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发愤写史记,司马迁发愤写史记阅读题及答案

序

三年前的初夏，我去陕西韩城朝拜《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青铜雕像，直直地站立在晴空下的太史广场上，胡须飘拂，沧桑满目。静穆间，竟有闪电在心幕上耀亮，我分明看见，我们的司马迁正与受难的耶稣一道——人之子与神之子——同行在荆棘满布的历史旷野中，脚窝间的血滴似乎还散发着温热。

讷言的龙门，就在眼前吞吐着黄河。只是不知道，峭拔的龙门上，哪块崖壁是他的身躯?呜咽的黄河里，哪轮波涛是他的言说?他是怎样把默然的黄土高原，凿成风敲雨擂的醒鼓?他又是怎样，在匍匐跪拜已久的大地上，树立起充满着人味与自信的人，并为中国人留下站起来独立行走的希望?

第一章 司马迁有多苦

司马迁到底有多苦?至今无人能够知晓。骤至的宫刑所引发的痛苦，是十倍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仅是短暂的殘害，更是终生的凌辱;既是肉体的惨剧，更是心灵的熬煎。

虽然李陵与自己连一杯酒的交情都没有，可是当满朝文武看着汉武帝的脸色行事，纷纷对其落井下石之际——“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报任安书》)——司马迁却站出来为其说话，肯定李陵“有国士之风”：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惟一一个站出来说话的司马迁，便由此遭受宫刑。

有万里江山与五千年历史，葳蕤于他的胸际，强劲的生命之舰才刚刚起航，高高的桅杆上，正猎猎着雄心勃发的旗旌。可是，这一切都戛然而止，是武帝刘彻随意地把他踩在脚下，像踩着一只蚂蚁，意气风发的司马迁便立刻成了皇帝心情不好时的出气虫：以纯属诬枉的欺上之罪被处以阉割之刑，阳刚伟岸的男子汉骤然跌进不男不女的阉竖之列。

我看到过一幅清朝时被阉割者的裸体图片，其丑陋，让人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在那样不讲道理的制度下，在那样没有一点人性可言的监狱中，他是怎样被扒去身上的衣裳?是怎样被放倒缚牢按紧?那一声凄厉的惨叫，是随着利刃猝然割断一切筋肉经脉之时所发出的吧?当麦杆或药捻插入仅余的洞口(防止伤口长严，堵塞尿道)，当赤身裸体空无一物地被人架持着在“蚕室”里遛达数个时辰(必须在无光无风的温室中才不致受风致死)，当胳膊腿被捆扎在门板上熬过不吃不喝、却要疼得时厥时醒的四天四夜，活过来的司马迁，这才真正开始了没有尽期的深长锐重的屈辱的日子。从今以后，丑陋的身子就要伴随自己一生。从今之后，再也无法面对为自己生下了女儿的妻子。还有一种不能白于任何人的恐惧，那是对于精神中阳刚之魂会不会随之消失的恐惧。

展开全文

世人可否见过我们鲁西南农村捶牛的场面?被拽倒绑定的年轻的牤牛，只有任人摆布了。是枣木夹棍夹紧了睾丸根部，先是一下一下的轻砸(当然是一砸一哆嗦)，等到高高扬起的枣木锤狠狠地砸下，“哞”的一声仿佛来自地心的吼叫，就震荡在寂静的乡野间了。哀鸣的回荡里，便是一阵又一阵浑身的战栗，牛的皮毛也就波浪般地滚动着。那是公牛一生间再也不会有的哀鸣了。随着这一声的哀鸣，青春的骚动，见到异性时的冲动，从此再无踪影。伴随一生的，便是温顺地劳作。等到捶过的牛被人拉起来遛(必须要遛，不然伤口处会粘连发炎导致死亡)，它早已是垂头丧气，两眼紧闭，四腿打颤。遛到睾丸处肿得粉红透亮，必须要遛的牛几乎是在叉着后腿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挪了。这时，注意看看它，温顺的大眼睛里，汪着的净是泪水。

牛且如此，人呢?有着奔放的情感与敏锐的神经的司马迁呢?

想想，哪朝哪代的皇帝，不都是在把他的臣民当作牲畜待吗?驱使，宰割，还有吆喝与鞭打，但是却要让你付出绝对的忠诚与温顺。

难怪，司马迁将身受宫刑(因其伤口处易腐烂，又称腐刑)，列为12种士者不堪的耻辱中最大的耻辱，“最下腐刑极矣!”

度日如年，生不如死，这就是司马迁受刑之后以至全部余生的真实写照：“虽累百世，垢弥甚尔!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即使再经历一百代，自己所负荷的耻辱，只会越来越深重——一个血肉之躯的人，怎么可能承载如此耻辱而去度日度岁呢?

