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这是一个融入了中华民族血液中的字，所谓“百善孝为先”，自汉高帝刘邦建立西汉伊始，孝就被拔高成为了选才的标准之一。西汉初年推崇“孝道”的表现主要在于刘邦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以“孝”入手，联系天下诸侯，教化天下子民，以保汉家天下之稳定。

对于“孝”的推崇贯穿了汉的始终，在西汉的各个时间段里，“孝”的政治表现千变万化却又始终不离其宗。推崇“孝道”于西汉上层统治者而言，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维持国家的统一，与西汉后期“移孝于忠”不同，西汉前期“孝”在政治上承担的最大作用就是担任“纽带”，连接各个不同的利益团体。

高帝刘邦：以“孝”求得家天下

秦朝之所以灭亡，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没有实行分封制，以至于大权旁落于赵高之手。刘邦建立西汉之后，首先实行分封制稳定人心，随后温水煮青蛙一般的将异姓王一个个剿灭，同时与大臣们定下“非刘氏不得封王”的盟约。

刘邦的这种做法很容易理解，他之所以分封刘氏宗族子弟为王，为的自然是培养出强大的家族势力，以避免出现秦王朝那般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的悲剧。在多年以后的一个被称之为“明朝”的时代，有一个叫做朱元璋的人和刘邦一样，大肆分封同姓子弟为王。

西汉开国之主刘邦

朱元璋的皇太孙朱允炆曾经问过朱元璋，“大臣造反有叔叔们帮我，可是如果叔叔们造反，我又应该怎么办呢？”对于这个问题，朱元璋没有给出答案，但是刘邦给出了他的答案，那就是用“孝”来培养家族感情，使诸侯王拱卫中央。

后来带头发动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子，刘邦在封他为王之后，又突然觉得他未来会有造反之意，可是“君无戏言”，既然已经封了刘濞为王，那就不能轻易收回命令。

“召濞相之, 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 业已拜, 因拊其背, 告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 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 慎无反!’”

于是，刘邦只能通过“孝”这一纽带绑住刘濞，试图通过道德伦理让刘濞安心的做一个诸侯王。

刘邦时期之所以大力推崇“孝道”，其实大抵是他的无奈之举，毕竟他已经日渐衰老，虽然几个“拥兵自重”的异姓王都被剿灭，但宫内的功臣集团以及野心渐起的吕后都是宫廷内的不稳定因素。刘邦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将这些危险因素全部解除，扶立诸侯王以保住刘家天下实属无奈。

秦因为没有分封同姓诸侯，最终为异姓大臣夺权而名存实亡，汉避此弊端，扶立同姓诸侯与军功集团相对抗。但为了保证同姓诸侯能够始终坚定的站在皇帝的背后而不生“取而代之”之心，刘邦只能用道德，即“孝”来束缚他们，试图使“家天下”的观念深入人心。

文帝刘恒：以“孝”约束诸侯王

1.刘邦推崇“孝道”与刘恒推崇“孝道”所面临之局面不同

汉文帝刘恒所面临的情况与汉高帝刘邦又有所不同，刘邦的天下是真刀真枪打下来的，在他活着的时候，无论军功集团，还是吕后，亦或是享受刘邦福利的各诸侯王们，他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强大，但如果刘邦真的想要铲除一方势力，那还是可以办到的。

只不过，如此作为很可能让新生的西汉帝国在刘邦撒手人寰之后陷入一片混乱，最终步秦之后尘。刘邦权衡利弊之后决定广封同姓王以拱卫中央，至此才会出现在分封刘濞时犹豫不决的情况出现。

而汉文帝得天下之遭遇简直可以用“稀奇”来形容，他不争不抢，纯粹是“诛吕功臣”为自身发展考虑而选立了他。刘恒得天下之易也就意味着他在西汉宫廷之内举步维艰，处处受限，功臣集团虽然为“臣”，但却是刘恒决不敢轻易得罪的存在。

“孝”的故事：文帝亲尝汤药

为了从这种困境中走出，刘恒急需一股新势力来帮助自己站稳脚跟，为此，他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除了重用他的代国集团之外，他还从天下的平民中广集人才，任用他们为官，试图培养出一股属于自己的嫡系力量与功臣集团分庭抗礼，可惜的是这种做法并不成功。

来自平民阶层的人才虽然有才能，但却缺少人脉底蕴，无法在宫廷之内放开手脚做事。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写下《过秦论》的贾谊，他之闪耀出世正是出于文帝对抗军功集团的必要，而他的黯淡离场也意味着文帝试图培养嫡系以对抗功臣这一策略的失败。

