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界属于哪个省份,张家界所在的省份
20世纪60年代一个普通的春日，在张家界中心城区澧水大桥北端手巾岩台地的农田里，随着泥坯的涌动，扶犁前行的农夫拾起了一个形状古怪的陶罐，不经意间拾回了这座城市的文化胎记。事隔20多年，文物工作者在考古发掘中发现这个名叫“古人堤”又叫“古城堤”的地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建造城池，西汉时是充县县治充城所在地。通过层基、水井、排水沟、祭坛、道路等遗迹辨认，城池有宫殿区、居民区和作坊区等功能分区，有十多口水井和自成体系的排水设施，这说明城池当时已有一定规模了。在此出土的“九九乘法表”，除新疆的楼兰和近邻的龙山里耶，迄今还没在其他地方发现过。这里出土的石刀、石锛等石器，则把人们的眼光引向比建城时间更为久远的岁月。
21世纪之初，一场大雨，不期然冲刷出又一个令考古人员兴奋不已的新发现：在张家界中心城区县住岗的野猫沟，因雨水冲刷而露出地表的一座战国墓，出土了剑、戈、矛、钺、铣、鼎等一批青铜器，2件原始青瓷罐，2个镇墓兽，2张弓和数量较多的箭。该墓出土的4件国家一级文物中，有湖南省目前唯一一把完整的宽格木柄青铜剑；原始青瓷罐亦是湖南省少有之物；青铜矛上刻有12字铭文，更为全国罕见。铭文为：“竞受自作车矛用扬文德武剌。”“竞受”是墓主的名字，整句意为他自己铸造战车上的矛来弘扬文治武功。从死者携带的宽格木柄青铜剑推断，墓主属濮人，专家认为墓主应是市域出土的古代军事首领。
现在的张家界中心城区，是在永定老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永定老城，即是今张家界中心城区的城北地带。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土机隆隆碾过城北地带的大桥路、子午东路、子午西路之际，一个又一个战国、汉代墓群先后出土。发掘出来的大量珍贵文物，大大丰富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含量。据1992年版《大庸市览》载：永定城区东起宝塔岗，向西经黄沙泉、子午台南麓至岩塔之澧水北岸一线，数年间先后发掘战国、两汉墓727座，仅织布厂（今欣业家园小区）一处发掘的数座楚墓，就有出土文物300余件。其中，楚剑、碧玉、战国木剑、漆木器等尤为珍贵。古墓群占地1500平方米，从其中两座较大楚墓的形制及出土物看，其规格甚高。
从市域发现的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得知，早在茹毛饮血的石器时代，远古人类开始在这条不足千里的澧水沿岸“逐水而居”。出土文物和历史典籍表明，尧舜、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这块土地上，除了土著先民，还陆续或交替出了濮人、庸人、楚人、巴人以及华夏人等活动遗迹。各种文化的遗存，融合而成为绚烂的远古和上古文明，化作一缕缕文化曙光，照耀历史的天空。
一、蛮烟荒雨启鸿蒙-----远古和上古遗存
一、人类早期的文明曙光------原始社会时期
石器时代遗址。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区别在于前者是“打”制石器，后者是“磨”制石器。于是，考古学家从已发现的石器上，洞悉史前人类缓慢而又清晰的脚步。经考证，慈利县零阳镇金台村遗址出土的数十件盘状器、砍砸器等，距今约5万年至20万年之间。从采集到的众多石器、石核看，它们体现出从旧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延续，对研究湘西北古文化发展序列，具有重要价值。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台村包子堡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砍砸器和石片，其中三件打制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距今10万年左右。屋场田、业榔岗、象鼻嘴、白鹤嘴、菜丘和河边二台地等新石器遗址，其共同特点是对研究湘西北原始文化具有重要价值。桑植县朱家台菜丘新石器遗址出土的泥质陶罐腹部，刻有蚕纹一周，为国内罕见。此前，在距今约6500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人们发现了一个牙雕小盅上刻有蚕纹图案，被视为野蚕人工驯化之始。那么，市域朱家台菜丘新石器陶器上的蚕纹饰，理应被视为蚕桑文化的标志。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曾记载澧水上游盛产美桑，当地亦流传“桑女多情”的说法，澧水北源有一地名叫“桑植坪”，加之县名亦取为“桑植”，种种迹象表明，这里植桑养蚕的历史非常悠久。让人想起那首有名的汉乐府《陌上桑》，诗中那位有着惊人美貌的采桑女罗敷：她在阡陌间采桑，耕者忘记了犁田，锄者也忘记了锄地，过往行人“但坐观罗敷”。这样一幅美好动人的农桑图，这样一番静美缤纷的时光，其实也可视作古代桑植闾落阡陌的一种美丽写照，何况桑植出现采桑女的年代，要远远早于汉乐府产生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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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筚路蓝缕的上古先民------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
1、夏、商、西周时期、
历史文献中，通常把东部的民族叫“夷”，南部的民族叫“蛮”。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770年，市域历经了夏、商、西周3个朝代，虽属《禹贡》所划“九州”的荆州之域，中原王朝势力也不断进入，但大体仍处于“蛮夷”聚居地。各部族一方面由石器时代开始过渡到金属器时代，一方面其主体部分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部落制度缓慢解体的阶段。春秋战国时代，市域的土著人、濮人、庸人、楚人、巴人和华夏人等进一步融合。
