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小明：消失百年的张謇《朝鲜善后六策》

2014年的上半年，中国学者庄安正在韩国延世大学图书馆中发现在中国销声匿迹达百年之久的张謇《朝鲜善后六策》抄本，作为近十年来张謇文献与近代中朝关系史料上的重要收获，这一抄本的发现迅速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并被相关研究所征引。只是抄本的内容与张謇的回忆存在较大出入，并非可直接使用的文献，所以必须抱着审慎态度对此抄本的真伪及相关问题予以充分讨论。

韩国首尔延世大学图书馆藏朝鲜善后六策抄本

张謇《朝鲜善后六策》在中国亡佚的原因

张謇《朝鲜善后六策》虽是近代中朝关系史上的重要文献，但自撰成后就处于隐晦未明的状态中，以致于通行的张謇文集如《张季子九录》及《张謇全集》均未能收录此文。为何会出现这一反常现象呢？一般都会引用张謇致韩国钧信（1911年4月）中所作的解释：

方壬午、癸未之间，下走参预吴壮武公援护朝鲜，即上书直督，请达政府：于朝鲜，则有援汉元菟、乐浪郡例，废为郡县；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自改而为练新军，联我东三省为一气。于日本，则三道出师，规复流虬。时张靖达公回粤，李复督直，嗤为多事，搁置不议，乃自宛转于京朝大官。大官中独吴县潘文勤公、常熟翁相国称善；宝竹坡侍郎曾采以入告。孝钦询政府，政府奉教于李，亦斥之。使当时李非昏髦骄盈者，即不规复流虬，而于中朝创业大计，稍稍措意，于朝鲜行我之第三、四策，而因以经营东三省，安有日俄之争，安有立韩、覆韩之事？安有东三省之危？屈指是说，近三十年矣。今之后生，固无知者，即当时士大夫知之者曾有几人？天下后世，谁复知亡东三省者罪李鸿章乎？今言之亦无益，然下走固不能不痛心切齿于亡国之庸奴也。

尽管信中没有指明李鸿章所“嗤为多事，搁置不议”的就是《朝鲜善后六策》一文，揆诸相关文献，我们还是可以找到颇多佐证来证明在“壬午、癸未之间”张謇对于朝鲜问题的最重要意见只有保存在《朝鲜善后六策》一文中，如张謇《壬午日记》八九月间有多条关于《朝鲜善后六策》的记载：

八月十八日 枚生来，久谈。……写《朝鲜善后六策》。

八月三十日 大风，以《六策》示道园、浣西，谓纯正切近，必可行，余料鬼蜮太多，二君之曰未可恃也。

九月一日 与道园、浣西极其国事，……，二君以是日午后登舟，坚强余行。余曰：《六策》如行，虽为朝鲜宾师可也，不然去何益？

九月二十三日 ……，得石菱、浣西、惠人讯。石菱、浣西望余之去尤切，谓《六策》王甚服膺，或可行也。然如此去尤不可轻。

主张实业救国的清末状元张謇

据此，我们不仅可知张謇写作《朝鲜善后六策》的具体时间为光绪八年八月十八日（1882年9月29日），还可知当时朝鲜方面对《朝鲜善后六策》的“纯正切近，必可行”、“王甚服膺，或可行也”的正面评价，也有张謇本人语焉不详又比较消极的“余料鬼蜮太多，二君之曰未可恃也”的自评。此外，由笔者与千金梅教授合作整理的《大阵尺牍》中收有张謇致朝鲜官吏金昌熙的系列信札，这批信札中亦有几通信札提及《朝鲜善后六策》一文撰写及时人的反应，可以作为张謇在这一时间写作《朝鲜善后六策》的旁证，如其中一札云：

石菱参判足下：别后倾念无已。十七日抵津门，百事草草，鲜有好怀。途中冒触风寒，小病积日，遂请于节帅，暂留登州休养。瞻言沧海，不复能晤，伤如之何。《六策》已写出，闻与一切主持善后者不同，故绝不示人。但与道园、浣西谈，似有隐合于所见者，略为宣说大意。病中不能多写字，有稿存节帅处，属示足下及云养留守。不侫与云养函，亦属其告足下，审定其谬。计人家国虽空言，必求至是，非故谦也。……制张謇顿首。八月二十七日登州。

