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科学、经济都高度繁荣的时代。它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享国祚三百一十九年。它的魅力之处在于迥异于此前中原王朝延绵千年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权力格局。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各诸侯国均由贵族把持，以宗法血缘为核心，带有浓郁的部族色彩。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后，以郡县制替代分封制，以官僚阶层取代贵族成为王朝的统治精英。然而到了汉武帝后期，由于汉朝和匈奴的常年战争，严重消耗了国力底蕴，迫使朝廷为了维系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不得不增加税负以保证财政稳定。然而这直接导致百信负担加重，不得不通过变卖土地，沦为豪族大户的佃户。土地兼并、人口隐匿，这进一步恶化了朝廷的财政负担，反而刺激豪族崛起。

所谓豪族，许多都是从先秦贵族转化而来，这些豪族往往家学悠久、财力雄厚，在地方上的势力盘根错节，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正因如此，西汉末年豪族王氏在成为外戚之后，甚至发展到了王莽篡汉的地步。后来光武帝刘秀重建汉朝，史称东汉，却依然不得不依托于地方豪族的支持。纵观整个东汉王朝的权力结构，就是一部豪族世家、外戚（往往由豪族充当）和宦官（皇权代言人）相互争斗的罗生门。

党锢之祸、曹丕篡汉、司马炎篡魏等历史事件的背后，均有豪族世家的影子。到了两晋时期，九品中正制背景下的豪族逐渐转化成为士族阶层。即便是南北朝时期，南北两侧士族世家依旧深刻影响着大江南北的政治发展脉络。待到南北朝后期，士族门阀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的佼佼者便是赫赫有名的关陇门阀。

关陇门阀依托于汉中、陇西等地，是自北魏后期由鲜卑军事贵族和汉地坞堡世家结合在一起，逐渐衍生出来的一股崇文尚武的势力。其创建者是西魏权臣宇文泰，先后建立了北周、隋朝和唐朝。自隋文帝至武则天，隋唐前期为了巩固皇权，始终在与以“五姓七氏族”为核心的世家门阀进行交锋。然而隋唐门阀的最终落幕，是到了朱温篡唐之后，经历了白马驿之祸后逐渐完成的。此前的黄巢动乱波及之广远甚安史之乱，损伤了士族门阀在地方上的根基，朱温又从肉体上将朝堂重臣诛杀殆尽。不仅如此，唐末战乱的延续时间之长也让门阀世家无法恢复元气。

公元947年，曾经如日中天的门阀巨攀崔氏，其后人崔棁亲自培训的乐工夹道奉迎耀武扬威入中原的契丹人，早已不复旧日的时光。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在五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宋朝，从一开始其皇权制度就与前朝迥然不同。宋朝是文官统治的时代，昔日掣肘皇权的领主、豪族世家、士族门阀都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这让许多人产生了一个幻象，大家往往误以为宋朝皇帝一定是口含天宪、出口为敕的。事实上，在文官体制下的宋朝皇权依然受到了种种约束。

事实上，纵观宋朝三百多年，平庸的皇帝有许多，专制的皇帝却一个没有。倒是专权的宰相出现了许多，诸如北宋的丁谓、王安石、蔡京，南宋的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以及贾似道等。那么宋朝的皇帝究竟受到了哪些制约，这些限制又源于何处呢？

对天命与道理的敬畏

首先对皇权具有约束效益的就是“天”，所谓“天”就是指天命。不同于古代西亚、欧洲地区的“君权神授”法统传承逻辑，中国经历了商周之变后逐步形成了更为普世的“君权天授”法统传承逻辑。周朝以概念化、意识化的“天”取代了具象化的“神”，作为世俗君主权力的正当性来源。秦汉、隋唐，乃至宋朝皇帝举行泰山封禅，则是这一思想的具体执行层面的体现。从秦汉开始，皇帝皆以“天子”自居，人们相信上天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凡间的天子，并且会通过灾异向失德的君主发出警示。朝臣们往往会利用人们的天命信仰来约束皇帝的行为，宋朝人自然也承袭了这一观念。

