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山秀水出奇才（之八）文/卞伯泽

民国年间，在会泽这块的沃土上，开办的工厂及公司有案可查的就是二十多家，加上那些没有统计的，其实远远不了这个数字，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县城开矿、办厂、组建公司的热潮。办厂及开办公司成了县城最时髦的事情及话题，上至豪绅富户，乃至国民党军政人员，下至普通百姓，连佛教徒果术法师及其弟子汤德慧，也开山种茶，探洞办厂。县城的居民或开矿、或办厂、或织布、或糊火柴盒、或经商、或开店、或赴马，已经彻底摆脱了土地的束缚，真正完成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由农耕文明向近代化工业文明的转化，究其原因，是会泽社会形态超前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大时代急激转型的特点。

接旨铸币

根据上述统计，其表现形式为：

一、从地域上讲，已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西有以汤丹镇为中心的铜矿开采园区，东有以矿山镇为中心的铅锌开采园区的东西工业带。

以汤丹镇为中心的西部铜矿工业园区。到了晚清，整个铜矿产业，由于洞老山空等自然原因，已是一蹶不振，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可是在矿务大臣唐炯的努力下，在仅剩8个铜厂的情况下，第一批京铜于光绪十六年起解，到光绪三十二年止，每年两批，每批五十万斤，此段时间，产铜总数在三千五百余万斤，也大有起死回生的趋势。另外，一些新的矿洞的发现，加之实行新的管理方法，组建公司注入了股份制，也给这一地区的铜矿产业增加了新的活力。

以矿山镇为中心的东部铅锌开采园区，因丰富的铅锌资源，东晋时就得以开发，五代时的“采银太监坟”，已透露出当时大量开采的情况。乾隆六年（1741），因修凿金沙江河道，需铸币发放工役工资，矿山的铅锌作为制造铜钱的原料得以大量开采。“东川府所属者海地方，亦产的铅矿，距东局只二站，应令该署张允随将前项铅矿查明，作速产试。”到了清末民初，县城最有名的士绅刘盛堂，以及乡绅刘盛基、彭光诚等都涉足这一产业。这些人，思想超前，刘盛堂有着留日的经历。在他们的带动下，铅锌的开采如火如荼，形成了清末民初会泽最有特色的民族工矿企业，从已统计的十八家公司、厂矿中，对铅锌进行开采的就有七家。据宣统二年四月的调查，仅矿山一地计有铅锌矿洞十一个，其中公立四个，私立七个；炭尖十五个，其中公立三个，私立十二个。铅锌炼炉一百五十六座，其中公立一百零八座，私立四十八座，公营铸钱四座，全部铅锌生产人员2007人，如果加上运输及专门服务的饮食业，数万人云集会泽矿山。一时间，会泽矿山矿业大兴，公私矿洞林立，铅锌炼炉遍布，形成了“牛车壅道，马帮盈店”的繁华景象。

此时的会泽县城，围绕着东、西矿山两个园区，为园区服务的机修厂、发电厂、火柴厂、硫磺厂、火药厂已开始在县城及近郊出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于其后的县耐火材料厂内设炼运京铜局，将汤丹等厂运集会泽的粗铜改炼为砖形精铜发运北京。到民国元年（1912），东川公司临时总办刘盛堂聘请日本技师石盛志郎到会泽，于该厂东北角建造一具熔铜十二吨的反射炉冶炼精铜，反射炉以耐火砖泥筑就，呈长方形，烟囱高约二十余米，构置日本生产的蒸气机进行安装，以蒸气机带动鼓风机冶炼精铜，工人上下班以蒸气鸣气笛。此时的县城，从早到晚每一个角落木质织布机的嘎吱声，加之到各厂矿上下班的人群，倒焰炉冶炼精铜的炉烟，汽笛的修长轰鸣，已经交融成一幅近代工业文明的“大观图”了。

点火炼铜

二、从科学技术讲，清末民初，会泽进入近代化工业革命的标志，是开始聘请外国技师，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购置国外机器。

光绪十三年（1887），唐炯就任矿务大臣，于东川县城设东川矿务招商总局时，就曾聘请日本技师藤野、山田考察矿山，寻求矿苗，并“延聘日人多名为工程师，购置机器，筹划自投炼炉。”光绪十五年，唐炯上奏：“办理矿务应购开凿、通风、洩水三种机器，现已派员前往东洋购办，请免征税厘。”当时的县城，为了改变土法冶炼精铜的做法，由东川公司临时总办刘盛堂聘请日本技师石盛志郎制造了一座熔铜十二吨的反射炉冶炼精铜，这种聘请外国技师，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它不但标志着会泽已由农耕文明进入到近代化的工业文明，且加速了这种文明的进程。

