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包括哪些作品
上世纪 80 年代，一个正从荒诞中突围的时代，社会渐渐的摆脱贫穷，人们也逐渐释放人性中一些真实的东西，漫谈理想，寻找自由，每个人都开始建造属于自己的美好乌托邦。那或许是一个被过度美化的乌托邦，但它承载着许多曾有的辉煌。
《喜剧作家》是学者止庵首部短篇小说作品，他用五部小说重温 1980 年代。我们看到年轻的孤独的江湖游侠们的选择与迷惘，幻想与失去，更是作者还有我们自己，对自由以及理想的又一次深度探索。止庵说，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他寻找不到；这些动着的人和车，这些不动的房子和墙——那个怀抱，那种安慰，他寻找不到了。
上世纪 80 年代，一个正从荒诞中突围的时代，社会渐渐的摆脱贫穷，人们也逐渐释放人性中一些真实的东西，漫谈理想，寻找自由，每个人都开始建造属于自己的美好乌托邦。那或许是一个被过度美化的乌托邦，但它承载着许多曾有的辉煌。
《喜剧作家》是学者止庵首部短篇小说作品，他用五部小说重温 1980 年代。我们看到年轻的孤独的江湖游侠们的选择与迷惘，幻想与失去，更是作者还有我们自己，对自由以及理想的又一次深度探索。止庵说，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他寻找不到；这些动着的人和车，这些不动的房子和墙——那个怀抱，那种安慰，他寻找不到了。
略谈我写小说的事
止庵
一九七三年夏天，父亲在家闲居无事，起念要教授子女们学习写作。我们兄弟姐妹经常聚在院里的槐树下，听他侃侃而谈。主要讲怎么写小说，也曾讲到散文，但是好像没有人提出要学写诗。大哥和姐姐都曾记有笔记，可惜未能保存下来。我那时还小，只能算旁听生，可是若论习作，却要属我写得最多，大哥和姐姐大概各自只写过一两篇东西，二哥有一次也说要写小说，但是起了个头儿就停笔了。那时他们户口都在乡下，前途未卜，也难得集中心思；我却多少有点儿无忧无虑。我写了几个短篇，取材于学校生活，故事多半是父亲代为编就，无论主题还是人物设计，都遵循当时“三突出”之类正统观念。他还曾挑了两篇分别代投给《北京日报》和《北京文艺》，但是都被退了稿，有一次还收到手写的回信，指出问题所在，恰恰是没有做到“三突出”。可见父亲对这套所谓原则，并不能够真正领会。至于我就更别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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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年，我开始学写长篇小说。仍是以学校生活为题材，人物和情节也是父亲给设计的，书名叫做“阳光下”。整整写了一年，用的是父亲从黑龙江带回来的稿纸，一页三百多字，总共将近有一千页。我从那时起养成个坏习惯，一张稿纸不能有任何涂改，写错字就团掉重写，结果扔得满屋都是纸团，记得有一次外祖母来，看到这情景，曾好心对我说你想好再写行么。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都写了些什么了，而且也不明白，既然是胡编乱造的，怎么会有那么多内容可写呢。我最后重看这稿子，是在十五年前，不免很是感慨，内容不必谈了，就连遣词造句也那么拙劣，真是把好端端的少年时光都糟蹋了，于是就把它给毁掉了。不过当初父亲却对我寄予厚望，专门给我写了一本《创作断想》，谈论小说的创作方法。这本书有六万来字，分主题、结构、人物、情节、语言、手法等章节，当然不免受到正统观念的影响，但其中对某些作品如《水浒》和鲁迅小说的分析，还是颇具独到之见的。
此后我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那时母亲在街道办的废品收购站当会计，一月挣二十六块钱，我便取材于她这段经历，写了北京一条小胡同里几家人的生活。她有一位同事，名叫杨嘉平，回民，是一位著名金石家的遗孀，她们都是落难在此，所以相当投缘。杨大妈病逝于一九八九年五月，我的《挽歌》中那句“还要为无名老妇写一行苦寒的诗”，就是纪念她的，这里附带说明一下。我开始写这小说是在一九七五年末，父亲要到重庆去，临走前帮助我编成故事提纲，我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当时我最崇拜老舍，也想用北京口语来写城市底层生活，但是发现《骆驼祥子》里的许多说法，与现在已经颇为不同，不能照搬，还得靠自己在实在生活中体会。于是就留心胡同里老头老太太们平时的说话习惯，随时加以记录，然后用在自己的书里。我写作时经常给父亲写信请教技巧问题，父亲的回信每封都有七八千字，实际上是一批论文，探讨的问题较之《创作断想》更为深入。我写了大半年，只完成了计划的一半，有二十多万字。接着赶上唐山地震，家中别无损失，惟独我在逃难之际把记有故事梗概的本子给遗失了。此后母亲和我得到大哥的女朋友（即我后来的嫂子）的帮助，在她上班的工厂的抗震棚里住了一个月，这小说的写作也就中断了。