他当然想到过死，甚至十次百次地想到过死。较之于宫刑，死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就连奴隶婢妾都能够自杀，何况我司马迁!可是他却选择了一条万难不辞、忍垢含辱的偷生苟活之途。

司马迁原是被判死刑。汉朝的死刑犯可以有两条求生之路，要么交纳足够的金钱，要么自请宫刑，许多被判死刑的大臣将军，尽皆走了拿钱买命的途径。可是司马迁家贫，从小失去双亲，又没有兄弟姐妹，自私自保且相互倾轧的官场，更是无一人肯帮助说话或慷慨捐资。煎熬在大牢中的司马迁，眼睁睁地看着无助的妻子借贷无门、哭诉无门，眼睁睁地看着死期的渐渐迫近。沉入在苦难与羞辱之中，不甘的人就会让思想真正沉静下来，看清了自己的生命，也会有生以来第一回看清楚了这个世界、或曰洞察了事情的本质与真相。“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能理解的”(王元化《自述》)。火里炼罢，再于砧锤间锻过，非但没有化为灰烬，却诞生出了硬如钢铁又亮如朝阳的崭新的生命。在被凌辱被欺侮的苦海里浸泡过的生命，一旦重生，就会孕生出再也不能被打倒的精神的力量。看清了，想透了，认定了，背负着奇耻大辱的司马迁，终于以大勇大智的胆魄，纵身跳进永无出头之日的炼狱之中，选择了身受宫刑的求生之路。

为什么，他要做出如此的抉择?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他能够做出如此的抉择?

我们都已知道，他的隐忍苟活，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是要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使之永远地流传后世。只是当我一页页翻开《史记》，反复地阅读吟咏并思之又思的时候，我却惊异地发现其自沉炼狱的更多更大的缘由。

他是怎样从“求媚于主上”的奴仆，经过苦难、凌辱和痛切地反省而再生为真正的人，并敢于独立地站在武帝刘彻与他的王朝之前评说千古是非?他是怎样将自己献祭于上苍，用一腔鲜血复活了百人百面的人和百样杂陈的人生，从而为人间留下了一份四季常青的热爱?他又是经过怎样的挣扎，终于突破了愚忠的窠臼、越过所谓“国家”、“今上”等一切物化的畛域看到了人，并围绕着人看清真相，书写真相，成为中国第一位清醒地站在人道与人性的立场上立德立言的知识分子?

“就极刑而无愠色……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以上引自司马迁《报任安书》)，铮铮的心弦，正越过二十一个世纪，迤逦而至。读司马迁《史记》，正是我们当下有些迫切的需求了。

第二章 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

以言治罪，正是专制社会视言论自由为寇仇的最为明确的标志。一切嘴巴，必须是专制独裁者的一家喉舌，否则便会落下种种罪名，直到被置之死地。司马迁就是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实话真话——只说了半截，就被震怒的武帝刘彻喝住——而惨遭宫刑。有时沉默都不行，汉武帝信任的酷吏张汤，就定出了一个“腹非”的死罪——虽然你没发表意见，可是你肚子里说不定存在着不满。无独有偶，孱弱的南宋，就创造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腹非”罪实行的结果，当然是“以此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而偏安的南宋创造了“莫须有”罪的结局，只能是一个朝代的灭亡。

这是合理的吗?这是人道的吗?回答都只能是一个字“不!”。但是，总得有人敢撄专制统治者咄咄逼人的锋头，站出来说话，将这个不许人说话的真相说出来。

受了宫刑的司马迁，就成了这样一个站出来说话的人。

那个叫纣的暴君，当然不许人们说话。为了堵住大家的嘴巴，他将敢于说话的九侯剁成肉酱、鄂侯制成肉干，并设置了炮烙的酷刑，用炭火烧红涂油的铜柱，让发表议论的人在铜柱上走。西伯昌不满这样的现状，只是暗暗地叹息了一声，也被囚禁在羑里。(《史记·殷本纪》)。

还有那个无道的周厉王。他的办法更简捷，就是将议论他的人逮起来杀掉。这当然造成了压倒一切的稳定局面，不敢开口说话的国人，见面也只能相互递个眼色。在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召公与这个暴虐的厉王有一段著名的对话。司马迁让召公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堵住人们的嘴巴，要比堵住水流更厉害，所以治理民众的人，应当放开地让他们讲话;民众有嘴巴犹如大地有山川、沃野一样，山川、沃野要产粮食树木，人的嘴巴当然要说心里想说的话;堵住人们的嘴巴不让说话的政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司马迁当然不会放过那个叫李斯的人。对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许天下人说话的暴行，司马迁确凿地指证，其始作俑者就是李斯。当这个人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他可以慷慨陈辞，告诉秦始皇“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谏逐客令》)。一朝成为统治者中的一员，则立刻变脸，成为钳制言论的急先锋。司马迁毫不留情地剥开其“忠”的画皮，还其极其自私的“阿顺苟合”的真面。至于“焚书坑儒”，尽管一个著名的当代人曾经豪情万丈地说出过这样的话：“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不管这个人是什么“主义”者，他的这种思想是比两千年前的司马迁要落后得多了。司马迁就是司马迁，他只用四个字便解剖出焚书坑儒的本质：“以愚百姓。”(《史记·李斯列传》)