宋徽宗时期，掌控朝局的变法派（新党）为了打击保守派（旧党），将其朋党名单刻在石碑上，竖立在京城和各地，即“元祐党人碑”，这就是新党利用天命打击政敌的实例。而保守派后来以彼之道还之彼身，趁天空出现彗星（古代认为彗星是扫把星、星变、灾星），宋徽宗因心里害怕而下诏请群臣直言朝政得失的时候，上书劝解接触元祐党人之禁，将石碑推倒毁掉。需要补充的一点，宋朝人，至少是观测天文的官员已经知道月食、彗星等天象发生的原理了，但这似乎未曾影响皇帝的敬畏之心。从天命观延伸出来的天道之理，从宋初开始就被宋朝君臣普遍遵循。太祖皇帝曾询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熟思良久回答道“道理最大”。

祖宗之法的震慑性

相传宋太祖赵匡胤在太庙曾立了一块石碑，要求每一任皇帝继位之后都要默读石碑上的碑文。碑文上的内容大体有三点，第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加刑，即便谋逆也仅可狱中被赐自尽，且不可连坐旁支；第二不得诛杀士大夫以及谏言之人；第三后世子孙有悖上两条，则必遭天谴。这座石碑立于太庙之中，相当于宋太祖对上天做的一个誓约，其约束力包含先祖和天命两层来源。

约束宋朝皇权的祖宗之法绝不仅仅是历代先皇，还包括由儒家文臣整理出来的一系列源于典故、惯例的制度系统。这些以先祖名义延续下来的制度，其权威性自然要远大于在世皇帝。如若现任皇帝做出了不符合儒家理念的行为，士大夫集团就可以搬出“祖宗家法”来逼迫现任皇帝做出退让，否则就成了“不肖子孙”。王安石变法时，保守派人士就曾以“祖宗家法”来打击变法派人士。

经筵、公议、国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宋朝的祖宗之法，十分强调士大夫群体的地位，推崇儒家的教化之道。他们将《论语 泰伯》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逐步引申为“士当以天下为己任”，进而得出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在宋人的观念里，皇帝是国家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礼仪的代表、上苍的代言，并不需要执行具体的政务。士大夫也不是君主统治天下的工具，而是与皇帝一样同为治理天下的主体。这样一套权力中枢的运行制度，自然对皇权具有极高的约束力。

在具体制度层面主要表现在经筵、公议、国是三个方面。所谓经筵就是教授皇帝读书，要求皇帝自觉遵守为君之道，接受儒家士大夫的教化；所谓公议就是公众（士大夫群体）议论的含义，常被用于对皇帝行事不合法度的抗争；所谓国是，则相当于“基本国策”，通常是由皇帝和士大夫们共同商议出来的宏观层面的大政方针，一旦订立之后，皇帝个人往往难以单方面更改。从中可以看出，宋朝的制度既有对皇帝权力边界的限制制度，也有对皇权执行的检查制度。除此之外，宋朝还通过了一系列法条，将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都囊括其中，需要接受法条的制约。

史官，贯穿千古的舆论监督者

商朝时期，专门负责冠婚丧祭时司仪的祭官被称作为“儒”，由于需要按照一定礼仪行事，且需要用文字予以记录，儒逐渐发展成为重视礼仪和史料记载的职业。春秋时期，儒家学派诞生之后，华夏渐渐开始以礼仪之邦自诩，其史官制度也变得非常发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方面促使儒家逐渐成为皇权统治天下的思想工具，另一方面也将皇位正统性的解释权拱手让给了儒家。而儒家制约皇权的方式绝不仅仅是通过天命道理的解释，还有对皇帝言行举止的记载。

可以这么说，史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舆论监督工具。一位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将被史官记录，如果这位皇帝非常在意他身后的历史声名，其行事就不能不有所顾忌。所以说，史官是贯穿千古的舆论监督者，其历史厚重感足以让任何希望青史留名的皇帝有所顾忌。

综上所述，自秦王扫六合之后，中国逐渐从贵族社会向皇权专制社会转型。然而宋朝以前，除了秦皇、汉武等少数几位皇帝之外，余者皆面临皇权遭受世家豪族、士族门阀掣肘的局面，以至于皇帝不得不倚重于外戚或宦官的力量。然而随着唐末战争的波及，士族门阀消散殆尽，新的社会结构逐渐形成。两宋皇权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以士大夫阶层为核心的文官体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权力获得了强化，反而遭到“祖宗之法”、史官监督、经筵、公议等多层次的约束，因此不可能出现专制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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