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是哪个朝代的,陶渊明是哪个朝代的

【序言】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论断。唯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如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气春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制考证序》

时隔三周，再次在東西堂和大家见面。借一位朋友的话说：这个晚上，我们讲点故事，谈点历史，作点分析。今天的主题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时代：北宋。他所拥有的那份襟怀和抱负，以前有过，但不如这个时代遍及人心;以后会有，但不及这个时代气宇恢宏。

【引子】

天子重英豪，

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

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

男儿当自强。

跟往常一样，我还是用了两首诗作为引子开始本次讲述。但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两首诗不是我写的了，而是出自北宋汪洙的《神童诗》。

篇壹：北宋的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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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童诗》很长，有N多首，这是其中最著名的两首。其实，诗里的话很多朋友都听过，像“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原型是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被改编成这两句后流传更广，一首有名的粤语歌还直接引了“男儿当自强”当歌词。(当然，歌里的意思和诗里迥然不同)

现在，很多家长教孩子读书，有时还会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今天我们听起这两句话来，总感觉是把人培养成书呆子的意思，而且中国三十年来的现实也告诉我们，这两句话在现实中并不大适用。但是，这两句话是怎么来的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不是一开始就是教人变成两眼空空、什么也不会做的书呆子呢?那我们就要回到这首诗写作的时间去看看了。

在分析之前，我要再引述另一首诗，这首诗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过，但有一句由此而来的话，我相信应该无人不知，就是“书中自有颜如玉”。好，有请《劝学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呢?可不再是汪洙这样的秀才了，而是堂堂的大宋真宗皇帝。由皇帝亲自来写这样的文章，说明什么呢?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国家鼓励有才干的人去读书;第二、书读好了，是真正有前途的。

什么样的前途?两句话：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风凰池。

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也就是公元977年，开科取士，这一科的头名状元叫吕蒙正。熟悉京剧的朋友都知道他，京剧里有出《状元媒》，里面的状元说的就是吕蒙正;还有出《彩楼记》，我没记错的话是根据王实甫的元杂剧《破窑记》改编的，里面的主人公也是这个吕蒙正。当然元杂剧和京剧里的吕蒙正，已经是被多次虚构以后的形象了，跟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并不一样。

书归正传。这个吕蒙正，在977年中了状元，马上被任命为昇州通判，这个官职我可以简单比附为现在某个地级市，比如常州的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注意，只是比附，只为了让大家有个比较直观的印象。任何古今官位都是没法一一对应的，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那种动辄说古代什么官等于现在什么官的，都是信口雌黄。)

然后，出发前，宋太宗给了他20万钱作为车马费(注意哦，这笔钱不是光给他一个人的，而是当科录取的500多名进士，每人都有这20万钱车马费)。还特许他可以专门给皇帝上书。

三年后，就是980年，吕蒙正就被调回了中央，担任“知制诰”，就是起草诏书的工作，这项任命等于可以经常和皇帝见面了。

然后，就在宋太宗的端拱元年二月，吕蒙正和北宋的开国宰相赵普，同时被任命为宰相(赵普是再次入相)，这个时候吕蒙正的官职是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监修国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唐、宋两代就是宰相的意思了，在宋代，这个称呼更成为了宰相的正式称呼。

那这个端拱元年是哪一年呢?是公元988年，距离吕蒙正中状元，刚刚过去了11年。吕蒙正中状元是大概32、33岁，跟我现在的年纪差不多，不到45岁就已经是宰相了。这种机遇，我估计是赶不上了，现在社会中，能有这种机遇的估计也一个都找不出来。

再说一个更有名的人，寇准。寇准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进士，中进士时只有19岁，绝对的少年天才，然后被派去四川当了5年县令，回来后各种被宋太宗赏识，淳化二年，也就是公元991年，即将迎来30岁的寇准被宋太宗任命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同知院事。也就是北宋最高军事决策部门的副长官。中书省与枢密院在宋代合称“二府”，对掌国家的最高文、武大权，也就是说，30岁不到的寇准已经取得了副宰相的地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副国级高官”，宋代人说寇准“年未三十，已登二府”就是这个意思。