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市域分布有众多商周遗址。如慈利县已发现商周遗址80多处，桑植县已发现商周遗址30多处。从采集陶片的纹饰及器物形制上看，其与湘西北、湘中、鄂西地区同时期商周文化有着明显的相似，但又表现出一系列差异。从而可以看出，市域商周文化是中原文化和土著文化融合的产物，不少实物折射出部族之间的同化现象。商周时期的朱家台龚家坟山遗址出土的有泥质夹砂尖足鬲，既有中原因素，又有土著特点。朱家台商周遗址出土的陶器、陶片，除绳纹、凹弦纹等，刻画于陶器上的不规则形水波纹和旋纹组合纹饰，变化多端。据专家考证，除了近在咫尺的慈利、石门、永顺，在国内其他地方还没有出现过，因而最具土著文化特点。也是在这个朱家台，出土有汉代陶豆，其藤蔓组合纹饰与后来土家族的织锦、挑花图案十分接近。因此，商周时期的不规则形水波纹和旋纹组合纹饰以及汉代的藤蔓组合纹饰，二者都是反映当时土著先民生产生活痕迹的重要的依据，为研究市域古代土著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实物佐证。
濮人与悬棺葬。“濮”是中国古代一个族群，因支系繁多又称为“百濮”。据史料记载，湖南境内的濮人主要在今澧水流域和沅水流域活动。商周时代，市域属濮人活动区。《史记·楚世家》载“楚武王开濮地而有之”，是说公元前757----公元前689年，楚人不断占领濮人的地盘，迫使濮人向云贵一带收缩。
市域悬棺葬，主要分布在永定区、慈利县和桑植县的部分乡镇。永定区集中在天门山和王家坪两处。隋代黄闵所撰《沅州记》有关于市域悬棺葬的记载。慈利县溪口、阳和、甘堰、高桥、龙潭河等地计有30多处。高桥镇白竹峪村山峪两侧悬崖上，遗有30余座悬棺葬空穴，20世纪50年代还有樵人见到残朽棺木、骨殖、铜剑和陶器、瓷器的碎片等物。桑植县的悬棺葬主要集中在龙潭坪、长潭坪、马合口等地，计有30多座。市域悬棺葬除王家坪和高桥两处属沅水流域外，其他均属澧水流域。据考证，“族属当为濮僚”。至于濮与僚之间的关系，史学界的主流看法是：上古时候的濮人是中古时候僚人的先民，中古时候的僚人是后来仡佬人的先民。明代孙斯亿《永定道中》一诗中，有“云边禾秀驱兜冢，雪里杉松猁老村”之句，即“仡佬”说明市域一直有古濮人后裔繁衍生息，市域这种葬俗，在唐代《朝野佥载》一书中有具体记述：父母去世后，先将尸体停放在村寨外的山野间，三年以后才举行葬礼。这时候人和亲友聚拢，打鼓踏歌、宴饮戏娱，要延续一个多月。然后从悬崖峭壁的顶部，将棺木往下放到临河的悬崖半腰处，那里早已开凿好了停柩用的石龛，下柩处越高，便越尽孝道。
慈利县城出土的一柄无首扁茎宽格短剑与张家界中心城区且住岗出土的一柄有首扁茎宽格短剑，二者形制与楚式、巴式、越式都不相同。经鉴定，它们为古代濮人所遗，是研究张家界古文化极其重要的实物。此外，桑植朱家台编号为M3、M4、M10、M88、M13的战国墓，张家界中心城区三角坪菜籽湾编号为M16的战国墓和且住岗野猫沟的战国墓，都是典型的濮人墓。
2、春秋战国时期
自公元前770年东周伊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史称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楚国日益强大，据有大江南北广阔的地域。市域其时归属楚国，境内各部族逐步跨入阶级社会的历史进程。
叔堪避难于“濮”。事情发生在公元前822年，是历史文献关于楚人进入湖南的最早记载。楚国国君熊霜去世后，王室纷争，用《史记·楚世家》的话说，“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熊霜的儿子叔堪南逃，说明这时楚人还没有征服濮地，故能成为叔堪避难于濮地的具体地点，史籍并无记载，有学者认为是市域的崇山，录于此以存疑。
楚国开启“濮”地。据《左传》记载，周景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23年），楚国“为舟师以伐濮”，水陆并进，席卷百濮散居的澧、沅流域。1987年，慈利县零阳镇零溪村、石板村等30座战国楚墓出土了铜器、陶器、漆木器、丝织品等300多件，其中战国楚简是湖南省出土楚简数量最多的一批（1000余支），约计2万多字，也是国内已发现的竹简中时代较早、数量较多的兵法和史书。一同出土的戈、铍、铜镜和镇墓兽，均属湖南罕见。张家界中心城区楚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同样可以证明这一时期楚国确已据有市域所在的范围。
白公城遗址。白胜是楚平王的太子熊建的儿子，以巢（今江西九江）大夫，号白公。公元前481年，楚惠王派令尹子西救援被晋进攻的郑国，白胜因父亲熊建曾在郑国被害而反对援郑，于是袭击子西，并将惠王囚禁起来，意欲杀掉惠王后自立为王。兵败后，白胜自缢，史称“白公胜作乱”。在今慈利县城东澧水与零溪水会合处，白胜曾建造白公城。“周家荒服白公城，古道殷殷草木荣”，白公城是市域有史可查的最早的城邑。城池不复存在，唯余城池遗址。城址呈长方形，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77米，夯土残墙高21米，宽6米；护城河遗迹尚存，宽10米，深2米；城址出土有大量绳纹筒瓦、板瓦、罐、钵等物。
关于白公城，清代康熙版《慈利县志》载：“白胜为白县尹”，“筑城于阳山之麓”。该版本认为2500多年前，这里设过白县，白胜担任过一县之长，因此白公城是白胜在此修筑的县城。2008年版《慈利县志》依此说，将慈利建县的历史上推至春秋末期的周敬王十五年（公元前505年），楚在此设白县，为慈利建县之始。录于此以资参照。
巴人入境。古代巴人据传最早居住在今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武落钟离山，夏代初年开始西迁，商代后期定都于今重庆市涪陵区。公元前316年，巴国被秦国所灭。借助丛林和峡谷掩护，巴国王子带领残存的武士的族人准备回到祖先的土地上。在秦人的追击下，他们逃进一个洞穴，抵达洞的尽头时，发现脚下是万丈悬崖和绝壁下汹涌奔腾的长江。因强悍、见猛而称雄一方的巴国，在一片血色苍茫中谢幕了。亡国后的巴人四处流散。其中，一部分进入湖南五溪地区，即今天的湖南西部地区。20世纪80年代，一把巴人柳叶剑出土于桑植县人潮溪。此后，慈利县亦有巴人剑出土。可见这里曾有巴人活动。巴史研究将古代巴人分为两大支，一支叫“廪君蛮”，一支叫“板盾蛮”。据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述，南朝元嘉十八年（441年），土酋田向求，娄中人，因徭役过重，率众揭竿而起，一举攻占娄中县城，该书称田向求为“板盾蛮”。娄中县治在今市域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这一带属澧水支流域。宋代史学家洪迈在其著作《容斋随笔》中，记载他家中收藏的几件虎钮镦于，分别出于慈利，长阳、恩施、松滋、万县等地。古往今来，市域永定、慈利、桑植均有战国和汉代的虎钮镦于陆续出土。虎钮镦于为古代乐器，主要用于军中通讯和民间祭祀。许多专家认为虎钮镦于是古代巴人之物，澧水流域出土有虎钮镦于，应视作当时这里确有巴人活动的依据。但也有人持古代濮人曾使用虎钮镦于的说法。