司马迁特别欣赏汉文帝，在《史记·孝文帝本纪》中，他一一列举了文帝的种种善行，如革除宫刑等。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在公元前177年的3月，文帝下了一道废除“诽谤妖言罪”的诏令。司马迁特别将这道诏令记录了下来：“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与孔子一样，司马迁尤其喜爱郑国的国相子产。他突出地记述了子产死时郑国百姓尽皆为之痛哭、仿佛失去了自己亲人一样的情景：“郑相子产卒，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史记·郑世家》)这个子产，曾有一个“不毁乡校”的举措，至今看来，仍然让人惊叹弗如。郑国有一个“乡校”，包括百姓在内的各色人等，都可以在这里对当政者说三道四。有个叫然明的人，认为这样会降低政府的权威，建议子产毁掉这所乡校。但是子产不为所动，坚决要保留这所乡校，他的理由是：这些议论批评甚至怨詈的人们就是我们当政者的老师，夸赞的我们就“择善行之”，批评处我们就“择恶改之”，这不是我们的福分吗?他还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有力量毁掉乡校，甚至可以暂时堵住人们的嘴巴，但是这如防范巨流大川一样，围追堵截地不让它流畅，终有一天要决口子发洪水，那就不可收拾无可救药了，“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

不让人说话的下场只有一种、而且是被历史反复印证了的：垮台，倒掉。为什么?司马迁引《尚书·汤誓》中的一句民谣回答了这一问题：“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史记·殷本纪》)等到老百姓都烦了厌了怨着恨着蔑视着，在心里头唱“你这个太阳何时死去，我宁愿与你一起灭亡”、成为政权的敌人的时候(“闾巷之人为敌国”《史记·律书》)，这个没有言论与书写自由的政权，还怎么能够不走向死去的末路呢?

谁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汤恩比语)?有司马迁的《史记》摆在这里，就知道，历史除了“胜利者的宣传”之外，还有另一样的声音。只是，听着司马迁的声音，还是不得不问：就一个司马迁吗?其他人干什么去了?两千多年过去的今天，我们又干什么去了?好不容易出了个鲁迅站出来说着人话，却又被主张“宽容”的人“消解”为中国若有“五十个鲁迅”就会发生“地震”，而且“我的天!”

第三章 司马迁与孔子

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言的《史记》，其中就有三篇近三万言是集中记述孔子的行为与思想——《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和《儒林列传》。这三篇之外，《史记》中还有八十四处提到或者论述过孔子。尤其是《孔子世家》，岂止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部关于孔子的传记，更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关于孔子的传记。

司马迁对孔子可谓是一往情深。一部《史记》，仔细读来，凡是提到孔子处，总是油然而生着既敬且爱的笔触，让人惊诧，相隔着老远时空的两位文化巨人，怎么能够如此的灵犀相通。慢慢地读着，就一处处地记下写到孔子的地方，心就一次次地热了。要是孔子知道五百年后有个叫司马迁人这样的爱他，他那一生受着冷落又无比失意的心，当会欣欣然升起些暖意的吧?

首先打动司马迁的，当是孔子悲剧般的命运吧?因为贫穷无法赎“罪”而背负宫刑之辱的太史公，是在把“贫且贱”的孔子引为一生的同道了。之所以能够走出自杀的绝望，并在漫长的炼狱中重生，孔子肯定是他力量的重要源泉。那声惨叫的之前与之后，枯井一样孤独、死神一样无望的司马迁，一定会百次千次地遥想那个春秋末年的孔子。颠沛流离，不被世知，其苦其悲其痛，点点滴滴，都被五百年后的司马迁一一知晓、细细体味。看看仓库，管管牧场，当罢权臣季氏家仆一般听人吆喝的小官，还没等到在鲁国的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就“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逼“去(离)”，遭“斥”、被“逐”、受“困”、直至无奈而“反(返)”，“去、斥、逐、困、反”，五个字就是五部控诉书吧，它们异口同声地在问：为什么思想丰盈、精神刚健、品质优秀的人，总会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遭到蹂躏与蹉跎?!谁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世道却常常是要将善人贤者君子，冷落了再冷落，欺凌了再欺凌。

总会有人在被蹂躏与遭受蹉跎之时，还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甚至不惜用鲜血浇灌榛莽丛生的田野，用生命当作铺路的石子。

司马迁告诉我们，孔子就是这样的一位布衣，一位独立于列国统治者之间并敢于向他们说“不”的一位布衣，一位“长九尺有六寸”的伟岸的布衣。

身体殘缺却在写着《史记》的司马迁，是从容而又安详的，因为他在用完美的精神创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开挖出一条真实而又生动活泼的历史长河——充满着人与人味的长河。于是，这个心中满布着悲苦与忧伤的人的笔下，就有了热气腾腾的人间的正气和充沛着阳光的人物。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就成了太史公心中惟一的至圣了。那个被围困于陈、蔡之间已经绝粮七日的孔子，那个年愈耳顺、“累累若丧家之狗”、理想几乎没有实现可能的孔子，是从容而又安详的。就连忠诚的弟子们大都开始动摇了，夫子还是澹然而又欣悦地弹琴唱歌。这时，夫子最为可心的弟子颜回，说出了让司马迁为之心潮澎湃的话：您用毕生精力创立的学说，这是可以立于天地之间、让人遵循的大道啊，不能被人所用，那只能是当权者的耻辱了。(“大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史记·孔子世家》)

统治者好象手中有着所谓的江山，其实江山怎么可以是他们个人的私产呢?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垮了死了朽了，无言的江山却照样自在地气象万千着。或者他们会说，我们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可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甚至可以将有血有肉有情有思的人，放进专制制度的生产线上再造为俯首帖耳的奴隶。

但是有孔子这样的人站起来了。

这样的人是任何专制政权都无法真正消化的。因为他们即使被专横跋扈的统治者摁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又能如何?)，也不会停止独立的思考。也许不可一世的独裁者(包括秦皇汉武)会使出自己的撒手锏，施以宫刑，或者干脆彻底终结人的生命。终结了人的生命又能怎样呢，像孔子这样的人会将一种叫做思想与文化的东西，种植在人们的心里。只要统治者不能将所有的人全都杀死，思想与文化就会如江河行地一样，不舍昼夜地流淌不息。

孔子是死了。可是他编修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不是至今还在被人们学习与谈论吗?