最重要的是，吕蒙正和寇准的CASE不是个案，而是北宋读书人的普遍现象。一旦科举及第，优厚的政治待遇与经济待遇随之而来，比如范仲淹，年轻时家里非常贫困，他寄居在寺庙中，每天把一小盆粥冻硬，切成四块，上午下午各吃两块，就是一天的伙食;而当他进士及第之后，经济情况顿时改观，还在做大理寺丞这样的小官时，其俸禄已经相当于2000亩田地的收入了。

所以才会有“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样的话。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宋真宗《劝学诗》里说的都是百分之百的实话，什么千钟粟、黄金屋，书读好了都不是事儿。而这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什么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什么又叫“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那我们会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呢?我认为，直接造成宋代这种局面的，有两个原因：近因和远因，或说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

先说简单的，近因或直接原因，是宋太宗本人。这又要从两点来说：

第一、宋太宗本身是个文人，他喜欢也欣赏文人;

第二、宋太宗取得皇位的手法不大正当(烛影斧声)，既需要大力笼络人来支持他，又需要做出点什么来超过他哥哥宋太祖，以确认自己作为皇帝的合法性。

这两点一结合，当然推崇文治，通过科举考试笼络士大夫阶层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因为这批人手里的笔是最能在当时和后世为自己的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持的。而且宋太宗自己也是文人，国家太平以后提倡文治又是中国传统政治一贯以来的大道。

画外音：其实，当初武则天要取代李唐时，用的也是这个方法，通过提拔进士科，延揽大量文学人才，以此对抗李唐早期的统治集团—关陇贵族集团，比如开元贤相姚崇就是这样起家的。当然，关于唐代各阶级的升降及政治变迁，我们可以另开一个或几个专题来探讨。

不过，光是这个原因明显单薄，更为根本也更为重要的是另一个原因，也就是我说的远因。

这个远因一追就追到200多年前去了，就是唐玄宗开元后期重视节度使，导致地方武装势力恶性膨胀，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地方军阀割据，一闹就闹了一两百年，唐朝中央再也无力控制全国局势。唐朝灭亡后，更是愈演愈烈，皇帝像走马灯一样换，天天打打杀杀、老百姓没法过日子，国家也一塌糊涂。

古人说，社会黑暗、混乱，没有道德，从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五代十国那样。因此，到了宋朝，宋太祖第一个要解决的是，不能手下哪个武将再来一次“黄袍加身”;第二个要解决的就是，必须结束武将嚣张跋扈、地方割据不断这种情况。

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北宋开始不遗余力的加强文治，重文抑武成为风尚。这里面当然跟宋太祖本身的仁厚宽容有很大关系。

历史上，最能够保全功臣的有三个朝代：东汉、唐、北宋。

其中，唐太宗魄力最大，能够在国家建立后，既让功臣们发挥各自的作用，又保持君臣一体，死后葬在昭陵附近，同唐太宗生死相依的功臣有100多人。所谓“文武众臣六骏骑，魂兮魄兮长相依”。

而东汉同北宋一样，是由于皇帝宽和大度，给很好待遇，让功臣全部回家养老。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历朝历代，夺取了前一个朝代的江山，大多会对前朝皇室斩尽杀绝，当年唐高祖李渊对隋恭帝就是这么干的，而宋太祖黄袍加身后第一条禁令就是：军队不得扰民、不得加害后周皇室。而且在即位后对柴家人保护的很好，待遇也相当好。这才有《水浒传》里，小旋风柴进收留众好汉的胆气和那句口头禅：我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孙。换了别的朝代，柴进家早几代就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了，哪里还敢如此嚣张。

因为宋太祖宽厚仁慈的性格，他特意在太庙里立了一块碑，碑上蒙着轻纱，外人不许看，只有新皇帝即位后可以由一个不识字的小宦官陪着去看，而且皇帝只能默念，不许出声。很奇怪的一件事有没有?