据这通信札内容可考其写作时间为张謇第一次离朝还国的光绪八年八月二十七日（1882年10月8日），也就是张謇写就《朝鲜善后六策》的第九天，信中所说“《六策》已写出，闻与一切主持善后者不同，故绝不示人”云云，虽未指明“一切主持善后 者”（注：据刘寂潮先生提示，此处的“一切”并非“所有”之意，而是指“权宜”，窃以为“权宜”的解释符合当时“张靖达公回粤，李复督直”的历史事实）为何人，但与致韩国钧信中所说“李复督直，嗤为多事，搁置不议”的说法是一致的。而信中所说“但与道园、浣西谈，似有隐合于所见者，略为宣说大意”与上引张謇《壬午日记》所记“以《六策》示道园、浣西，谓纯正切近，必可行”的事实又是吻合的。如此，以《日记》与信札中多重证据证明，张謇在1911年4月致韩国钧信中所说的“上书直督，请达政府”之“书”即为《朝鲜善后六策》，而张謇对于《朝鲜善后六策》后来而湮没无闻甚至亡佚所作的解释是合符事实的。

大阵尺牍

新发现张謇《朝鲜善后六策》抄本真伪考

通过以上考证，我们基本可证实《朝鲜善后六策》湮没无闻的原因，即是“主持善后者”李鸿章“嗤为多事”而“搁置不议”。那么，在《朝鲜善后六策》一文销声匿迹百馀年后的今天，能在韩国延世大学图书馆发现有题名为张謇《朝鲜善后六策》的抄本存在无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庄安正在2014年上半年获得这一文本并撰文介绍这一发现（庄安正《搜寻张謇佚文〈朝鲜善后六策〉过程略记》，《档案与建设》2016年第11期）。这一发现可谓是近十年来除《〈谭屑〉拾馀》《大阵尺牍》中所公布的张謇文献之外的最重要发现，说是近代中朝关系史料上的重要收获也不为过，只是细绎文本后，我们发现这一文本内容与张謇在三十年后致韩国钧信所陈述的内容相去甚远，实有必要对其真实性进行充分的讨论与考证。

就新发现张謇《朝鲜善后六策》的抄本内容可分为七部分，即所谓“六策”，具体分别是：“总论”“通人心以固国脉”“破资格以用人才”“严澄叙以课吏治”“谋生聚以足财用”“改行阵以练兵卒”“谨防圉以固边陲”，其内容涵盖选士、吏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显然，前三策并无特别之处，而后三策中“谋生聚以足财用”策中所云“咸镜道吉州以北十邑”与“江原道郁陵岛周回二百里”，以“招募就近人民次第垦辟，恩以抚之，勤以督之，必使国获其利而民遂其生”的方略，“改行阵以练兵卒”策中所云“仿中国湘、淮军制，而又实体坐作进退之义，兼用腾纵起伏之法，使能避敌所长而用我长，舍我所短以攻贼短”的献计，“谨防圉以固边陲”策中所云“海口及腹地皆重冈叠巘，峻岭崇山，无处不可设防，即无处不可扼要，故曰守便而守易也”与“仁川口内，江华、水原近蔽王京，固须严兵扼堵。釜山近对马岛，元山近海参威，就近庆源、庆兴（与俄界隔一小江）、巨济、密阳（巨济在釜山浦外，密阳在内）、江陵（蔚珍岛属之），其间险要，形胜不一，而足有兵以扼之，何难收一夫当关之效”的建言，都是从朝鲜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而可行的策略，无怪乎朝鲜士人认为“纯正切近，必可行”，并致信张謇说“《六策》王甚服膺，或可行也”。也就是说，这六策极可能是得到当时朝鲜官方认可并有实施的可能性。只是当我们细读这一文本后，不免会产生疑问：韩国发现的《朝鲜善后六策》抄本中根本没有张謇在1911年4月致韩国钧信中所说“有援汉元菟、乐浪郡例，废为郡县；援周例置监国”与“联我东三省为一气”这些内容。这是因为张謇致韩国钧的信中内容是他的事后追忆而有所讹误，还是韩国发现的《朝鲜善后六策》抄本中的内容并非张謇原稿的本来面目呢？

从本文第一部分所载信札与《日记》所提供的信息中我们可以推论出《朝鲜善后六策》中不太可能出现有“援汉元菟、乐浪郡例，废为郡县；援周例置监国”这样的内容。试想，这样的内容，朝鲜士人道园、浣西会认为“纯正切近，必可行”吗？而王会对“《六策》甚服膺，或可行也”吗？要让韩国君臣接受“废为郡县，援周例置监国”，这样的内容既有悖于情理，也与近代史上韩国君臣为谋韩国的独立自强的实际行为相矛盾。但是，推论归推论，要证明《朝鲜善后六策》抄本的真实性还是需要直接证据。

