等以尾箕为燕兴之兴，试图拥立汉室宗亲幽州牧刘虞为帝的事实。据《宋书·天文志》记载，“汉献帝初平元年，四星聚心，又聚箕、尾。……韩馥以为尾箕之祥，故奉幽州牧刘虞，虞既距之，又寻灭亡，固已非矣。”公元191年，冀州刺史韩馥与渤海太守袁绍以及山东诸位将商议，称当时皇帝年幼，且眼下还被董卓控制，汉室就此摇摇欲坠，大厦将倾，为了避免汉室衰弱，他们想拥立汉室宗亲的刘虞为新皇帝。刘虞本是幽州牧，在幽州颇得人心，加上他又是汉光武帝刘秀之子东海恭王刘强之后，只是刘虞坚决不肯称帝。但这一前例也有利于安禄山利用天象宣扬天命易改之说。

由此可以看出，安禄山手下以严庄为首的文人谋士们，以谶言为依据，大力宣传改朝换代，为安禄山起兵叛唐造势。在安禄山兵锋所指和舆论造势的双重影响下，沦陷区的唐朝高官们纷纷投降，安禄山大军攻陷东都洛阳后，河南尹达奚珣父子归降；占据长安后，左相陈希烈、兵部侍郎萧华俯首称臣。唐军收复洛阳后，俘获陈希烈等降臣多达三百五十余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舆论宣传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此外，安禄山称帝以后，取国号为燕，后来史思明取代安庆绪，国号仍为燕，都是为了迎合谶纬说里的“尾为燕分”。

从史料情况看，天宝九年的四（五）星会聚天象被安史集团谋士们利用，成为安禄山宣扬唐朝天命已尽、争取民心的理论武器，不过是舆论准备的第一步，接下来，运用中国古代传统的五德始终之说，大肆宣扬“金土相代”则是安禄山大燕政权宣扬自身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步骤。

五德始终之说是中国古代王朝儒家学派，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构建正统观念与政治合法性的主要工具。按照这一学说的说法，唐朝承袭隋朝的社稷，为土德，即所谓的“国家承隋氏火运，故为土德，衣服尚黄，旗帜尚赤，常服赭赤也”。根据五行相生的原则，安禄山起兵后将自己的大燕政权定为金德，取土德生金之意，即“金土相代”，以此来宣扬自身政权取代唐朝的合理性。这种做法既是对当年武则天制造金代土德之说，为武周政权取代李唐政权寻求合法性依据的延续，也为唐末时期黄巢的大齐政权和朱温的后梁政权所效仿。前者建立大齐政权后定年号为金统；后者“自谓以金德王，又以福建上献鹦鹉，诸州相继上白乌、白兔洎白莲之合蒂者，以为金行应运之兆”。

结语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禄山意图起兵造反不是心血来潮，乃是蓄谋已久，甚至是半公开的事情。其在起兵之前，除了在政治、军事和方面做好了充分准备之外，安禄山也利用“五星会聚”天象的占卜意义，在汉人谋士们的出谋划策之下，最终炮制出“四（五）星聚会，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的谶言，并利用五德始终之说建立“金土相代”的理念，试图帮助安禄山军队争取民心做好舆论宣传准备。当然，这种舆论宣传在安史之乱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毕竟战争还是主要靠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取胜的。

参考资料：《史记》、《汉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封氏见闻记》、《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吴蕴豪：《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五星会聚” 是吉是凶？》、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