回到北京已是这年年底。此后仍然断断续续地写诗，也曾与过士行互相唱和，但主要兴趣已转回到那部写了一半的长篇小说上。重看一遍旧稿，觉得一无是处，于是连故事都重新编过，一切从头开始。小说原本没有题目，现在取名“枫叶胡同”。那会儿我很醉心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左拉的《卢贡–玛卡尔家族》那种多卷本长篇小说，尤其是人物穿插互见，内容涉及社会各个领域，自己不揣冒昧地也想学着写，就把这部小说算作其中第一部，当然这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妄想，我哪儿有那么多见识与生活可写呢。但从这时起，我总算开始独立自主地写小说了，虽然写出来的东西是与过去一样的糟。其间我去过一趟保定，又起念要把关于小说的一些想法写成文章，这在我也是平生第一次，大概写了两万多字，就中断了。
《枫叶胡同》写到一多半，传来了即将恢复高考的消息，只好先把这件事情停下来，集中精力准备考试。说实话我对高考并不抱太大希望，一来没有经验，二来以当时的家庭背景，考上也不相信会被录取。所以考完四门功课，从次日起就又接着写我的小说。一个多月后收到了北京医学院（后来改名北京医科大学，再后来又并入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是入学要到次年三月。我利用这段时间把小说写完，分上下两卷，一共有三十多万字。这小说后来曾由父亲交给他的一位当编辑的朋友看过，却只是说我替其中一个人物写的十几首诗很不错。我知道这次写作又失败了。
八十年代初我写了几本日记，差不多都是读小说的感想。后来把稍成片段的抄成一个小册子，题为“一念之差”，约有五万字。这稿子拿给一位小说作者看，退了回来，说是太过杂乱。这话未必没道理，说来我对小说的意见，要到多年以后我已不大看小说时才算稍稍完整一些。与此同时，我也写了一些小说。先是中篇小说《四合院》，五万多字，表现“文革”起始一个月中我家的遭遇，完全是写实的，寄给父亲，他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我不很同意，就放下了。一九八二年，和姐姐合写了一部小说《结束或开始》，寄给一家杂志，回信说可以刊用，不过要压缩一半篇幅才行，我觉得未免过分，也就没有发表出来。这小说取材于姐姐的经历，她写了一稿，我写的二稿有十七万字。
我自己写的一个中篇和十多个短篇倒是都发表了。我一直没有兴致重看过去的东西，回想起来，其中几篇运用北京方言的，是老舍影响最后的遗留，写得相当肤浅；几篇写个人感情的，内容也很空虚，不过有一篇《世上的盐》（发表时被编辑改名为“失味”），是写发生在北戴河海边的一段爱情体验的，文字倒是很美。中篇小说《喜剧作家》写在一九八五年，是较为用心之作，这小说本来有个标准的通俗小说框架，我却写成现代派作品了，五万多字都是人物的意识流。
承蒙蝌蚪的推荐得以刊用，但是有所删节，有一大段运用罗伯–格里耶《快镜集》那种过细描摹“物”的笔法，写时颇有些得意，却被删得只剩下几句了。我喜欢读作者态度克制的小说，一九八六年自己也写了一篇《墨西哥城之夜》，篇幅很短，字面之外的余意较多。我还写了一篇《走向》，受莫里亚克影响较大，在我的作品中是最有诗意和激情的，原计划写很长，但只完成了开头一部分就停笔了，时隔多年，我已忘了情节接下来如何进展了。此后我大量读周作人的作品，随即对小说这种形式有所怀疑，主要是感到描写这种方法总归难得自然。我读小说，觉得英国的绅士作家一派如格林、毛姆等倒还舒服些，而更合乎我的理想的是日本的井伏鳟二，他的小说很少有情节因素，已经接近于随笔了。一九八七年写的《姐儿俩》，便是我由小说转向随笔的一个标志，极少描写而多用叙述，但是不大被编辑所接受，几经波折，才由父亲介绍发表出来，可是不知怎的把结尾一小段给删掉了，主人公也就没有了收梢。这是我写的最后一篇小说，为此曾写一封长信给父亲，日记里略作摘抄，末尾有几句总括的话：“我有几点爱好，这几年一直坚持着，一是不介入，所谓平和原是基于此的；一是相信细节的力量；一是质朴，这既是对语言也是对结构的要求；一是情节与人物命运有种向着某个方向进展而不可挽回的趋势。这些都只是爱好，没有什么理论依据。”我写小说的经历也就到此为止。当然设想也还有不少，曾经打算以大学生活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后来又编过一个复仇故事，都记有大量的札记，可是到底没有写出来，也就不必多说了。
《喜剧作家》
作者：止庵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7-2-1
编辑 | Lee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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