何况孔子还有比执掌权柄者更厉害的撒手锏：教育与学生。没有穷尽的教育与生生不息的学生，正在打开百千万亿的头脑，让真理的阳光挤进去，并且普照开来。那部不朽的《论语》，不就是学生们记下的老师的思想与事迹吗?司马迁很喜爱这样一句谚语，并将其引用在了《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虽然“蹊”是小路，却毕竟是路，在没有路径的地方，尤其是在专制者故意掩盖真相、虐民愚民的时候，有了这样的小路，无路的奴隶们就会想着活出个人样来，比如“跪久了，站起来遛遛”。来这样小路上的人多了，踩来踩去，小路就会被踩成大道的。一旦趴着跪着佝偻着的奴隶们一个个站了起来，还有奴隶主们的好日子过吗?

所以，敬着爱着孔子的司马迁，会不远千里来到山东曲阜孔子的家里，就为了亲眼看看孔子当年住过的屋子，和他用过的车辆、衣服、礼器。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五百年过去了，孔子的再传弟子们，还会聚集在孔子当年住过的旧宅中缅怀老师、演习礼仪。更加的敬和爱了，从这些旧物与眼前年轻的学子们身上，以及夫子的著作，司马迁仿佛见到了孔子的音容笑貌，甚至孔子温馨的气息。徘徊久久，久久徘徊，怎么也不忍离去，有吟咏就从心底缓缓而出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至，然心向往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是啊，像高山一样让人瞻望，像大道一样让人遵循，虽然我司马迁不能达到这种境界，但是我心里却在深深地向往着他啊。

怎能不深深地向往呢?古往今来，天下的君王和有着贤名的人才也够多的了，活着的时候，他们都荣耀非凡，风光无限，可是一死什么都没有了。孔子呢?孔子是一介平民，一个布衣，他的名声与学说却在他死后传了十几代，读书的人仍然爱戴他尊他为宗师。从天子王侯一直到全国学习六艺的人，都把孔子的学说做为判断衡量的最高标准，可以说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史记·孔子世家》)

读着司马迁这样的话，一种温暖，一种清气，就游走在肺腑间了。

第四章 《货殖列传》不得了

如果说《史记》开创了中国史学与文学的许多先河，而其中的《货殖列传》，则是这些开先河中最为重要的一篇，难怪潘吟阁先生这样评价：“读中国书而未读《史记》，可算未曾读书;读《史记》而未读《货殖传》，可算未读《史记》。”(《史记货殖列传新诠·编者弁言》)

围绕着人有致富的权利以及富足是人获得独立与安全的保证，司马迁声情并茂地进行了诸多“辟鸿濛”(钱钟书语)式的记载、描述、论说。

他抖脱说教，直奔人生来就有追求富裕与幸福的本性这一主题。“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也”。那些拥有千辆兵车的天子、享有万户封地的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都害怕贫穷、追逐富有，编入户籍、生活艰辛的普通百姓，不是更有权利去争取富裕的生活吗——“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做买卖，这不啻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之权，还是一种聪明的人生之道。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就提纲挈领地说道：布衣匹夫这样的普通百姓，不违反政令，也不妨害他人的利益，只是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根据需要买进卖出，以增加自己的财富，这是多么正当而又智慧的行为啊。而空讲仁义，长期处于一种贫贱的境地，则“亦足羞也”。而要想尽快的从贫穷到富有，则“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用一句时髦的说法，《货殖列传》可说是中国提倡市场经济最早的先声，司马迁在这篇文章中反复讲述了市场的供求与货币的流通。他特别以粮食的买卖为例，借越王勾践的谋臣计然的嘴，详细的演说商品流通的规律：“每斗价格二十钱，种粮的农民就会受到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就要受损失。商人受了损失，没有买卖粮食的积极性，钱财就不能在社会上流通;农民受到损害，没人去耕种庄稼，田地就会荒芜，市场上也就没有了粮食。并由此提出了粮食每斗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低于三十钱的市场参考价。”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因无赎金而受宫刑的司马迁心里，有着一个梦想，梦想着像他一样的下层知识分子们和普通百姓，能够免受凌辱与欺侮，能够像个人样似的生活，获得人的尊严与尊重。而实现自己这一梦想的重要的途径，就是利用自己的才智经商，获得富裕、从而达到人的独立与平等。

在司马迁的心里，孔子的弟子子贡，有着特殊的位置。他犀利地发现，孔子三千弟子之中，子贡是最为特殊的一位。他用卖贵买贱的方法，经商于曹国与鲁国之间，成为巨富，也获得了与各国国君“分庭抗礼”的地位。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地位，令老师孔子的学说在列国广泛传播。没有他雄厚的经济基础作后盾，孔子与他的学生们十四年的流亡生活是难以为继的。同样，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撑，他也不可能在老师去世之后，能够安心地为孔子守墓六年。