三、“欲问大庸俗，崇山舜典详”------“三墓三子”与“大庸”由来
1、“三墓三子”：“三墓”指罐兜墓、赧王墓、张良墓，“三子”指赤松子、鬼谷子、屈子。上古时代的这六位名人，有的系传说人物，有的系历史人物。清人诗作《崇山》以“崇山万古矗层云，虞代有臣周有君”二句开篇，以“仲默注经洪迈记，斜阳凭吊读遗文”二句结尾。用典源自宋朱熹弟子蔡沈（字仲默）所注《尚书》中有关于罐兜的记载；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中，则有赧王墓出土文物的详细记载，他本人还得到过其中出土的一尊虎钮镦于。关于他们的记述，有的源于正史，有的录自方志，有的来自民间传闻。古往今来，“三墓三子”与市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流放文化、隐逸文化、养生文化、神秘文化诸多领域产生了影响。
舜“放罐兜于崇山”。罐兜，又作罐兜、罐头，是4000多年前尧帝时的大臣。相传尧年岁大了，举行部落联盟会议时，要大家推荐顺时势办事的大臣，罐兜就推荐了共工。舜摄政后，放逐了共工，罐兜、三苗、鲧。即《尚书·舜典》所云：“流共工于幽州，放罐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史记·五帝本纪》也有舜“放罐兜于崇山，以变南蛮”的记载。罐兜的部落在崇山聚居了颇长一段时间，并把崇山建设成了部落的第二个乐园。据史料记载，罐兜部落与活动在洞庭湖地区的三苗部落关系十分亲密。为了制服三苗和罐兜，舜多次举兵讨伐。舜在同三苗的最后一次战争中，曾越过长江、洞庭，进入三苗腹地，直抵湘南苍梧而葬身九嶷。罐兜部落也是在官军攻打下，被迫撤离崇山，迁往泸溪的。罐兜去世后葬于崇山，山上现存罐子兜墓。隋时建罐兜庙于崇山。崇山顶上，有罐兜屋场、“待客塌”、“理事塌”、“营盘塌”、“演练塌”等遗址。“塌”是方言，“场坪”的意思。
关于崇山的确切地址，历史上有说在“衡岭之南”，有说在“交广之间”，有说在湘西花垣，还有说在河南嵩山的，但主流说法一直是今张家界市郊的崇山。南北朝的《荆州记》、唐朝的《通典》、宋代的《太平御览》、明代的《一统志》、清代的《康熙字典》、民国的《辞源》、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中国地名大词典》等，都是这么确认的。一部名叫《鸺巴鸺玛》的湘西苗族史诗，尊罐兜为先祖，详细叙述了罐兜部落一次次迁徙的原因及历程。罐兜部落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再洞庭湖，再到长沙、常德，再从“澧州澧岘上来”，分成七路上了今张家界市郊的崇山。崇山，苗语叫“高戎霸凑”，传说中的龙和麒麟的故乡。史诗把崇山描绘成“泉水潺潺，绿树茵茵，伸手可以挠月，张嘴可以咬星，驴马自由奔跑，男女歌舞不停”的美好去处。部落在这里举行过一次又一次盛大的鼓社鼓会，“齐了七个簸箕大的铜鼓，齐了七面簸箕大的铜锣”，“鼓声响出三天路远，鼓声响出三天路长，声音传出九天九夜，九天九夜欢乐无疆”，可谓盛极一时。崇山的歌声、鼓声引起了朝廷惊恐，当即派来兵马攻打。“打了三年五载仍水泼不进，打了开年八载仍封得死死紧紧”，终于抵挡不住了，部落只得揖别已故的父老兄弟，放弃被战争毁坏的家园，被迫迁出崇山。罐兜部落在迁徙过程中，大部分融入汉族，其余则融合百濮、扬越、巴、卢、庸、僚等部落族，成了苗、土家、黎等少数民族的先民，对开创、发展南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山海经》载：“罐兜生苗民”。罐兜的子孙遍及湘西苗疆，当地苗民一直把罐兜奉为自己的先祖，至今苗族中有一部分自称“仡罐”，系罐兜之一支；湘西苗族五大姓之一的石姓，有大不之分，苗语将大石姓直呼为“罐兜”，他们一直对崇山怀有很深的感情。
赧王墓。周赧王是东周最后一位君王，相传葬于永定区枫香岗乡的丁家溶。清代《直隶澧州志》载：“周赧王墓，县西十五里，有赧王山，中有大冢，封殖甚高。”赧王墓高10米，长170米，宽20米，至今当地人称“赧王山”。赧王墓四周建了48座女人衣冠冢，这就是当地俗称“四十八堆”的由来。纵是亡国之君，其规模仍极尽帝王之尊。赧王墓与崇山的罐兜墓刚好遥遥相对。古代方志载有唐代诗人王维《赧王墓》一诗：“蛮烟荒雨自千秋，夜邃空余鸟雀悉。周赧不辞亡国恨，却怜孤墓近罐兜。”
张良墓。张良是西汉开国元勋，封为留侯。《史记》载：张良“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清代道光版《永定县志》载：“张良，相传从赤松子游，有墓在青岩山，”“汉留侯张良墓在青岩山，良得黄石公书后……从赤松子游，邑中天门、青岩各山多存遗迹”。天门即天门山，青岩山即今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一带。
赤松子炼丹养生天门山。相传神农雨师赤松子在天门山炼丹，修炼长生不老之道。今存丹灶峰、赤松山、赤松坪、赤松村、赤松桥、赤松亭等遗迹。明代万历版《慈利县志》载：“赤松山在邑西一百六十五里，与天门山对峙。昔赤松子尝辟谷于此，上下数十里，号赤松村。里人祀其神，曰赤松大王。”清代同治版《直隶澧州志》载：“赤松子相传隐于赤松山，迄今有丹灶”。
鬼谷子面壁学《易》天门山。鬼谷子是春秋战国人，是创立纵横捭阖之术的谋略家。相传天门山是他隐居之地。清代同治版《直隶澧州志》载：“鬼谷子隐居天门山，学《易》。石室幽邃，下有清流。今石壁上有甲子篆文。”天门山西北部悬崖中部有鬼谷洞，其下有老道湾、鬼谷道场、鬼谷兵书等地名、遗迹和景观。