后来金兵攻占了开封，太庙被打开，这块碑的内容才被大家知晓。上面只有两条，第一条就是“不许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正因为这条，所以才有了我们熟知的两宋不杀读书人的这段历史。

画外音：第二条就是要保护好后周皇室柴氏子孙，“有罪不可加刑”。

正是在这种精神关怀和制度保障下，中国的读书人一改过去一百年来被压抑的状态，北宋的士大夫阶层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起来。

这也就是我们下一阶段要讲的：北宋的士大夫政治。

篇贰：北宋的士大夫政治

开始这一阶段的分享之前，我想先提出一个问题。很多人会问，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我听过很多回答，都是“活在当下”。

对这个答案，我没有任何异议。而且这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也不容他人置喙。但，我想，说“活在当下”的人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内心真的很透彻，知道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像叶嘉莹先生那样，给自己一种“何幸当斯世，莫放此生空”的鼓舞;或者像杨宪益老人，历经艰难，还不忘来一句“生正逢时”的调侃。

还有一种，就是人云亦云了，反正历史回不去了，生在当下，还是生在随便什么时候，不过是得过且过，对这些人都一个样。

平心而论，任何时代都有他的好和不好，从物质上说，当然越往后越进步，但是从人的生活状态和可以开拓的空间来说，却未必如此。现代社会，我们可以一日千里，可以和世界上许多角落的人交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平台应该是更大了。但我的感觉却并不如此。作为个体，我们的行动空间比以往不知宽阔了多少，但在个人能发挥的作用和能抵达的深度上，我们可能远不及我们的祖先。当然，这是另一个需要深入展开的话题了，我用他做楔子，只是想引出我的回答：

如果有人问我，我会选择生在北宋(如果早生1000年，我的年纪正好介于寇准和范仲淹之间)。好像英国历史学界汤因比跟我的选择一样。

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这个时代，读书人最能够施展抱负、有所作为。这种作为，不是现在所说的“全民创业”，摆弄几个纸盒子，做点小买卖，而是真正的得君行道，以天下为己任。

这样的襟怀和抱负，以前有过，但不如这个时代遍及人心;以后会有，但不及这个时代气宇恢宏。

读宋代历史，我一直有两个设想：如果没有女真、蒙古这些外族入侵，而是沿着正常的轨迹发展，宋代可不可能发展出近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政府?宋代会不会产生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

第二个是经济问题，关系到宋代的商品经济，核心是北宋后期王安石变法中，王安石与司马光两派对于经济问题的争论。这个问题据我所知，日本的东洋史学派，白鸟库吉他们有过不少讨论。关于这个问题，我几乎没有研究，只能作为一个问题，而缺乏解答的能力。

而对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简单说上两句：

过去上中学学历史，课本上对宋代的评价是积贫积弱，是君主中央集权的加强。这个不光1949年以后的课本如此，早些，像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也是这么讲。但这几年，我越来越觉得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

首先看积贫积弱，宋代的商品经济非常发达，而且根据学者估算，北宋末期中国人口有可能第一次突破1亿;而且两宋史书里，边境战争固然有很多败仗，但是在跟辽和西夏的对抗中，北宋并不是那么不堪一击，相反有不少军事胜利。当然，宋代武功不像汉、唐那样显赫，这一方面是宋代重文抑武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国际局势和少数民族势力变化的结果。总之，积贫积弱这个说法相当不可靠。(因为篇幅原因，这里无法展开讨论。)

再说君主中央集权的加强，过去总说的一个例子是：宰相权力的低落。比如，中央设枢密院分割中书省，也就是宰相的兵权，再比如唐代宰相在皇帝面前是有座位的，而宋代这个座位被撤销了。我以为：以上说的，都没有错，都是历史的事实。但这些都是从静止的角度去观察历史，而没有能够从动态结构中去深入探究。