三、从组织形式上讲，大多数厂矿及公司，已实行股份制，有的已实行“股份有限”制，按股份制的有关规定进行集资及管理。

清末民初，自矿务大臣唐炯创立东川矿务总局，召集商股以来，他的这一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做法，已普及到普通的老白姓，大家争相效仿，形成了办厂、开公司的热潮。从以上统计的情况来看，开办的时间，除个别厂为清光绪中叶及清末，大多数厂开办的时间均为民国初年。从性质上讲，所有厂矿均实行股份制。有意思的是，“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东川德昌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已不是“股份制”而是“股份有限制”了。这种股份有限公司比股份制，从体制上可谓进了一大步，它的特点是：全部注册资本由等额股份构成，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每一股有一表决权，股东以其持有的股份，享受权利，进行分红，并以其所购股份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这种“股份有限公司”比“股份公司”在责、权、利方面，可谓趋于合理，前进了一大步，更具有近、现代企业的特点。是当时的社会迈向近代化工业革命的标志，到了民国初年这种“股份有限公司”更是风行县城，形成了一股热潮。

当时的县城及南北矿山，已由县城的富坤刘善初和彭光阁合组东川鑫泰股份有限公司，于今矿山镇开采及冶炼铅锌。民国初年，云南光复，会泽县城绅商刘盛堂、唐继尧之父唐省三，呈请云南督军府军政部，请将东川官办铜铅改设股份有限公司，官商集股合办。十二月二十七日，云南实业司乃决定成立纯营业性质的股份有限公司，定股本银元六十万元，官商各半。次年二月，公司于会泽、昆明、昭通、个旧、香港等地设《云南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股处》征集商股。

民国元年，绅商唐学曾、汤希禹、杨蔚南、周朝弼、唐守曾（唐继尧之叔）联名呈请省“实业司”推黄德润（黄毓英之父）为临时总理另组公司，召集商股。当时，民国中兴，军政财界要人及商民均投资入股，十分踊跃，蔡锷入股三千六百元，唐继尧入股一万元，本县商民一股十股至数百股，至民国三年止，公司共集得商股31860股。合银316800元，其中官股15150股，商股16710股。民国二年十月，国民政府大总统袁世凯批准云南“勿以平等之价购买日铜”之请，通饬各省造币厂一律订购以示限制，各省造币厂纷纷入股订购公司铅铜，加之欧战暴发，各国军火制造日增，铜铅价格剧增。公司在这历史的大背下获得发展的机遇，数年间公司红利倍增，盈利203974.6414元，每股红利七成，为12.47元，其余部分10%作为公积金，10%作为办事人员奖金。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办了27年，到1939年重新组织称“滇北矿务股份有限公司”，于1939年10月14日，公司总部由昆明迁至会泽堂琅街。

冶炼铜矿

综上所述，康熙三十八年至雍正八年的改土归流，这一重大政治变革后，由于外地移民进入东川屯田垦殖，在短短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使东川的社会形态一下就由上千年的半牧半农的奴隶制经济或领主经济过渡到封建的地主经济。到清朝中叶，由于朝廷施行“放本收购”政策，东川所属铜厂获得大量开采的机遇，加之王朝在府城所建的两个铸币厂，府城及汤丹等地的铸币及铜厂，短短数十年时间，矿山的经济结构和县城的官办工业，又给东川刚刚确立的地主经济注入了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到同治十三年，在皇朝“官督商办”大背景下，绅商牟正昌，张新已赴东设局，彻底抛弃了整个铜矿由官办的性质。到光绪十二年（1897），矿务大臣唐炯彷效洋务运动李鸿章1872在上海成立的轮船招商局的做法，于会泽县城成立矿务总局，招集商股，组成招商矿务公司。

颇有意味的是，时间上东川矿务总局晚于上海轮船招商局15年，地点上，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在大商埠的上海，唐炯的东川矿务招商局地点却在边陲的云南会泽县城，一为海派文化，一为内陆文化。在性质上，两个招商局都施行官督商办，进行招商，实行股份制，大有异曲同工的特点。此种情况，它说明了什么？它似乎在说明，当时的会泽县城，在乾隆时具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基础上，到了清末，也就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下，这一地域，已由传统的农耕社会向近代化工业社会转型的特点，已具有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征。唐继尧一群人正是这种转型的产物。

到民国二年，所成立的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直到滇北矿务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是一种在新型的社会制度下，配合着县城及近郊木质织布机的兴起，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大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这种资本主义的股份制，早在18世纪就产欧洲，19世纪后半叶这种组织形式的企业广泛流行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是资本主义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成立于20世纪初叶东川的股份制企业，它通过投资入股或认购股票的方式而联合起来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股东按股权多少享有管理权和分配利益，是一种发行和认购股票等筹措资本而建立的企业，故称股份有限公司。这种公司的出现，它实际是东川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沿袭，具有资本主义早期新型的生产关系及生产力的特点。已经具有近代化工业文明的特点和具有18世纪60年代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特征。

开模取币

在以往研究云南历史的著述中，人们津津乐道是唐继尧参与、发动了云南早期推翻清廷的“重九起义”，及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护国运动”，特别是护国运动，再造了共和。至于象唐继尧这样较早参加孙中山同盟会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人物以及一群人为什么会产生出现于会泽，却缺乏应有的分析。笔者认为：是会泽近两百年来超前的社会形态，即较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及较早地，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背景下由传统的社会逐步向近代化工业社会转型的时代这样的土壤，以及提前进入具有18世纪60年代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社会特征，才孕育产生了唐继尧这样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人物。民国初期会泽一大批仁人志士均参与上述的活动，正是会泽这种社会形态最生动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