屈子吟哦澧兰茹蕙。屈子即中国最早的大诗人、中国诗歌之父屈原，他在《九歌》中吟哦“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不敢言”，“捐余袂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之类的句子，后来人科遂将“兰江”作为澧水的别称。他在《离骚》中吟咏“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茹蕙”中的“茹”指茹水，“蕙”指蕙草。茹水是澧水的九条支流之一，郦道元的《水经注》里就有“茹水注澧”的记载。“茹水”一词亦频频出现于旧时诗文联语。“天门北望关山远，茹水东流悔恨深”的句子，相传出自李自成部将野拂之手，明末清初，他在天门山寺担任过住持。另如“温茹经川渎，辰沅藉保障”（清人金德荣：《大庸风土四十韵》），“翠满天门开望眼，碧流茹水识源头”（清人徐奏钧：《春日游城西白龙庵》），“心珠澄茹水，眼底小天门”（民国王育寅为崇实小学撰写的对联）等。可见本是澧水上游河段一处支流的“茹水”，自古以来已被视做澧水中上游的别称，屈子赞美澧兰茹蕙，赞美蕙心兰质的高洁精神，体现了他的美学追求。
2、庸人、庸国和“大庸”地名由来
商代前，庸人为部落。商代时，庸为侯国。《尚书·牧誓》记载武王兴兵伐纣，庸率蜀、羌、茅、微、卢、彭、濮等7个小侯国以兵相从。据有关学者考证，庸国在制陶、冶铸、筑城、器乐、历法、农业等领域的进化程度，超时同时期的“小国寡民”。到了春秋时代，庸国称雄于巴、楚、秦之间。公元前611年，庸国趁楚国闹饥荒，联合濮人攻打楚国。楚国则联合巴国、秦国一同攻庸，庸国遂为三国所灭。庸人在逃亡迁徙的同时，也遭到了史籍的冷落和遗忘。
地名“大庸”最早见于元至治元年（1321年）。清代道光版《永定县志·金石》载：刘国道铸造的灵顺寺钟，上镌“大元荆湖北道澧州路慈姑县十三都大庸口”等字样。“大庸口”即今永定郊大溶溪注入澧水品的地方。明洪武三年（1370年），将羊山卫迁到今永定区后坪镇的武口寨旧址，改羊山卫为大庸卫；明洪武九年（1376年）大庸卫治迁到今张家界中心城区；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改大庸卫为永定卫，卫治不变。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永定县，一直到民国三年（1914年）才改永定县为大庸县。也就是说，明清年间，将卫取名大庸的时间非常之短，总共才19年；将卫、县取名永定的时间则长达525年。但在清人诗作中，不断出现“大庸”、“庸城”等字眼，如“大庸城小户零星，温水茫茫达洞庭”，“万山深处古庸城，文物衣冠渐得名”之类。题为《永定竹枝词》的一组作品，其中亦有“阿侬生长大庸城，风景年年记最清”的句子。五言长诗《大庸风土四十韵》的作者金德荣，清代江苏人，担任永定县令期间，其弟来信中问及当地风土人情，他写下此诗代作家书，索性将“大庸”植入了标题。开篇二句即：“欲问大庸俗，崇山舜典详。”可见，用大庸、庸城指代永定，并把大庸的风土习俗与古老的崇山、罐兜放逐本境之类的历史图景联系在一起，由来已久。
张家界市的前身大庸市。《辞源》（1939年版）载有“庸”的13种释义，如“需要”、“功勋”等。关于“大庸“这一称谓由来，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大庸”源于古国名，清代《石达开日记》载：“大庸，古庸国是也”。第二种说法：楚灭庸后，其得以逃离的部分人马辗转来到永定区大溶溪、枫香岗一带，当地有大庸坪、大溶溪、大庸口、大庸渡等地名或载诸史册，或沿袭至今。第三种说法：据《史记·楚世家集解》云：“祝，大也。融，庸音同，古通用。祝融即大庸。”《国语·周语》载：“禹夏之兴，融降于崇山。”这说明市域先民的一支系楚人祖先祝融一脉，故“大庸”这个名字有怀念先祖之意。以上三说一并录入，以资参照。
民国时期，大庸县立初级中学贴了一副对联，系当时一位名叫黄光涛的县长所撰：顶天立地有容乃大，继往开来不易谓庸。“容”者，指包容、宽容。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才是大气度、大襟怀，才有大作为、大造化，至于“庸”，乃是不可变易的至理正道。《中庸》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至理。”有学者认为，守中持平是中华文化的真谛。中庸不等于折中，更不是平庸，而洞悉物极必反这一规律后所采取的“抱中守一”的生活态度。
市域历史上有过多次移民，促进了多元文化交流，熔铸了一种兼收并蓄的包容文化和文化开放精神。世居民族在吸收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同时，注意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更新本民族的部分传统，从而创造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本土文化。精神上的开放进取与文化上的兼收并蓄，使得市域无论是在宗教、哲学、伦理等方面，还是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前人留下了大量讴歌天门山的诗文。其中“天门无锁白云封”和“天门洞开云气通”二句，某种意义上尤具象征色彩，这一“封”一“通”，究其实就是封闭走向开放走向包容的生动写照。比如土家族的宗教信仰是多元的：除去本民族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土王崇拜、多神信仰之外，道教、佛教、基督教亦不乏信仰者。张家界市区普光寺，儒释道三教同处一隅相安无事且相依相携，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
在开放多元的当今社会，现代化信息手段覆盖到市域的每一个角落，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制度的游客快乐自地出入市域各风景旅游区，市域与世界的距离越拉越近，“城球村”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张家界作为一座旅游名城，尤其需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从容和包容的心态，更加开明开放和文明友善的形象，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就是“有容乃大”；尤其需要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坚持艰苦奋斗和民族团结，坚持旅游带动战略，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动摇，这就是“不易谓庸”。因此，将“有容乃大”、“不易谓庸”这一具有本土特色的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发扬光大，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一卷青史多战事------历史沿革与概况