画外音：在这里我反驳了钱穆先生的观点，特向钱先生的在天之灵致以歉意。作为钱先生学生的学生，amicus Veritas(与真理为友)，应该是对老师最好的纪念。何况，这样并不足以掩盖钱先生的博大精深。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除了写在纸面上的制度，历史惯例和处在历史中的人们彼此之间的活动对一个时期的制度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比如英国到现在没有一部成文宪法，但不能因此说他不是宪政国家。再比如明太祖那么决绝的废除宰相，但在明代中期以后，内阁大学士实际发挥了宰相的作用，而当时人们也直接称大学士为宰相，没有人觉得有任何不妥。

回到宋朝，虽然从表面上看，宰相的权力被分割了，而且宰相在皇帝面前的地位是下降了。但这只是宋初，宋太祖君臣为了推崇被唐末五代压抑已久的君权而做出的一些努力，因为当时，皇帝几年一换，甚至一些朝代三四年就被取而代之了，而有的宰相，像冯道，却可以一干十几二十年，皇帝在宰相的面前太不像话，所以要推崇皇帝的权威。

但是，随着宋太祖、尤其是宋太宗推崇文治，和文官士大夫作为一种势力的崛起，皇帝的权威彻底被文官集团压下去了。北宋的士大夫有一个非常霸气，也非常独特的见解，叫做“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出自王安石变法时文彦博和宋神宗的对话)。这种提法，之前没有，之后也不会再有。

画外音：后来，乾隆皇帝看到这句话，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大为光火，专门写了很长的评语来批判。

续：而且所谓枢密院分割宰相兵权一事，其实从宋真宗初期开始，宰相已经可以合法介入枢密院的权力了，北宋中期以后，宰相往往兼任枢密使，到了南宋，宰相兼枢密使更成为不易之制。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宋代以前的历史，夏商周太古老了，我们跳过，秦代是贵族政治，西汉进入到平民政治，开始是功臣集团和皇帝共治，到了汉武帝以后逐渐变成了君主独裁，东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门阀大族开始兴盛，从东汉末期到隋唐，中国的主要政治形态其实是贵族政治，门第出身的士大夫同样有兼济天下的情怀，但成为士大夫并不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即便是科举制盛行的唐代，很多情况下，政权也一直被贵族所占据，比如根据学者统计，唐代的宰相有一多半出自门阀士族。

只有在宋代，伴随科举制度的普及深化，和唐末战争对门阀士族的彻底扫荡，读书人第一次作为一个阶层全面崛起。这里所说的“读书人”，再不看你的出身、也不看你的来历，而仅仅是以文化水平和科举成绩作为评判标准。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说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局面。

而且，我们发现，在宋代，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各种政治势力：外戚、宦官、武将、后宫，完全没有任何力量，全部被文官集团压制。两宋所有的政治斗争，都是文官集团内部的斗争，其他势力不过是补充或依附。

更为关键的是：宋朝的皇帝其实大多数时候一直在扮演“橡皮图章”的角色。从宋太宗开始，不管是做榜样也好，还是真想成为圣君也好，就一直在接受文官的改造。举个例子：

举例子前，我想先问问各位朋友，如果你在公司或单位，跟大老板或一把手的领导汇报工作，领导与你意见不合怎么办?

我估计99%的人会说我错了，然后赶紧回去改;或者有个性的一扭头不干了，然后背包走人。但宋代的士大夫不是这样的。

还说我们熟悉的寇准，寇准还没做宰相前，有一次跟宋太宗汇报工作，两人意见相左，于是寇准跟皇帝争了起来。然后，皇帝怒了，又不好当场发作，于是一气之下要出去透透气。这个时候，寇准怎么办呢?

寇准直接拉住宋太宗的龙袍，强迫皇帝回到座位上，事情处理不完不许走。然后皇帝呢?

皇帝就老老实实的坐回来，跟寇准把事商量完。商量完怎么办?气不得恼不得，宋太宗还对身边人说了一句话：“朕有寇准，犹唐太宗之有魏郑公也。”就是说，寇准就跟进谏唐太宗的魏征一样，是我朝难得的大臣啊。

请问，这样的霸气，我们现在有人能做到么?做到之后，还能得到领导如此高的评价又有人能做到么?