说到这里也就很明白了，刘邦推崇“孝道”是权衡利弊之后的考虑，这仅仅是他的选择之一，而刘恒推崇“孝道”却是他的唯一选择，在无法依靠自己独立培养出一支嫡系力量的情况下，他非常需要，也必须需要依靠同姓诸侯王的大力支持。

皇帝始终是个孤家寡人，他必须要让手下的人有对手，平衡之道才能玩得起来，对于刚刚即位的文帝来说，只有同姓诸侯王够资格做军功集团的对手。

2.“孝”氛围的妙用

刘恒需要同姓诸侯王为他卖力，但不需要诸侯王们有“不应该”的想法，而把控这个“度”的法宝就是“孝”。

这里的“孝”又不同于普通人家“儿子对父亲”的“孝”，刘恒所推崇的“孝”是运用于刘氏皇族之间的，指的是“小宗”对“大宗”的孝。在刘恒做皇帝之前，“大宗”是汉孝惠帝刘盈一脉，而刘恒做皇帝之后，“大宗”就转移为刘恒一脉。

所谓“诛吕叛乱”不过是以周勃为首的功臣出于自身考虑而发动的一场政变行动，对于当时在位少帝“非孝惠子”的定论皆来自于周勃等“功臣”的片面之词。这就意味着，刘恒即位为帝的正当性是有待讨论的，正因为如此，刘恒在继位之初必须依靠并受制于功臣集团。

作为一个有雄心壮志且善于“装傻”的精明皇帝，刘恒并不满足于与功臣之间的这种关系，从他启用贾谊等人试探功臣底线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而他继位之后推崇“孝道”，封赏诸侯王，拉拢与诸侯王之间的关系，无非是希望各路诸侯认同他的“大宗”身份，尽“小宗”对“大宗”之孝。

由于和刘邦所面临的情况不同，刘恒即位之初对于同姓诸侯王的依靠力度极大，他必须要通过拉拢地方诸侯的方式来对抗功臣集团，以此达到平衡。过度的依靠也就需要更强大的限制条件对诸侯进行约束，因此，汉文帝刘恒推崇“孝”的力度也就变得更大。

除去得到诸侯王认可的“大宗”身份之外，文帝还急需得到天下百姓的认可，而“孝”的推广就不断潜移默化的奠定刘恒一脉在百姓心目中的正统地位。要知道，当初项羽谋杀楚义帝，尽失天下民心，由此可见，一个正统名号的重要性。

政治家毕竟是少数，而这少数的政治家想要击败其他对手成为最后的赢家，他就必须要获取多数普通人的支持。当“孝”的推广深入人心，当秦所遗留的那一套“论功行赏”的法家制度被取缔，诸侯王应该效忠于皇帝的观念就会扎根于百姓心中。

汉文帝刘恒

如此，最朴实的底层百姓才不会因为功利而背叛正统的统治者，这也是为什么几千年来一个又一个封建王朝灭亡时总有那么一批守节之士为即将覆灭的王朝而拼命的原因所在。子女应该为父母尽孝，臣子应该为君主尽忠，这就是所谓的“移孝于忠”，也是西汉“举孝廉”选官制度的理论基础。

刘恒推崇“孝道”，就是要在整个西汉形成一种“孝”的氛围，让他的“大宗”身份在得到诸侯王认可的同时，也让百姓自发的拥护他的正统地位。百姓就像是一滴又一滴的水滴，他们卑微弱小却又无比强大，当“孝”的氛围形成，当“孝”的理论深入人心，那么当诸侯王试图反对刘恒一脉的正统地位之时，他们将会像被水排斥的鱼一样举步维艰。

“孝”：理念的力量如此强大

到现在为止，“孝”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之一，西汉建立之后，“孝”被拔高到了从前未有过的高度，它教化西汉人民，让西汉的社会风气好转，逐渐摆脱了秦时期所形成的“以利益为评判标准”的社会风气，“孝”的好处显而易见。

当“孝”到了统治者的手中，它就必定会为政治而服务，往大了说，以“孝”教化于民是为了维持国家的稳定，往小了说，“孝”是联系皇族关系的纽带，是让皇帝以“大家长”身份统治天下，制服诸侯的道德利器。

所以，刘邦做皇帝以后坚持定时看望刘太公，所以，刘恒留下了“亲尝汤药”的故事，这些统治者以身作则带动了中华“孝”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一种重要的民族精神。西汉初年对于“孝”的推广不遗余力，无论是汉高帝刘邦还是汉文帝刘恒，他们对“孝”都是无比推崇的。

这样的推崇也为西汉的发展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刘氏诸侯王在皇权受到极大压迫的文帝时期成为了刘恒背后的强大力量，西汉初年之所以可以安稳的休养生息与“孝”的推崇是脱不了关系的。

当然，后来的“孝”也在不断变化，不过“移孝于忠”的大变革又是另一个故事了，此文就不再多加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