市域历史悠久，夏商时期属“荆州之域”（《尚书·禹贡》）；西周时期属“荆蛮”；楚威王后，属楚国黔中郡。从秦始皇统一六国起，历代封建王朝于市域设置过县、郡、州等。唐宋时期，设置了羁縻州县；元明清时期，还设置了土司和卫所机构。截至2009年，市域设置县治的历史已有2230年；张家界中心城区设置县治的历史已有2211年，设置郡州的历史已有1746年。
一、“楚塞谁将汉吏屯”-----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全国设36郡。在黔中郡设慈姑县，县治在今慈利县零阳镇太平村。慈姑县辖今张家界市两区两县的地盘以及常德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部分地域。
公元前207年，秦亡汉兴。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废慈始县，分设零阳县、充县、孱陵县，均隶属武陵郡。零阳县含今慈利县、石门县、临澧县、澧县等，设县治于今慈利县城；充县含今永定区、武陵源区、桑植县以慈利县的三官寺等乡镇，还有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宣恩县、来凤县等。充县县治设于今张家界中心城区，在明代万历以前的史书记载中本无歧义。此后一些志书出现“九溪”说、“桑植”说、“大庸西”说，让人莫衷一是。今人侯德极先生运用大量典籍，从充县名源于崇山、充县治更替与天门山地质变化之间的关联、充城与澧水的方位、充城县衙遗址与后来数朝所置官衙故址的具体地点和两者距离、充城与慈利县城古时官道距离等五个方面，逐一予以辨析，认定充县县治设于今张家界中心城区。近年来的出土的文物，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在张家界中心城区古人堤出土的东汉简牍中，其中一枚简牍上书有“充长之印”。在汉代，人口万户以上的县，县官称“令”，人口不足万户者称“长”。
两汉时期，各“南蛮”族群开始以地域为单元，向各个单一的民族演化，并初步形成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由于吏治腐败、时局动乱和天灾人祸，某些时候各“南蛮”民族不得不铤而直险，奋起反抗。东汉时期，市域“武陵蛮”及“澧中蛮”、“娄中蛮”、“零阳蛮”动辄数千上万人，揭竿而起，攻城略地，史志上有记载的战事就有13次。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是相单程起义。另如永和二年（137年）春“武陵蛮叛”，2万人围充城；延熹五年（162年）朝廷命冯辊率兵10万镇压“武陵蛮叛乱”，斩首4000余级。
湖南蛮汉冲突第一声。武陵精夫（即武陵蛮的首领）相单程，今桑植县上洞街乡芭节冲（古称泽革）人。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年），相单程揭竿而起，一举攻占充县全境，并将势力扩大到澧水下游及沅水流域。汉光武帝刘秀遣武威将军刘尚率军万余征讨，结果全军覆灭。翌年，相单程率部攻临沅，其热锐不可当。为解临沅不危，刘秀派李嵩、马成领兵万余进剿，仍无功而返。建武二十五年（49年），伏波将军马援奉旨率军4万前往征剿，因水土不服，马援病死军中，留下“马革裹尸”的典故。监军宋均等担心重蹈刘尚全军覆灭的厄运，临时动议假借皇帝的名义，遣使“招抚”和“谕降”，双方遂和议罢兵，一场令东汉朝廷头痛不已的战事就此落幕，史家称“此役为湖南蛮汉冲突之第一声”。
马援屯兵充城、征战壶头。南北朝刘昭所著《后汉书·郡国志》载：“马援军度处，有嵩梁山，山有石开处数十丈，其上名曰天门。”嵩梁山即天门山。明代嘉靖版《常德府志》在引用以上内容的基础上，十分明确地写道：“援战壶头不利，即此也。”以上史料给人们提供了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伏波将军马援征剿武陵蛮时，曾驻军充城；二是马援征战之壶头山，即嵩梁山，也就是公元263年易名后的天门山。清代康熙版《永定卫志》和清代道光版《永定县志》分别明确指出：“壶头即天门”，“天门山……旧称嵩梁山，又名壶头山。”古代诗词中，直呼天门山为壶头山并石感怀马援征剿之事者，不乏其例。但不少史书一直沿袭壶头山在沅陵境内之说。有历史学家分析，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知道天门山在很长时间地处今永定区和沅陵县之间，山北为永定，山南为沅陵。天门山南部峡谷古称“沅陵峪”；由山北永定区官黎坪办事处竿子坪村去山南的大坪镇，要经过一道山垭，垭品至今仍叫“沅陵垭”；山南的沅溪乡、四都坪乡一直到1953年才从沅陵县划拨出来，归今永定区管辖。事实上，只要去今沅陵境内做一次实地考察，就会发现所谓的“壶头山”，乃是一处面积不过0.4平方千米的低矮小丘陵。如此弹丸之地，怎么也承载不下10万兵马的厮杀，不可能成为相单程率领农民阴击马援数万大军的军事要塞。
明代中叶，负责岳州府志编纂事宜的孙斯亿由岳州至永定，写有《永定道中》一诗，开篇两句是“楚塞谁将汉吏屯，千年城郭倚天门”。句中的“楚塞”指曾属楚地要塞的充城，“汉吏”当指东汉的伏波将军马援。马援率兵征剿武陵蛮时屯兵充城、征战壶头，和三国时期天门洞开、设天门郡，同为市域历史土两桩重大事件。马援屯兵充城期间，曾留下诗一首《武溪深行》：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渡，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多毒淫！短短三行诗，将武溪之险峻湍急、深山恶水，勾勒得如临其境。这位能征善战的伏波将军，屯兵充城、进军壶头时水土不服，士卒多染瘅疫，驱马武溪之际触景生情，不禁出些番无奈和感喟。武溪流经永定区后坪镇武溪村后注入澧水，历史上这里是军事要塞。唐代房玄龄所著《晋书·地理志》指出，武溪不是泸溪县的那个武溪，因为泸溪离马援屯兵的充城西400余里。清代同治版《直隶澧州志》也认为当年伏波将军马援赋诗的武溪。今张家界中心城区新码头等处，曾建有伏波庙。宋代诗人黄庭坚有《伏波庙题诗》传诸后世。市域历代文人亦留下《伏波庙》、《伏波将军祠怀古》、《壶头山伏波庙》等诗作。