在司马迁的笔下，另一个著名的商人并因经商的才能而敢于向越王说不的，是范蠡。帮助勾践雪耻成功之后，智慧的范蠡毅然远走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并且“富好行其德”，散金于穷朋友与穷亲戚之手，岂止避免了兔死狗烹的绝途，还实现了自己富裕而又自由的人生生活目标。

沿街叫卖的雍乐，贩卖油脂的雍伯，卖水浆、豆腐脑的张氏，磨刀的郅氏，卖羊肚儿的浊氏，还有那个给马治病的张里，都因适应了社会的需求，出奇制胜，勤劳而成为百万千万的富翁，“击钟佐食”、“列鼎而食”，在所谓卑贱的职业中，获得了人的平等与尊严。那个叫清的巴郡寡妇，不也是因为能干而继承了先祖的朱砂矿业，获得数不清的钱财，因此而获取了突出的社会地位，也保护了自己安全吗?就连霸道的秦始皇，都因为她的能干与富有，刮目相看，以客礼相待，还为她专门修了个女怀清台。

致富并不分什么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富无经业，货无常主)——我们能够想到这是两千多年前司马迁所说的话吗?

中国最大的传统，便是以“政治”为中心。司马迁全然不顾这些，着眼于人、人的权力与人的独立，赫然地写出了他的《货殖列传》，将“经济”与“商人”，第一次推向人类生活的前台。他当然同意孔子对于自己最得意门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赞赏，可他还是犀利地提出了“君子富，好行其德”、“人富而仁义附焉”的著名论断。是有人“为富不仁”，可是为富更能行仁。

我还想起司马迁在《萧相国世家》里说过的那个叫召平的人。召平原是秦国的贵族，被封为东陵侯。秦朝的灭亡使他由贵族沦为平民，家中也贫困下来。一般的贵族，到了这个份上，也只有穷困潦倒一途了。可这个召平不凡，他就开始了老老实实的种瓜生涯。因为有文化，又好学下问，很快便掌握了种瓜的各种技术，也种出了深受大家喜爱的瓜。他的瓜田就在长安城东，生产的瓜脆甜，沙瓤，还有股让人回味良久的甘醇，惹得全城人争相求购，穷了的家景渐渐转好并终成大富。一来二去，他的瓜渐渐有了很响的名气，大家也就给他的瓜起了个名副其实的名字：召平瓜。他非但没有遗老遗少一样的失落，还在新朝的天下，过起了受人敬重和爱戴的实在日子。

你说这事怪不，秦汉之际就已经没人去管什么“东陵侯”、“西陵侯”了，可是“召平瓜”却传续了两千多年，还在甜着大家的心坎。

第五章 寥落的花朵

女人的命是苦的，她们似乎将本来属于自己的那半个世界也给了男子。于是她们在历史上又总是几乎归于“无”地默默无闻着。

以生命的最后将近十年的光阴来写《史记》的司马迁，内心也是苦的，所以就在自己“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著作中，留下了几朵虽然寥落、却鲜活至今的女性之花。

其一，是齐国宰相晏子车夫的妻子，“御之妻”。

关于“御之妻”，只有一个镜头，百十个字，出现在《管晏列传》中。有一次晏子坐车外出，“御之妻”就从自家的门缝里偷偷地观察为晏子赶马车的丈夫。只见大个子的丈夫，身板挺得直直的，头昂得高高的，头上遮着大伞，挥动着鞭子，赶着四匹骏马，真是神气十足，得意洋洋啊——“拥大盖，策四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自古夫贵妻荣，谁知“御之妻”非但没与丈夫一起“意气扬扬”，反而倍感羞耻，丈夫一回到家，她就坚决要求离婚。对于诧异的丈夫关于原因的追问，“御之妻”回答得毫不含糊：人家晏子身高不过六尺(才一米四多一点)，却做了齐国的宰相，名震列国。可我刚才看他外出，沉稳谦和，一副甘居人下的样子。你呢?虽然身高八尺(一米八几)，才不过是人家的一个车夫。可瞧你那趾高气扬、不知贵姓的自满样子，真是叫人受不了，我没法跟着这样浅薄的人过一辈子，“妾是以求去也”。结果当然是圆满的。受了妻子深刻教育的车夫，从此谦恭谨慎起来。晏子当然感到奇怪，问清了原因，就推荐车夫做了齐国的大夫。

司马迁没有一字赘语，但这百十个字不是可以一读就能够刻于脑中的吗?有时，教育男子最伟大的学校，当是女人了。

其二，有名字，叫缇萦，是位促使汉文帝废除了肉刑的女子。

缇萦是齐国都城临淄管理粮仓的长官淳于意最小的女儿。淳于意没有儿子，却有五个女儿。当他被人控告就要用传车押解到长安去的时候，面对哭哭哭啼啼的五个女儿，他不禁发怒地骂道：“生孩子不生男孩，一旦到了紧要关头就没有可用的人了!”