如前所说，《大阵尺牍》中有张謇与金昌熙讨论《朝鲜善后六策》的内容，其云“属其告足下，审定其谬。计人家国虽空言，必求至是，非故谦也”“若此月不来，謇十月归省，必设法寄示也。《六策》云养必以相示，就中可裁正之。时时惠教是幸”，也就是说，张謇曾恳请金昌熙对其《朝鲜善后六策》一文“审定其谬”与“裁正之”，为的是求“至是”。在我整理的《〈谭屑〉拾馀》一书中，有一通张謇致金昌熙的信札提及金昌熙有《六策、八议补》一文（六六页），显然，其中的《六策补》很可能就是针对张謇的《朝鲜善后六策》而撰写的，经过一番检索，发现《韩国历代文集丛书》中收有金昌熙《石菱集》，金昌熙《石菱集》卷七就有《六策、八议补》一文，金昌熙在文前有《总论》记撰文缘由：

壬午秋，通州张謇季直、皖江李延祜瀚臣随吴筱轩军门东来，与余过从相欢洽，时言我邦事，甚惊人。余知其为大有心人，问以善后事宜，季直撰《六策》，瀚臣著《八议》，俱以见赠。余读之而服其识高，感其意厚。不揆僭妄，乃以愚见就补两君之所未及，命之曰《六八补》。

显然，所谓《六策、八议补》一文是针对张謇的《朝鲜善后六策》与李延祜的《朝鲜善后八议》两文而写的，卷七的即为《六八补》上篇，核其目录，分别为“总论”“通人心以固国脉”“破资格以用人才”“严澄叙以课吏治”“改行阵以练兵卒”“筹商务以收利益也”“开矿井以裕财用也”“清田亩以兴屯垦也“等七策，将《六八补》上篇中的七策比之《朝鲜善后六策》抄本中的六策发现，《六八补》上篇“通人心以固国脉”“破资格以用人才”“严澄叙以课吏治”“改行阵以练兵卒”四策与《朝鲜善后六策》中的前四策完全一致。揆其内容，金昌熙对张謇“六策”策文多有征引，在此，我们不妨以“史源学”的方法，以金昌熙对“六策”策文的征引内容再回校在延世大学所发现的张謇《朝鲜善后六策》抄本文本，从而来证明抄本文本的真伪。

金昌熙《六八补》对《朝鲜善后六策》的征引可分为全文征引、节选征引、取义征引等几种方式。全文征引一般有“季直曰”的格式，其征引内容为全文照录，如“通人心以固国脉”策有“季直曰：欲通人心必自士大夫始”， “严澄叙以课吏治”策有：“季直曰：等一官而数员者，省其备员之官”，“改行阵以练兵卒”策有：“季直曰：朝鲜自前明用纪效新书法，此为备昔日之倭，则可施之，今日断乎无用。又曰：论地守易揆势守便洵合平昔，愚见若依此练兵，依此策守，何难收一夫當关之效也”云云。节选征引则并非全文照录，而是选择其中部分内容加以申论，如“总论”云“善其后者，苟斤斤外交是务，而不复求诸本原之地，不复求诸本原之地，自谓可立致富强之效，此其弊非徒无益而已”一节，则是从张謇的“总论”中“苟斤斤外交是务，而不复求诸本原之地，甚至如日本，变其数百载之衣服制度，以优俳西洋，自谓可立致富强之效，此其弊非徒无益而已”中节录而出的，其中省去对日本变法的敏感评价，以避免横生枝节。而取义征引则是仅取其义，不征引其文，如“破资格以用人才”所云“季直见门地之弊，欲破资格以矫之”之类。

通过比较可发现，金昌熙《六八补》所征引《朝鲜善后六策》的来源与延世大学的张謇《朝鲜善后六策》抄本是基本一致的。到此，我们可以相信，在延世大学所发现的张謇《朝鲜善后六策》抄本中所呈现的内容是目前所知最接近张謇《朝鲜善后六策》本来面目的文本，而张謇在1911年4月致韩国钧的信中对《善后六策》的回忆是属于事后追忆，即使与所知文本内容出入甚大，亦不足以引发对张謇《朝鲜善后六策》抄本的怀疑。