二、“千年城郭倚天门”-------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时期
三国时，市域属东吴辖地，东吴永安六年（263年），武陵郡充县嵩梁山崖壁洞开，玄朗如门，吴王孙休（吴景帝）认为是吉祥之兆，于是将嵩梁山改名为门山，将其从武陵郡西北部剥离出来，置天门郡，郡治设于今张家界中心城区。同时析充县，置娄中县，县治设于今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株木村。三国时期，天门郡辖充县、零阳、娄中三县。
西晋太康四年（283年），改充县为临澧县，县治不变。分零阳县，设澧阳县。天门郡辖零阳、娄中、临澧、澧阳四县，郡治移至今石门县。
南北朝时，市域先后分属南朝的宋、齐、梁、陈和北朝的北周管辖。北周建德四年（575年），废娄中、临澧二县，改置崇义县，袭用原临澧县治。因北周统治的范围南不到衡山，故新置北衡州，州治在今张家界中心城区。崇义县属北衡州管辖。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改北衡州为崇州，州治不变，与崇义县同隶于崇州。隋州为澧阳郡，辖澧阳、石门、孱陵、安乡、崇义、慈利六县。
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澧阳郡，复为澧州，辖崇义、慈利、石门、澧阳等县。麟德元年（664年），将崇义县并入慈利县，即今市域所辖两区两县地城。五代时（907---960年）市域属周行逢、马殷、马希范割据的楚国，仍隶于澧州。
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市域属澧州澧阳郡。在今永定区后坪镇设有武口寨，在今慈利县江垭镇设有索口寨。宋开宝四年（971年），改车溪峒为柿溪州，授酋长向克武为州宣抚司职。南宋初年，洞庭湖一带爆发了震惊朝野的钟相、杨幺起义，市域今慈利辖地为义军占据。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3年），钟相、雷德进在慈利、石门一带坚持斗争，后在官军和土官的联合夹击下失败。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改澧州为澧州路总管府，辖地不变。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升慈利县为慈姑州，接着更名为慈利州，并在州西设置安定、柿溪二州，在桑植土司地区设宣慰司，在今永定区茅岗置茅岗宣慰都元帅府。
羁縻州县制。始于唐宋的羁縻州县制，到宋末和元代向土司制过渡，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特点之一。所谓羁縻州县制，是为加强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统治，朝廷将其部落列置州县，任命其首领担任刺史之类的职务，并准予世袭，使之能够保持原来的地位，以统治本部族人民，达到“以土治土”的目的。到了元代，朝廷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不同等级的土司署衙，相应的设置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等名号，安排民族首领或流官充任。
三、土司制和卫所制-----明清时期
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慈利州为县，县治设今永定区大溶溪，属澧州，辖地不变，即今市域所辖两区两县；洪武九年（1376年），县治迁回今慈利县城，改由常德府管辖；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改由岳州府管辖。
清雍正八年（1730年），置安福县，县治在今桑植县城。雍正十三年（1735年），置永定县，与慈利县同属澧州管辖；撤安福县，置桑植县，划拨永顺府管辖。
土司制的完善和终结。地处中华腹地的武陵山区，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鞭长莫及，所以，历史上在这里推行过边城色彩的土司制度。受朝廷任命的土司、土官，即各司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长官使等，既是辖区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最高军事首领。政治上实行封建世袭制，制推行军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土司在辖区内拥有军队、监狱、操有生杀予夺大权；经济上拥有辖区所有的田地山林。辖区土民与封建领主----土司王之间，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军事上以旗作为土司政权兵民合一的组织，“有事则调集为军，以备战斗；无事则散处为民，以习耕凿”。土司通过设置总理、家政、舍把、头人等大小土官和旗、峒等组织机构，对辖区进行严密统治。清代雍正年间（1723---1736年）推行“改土归流”，沿袭了将近800年的土司制度宣告终结。
本境先后计有柿溪（后一分为三：上峒司、中峒司、下峒司）、桑植、茅岗、麻寮、靖安、山羊、慈利等土司辖地。其间非常光辉的一页，就是本境各土司在抵御外侮战争中战功卓著。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7年），倭寇攻陷朝鲜，朝鲜求救于明王朝，皇帝命刘纪前往征讨，桑植第十四世土司向仕禄奉调赴朝鲜征战，一去七年，是奉命出国随征时间最长的一次。
土司制在市域历史上占有相当重的分量。众多的史籍、方志、族谱、诗词联赋和民间传闻，散落在山野间的土司墓、土汉界碑、土司印章和土司城遗址以及仍在现实生活中沿袭的若干地名，都是它留给后人的文化遗存。桑植县两河口乡旧街村，曾是又植土司司城，始建于1335年，历经22代，经营时间达数百年。当年七进土司衙署的遗址上，迄今仍残存木板房、封火墙等明清建筑，残存石板天井、石门槛、石门柱以及刻有土家图腾的石磴等。土司后裔家中今仍存有当年御赐祖上的官服。末代土司向国栋，雍正年间（1723----1735年）改土归流时被流放河南，其洋洋上万言的《向国栋自述》，给后人留下了研究土司制度的第一手资料。永定区温塘镇茅岗村，曾是茅岗土司衙署所在地。衙署系气宇轩昂的七进堂格局，衙署后辟有覃氏园林，园林一侧建有关庙。康熙年间（1662----1722年），土司覃胤逵大兴土木，修建了回龙阁、观音阁、云朝山寺、观音山寺、大朝山寺等五座寺庙，茅岗人文景观为之一振。建于半岛孤山的回龙阁，三面环水，迄今仍有千余株森森古木遮天蔽日。遥想当年的“茅岗八景”：回龙晚钟、仙槎夜泛、陪山雪晴、珠滩渔火、古堡云烟、龙山滴翠、印花飞桥、古洞仙源以及狼烟虽灭而杀声犹闻的古地名：七年寨、血门沟、龙虎关、黑松关、覃后洞、议事坡，不禁平添思古之幽情。正如前人诗作所云：“烟留废苑埋荒草，但见空山走白云。古木寒鸦玄寺，斜阳衰草土司坟。千秋凭吊情何极，况听哀猿又叫群。”土司的辉煌早已随风吹雨打而去，只有这些搬不动的石头、地名还在，只有生死歌哭的故事和乡谣俚俗的风习代代相传。