这个，就是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气魄，也是宋代君王主动适应文官政治的气度。

历史上，寇准是一个敢想敢干，锋芒毕露的人物，气魄大，而且奢侈(跟《杨家将》小说和以后拍的各种无赖电视剧里完全不一样)，所以特别爱得罪人。如果说寇准的例子极端了，我再举两个例子。这两个人一个叫李沆，一个叫王旦，都是宋真宗一朝的宰相，而且都以大度、宽厚著称。

李沆是宋真宗当太子时候的老师，真宗非常敬重他。有一次宋真宗想封一个妃子，派宦官拿着手诏去征求宰相李沆的意见。李沆看过后，直接把诏书放到灯上给烧了，跟宦官说，回去转告皇帝，臣李沆不能同意。于是，这件事就算了。

后来，王旦作宰相，皇帝想搞天书、封禅一类的事情，怕王旦反对，就请他吃饭喝酒，喝的高兴的时候说，我这还有一坛好酒，你回去喝吧。王旦回家一看，是一坛珍珠，为了给皇帝留面子，后来在天书的事上，王旦就不说什么了，反正也不是什么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这件事的核心在哪?皇帝为了自己的一点私人要求，居然要给大臣“行贿”!

还有一个更能体现出士大夫自我意识觉醒的例子：也是一个极端人物—王安石。王安石在给宋神宗上课时，坚持要维护师道尊严，要坐着给皇帝讲课，坐也就坐了，他还要求皇帝要站着听!皇帝的反应呢?答应了。

这就是我说的文官集团势力的崛起，和君权的虚化。上面只是几个例子，从大量的史料和制度层面分析，宋代中央做决策的主要是宰相为首的文官集团，皇帝的作用在于赋予宰相集团政治合法性，并平衡各方面关系。而对于像李沆、王旦，乃至日后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首领人物，皇帝或垂帘听政的太后，通常是第一敬重、第二支持的。即便跟自己的利益有冲突，皇帝通常也是尽量克制自己。

而最最关键的是，从宋代前期开始，文人士大夫在崛起的同时，也开始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精神追求和道德追求。开始砥砺德行、尊崇气节，出现了一批非常耀眼的人物，比如：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司马光、吕公著，乃至日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

在分享的最后，我想提一个人物：韩琦。遍观两宋，如果说精神领袖，非范仲淹莫属;若是论到政治功业彪炳千秋，我认为要首推韩琦。韩琦的所作所为，就是宋代士大夫得君行道的典范。(但不是得君行道的最高峰，最高峰是王安石。)

韩琦也是20岁出头就中进士，做过地方官，在西北边疆带兵打过仗，不到30岁，已经被人称作“韩公”，而且特别有大臣的气魄。曾经在宋仁宗和宋英宗去世后的关键时期，两度出来主持局面，维持了政治稳定。宋英宗去世时，局面特别混乱，韩琦非常从容地安置妥帖后，据说皇太后隔着帘子感谢他，说：我是一个妇人，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相公您(相指宰相，公指官阶和爵位)，这样的情况谁能处理得了呢!

欧阳修的《相州昼锦堂记》就是写给韩琦的，文中说：“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是一般读书人的愿望，但是韩琦的志气不同于一般人，这种只考虑个人名声地位的做法在韩琦那里简直不值一提。韩琦的志向是什么呢?是要“功施社稷，德被生民，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

这，就是北宋士大夫的精神追求。

对韩琦的推崇，也是当时社会的普遍认识。老百姓敬重他，皇帝也敬重他。政府对他的推崇，从他身后的哀荣可以看出：一个是韩琦生前爵位是魏国公，死后被加封为魏郡王，大臣封王在历朝历代都可以说是绝对的凤毛麟角。再一个是当时死后要赠官，而赠官中尚书令是最尊贵的，所以一般不给人，大部分人都是“中书令兼尚书令”，给一个相对低一点的中书令，再去兼尚书令，而不是真正的尚书令。只有到韩琦这里，单独赠予“尚书令”，《宋史》本传的评语是“盖贵之也”，就是特别为了突出对韩琦的尊重。

