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莫能助是什么意思,男人对女人说爱莫能助是什么意思
林徽因为什么在现代还具有传奇般的魅力？她身世氛围，更多地折射着那个时代的文化风尚，流逝的时光之水也冲刷不掉她的传世风华，反而更加迷人，令人追寻。
林徽因秀外慧中、多才多艺。她曾旅英留美，深得东西方艺术之真谛，英文水平极佳。她兼具中西之美，既秉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又具备中国传统女性所缺乏的独立精神和现代气质。
在北京的文化圈里，她一直以才貌双全而著名。因为徐志摩的文学引领，她写得一手音韵极美的新诗，是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以她为中央，会萃了一大批当时中国的第一流文化学者，而她就是一个高级文化沙龙的女主人。
她是建筑史研究中卓有建树的学者，卷起袖子就可以赶图设计新居舍。她骡子骑得，鸡毛小店住得，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她不顾重病在身，常常颠簸在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在荒寺古庙、危梁陡拱中考查研究中国古建筑。
可想而知，她确实是一位倾倒众生的佳人。在她身后，好像还真难找到一个能及得上她的成就和魅力的女性。
1931年夏天，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坦言，他在二十四岁以前，与诗“完全没有相干”。是在“整十年前”因为“吹着了一阵奇特的风”，照着了“奇特的月色”，他这才“倾向于分行的抒写”，而且“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他，徐徐潜化了他的气质，而终于成就了他这位诗人。徐志摩这里所说的“整十年前”，当指1921年，恰是在这一年，他在伦敦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林徽因，他的新诗创作，也从这一年起步。
与林徽因相见之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了。而林徽因却只是个穿戴白衣、容貌纤细的十六岁女郎。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开始，她就成为诗人心里永恒的素材，寄托的梦想，一个被诗人无数次理想诗化的女子，一个脱离了现实只存在梦幻之中的女子。徐志摩单恋上她，为她写作无数动人心弦的情诗，甘做她裙边的一株杂草。1922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陈从周《徐志摩年谱》)。
同年3月，徐志摩在柏林提出与原配张幼仪离婚。张幼仪固然感到太溘然，但仍理智地对待这件事，随即带着孩子远走他乡，到德国留学去了。事实上，徐志摩也做了第三者，由于林徽因当时也已经许配了梁思成。很有意思的是，作为父亲的林长民竟然也犹犹豫豫地默许了女儿与徐志摩之间的爱情，浑然健忘了自己已经把掌上明珠许配了梁家至公子。
应该说，徐志摩对林徽因的影响仍是很大的，他是林徽因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林徽因曾对她的子女们亲口讲过，徐写过良多诗送给林，最有名的是《无意偶然》。
然而，她对于诗人的热情，有着不可托任的直觉，徐志摩的浪漫与飘逸是她所赏识的，但也是她无法掌握的，以至于自己无法焕发出同样的激情去应和。终极，她没有像同时代的丁玲、石评梅、庐隐那样，从追求自由的爱开始，然后又为爱所困，她成为一个出身名门游学欧美视野开阔见识广博的知识分子。正如张幼仪对林徽因的评价，当她知道徐志摩所爱何人时，曾说“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惟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
林徽因对于徐志摩的“你是我波心一点光”的爱终极遗弃，毕竟是由于她的明智。选择一个一生的爱人，要考虑的因素良多。林徽因碰到徐志摩的时候，她只有十六岁，可能会被徐的性格、热忱和他对自己的狂恋所疑惑；他的泛起是她糊口里的一个奇遇，然而，却不至于让她背弃家里为她铺排的主流的人生道路。
林徽因，这个徐志摩穷其一生追求的奇女子，终究没有许给徐志摩一个未来。她的家庭背景、教养，以及她生成的理智，都促使她做出最明智的选择，在浪漫潇洒的诗人与稳重儒雅的建筑学家之间，她一定要选择踏踏实实的那个。
展开全文
林徽因的朋友费慰梅女士曾说过：“徽音对徐志摩的回忆，老是离不开那些文学大家的名字，如雪莱、曼殊斐儿、吴尔芙。我猜想，徐在对她的一片蜜意中，可能已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导师的角色领她进入英国诗歌和英国戏剧的世界……同时也疑惑了他自己。我觉得徽音和志摩的关系，非情爱而是浪漫，更多的仍是文学关系。在我的印象里，徽音是被徐志摩的性格、热忱和他对自己的狂恋所疑惑，然而她只有十六岁，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世故。他不外是父亲自边的一个女学生而已。徐志摩的强烈热闹追求并没有引起这个未经世事女孩子的对等反应。他的泛起只是她糊口里的一个奇遇，不至于让她背弃家里为她已经选好的婚姻。”
多年以后，林徽因也曾对自己的儿女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同时，她的理性也能使她能够游刃有余地掌握着间隔的分寸，让自己永远理想的存活在诗人的梦里。
的确，徐志摩满脑子想的实在是他理想中的英国才女，那是他对理想爱情的一种投射——而林徽因究竟不是曼殊斐儿或布朗宁夫人。那种镜花水月的爱情，虽然是一种可贵的浪漫情怀，但少了理智的自制及对他人的体恤，亦使他本人深受其害。
时光暗换，当徐志摩与林徽因再见时，林徽因已与父亲的好朋友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了婚。金岳霖曾题“梁上正人、林下丽人”的对联赠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倒也贴切天成。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学生，在老师眼前，除了克制自己外，还能做什么呢？
固然如斯，他们一起组织新月社流动，一起演戏，痛快地合作，常有书信来往。林徽因在北京西山养病期间，徐志摩常常去西山探望她，并匡助她发表了一些诗作。
1924年4月，六十四岁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和林徽因两人共同担任翻译，并精心铺排这位贵客的行程。在北京欢迎泰戈尔的聚会会议上，徐志摩、林徽因陪同左右，侧立两旁，当天北京的各大报纸都开辟醒目版面，渲染这次聚会会议的盛况，其中李欧梵在《浪漫一代》中说：“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岁寒三友图。”长者衣袂飘飘，一对青年男女宛若璧人，民国初年这如诗如画的一幕，至今仍传为美谈，惹人无穷遐思。
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中也写到了这一幕，并且还说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话：5月20日，是泰戈尔离开中国的日子，白叟对于和林徽因告别却感到遗憾，年青可爱的她一直不离左右，使他在中国的逗留大为增色。对徐志摩和林徽因来说，这一次告别又有一种特别的辛酸味。徐志摩暗里对泰戈尔说他仍旧爱着林徽因。老诗人本人曾代为求情，但却没有使林徽因动心。泰戈尔只好爱莫能助地作了一首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轻风叹了声：“哎！”
徐志摩的爱情轶事，就在这一声叹息里划下了句点。接着，徐志摩陪同泰戈尔去了日本，林徽因和梁思成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三年的时间里，“岁寒三友”离去如风，当徐志摩与林徽因再次见面的时候，已是四年之后。这期间，林徽因名花有主，她与梁思成专心磨合，营造了一份经得起反复推敲和多方考验的感情。而徐志摩怀着无穷怅惘之心，终极也“使君有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