卫所制的建立及影响。明王朝在全国推行以卫所为主体的军制度。明代洪武年间，市域发生了三次大的征剿。第一次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至五年（1372年），朝廷先后派出20多万官军征剿起兵反明的土酋覃后，永定区桥头乡的萧家峪有一“万人坑”坑中骨骸成堆，相传是覃后与官军交战留下诸多遗迹中的一处。第二次是洪武十八年（1385年），九溪一带土民再度领头竖旗造反，征剿的结果是“俘获4万余人”（清代康熙版《九溪卫志》）。明代初，市域其时属慈利县管辖，全县人口不足5万；一场战事就俘获了4万多，可想而知战争的波及百绝不止于一县一地。第三次是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土酋夏得忠“诱九溪诸峒蛮复叛”（清代康熙版《九溪卫志》），洪武皇帝派10万官军前往征剿，击斩千余，俘获6000余。市域长时间处于杀伐动乱之中，带给老百姓的是深重的灾难，朝廷于是下决心连设永定、九溪二卫，以保境安民。卫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千户所相当于现在的县武装部，永定卫领有6个千户所，九溪姨领有9个千户所，两个卫的驻军合计10500人。军官和士兵带来了妻室儿女，加起来数目就更大了。明代初年，市域属慈利县辖地，慈利一县设置两个卫，当时这在全国是十分罕见的情形，以派遣大量官兵来此军屯为标志的卫所制度，始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止于雍正八年（1730年），在这块土块上延续了342年，对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民族融合，发展当地经济，如开垦农田、兴建城镇等，产生了积极作用，也给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口格局和生活习俗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明代之初，市域在建立卫所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麻寮千户所的前身，是元代麻寮土司即麻寮长官司。明洪武二年（1369年），麻寮土司唐涌纳土投诚，朝廷十分高兴。为示奖励和信任，朝廷采取了不拘一格的灵活政策，改麻寮守御千户所土官千户职，袭职世守。这样，麻寮所就把原来的土司制度保留下来了：一是土官照样采用了长子承袭制；二是与汉官待遇不同，除自备钱粮外，还要向官府交纳钱粮；三是按时朝贡，领取朝廷回赐。同为土司辖地的梅梓长官司演变为麻寮所梅梓隘，靖安长官司演变为麻寮所靖安隘。这样，集土司、土官和千户、百户于一体的羁縻卫所制，成了明代在土家地区的一大发明。
四“城头变幻大王旗”----民国时期
民国元年（1912年），遵行共和。民国三年（1914年），永定县易名为大庸县，与慈利县同属武陵道；桑植县属辰沅道。民国五年（1916年），裁武陵道，慈利、大庸、桑植同属辰沅道。民国十一年（1922年），省裁撤“道”制，慈利、大庸、桑植三县直属省府管辖。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湖南省调整为10个行政督察区，大庸、桑植属第八督察区，专员办事处设于永顺；慈利属第四督察区，专员办事处设于常德。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于7月31日攻占慈利县城，于10月16日攻占大庸县城，同日在桑植县城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至此市域全境解放。
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38年，市域大多数时间处于兵荒马乱之中。以民国初年大庸县（今永定区）为例：民国四年（1915年），会党首领李子和率饥民吃大户称大王，转战数县。民国五年（1916年），本土罗剑仇率领会党响应蔡锷讨袁起义，组织2000多人的护国军队伍，两次攻打庸城，守城北军一口气烧毁了教场路几百栋民房。民国七年（1918年），黔军进袭庸城；南军与北军交战，败退庸城。民国九年（1920年），常澧镇守使王正雍之子王育寅为报父仇，攻打常德省军，败退大庸，省军攻占庸城。民国十年（1921年），省军一师朱云吾部反水，联合王育寅旧部共3000人攻打庸城，激战六昼夜。“城头变幻大王旗”，带给老百姓的是深重的灾难。1995年版《大庸县志》载：民国八年（1919年）“粮荒严重，百姓掘野菜、挖蕨根、刮树皮充饥，废耕”；“大庸连年兵乱，城乡民房被焚数千户。”
中共湖南组织诞生以后，市域部分革命青年通过各种途径向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慈利的袁任远、张一鸣，桑植的谷及锋、彭玉珊等，在这期间先后回县从事革命活动。民国十五年（1926年），市域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中共慈利特别支部成立，之后。共产党、共青团相继在桑植、大庸（今永定）建立了早期组织。大革命时期，市域中共组织深入农村及城市各界，建立了农民协会及各种群众组织，领导民众掀起了场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打击土豪劣绅的大革命运动，并在支援贺龙率部参加北伐、动员和组织工农群众积极声援北伐战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民国十七年（1928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在共产党领导下，相继开创湘鄂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市域是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和大本营，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桑植县的刘家坪，是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二方面军的前身红二、六军团长征的出发地。