父亲的话不仅刺激了小小的缇萦，父亲将要遭受的刑罚更让缇萦伤痛。她果断地决定跟随父亲进京，并不顾一切地向朝廷上书，为父亲辩白，为一切受肉刑者痛惜，并表达了愿为父亲代罪的孝心。其文本，可作为女子有情有意，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范式：“我父亲是朝廷的官吏，齐国人都称赞他的廉洁公正。他现在虽然犯法将被判刑，但是我非常痛心处死的人不能再生，而受刑致残的身体再也无法复原。他们即使再想改过自新，也已经无路可走，人死了，身残了，还怎么能够改过自新呢?请将我没入官府为奴为婢，让我为父亲代罪，免去父亲的刑罚，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是缇萦的上书，唤醒了汉文帝的悲悯之心，不仅赦免了淳于意，还在这一年在全国废除了肉刑。

其三是多情女子卓文君，有文化，懂音律，通风情，还美丽。一个情字，就是她的全部，不掺一点杂质，敢作敢为，敢爱敢恨。虽然是刚刚守寡，却并不将“寡妇门前是非多”的舆论当回事，才听了两曲司马相如的琴声、从门缝中只是偷偷地看了司马相如一回，就与司马相如一见钟情、暗定终身。爱情的烈火烧就烧起，这个叫卓文君的女子，当晚就跑出家门，跟有情有意、才貌双全的司马相如连夜私奔。等到奔至司马相如的老家成都，她才知道自己的恋人竟是穷得家徒四壁。生活于大富之家的卓文君，并不见穷而退，反倒踏倒了贫穷，领着司马相如又返回到老家临邛。她说不能让爱情受穷，家里不给钱就要两个人想法挣钱把爱侍弄得滋滋润润。明明知道有威望有派头的父亲卓王孙会坚决反对，还是破釜沉舟，卖掉了自己的车马，买下一家酒店，并且亲自当垆担当起酌酒待客的老板娘。

古往今来，哪一个男子，会为了爱情像卓文君做得这样好?

还有一位聂萦，侠客聂政的姐姐。

当聂政刺杀了韩国宰相侠累，又毁容自杀之后，便被韩国陈尸街头，悬赏千金，让人辨认凶手。勇烈的姐姐一听到消息，便“立起，如韩，之市”，马上动身赶到现场，趴在弟弟的尸体上哀恸不已：“这就是我的弟弟聂政啊!”这样地自投罗网，连街上的行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是这位勇烈的姐姐，大声地解开了大家的心头之谜：“我的弟弟是为知己者死，他是怕连累我才自毁面容。我怎么能够害怕杀身之祸而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说罢，高声地喊了三声“天那”，便因过度哀伤，死在弟弟的身旁。

已经无法断定司马迁书写这些女子时的心情。但是细细读来，还是会感到太史公在这几个女子身上洒下的心血，心血里正满盛着敬重与热爱。反复咀嚼这些金子一般的文字，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这样几个女子，还让我记起三年前，在陕西韩城司马迁祠献殿的碑林中，那一块特殊的“梦碑”，记载着一位名叫随清娱的女子与太史公司马迁的故事。这块碑是唐朝褚遂良书写，记叙了他的一个梦境。“梦”时的禇遂良，正被贬官在陕西同州(渭南)，随清娱托梦给他，自称是司马迁的“侍妾”，泣诉年十七事奉司马迁、迁死而自己亦随之忧伤而死的凄恻经历。

邃远迷茫的历史烟雾，早已令人无法辨认这碑与梦的真伪。但是不管如何，后人对于司马迁的体恤、悯惜和深挚的热爱，是足以让石头也会落泪的。我们不妨抄录下禇遂良的这段文字——

永徽二年九月(公元651年)，余刺同州，夜静坐于西厅。若有若无，犹梦犹醒，见一女子高髻盛装，泣谓余曰：“妾汉太史司马公之侍妾也，赵之平原人，姓随名清娱。年十七事迁，因迁周游名山，携妾于此。会迁有事去京，妾缟居于同。后迁故，妾亦忧伤寻故，瘗于长乐亭之西。天帝悯妾未尽天年，遂司此土。代异时移，谁为我知?血食何所?君亦将主此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铭墓，以垂不朽。”余感悟铭之。铭曰：“嗟尔淑女，不世之姿。事彼君子，弗终厥志。百年亿年，血食于此。”

第六章 什么样的文字寿命长

两千年后的我们，读《史记》——哪怕一读再读——还会心潮澎湃，还会血脉贲张，还会热泪盈眶，甚至可以读得忘却了物我天地。有时掩卷思之，就想到《史记》是可以做为一个标尺的：这样的文字才能够寿命久长。

寿命久长的文字就总是这样让人读着快乐。

但是世事舛讹，大家读着快乐的文字，往往会惹得当权者讨厌甚至仇恨。直到东汉末年，有个叫王允的司徒还这样评价司马迁与他的《史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司马迁当是被武帝杀死的，只是他杀在了《史记》成书之后罢了。而且司马迁的死，必然与这些让人读着快乐的文字有关。《孝景本纪》与《孝武本纪》(亦叫《今上本纪》)的被禁被毁，已经透露着不祥的消息，更何况整个《史记》没有一句是看着皇上眼色行事的文字，更何况还有《报任安书》这样反复倾吐不平甚至愤怒直至控诉的文字。司马迁写着的时候，会不知道有着生命的危殆?但是天下竟也有天不怕地不怕、宫刑不怕死刑不怕的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在《齐太公世家》里，司马迁记下了齐太史的事迹。权臣崔杼杀死了齐庄公，齐太史就在简策上记载：“崔杼杀庄公。”恼怒的崔杼就把记载下“崔杼杀庄公”的太史杀死了，还毁坏了记载的简策。这时太史之弟又一次将“崔杼杀庄公”记载在新的简策上，而崔杼又把太史的弟弟杀了，并毁坏了重新记载的简策。但是，太史的小弟弟又来了，还是将“崔杼杀庄公”五个字再次记载在简策上。这时，崔杼害怕了，放过了太史的小弟弟。