尾声：元佑党争与南宋法统

谈到这里，其实还有很重要一块内容没有说到，就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和随之而来的新旧党争。这个问题太复杂，这里说不清楚。最后，我只想提一件事，就是新旧党争和南宋的法统正当性问题。

简单说：因为王安石变法，引起了新旧党之争。新党首领当然是王安石，旧党首领是司马光。宋神宗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大规模变法实际上停止了，但新党的势力又维持了八年，直到宋神宗去世。

宋神宗去世后，哲宗即位，改元为元祐，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马上召回司马光，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后来司马光和高太后先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后，新党一派重新得势，开始大规模打击旧党，把司马光一派的旧党打成“元祐党人”，又升格成“奸党”，这种情况基本持续到北宋灭亡。(说基本，是因为宋徽宗即位之初，向太后垂帘听政时有过反复。)

在这个期间，有一个当时很普通，将来很关键的人物出场了：她就是宋哲宗孟皇后。孟皇后是高太后垂帘听政时给哲宗娶的皇后，不大得宠，又因为高太后是旧党的支持者，在新党得势后，孟皇后就因为多重原因被废黜了。废了以后慢慢的也就不住在宫里，而搬到大相国寺里去了。

继续说新旧党争，我们熟悉的很多宋末奸臣，都是靠着新党发家的，比如蔡京。北宋灭亡之前，这批人被宣布为奸臣，遭到了大家的唾弃。因而到了南宋，新党就比较不得势，慢慢的越来越没有话语权了。

但这只是政治人物的问题，并不是新党被南宋朝廷抛弃的根本原因。那么，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就在前面提到的孟皇后。

因为靖康之难时，金兵把北宋宫廷中所有后妃，都跟皇帝一起掳走了，所以直接的问题是，赵构称帝的合法性在哪里?而且当时还有金人扶持的张邦昌傀儡政权。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张邦昌先恢复了孟太后的皇后地位，然后由孟太后出面，颁布了一道诏书，以宋哲宗皇后的身份赋予了赵构称帝合法性。

诏书是汪藻起草的，里面有几句话说的非常好。“缅惟艺祖之开基，实自高穹之眷命。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实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繇康邸之旧藩，嗣宋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兹乃天意，夫岂人谋。”(艺祖是宋代人对宋太祖的习惯性称谓)

史载，这个诏书一经颁布，天下人心大定。于是开启了宋高宗和南宋的统治。也就是说，整个南宋的法统来自于孟皇后，而孟皇后身份的正当性来自于旧党在政治上的合法性。所以，南宋朝廷必须确立旧党的合法性，而打击新党。这也就是新党逐渐失势的原因所系。

结语：两点感言

说了这么多，其实对于宋史只是皮毛的皮毛。许多年前，在香港读书时，我一个做宋史的朋友对我说，对于宋史，门外的人才以读二十四史中的《宋史》为主，而门内人是应该读《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可惜我连宋史都没有读完。所以今天，只是把我所了解的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作出更深的探讨。近代人研究宋史的，我们北大的邓广铭、邓小南父女两代教授下得功夫很深。

今天，一个朋友在转发预告贴时，引了王安石的两句诗：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我就像一个在故纸尘埃间不停摸索的盲童，对于那些高贤，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希望我在这里的分享没有辱没两宋的高贤们。

曹玉骞

乙未年孟夏

嘉宾曹玉骞

燕京土著，半只海龟。孤身远游之地，既有繁花似锦，也经冷月荒丘。寻常日用之际，好为不古不今之学;立身处世之道，在于不夷不惠之间。尝自谓：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平生之志足矣。回顾曹玉骞先生以往精彩讲述，请关注“東西”(dongxi99)。后台回复“曹玉骞”或cy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