五、旅游立市起宏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988年组建张家界市（原地级大庸市）之前，慈利县由常德专署管辖；永定区（原大庸县）、桑植县在1952年前由永顺专署管辖，1952----1988年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管辖，其间经国务院批准，大庸于1985年撤县建市（县级）。1988年5月18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大庸市（县级）升格为地级市，下辖两区两县：永定、武陵源、慈利、桑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一座因旅游开发而建立的地级市应运而生。1994年4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和整个国家一样，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域各行各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朝着越来越科学、理性、和谐的轨道前行。
三、融合·“蛮夷”·政同区-----市域历史的几个特点
从远古走来的张家界市，有几个明显的特点值得归纳。
第一，民族融合贯穿历史发展全过程。
通过疏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我们发理市域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和渗透贯穿了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桑植县朱家台商周遗址的陶片纹饰及器物形制，既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又与同时期中原商周文化有着明显的相似，这说明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同化和混血，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市域民族融合有几个重要时期：一是上古时期，发生在濮人、庸人、楚人、巴人以及华夏人之间；二是东汉时期多次大规模的屯兵，发生在土著民族与外来军队之间；三是明代实行卫所制，发生在以土家先民为主体的世居民族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外来民族之间；四是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市域人口锐减，官府采取措施吸引移民，发生在世居民族与移民之间；五是清代雍正实施改土家族为主体的世居民族与汉族移民之间；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88年因旅游立市以后，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到旅游、商贸等众多行业，都有大量客籍人员成为常住人口。正是这种不断的融合、调整和渗透，赋予了市域各民族一种开发、兼容的心态，使之在兼收并蓄、取人所长和与时俱进中，不断更新与发展。
第二，历史上曾长期被视为“蛮夷”地区。
市域地处湘西北，是以土家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历史上长期被视为“蛮夷”地区。先秦时期，多数史书称“南蛮”，称濮人为“濮夷”。西汉《史记·五帝本纪》即有舜“放罐兜于崇山，以变南蛮”的记述。到了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唐代，呼以“武陵蛮”、“澧中蛮”、“娄中蛮”、“零阳蛮”、“天门蛮”、“慈利蛮”和“澧州蛮”等，南北朝时田向求攻点娄中县城，他被称为“板盾蛮”的后裔。《宋史》、《元史》、《明史》和《明实录》等正史中，充斥着“峒蛮”、“九溪蛮”、“九溪诸处蛮僚”、“辰、澧诸蛮”、“蛮贼”、“蛮官”、“蛮酋”之类的字眼。清代道光版《永定县志·古迹》中有一“安福桥”条目，桥建于今张家界中心城区西门溪入注澧水处。据该条目记载，桥碑刻有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之军师刘伯温的一首诗，诗的第一句就是“久反蛮夷在此间”。市域地名中亦不乏“蛮王城”、“蛮儿峪”、“蛮子溪“等称谓。
第三，市域长时期属于同一行政区域。
稍稍留意一下市域历史沿革就会发现，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本境开始设县算起，到公元2009年总共2230年。本境两区两县在2230年中，除开桑植建县伊始单独划归永顺府管辖的时间为180年（1735---1915年）外，慈利单独划归常德管管辖的时间为50年（1938---1988年）；桑植、永定（原大庸）一同划归永顺管辖的时间为14年（1938----1952年），一同划归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管辖的时间为36年（1952---1988年），加起来也就50年。《三国演义》开篇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张家界市两区两县却是合久分少，才分又合。2230年里，天下发生多少沧海桑巨变，而市域两区两县，除开1988年建立地级市之前的50年，基本上没有分开过，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历史上一直是同一行政区域的两区两县，因为改革开放和旅游立市，1988年又回到原来的大家庭，共同绘制新建设蓝图。这种手足情缘，令人倍感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