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和伊藤博文等人对清国与日本的认识，彰显两国巨大的反差

《暖昧的日本人》一书说：“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日本民族改弦更张，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西方，像扔破靴子一样扔掉了曾经虔诚学习、模仿过的大陆文化。生存危机感是日本明治维新获得成功的内在动力，而贪婪的吸收欲，则是保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成效的关键，30年里日本就走完了西方300年才能走完的路。”

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日本在这年制订大陆政策：第一步，征服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满蒙；第四步，征服全中国。柳原前光提出：“日本是一大孤岛，今后纵然有相应的军备，而我们没有广阔的陆地也是立国的难事。朝鲜北连满洲，西与清国接壤，如果让朝鲜臣服我国，那么这就是我国将来进取万国的根本。”

同年，日本建立海军，西方的军事思想也于此时传入日本，日本海军以英国为样板，陆军以法国为样板(1871普法战争德国获胜后就以德国为样板，谁最牛就学谁)，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与马汉的“海权论”对日本影响深远，日本以此思想武装军人头脑，加紧扩军备战，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制订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大陆政策。

1873年刚刚统一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接见了来访的日本人，说：“如今世界各国虽说以礼仪相交，但那毕竟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这一番话使日本人茅塞顿开。也同样接见过中国人来访的俾斯麦在日本人走后说：“日本人来我国研究我国的政治制度，他们回国后一定对本国进行根本改革，必然强盛。而中国只是询问战舰多少钱，然后买船，别的一无所学。今后中日若开战，中国必败。”

同年伊藤博文因日本人个矮，提出让日本女人与每个来日本的西洋人通婚，以改良种族，使日本人高大，但没被明治天皇采纳，因为这样的话日本人在血统上就不纯了。当然伊藤博文的建议如果被采纳，日本女人可能是会接受的，因为二战后有数百日本女人给占领日本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写信，说：“请让我生您的孩子。”

1875年，日本牛刀小试，其“云扬”号军舰在朝鲜海面挑衅，并于次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同年翁同稣说：“日本人阴而有谋，可虑，但日本还是小邦，穷而无赖，则更可忧。”1879年，日本情报之父福岛正安在清国考察后说：“清国一大致命弱点是行贿受贿，但清国人对此毫不反省，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兵卒，无不如此，此为清国不治之症，如此国家根本不是日本对手。”1880年日军参谋总长山县有朋说：“清国正在改革军制，若仿效欧洲，平时可征兵245万，战时可达850万人，所以我们更应发愤图强。”根据《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记载，日本人甚至比中国人自己更清楚开战后中国每省可以派多少人参战。

1882年和1884年，日本两次在朝鲜搞政变，与驻朝清军发生冲突，于是两国谈判，谈判双方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伊藤博文：“保护日本使馆是日本天职，而中国派兵是多事，为中日友好，中国必须撤军。”李鸿章：“朝鲜是中国藩属，中国有保护它的义务，且中国本土就是靠朝鲜之类的藩属国做缓冲的，中国派兵朝鲜不是多事，与日本无关。”伊藤博文：“如果说中国为固屏藩派兵是义务，日本保护使馆是天职，那么两国谁都撤不出。日本可以让步，中国撤军，日本也撤。”李鸿章：“我知道贵国从来没有侵占朝鲜的打算，今后日本如果占朝鲜，中国必派兵；中国如果占朝鲜，日本也可派兵。”

李鸿章无意间承认了日本的派兵权，日本通过谈判中签订的《中日天津专条》使自己与清国在朝鲜问题上平起平坐，为日后发动战争埋下了伏笔。

1885年中法战争后中国着力打造北洋舰队，添置武器，日本鹰派认为应立即与中国一战，否则三年后中国必然强大。此时英国人赫德却说：“恐伯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伸懒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下来，喝一口茶，点燃烟袋，打个呵欠，又睡着了。”

伊藤博文说：“所说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可不必在意。虽此时水陆各军看起来在整顿，依我看都是放空炮。中法战争刚结束中国似乎奋发有为，一二年后则又因循守旧，苟且偷安，用西方人的话讲，中国又睡觉了。此时我们应与之友好，我国加紧备战，三五年后，我国强大了，到时视中国情况而定。如果我们现在与之开战，等于催清国自强，诸位看不到吗？中国自从与俄国发生冲突后才开始架电报线，自中法战争后才开始建海军，要平静一二年，那些官员必会百般阻挠李鸿章的改革，那么清国必然改革半途而废，到那时我们再打，胜算会大很多。”

在此期间，李鸿章一方面搞洋务强国，另一方面在表面上与日本交好，想先稳住日本。但其真实想法被日本人看破了。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说：“中国人根本不了解日本，都笑话我国，只有李鸿章一人知道日本内情，也有对付日本的策略，他曾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日本国阴柔有大志，应该表面上跟他们交好，暗中防着他们。’他期望在军备完善时对我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