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449,大明王朝1449和1566有什么区别

（本文选自《大明朝》，宗承灏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7月版）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先生说这话时，正是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所以他提出改良史学，改良中国人的思想。但是，封建中国毕竟是“家天下”的社会，统治中国的是一家一姓，以及附属在帝王身侧的官僚阶级。他们才是这段历史的主体，他们的利益之争，构成了封建历史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本《大明朝（1368—1644）：从洪武到崇祯的权力变局》，脱离了当下大众历史读物流于戏说、耽于野史的桎梏，用严肃的态度、严谨的事实、客观的剖析，着眼于探究明朝的权力斗争和兴衰玄机。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他的创立者是中国古代帝王中出身最草根的一个。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封建社会中最底层的雇农，因此他对底层社会的认识是足够深刻的。早年创业的艰辛是其他出身权贵的皇帝所不能体会的。正因为如此，他对大明基业的继承和延续有着更为谨慎的布局，他的种种施政手段，体现了农民式的狡黠与谨慎。他杀戮开国功臣，让诸藩王离京，明令太监和后宫禁止干政。皇权的专制，被他用到了极致。他对权力的偏执和治理国家的热情，是明朝十六位帝王之最。从他之后，他的子孙们治理国家的激情与能力就一直在走下坡路。所以，明朝的权力格局并没有按照朱元璋的设定维持下去。

朱元璋死后，建文帝与燕王朱棣的皇位之争，是明朝权力格局的第一次大变。在此之前，就藩于各地的朱姓藩王拥有很大的势力。建文帝的削藩政策将朱棣逼向死路，最终起兵靖难。这样，在朱棣实现从藩王到皇帝的跨越之后，实际上也就禁绝了藩王起兵造反争夺皇位的可能。因为他的皇位就是这样得到的，所以他当然不会允许再有人依样画葫芦。所以，从永乐朝以后，藩王在明朝的政治格局中，虽然也曾掀起风波，但再没有成功过。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靖难之役，重用文官的建文帝必将把文官推向帝国政治权力的核心地位。但是朱棣登基之后，诛杀方孝孺等文官，重用宦官，让帝国的权力结构更加多维化。等到后来的皇帝当政，文官集团赖以抱团的机构——内阁出现。票拟制度更是将皇权分肥给宦官和文臣。

臣僚集团与皇权的抗争，是一个此消彼长、相互变动的过程。皇帝重用宦官是为了制衡文臣，但是宦官专权之时，皇帝又要依仗文臣来打压宦官。文臣和宦官既有斗争，也存在合作。这样一种动态的平衡，有力地维系了明朝的统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英宗被困土木堡，正德皇帝沉迷游乐，万历多年不理朝政，但是宦官和文臣始终不曾威胁到皇帝的统治。

这样的平衡最终还是失衡了。到了晚明，文官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在地方上拥有庞大的利益团体，而且与中央朝廷的利益相矛盾。皇帝不再信任文官，因此把宦官推向权力之巅。魏忠贤，明朝宦官中的重要角色登上历史舞台。应该说，明朝的宦官始终是忠于皇帝的。魏忠贤对东林党的残酷打压，最终引来了更加强烈的反弹。这样，失衡就不可避免，宦官及其背后的皇权，遭遇到了来自文官集团的莫大挑战。

于是乎，到了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执掌权柄，庞大的文官集团其实已经把他架空。他空有一腔治国热情，但是却无法触动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于是性格里的刚愎自用、猜忌犹疑等缺点就被放大。最终，大明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灭亡。

作者宗承灏完整地梳理了以上这一过程，用深刻的见解把明朝的文官政治、宦官弄权讲得透彻、清晰。字里行间显现的是一个冷静而客观的学人风度，没有无谓的调侃，没有对野史的八卦，就是用最正统的观点，加上最精到的解说，为我们展现明朝皇权与臣僚集团的生死博弈，为我们再现中国古代文官政治与君臣博弈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