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目惊心是什么意思,触目惊心是什么意思解释一下

阳光亮过所有的灯(1）

李骏虎，1975年生，山西洪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母系氏家》，中短篇小说集《前面就是麦季》《李骏虎小说选》（上、下卷），评论集《比南方更南》，散文集《受伤的文明》。曾获第四届山西新世纪文学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07-2009年度赵树理文学奖及赵树理文学奖荣誉奖。

李骏虎

是的，我要说的是梦想。我要说的是有梦想的人生。我的梦想在文学，或许我将要谈论文学，但我其实是在说梦想。梦想是生命的阳光，和它相比，其他的人生追求，那些与生存状态、生活质量，与名利相关的种种愿望，不过是照亮脚下前行道路的灯烛，而梦想是照耀生命大地的阳光——阳光亮过所有的灯。

曾经，我常常会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块写小说的料儿？直到慢慢发现，好的创作状态和作品，不是出于脑子，而是源于心灵。有研究表明，人的心脏是参与思考的，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血泵。若干年前看到这则小小的奇闻，我是当作科普知识记住的。多年后我在写作实践中笃信了这个说法。

无知者总是无畏的。和后来不同，我开始学写作的时候，是自信满满的。一个人一生会从事什么事业，有宿命的成分，也有外部条件和自我性格的因素在内。我在折纸片儿往地下甩、和人斗输赢的时候，还认不得几个字，但颇有些想成为文化人的萌动，为此，我趴在炕沿上，把父亲的藏书《水浒传》《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著）翻开，一页页地翻看，找到没排满的半页或者大半页空白纸，就用小刀子仔细地裁下来，然后从祖母的针线笸箩里翻出针线来，让目不识丁的祖母帮我装订成本子，打算在上面写点什么。祖母望着被我裁得七零八落的两本厚书，很担忧地警告我：“也不知道你爸这书还有用没用，你把人家的宝贝糟蹋成这样，看挨打的日子在后面！”这件事情说明，我从小就是个爱搞花架子的形式主义者，但具有挑战权威无视经典的勇气。

父亲有没有因为我破坏了他的书打我，我不记得了，好像那个时候他也顾不上这些。当时正是文学狂热的上世纪80年代，作为村委会主任的父亲，是方圆村子甚至整个甘亭公社最有名气的“写文章的”。和他一样为文学疯狂的还有本村的一个农民好友。30年后，父亲早放弃了文学，而那位跟着他学创作的叔叔至今还在写当年流行的“一袋烟小说”。大约两三年前，我作为省作协副主席回到故乡洪洞县参加一个文学会议，在会后主办者发给我的现场电子照片里，愕然发现我在主席台讲话的时候，那位叔叔就静静地坐在会场角落里，我用鼠标把照片放大了又放大，凝望着他沧桑的面孔失神良久，心里很不是滋味。30年前，每到下雨天，不能下地干活儿的时候，那位叔叔就会带着他的儿子到我家。他儿子和我在炕下“打纸片儿”，他和我年轻的父亲趴在我家土炕上研究“故事结构”。我忙里偷闲望了一眼他们的表情，他们面色庄重，一定是在商议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支起耳朵，听到他们讨论一个人在公园里把手表丢了，是应该丢在长椅底下，还是应该丢在水塘边的草丛里。为此两个人讨论到掌灯时分都没有定论，他们父子还得在我家吃免费的晚餐。及长，我想起那个情景就纳闷儿，两个没去过大城市的泥腿子，怎么会知道“长椅”和“水塘”的呢？

再后来就有点明白了，为了学习创作，我父亲经常骑着公社奖给他的自行车去临汾城里（当时的行署），到邮政局买文学杂志，以至于攒了满满几大柜子《人民文学》《作品》《青春》《汾水》（《山西文学》前身），家里到处扔的都是文学杂志。他们关于公园的那点想象，一定来自于刊物上别人的小说。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所以他们最后没有成为作家。我曾不无遗憾地想过，假如当时父亲他们能有条件和视为神圣的“山西文坛五老”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见一面，哪怕说上一分钟话，马老告诉文学青年的第一句话一定是“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那父亲他们也许就会被“一语惊醒梦中人”，知道要从生活而不是别人的作品中去寻找素材，知道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那现在我也许就跟李锐、蒋韵老师家的笛安一样，成为“文二代”了。这绝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大概20年后，我在山西日报社做副刊编辑，就有幸结识了马老和胡老，马老在他给我的若干便笺中提到最多的就是“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我就代替我父亲成了作家，圆了他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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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那位同好叔叔没有实现文学梦想，他们失去了文学但是留下了梦想，这使他们成为晋南传统农民中的异类。他俩不安心种地，北上太原城，买回蘑菇菌种搞家庭经济，就在我家新瓦房的堂屋里搭起架子、铺上塑料薄膜来养蘑菇，结果弄得菌丝乱飞，一家老小“吭吭咔咔”咳嗽了整个冬天。后来我父亲还当过养鸡专业户、种棉大户，熬过糖浆，种过果园，兴冲冲地转移着他未遂的文学理想，没对生活改善多少，倒是赚来正经农民的冷嘲热讽，他们说：“看看人家保玉，看着书本种地哩，也不是知道是他日哄地，还是地日哄他！”父亲却矢志不渝，不为所动，几年之后，他科学种田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当年嘲笑他的农民每到节令总是手足无措地登上我家的门，毕恭毕敬地向他请教：“保玉，你看后半年种什么保险呢？棉花上的红蜘蛛应该打什么药？”而此时父亲对堂屋里中堂底下那个黄色的柜子看守得也不那么严了，于是我偷偷用砸扁的铁丝撬开了柜门上的锁，结果大失所望，没什么值钱的宝贝，满柜子全是硕大厚实的牛皮纸信封，上面打着红色的印戳：退稿！我打开一个，抽出来，是厚厚的一沓信纸，第一页上用蓝色的墨水恭敬地写着“短篇小说，马房院的故事，李保玉”，呈“工”字型排列。有一次在给家里养的牛铡麦秸的时候，我问起这件事，父亲很自豪地说：“那个小说已经通过了二审，三审没通过，差点就发表了！”退稿的是山西作协的《山西文学》编辑部。父亲还饶有兴味地跟我谈起当时山西文坛红极一时的“两座石山”，他还知道韩石山曾在汾西当过教师，最有名气的小说是发在《山西青年》上的《行路难》，而张石山的短篇小说《镢柄韩宝山》获了奖。有意思的是新世纪之初山西文学院让专业作家和签约作家“结对子”的时候，韩石山老师成了我的导师，而张石山老师如今经常和我一起参加文学活动，父亲却对文学和“两座石山”都失去了兴趣，他含饴弄孙，整日忧心的是在北京工作的我弟弟马顿买不起房子。

被父亲冷落的文学杂志，后来成了我的课外读物，印象最深的是在《人民文学》上看到的张贤亮的《灵与肉》，插图像题目一样触目惊心，可惜当时看不懂写的是啥意思。有一天放学后翻阅一本掉了前后封皮的杂志，看到一个叫贾平凹的作者写的短篇小说《桌面》，不长，一读就读了进去，被感动了，觉得写得好，有了模仿的冲动。后来的若干年里，我一直坚信那个写《桌面》的作家会出大名的。现在看来，我11岁那个时候眼光就很准，还是有点艺术天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