这是对于史实的复述，也是表明自己的态度。齐太史可以这样做，难道我汉太史就不能这样做?

于是，这些让人读着快乐的文字，必然的也就带有着批判的锋芒了。

而这种批判的锋芒，并不是说有就有的。没有“蚕室”里的那一声惨叫，没有宫刑前后炼狱里的折磨与深潜，司马迁也许会一生都无法脱离“求媚于主上”的旧途，从而没入在万千官僚的灰色队伍里。惟其跳出了所谓的“体制”之外，才能获取非凡的洞察力，看清人物与事物的全貌及真相，并具备直言实说的胆魄。

宽以待民，奉公守法，以身作则的《循吏列传》，全是古人;而与此相对的《酷吏列传》则全是当朝。一褒一贬，其批判当下、直指武帝酷政虐民的锋芒毕现。他形容酷吏宁成，是用的一句众人的口头语：宁可遇到正在哺乳幼崽的凶猛的母虎，也不要碰见宁成发怒(“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对于酷吏王温舒的部下，司马迁描述为都像戴着帽子的猛虎一样，“其爪牙吏虎而冠”。就是这个王温舒，一次竟用连坐法逮捕“罪犯”一千余家，罪大的灭族，罪小的处死，因为杀人太多，“至流血十余里”。司马迁评论此人“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接着这一句，就是“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这样的人，他汉武帝却以为是个人才，接着就提拔重用。

与酷吏孪生的，是奸佞之士宦。司马迁仅用了上大夫邓通一个细节，就勾勒出了佞幸的全部嘴脸：这个“无他能”，“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的上大夫，所以能够官运亨通，就是因为他常为得了痈疽病的文帝吮吸痈疽上脓血，“文帝常病痈，邓通常为帝吸吮之”(《史记·佞幸列传》)。酷吏与佞臣这一对怪胎，不也是专制制度的一种特产吗?

批判的笔墨，总是闪着双刃的光芒。没有爱，哪来的恨与憎恶?歌舞升平之下，总是有着数不尽的悲苦、不平和血泪。不朽的笔墨是无法彻底扼杀的，当它将柔软的情感和带着情感的褒奖，春雨润物一般，点点滴滴渗向那些承当着悲苦、不平和血泪的人们时，不也是另一种的批判吗?不让我说黑夜之黑，难道还能不让我说白日之白吗?

于是，与酷吏与佞幸与此冰炭相对，则有了司马迁对于平民、如同是出身微贱的游侠与滑稽者的温暖的文字(见《滑稽列传》、《游侠列传》)，其体贴、同情、理解与赞誉，总会让人眼亮心热。

秦国的优旃是个头非常矮小的歌舞艺人，有着善良的心地。是一个深秋的季节吧?他参加秦始皇的宫中酒宴，遇到大雨。他看到殿阶下执盾站岗的卫士淋得透湿，受着风寒，十分不忍。他就悄悄教导卫士们说：“让我试试能不能免除你们的淋雨之苦，如果我叫你们，一定要很快地答应。”等到宫殿里“万岁”声一落下，他就靠近栏杆大声地喊道：“卫士!”雨中的卫士齐声回答：“有!”此刻，优旃又大声地说：“你们长得高大有什么好处，只能站在露天里淋雨。看我长得矮小，却能够在这里休息。”秦始皇听到了他的话，就做出了让卫士减半值班，轮流休息的决定。

对于这样一个为皇帝逗乐、实则心藏着辛酸的歌舞艺人，司马迁发出了肺腑中的赞美：“岂不亦伟哉!”

鲁国人朱家，则是司马迁最为心仪的游侠。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鲁国，偏偏这个最为底层的人物，却以侠而闻名。他救济别人的困难，总是首先从贫贱的开始。被他所藏匿救活的豪杰就有几百个，被救的普通人更是数不清，可是自己却穷得连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每顿饭只能吃到一样菜。如他暗暗地帮助季布，使其免遭杀身之祸。等到季布成了将军，地位尊显之后，朱家却终身不肯再与季布相见。就是因为有一颗伟大的心灵吧，底层人的朱家，却成了天下人莫不伸长了脖子盼望同他交朋友的人，“莫不延颈愿交焉”。

司马迁的心上，不也蒸腾着铮铮的侠气吗?受了宫刑还是要替李陵申诉，在《李将军列传》中，依旧理直气壮地赞颂这个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善射，爱士卒。”

