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门法难往事（壹）：北朝君主为何要灭佛？
佛教，自东汉年间传入中土以来，作为外来宗教发展迅猛，千多年来都是中国人民的重要信仰。但在佛教发展的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当佛教的发展与国家利益背离时，统治者便会下手整治。而在宋代之前，汉藏地区的佛教就遇到过五次规模较大的“法难”。
灭佛运动，在汉地有“三武一宗”，在藏地有朗达玛，灭佛这件事肇始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年间，在他之后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同一时期的唐武宗李炎和吐蕃赞普朗达玛、后周世宗柴荣也是有样学样。
尽管历代帝王灭佛的动机不一、目的不同，但相同的是，政治的原因才是灭佛运动背后的最大推手。而要了解汉藏地区背后的深层原因和对佛教的影响，这几次灭佛运动，还应该分开阐述。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太武帝灭佛，是后来灭佛运动的先声，带来的影响自然也是深远而绵长的，在拓跋焘会用较长的篇幅。实际上，拓跋焘并非一开始就对佛教心怀厌恶，早年的拓跋焘对佛教也是持崇敬的态度，《魏书.释老志》卷二十有这么一段记载：
“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其谈论。于四月八日， 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
除了《魏书》所说的，由于家族的感染，拓跋焘对于佛教的礼敬以外，早先的拓跋焘还很喜欢高僧。在当时沮渠蒙逊之下的凉州，有一位外来的高僧名叫昙无谶，善于占卜未来，预测国事。
拓跋焘听到这个有这么个人，就来了兴趣，希望沮渠蒙逊把他送到北魏首都平城，沮渠蒙逊舍不得，但又怕拓跋焘责怪，抱着“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这种心态”把昙无谶给杀了，让拓跋焘很是生气。
在拓跋焘平顶胡夏赫连昌以后，认识了一位叫做惠始的高僧，对他也是颇为礼敬，在他圆寂以后出殡的动静也不小，这桩桩件件不难看出，太武帝拓跋焘早年对佛教的态度最少是有好感的。
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并不能做到后来宋明时期的和光同尘，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对立关系。太延年间，寇谦之改良的新“天师道”很得拓跋焘的欢心，佛道争宠以道教的胜出告终，拓跋焘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从此关于他热衷佛教的记录断绝史册。
拓跋焘对佛教态度的转折，和他的宠臣崔浩有着重大关系。崔浩出身显赫，是河北首屈一指的大族清河崔氏，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功勋卓著，作为世家子，他一向不喜外来的佛教，也是他，促成了太武帝的灭佛。
在拓跋焘攻伐北凉时，凉州城内的僧侣协助守军守城；平定盖吴起义时，发现长安寺僧侣私蓄甲兵；甚至于，佛教势力从江湖走上庙堂，勾结太子拓跋晃以及有反心的宗室拓跋丕，过度干涉政治……
再有，在南北朝离乱之世，战火连连，人口锐减，国家的兵员供应本身就出现了困难，而数量庞大的壮丁涌入寺庙，无疑增加了国家征集兵马的难度，这一方面自然为马上天子拓跋焘所不容。
以上种种使得佛教在拓跋焘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为了灭佛的导火线，而引燃的星火，是寺院经济和皇权政治还有士族门阀的利益的天然冲突。
太平真君七年，忍无可忍的拓跋焘大规模对国内的佛教势力大规模清洗，融毁佛像、强令还俗并大量处理佛教典籍，北魏国内的佛教传播在此时陷入了低谷。
而这种冲突也随着佛教的废而再兴愈演愈烈，贯穿了北朝，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灭佛，也很大因为这方面的原因。
北魏延昌四年（公元515年），爆发了冀州沙门法庆聚众造反之事，法庆自称“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对统治阶级形成了极大的威胁。
北魏镇压了“大乘起义”后不久，又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六镇起义。国家拆东墙补西墙，到处救火。而当时北方地区的僧侣队伍实在是过于庞大了。
《魏书》称，正光（公元520－525年）年间以后，很多原先属于北魏政府的编户民众，为了逃避徭役和交税，相继投入空门当和尚。
此其时社会政治动乱的加剧，也让普通民众寻求相对安全的宗教实体之庇护。促使国家采取极端手段，以灭佛来扩大经济来源来充实国力。
北周武帝宇文邕
天和二年（公元567年），卫元嵩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
在宇文邕诛杀权臣宇文护以后，正式开始了灭佛的步伐，而当时和北周并立北方的北齐政权，几乎是“凡厥良沃，悉为僧有”。
建德二年（573年），宇文邕决定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次之，佛教最后。
建德三年（574年）5月15日，周武帝下诏“禁佛、道二教，经书、佛像尽毁，并令沙门、道士还俗为民。转瞬之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后，继续以往的灭佛政策，拆除寺庙、强迫僧、尼还俗，重新编户，使寺院占有的大量人口开始向国家纳税服役，大量土地被收归，国家基础统治得以巩固。
宇文邕的灭佛行为，和他对地主的限制和打压政策如出一辙，目的都在于加强国家对于地方的掌控力。
纵观北魏至北周时期，都是寺庙经济不断膨胀的过程，当时的寺庙僧侣规模，是后世所不能及的，而无论是拓跋焘还是宇文邕，概莫如外都是为了遏制这个趋势。他们注重于对于经济的摧毁，却改变不了深入人心的观念，这才有了后来的唐武宗和后周世宗再行灭佛之事。
太武帝拓跋焘作为统一中国北方的强势君主，追求的是和他前辈苻坚一样旧秦汉君主专制制度，有浓厚的皇权统治色彩。而当时拓跋焘的宠臣崔浩，则代表了士族门阀势力，提倡“分明族姓”，希图恢复魏晋时期的门阀体制，这方面的矛盾也导致了后来“国史案”中崔浩的惨死。
从拓跋焘到宇文邕的两次灭佛，很大原因是不断发展的寺庙经济对皇权政治和士族门阀的利益都产生了冲击。
寺庙的僧尼，既不事生产作业，也不用交税、服徭役兵役，同时隐蔽人口，积聚土地，注重人身依附关系，享有社会、经济、制度等等特权。而成了大地主的寺庙，严重破坏了国家对于人丁的征用和对于基层的统治，加重了贫富差距。
同时寺庙经济的发展也得罪了一样在基层上与国争利的士族门阀势力，寺庙经济的存在，与皇权和士族二者之间便是与生俱来的矛盾，在两者联合发力绞杀之下，寺庙势力还没能做什么反抗就缴械投降了。
尽管在北朝年间拓跋焘、宇文邕两位君主辣手摧佛，但他们打击的主要是寺庙经济对于国家基础经济的破坏，并非是对佛教斩尽杀绝，再有，在他们死后，原来的政策也并未得到延续，甚至于被后继者完全推翻了。
所以，寺庙经济一直在丘墟上重建，在一次次打击后利用政府的统治需要一次次兴起，这种畸形的经济形态，直到后周世宗柴荣最后一次灭佛后才算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