目前为止，张謇《朝鲜善后六策》文本的还原工作并没有完全结束。一者，笔者以为仍然应该保留发现《朝鲜善后六策》稿本的可能性。再者，金昌熙《六八补》中只对《朝鲜善后六策》中的四策进行征引与申论，尚有“谋生聚以足财用”“谨防圉以固边陲”两策内容没有征引与申论，究其由，“谋生聚以足财用”策的内容与李延祜的“八议”中的“筹商务以收利益也”“开矿井以裕财用也”“清田亩以兴屯垦也”的“生财三策”内容有重合处，而李延祜的“生财三策”的内容无疑要比张謇的“谋生聚以足财用”策更为具体与细致，所以，金昌熙在《六八补》中只是回应李延祜的《八议》中的“生财三策”，而没有回复张謇“谋生聚以足财用”策也是合理的。

张謇致韩国钧信札内容失实的原因

上节已否定张謇致韩国钧信札中所说处理韩国问题的意见是本自张謇早年所撰《韩国善后六策》一文。张謇致韩国钧信札中所说属于他三十年后的回忆，回忆中所出现的讹误正验证了钱锺书先生关于“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的妙论。

讹误归讹误，但类似“援汉元菟、乐浪郡例，废为郡县；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这样的意见绝不可能是张謇“无中生有”的杜撰，极可能他本人或时人有此意见，其后被张謇张冠李戴而混为一谈。所以说，张謇致韩国钧信札中所说处理韩国问题的意见应该是另有来源。检查《张謇日记》可知，1882年至1885年间张謇关于朝鲜问题有关的文章有《朝鲜善后六策》《谕朝鲜檄》《壬午东征事略》《规复琉球策》《上朝鲜王书》《陈朝鲜事》等六篇，目前保存下来的只有《陈朝鲜事》及新发现的《朝鲜善后六策》两篇，此外，从《上朝鲜王书》后所说的是“论善后事”的提示中，我们能推测此文多半就是《朝鲜善后六策》。如前所考，《朝鲜善后六策》并无“设郡县”与“置监国”的议论，以此再核《陈朝鲜事》一文，除了第一条所云的“请速申旧约，布告各国，以定藩服之名”的意见外，也无“设郡县”与“置监国”的议论，而《谕朝鲜檄》《壬午东征事略》《规复琉球策》等三篇均为佚文，虽无从考证其内容，从当时拟文的背景看，也无超出《朝鲜善后六策》范围的可能。

既然“设郡县”与“置监国”不是张謇的理论，那么在当时中国对朝鲜政策中有无这一意见呢？事实上，中国外交官袁世凯、刘瑞芬在对朝政策上都先后有过“设监国、置郡县”的意见，特别是袁世凯在果断镇压朝鲜“甲申政变”后，曾提出“中朝即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也”（《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6卷，故宫博物院，1932年，第19页）的建议。朝鲜方面为挣脱中国宗主的统治，进而寻求俄国支持并签订所谓《朝俄密约》时，袁世凯更提出“废朝王”的意见。时任驻俄大使的刘瑞芬也曾上书清廷建议：“朝鲜毗邻东三省，关系甚重。中国能收其全土改行省，上策也。”（赵尔巽《清史稿》第41册，卷446，《列传》233《刘瑞芬》）当然，袁世凯、刘瑞芬等人的一系列对朝政策方针都是随着时局变化而产生的应对之策，并非他们有着超越时代的“先见之明”。张謇或将时人关于朝鲜政策的这部分内容汇入他的朝鲜记忆中，并因此建构出一篇与早年《朝鲜善后六策》迥异的、事实上并不存在“朝鲜方略”。

张謇信札

又及：

本文撰成后，承韩国南首尔大学的刘婧教授相助，惠我韩国学界关于张謇《朝鲜善后六策》的新发现，即鲜文大学Choi Woo-gill先生《关于新发现文献“三筹合存”的介绍》，《洌上古典研究》2014年第3期第62—95页，该文有张謇《朝鲜善后六策》的完整文本，以此文本对校延世大学藏张謇《朝鲜善后六策》抄本文本，只有极少量文字上的异同，此足以证明延世大学藏张謇《朝鲜善后六策》抄本文本的真实性，亦可证张謇致韩国钧信札中的失实之处。

又，网络上“海门张謇研究会”网站刊有赵俊杰所撰《〈朝鲜善后六策〉对校本之发现记》一文，文中所及的“对校本”即出自上述Choi Woo-gill先生文，赵文并对《朝鲜善后六策》“三筹合存”本与延世大学所藏本进行异同校，其成果可为继续研究者参考。

来源：文汇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