他为这些布衣之侠的被忽略被淹没而不平而惋惜，“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他告诉后人，像春秋四公子那样的贤者，皆是君王的亲戚，依仗着封国及卿相的雄厚财富，才能够招揽贤士，名闻天下。而这些出于闾巷间的平民之侠，全是靠着自己极高的品行，才获得天下的认可，这才是最难得的。于是，就在皇帝屡屡搜杀了这些布衣之侠的时候，司马迁顶风而上，毅然为其作传。岂止顶风作传，更盛赞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就是对于“目挑心招”的卖笑女“赵女郑姬”，他也没有一丝的轻蔑，更不屑于站在道德的高台上进行谴责，而是深切的同情着她们为了生存与餬口的艰难(见《货殖列传》)。

为平民作传，替平民说话，当是《史记》中最为光洁动人的文字了。说到秦国大将蒙恬的被诛杀，他用了四个字“不亦宜乎”，就是活该被杀。为什么，就因为他身为大将，非但不劝谏秦始皇救百姓之急，反而为了巴结秦始皇，不顾百姓的死活去修筑长城，“固轻百姓力矣”。可他为什么又将一腔的深情，倾注到李陵的爷爷飞将军李广身上?百战不能封侯、最终却落了个自杀的悲剧人生，当然是司马迁为之无比惜悯之处。而李广对于士兵的疼爱，尤其在汉武帝屡屡用兵、士卒死伤累累的时代，则是最让司马迁动情之处——“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史记·李将军列传》)

他是在将自己的血肉生命，毫无保留地投入在自己的文字之中。他寂寞着，却让血肉生命化成的文字，去慰藉去温暖像自己一样无助而又寂寞的人。身与心备尝着非人的摧折，却要将一副精力弥漫、雄健俊雅、高蹈逸远的人的精神，熊熊地燃烧在奴役的土地上。哪怕畏葸、势利、虚伪乃至公然的粉饰、直至助纣为虐如潮水般汹涌，有司马迁与他的《史记》在，就会有砥柱傲然屹立，并用一腔血性拷问卑琐的灵魂。有人说，西汉的前期是中国的英雄时代，汉武帝则是这个英雄时代的代表。但是，他的杀伐，他的残忍，他的扰民，是与英雄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的。中国的皇帝，鲜有英雄的品质，汉武帝即使勉强列入也只能是世俗与功利的英雄。有汉一代，真正的英雄则是司马迁，一位让其精神、情感与思想烛照后世的大英雄。历代统治者当然不会总结出“司马迁思想”，但是他溥深的思想昭然长存。只是他的思想有着别样的风姿，是扇动着翳天蔽野的翅膀、从而可以自由飞翔的思想——这两扇硕大无朋的翅膀便是浓烈热切的情感与雄浑不屈的精神。

冷与热，爱与恨，尤其是对于当下与“今上”的独立立场，司马迁算是开了一种自由说话的先河了。尽管这种先河，会因土地的沙漠化而常常断流，但是接续的潜流，却是时隐时现，从来没有停顿过，虽然逝去滚滚，却也来者绵绵。

清醒沉郁的司马迁，让摇曳的笔触随心流转，或冷峻或温暖，或悲怆或明丽，一长列风格独见、秉性各异的人物，就这样永远地活在不老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跋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三年前去瞻仰汉太史司马迁祠墓时的情景。初夏的阳光，斑驳在司马古道上。这是当年通往长安的惟一的路径，因为成为祠墓的一个部分而又被称为司马坡。坡上错落的石条，因人踩轮辗马踏和风雨的剥蚀，早已是坎坷不平。踏在这样的石路上，往上走，前面就是高悬着“高山仰止”匾额的牌坊。司马迁是越来越近了，有潮水一波一波地涌上心来，一波一波的心潮上，也是斑驳着初夏的阳光。

心想，他是比孔子离百姓更近的人，也是中国古代寥若晨星的思想与文化巨人中，最带民间意味的人。鸿门宴、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信、赵氏孤儿……仍然活在民间的口中心上。最能牵动百姓情感的梁山一百单八将，其源头谁能说不就是来自于《史记》呢?“千人唯唯，不如一人谔谔”，不是还在警醒着读书人的良知吗?而“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人间活剧的两千多年间的长盛不衰，更是传递着一切统治者家天下的不改兽性。就是村野街巷中的平民百姓，不是还在说着司马迁的话吗——“怒发冲冠”、“乐极生悲”、“高枕无忧”、“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不知道这些话乃是出自司马迁又有何妨?“门可罗雀”的世态炎凉，“毛遂自荐”的悲士不遇，“白驹过隙”的生命感悟，“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的遗忘之痛，“满遭损，谦受益”的人生格言，“焚书坑儒”的似曾相识，“助纣为虐”的愈演愈烈，等等等等，都还在引发着深长的共鸣。

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我们却不能确定他的生年，更不能确定他的卒年。只是，有什么关系呢?他就在黄河岸边站着，黄河就在他的身旁淌着。（李木生）

作者简介：

李木生，著名作家，散文家，诗人，高级编辑。1952年生于山东济宁农村，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曾出版诗集《翠谷》、传记《布衣孔子》、散文集《乔木森森》等。散文集《午夜的阳光》获山东省首届泰山文艺奖，散文《微山湖上静悄悄》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散文《唐朝，那朵自由之花》获中国散文协会冰心散文奖，作品入选全国各种选刊、选本、大中小学读本及初、高中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