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这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胡适《双十节的鬼歌》

新文化运动的领航者胡适这首诗写于辛亥革命十周年，抗议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对新思潮的威权打压。这跟他“不谈政治”的主张形成有趣对照。他认为国家的根本问题在于国民的低劣素质，并相信唯有从文艺思想着手才能改善社会现状，并且把后来发生的五四事件当作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拒绝谈论政治，却写下言辞激烈的政治抗议诗；不认同五四事件，又跟五四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胡适身上存在的这种张力恰好是五四活动某种饶有意味的缩影。适逢五四活动一百周年，如今正好是回顾“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语，出自尼采）的历史契机。

破旧立新

广义而言， 五四活动不只是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事件，而是涵盖了此前的新文化运动。耳熟能详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是整体五四活动的基调。由陈独秀所创办的《新青年》刊物，由他与胡适、李大钊、刘半农和鲁迅等人轮流编辑，便是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先锋。

有“新”就意味着有“旧”，“青年”则意味着新生代的到来。新文化运动旨在突破十九世纪中国的思维模式，除去旧制度的枷锁并建设新文化。新文化运动反对盲从传统权威和武断迷信，以便寻找新价值、真意义，甚至喊出了“打孔家店”的口号。

然而，新文化人，包括陈独秀、鲁迅和周作人等，早年都接受了根基厚实的古典训练，为何后来却转向对传统的反叛？那是一种类似西方的文艺复兴经验。学问的求真证伪精神往往伴随“疑古”的态度，而知识分子在反思当下社会弊病的根源时，就会面临新的价值判断和文化抉择。

不过，新文化运动并非扁平地反对一切传统。实际上，新文化人在批判旧社会时，区分了孔子原先的思想和后来官方所意识形态化的儒学和礼教，而他们真正的对手是康有为主张作为国教的“孔教”。新文化运动生于民国初期的乱世。在拥戴或批判孔教的争论底下，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才是建立民国的政治文化规范？立国基础应该是延续传统体系，还是现代化的民主与科学？

因此，新文化运动虽然从文学改良出发，但其实具有政治关怀。他们否定儒家的统治地位并提倡诸子平等，深层原因在于：独尊一门学派是统一的思想控制，阻碍思想自由发展和言论百家争鸣。新文化人对于文学中的口语、平民、写实和社会元素等的强调，亦是下层文化对上层长久统治的反扑。

改革是新文化运动的共识，但在理念和实践上的步调和程度却难以一致。中国知识界对社会改革的观点部分受到了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所影响。十九世纪末严复翻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作的《天演论》产生效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语广泛流传，人们也将生物学演化类比至人类社会发展，这与清朝帝国崩解以至民国初期社会动荡的生存焦虑有关。

改革缓急

对于进化论不同方式的接受就反映了不同的改革立场。胡适主张的进化论是渐进的，他认为当时人们趋之若鹜的“解放与改造过于笼统，文明应该是一点一滴形成的。陈独秀则强调进化中革命的一面，社会须如人体新陈代谢那样淘汰陈腐朽败的分子，而优胜劣败就取决于是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胡陈二人相异的取径也跟他们的背景有关。胡适留学美国多年，深受自由主义的熏陶，视其稳健发展的民主政治为现代国家强盛的标杆，因而在文化革新上强调实验和尝试的态度。陈独秀则是革命党人，推崇法国大革命，认为近代文明最重要的人权、进化论和社会主义皆源自法国，并认为俄罗斯二月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关键。

胡陈在改革信念上的分歧预示了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分裂。不过，陈独秀在经历诸多挫折后，晚年反省了他对于激进革命的推崇。毕竟，他与胡适共同的精神核心始终是个人主义的，奈何他们对于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的强调迅速被后来的政治革命所淹没。

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承先启后的教育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北京大学成为五四活动发源地，与蔡元培的教育方针密切相关。他贯彻“超轶政治”的教育独立理念，不断对抗各种冲击和各种官僚腐败的干扰。不过，他虽然希望学生勿因爱国运动而荒废学业，仍无法阻止学生在面对民族危机如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时进行热血抗争。而现实是，教育独立的确需要政治条件保障，而思想自由也与政治难以分割。

思想自由

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所面对的一些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建设新社会是否必须以彻底反传统为代价？改革应该是冲锋陷阵还是静水深流？无论如何，新文化运动向我们昭示了坚持思想自由的可贵与艰难。

数度进出监狱的陈独秀，在垂暮之年说出豪情万丈的这番言语：“我们不要害怕各色黑暗势力笼罩着全世界，在黑暗营垒中，迟早都会放出一线曙光，终于照耀大地，只要我们几个人有自信力，不肯附和、屈服、投降于黑暗……所以敢说‘我们断然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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