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唐太宗与贞观之治的论文有唐太宗李世民，毕业论文《唐太宗与贞观

论文:唐太宗李世民(5000字)

《郑魏公谏录》记载，魏征后来病势日渐沉重，但他仍挣扎着给李世民上了最后一份谏书，所告诫的依旧是人品问题。他说：”一个君子自己先做到，再去要求别人；先要自己不违犯，才去指责别人。自己身上藏着污点却能教育别人的事，我从来没听说过。现在你在朝堂之上说的尽是一心为公的漂亮话，下了朝堂做的却是些只为一己之私的邪僻事。有时被我知道了，你又怕自己行事不方便，就故意大发雷霆，企图借着淫威掩饰搪塞过去。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欲盖弥彰，你掩饰半天又能有什么好处呢？帝王身份地位至高，声誉影响恒久。诸葛亮那样的小国之臣，尚能以诚信、公心、道义取信于民，现在的为政，是既不讲诚信也有亏于公理道义。你喜欢的事情，即使不正当你也不当它是错的；你厌烦的事情，即使再正当你也不认为它是对的。居上位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必然是上行下效，即使你给人定罪，人家也一定心里不服。。。"这次上谏之后不久，魏征就去世了，虽然侍奉这样的主子让人无可奈何，但他这一辈子该说话的也说尽了，没什么可愧疚的了。

唐太宗担心自己的种种不良行为被史官记述下来, 首开皇帝查看当朝起居注并干预史官著述实录的恶例, 授意篡改历史记录, 对贞观政治进行隐恶饰美。 但高宗审阅<太宗实录>等著述,仍认为对唐太宗美化得还远远不够全面, 对刘仁轨说"朕观国史所书, 多不周悉, 卿等必须穷微索隐, 原始要终, 盛业鸿勋, 咸使详备。"于是唐太宗就在史官们" 穷微索隐"中得到符合儒家圣明君主理想标准的润色, 美政不够就用美言来凑, 在< 实录>基础上写成的有关史书自然就有了唐太宗语录连篇的特征。

经过两代帝王的精心删改与美化, "贞观之治"的光辉形象便正式树立起来。待印刷术和文史之学繁盛之后, 人们由皇室定调润饰过的基本史料去研究唐史, 对唐太宗的光辉语录佩服得五体投地, 对夸饰过的贞观之治产生美好印象, 自然容易构想出一个太平盛世的太宗时代, 传讹出教训后世的典范。

然而细读史书, 还是能发现唐太宗说得比唱得好听,贞观之治做的比写的难看。

到了贞观晚期, 天下渐乱而唐太宗也人之将死,在<帝范>中对接班人说了几句其言也善的实话, 谈到自己的若干过失: "吾在位以来, 所制多矣: 奇丽服玩锦绣珠玉不绝于前, 此非防欲也; 雕楹刻角高台深池每兴其役, 此非俭志也; 犬马鹰鹘无远必致, 此非节心也; 数有行幸以亟劳人, 此非屈己也。斯事者, 吾之深过。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对自己仅仅作奢华享乐方面的检讨, 主要是针对太子亦步亦趋地奢靡好内之性而言, 并未全言种种严重的贞观之失。

不过, 唐太宗贞观之失虽多, 却能够部分继承唐高祖广用贤才的传统和直言纳谏政风, 以众贤能的忠智补救自身的不足, 故终有一得, 即得"人", 使贞观政治在若干失误和风浪中有惊险而无倾覆。或许, 这也是历代知识分子乐于称颂他的根本原因。所谓为政之道, 首在得"人", 岂虚言哉!

求一篇有关唐太宗李世民的论文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 ）在位23年（627－649）民族英雄,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卓越的政治家，著名的理论家，书法家和诗人，千古一帝，中国最有作为的皇帝，并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国力最强大的大唐帝国。

他少年英雄，初出茅庐救隋帝，匹马单刀斩老生！

他是晋阳反隋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和直接的行动者！

他天资地质，李密为之倾倒！南征北战结束了数十年的中华分裂割据状态，一统华夏！

他五骑会蛮主，四年灭突厥。他成功的消灭了隋以来的中华最大的边患，并将其融入了中华的怀抱！

他是世界历史上真正的民本思想皇帝，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着三权分立的雏形！

他是天可汗，他开创了夷汉一家的时代。这也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真正民族融合团结的时代。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他和他国家的先进，开放，使他的国土和朝堂成为世界各大文明羡慕向往的地方！

他和他国家的胸怀和实力，让他无可争议的成为维护东亚政治秩序的领袖！

他发展了读书人最好的考试制度，他给了士人最高的礼待--尊重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他重视人道，更重视法律，他让他的首要功臣来负责法律的修缮！并完成了历史上最好的法律贞观律！

他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他的部下名臣数量之多是任何一个皇帝都不能比的！

太宗皇帝在唐朝建立中出生入死，运筹帷幄，在李卫公答对中对其军事思想给予了详细介绍。 即位后，统一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同时执行夷汉一家的政策，是历史上民族关系最为良好的时期，在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在位二十三年，在位期间国泰民安，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繁荣，军事力量强大。后人称他在贞观年间的统治为“贞观之治”。

太宗的飞草非常著名，开创了行书写碑！太宗诗歌在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太宗编写了著名的秦王破阵乐。在帝范和唐会要等书籍中，对太宗的政治理论有相当多的描述。

【李世民早年】

　　唐太宗于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即公元599年出生于贵族之家，是唐高祖李渊与窦皇后的次子。公元614年娶妻长孙氏，（登基后称长孙皇后）。

　 隋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被突厥10万骑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世民应募从屯卫将军云定兴前往救援，提出虚张军容，昼引旌旗数十里，夜以钲鼓相应的疑兵计。时值东都及诸郡援兵亦至忻口(今忻县北)，迫使突厥始毕可汗解围而去。十三年六月,与其兄建成率兵攻西河(治今汾阳)，首战获胜,促使李渊决意西向关中。任右领军大都督,统右三军,于七月随李渊自太原(今太原西南)南下。途中李渊一度动摇，欲还师更图后举。世民坚决主张继续进军，提出先入咸阳，号令天下的方略。八月,进攻霍邑(今霍州)，先率轻骑至城下，诱隋守将宋老生出战,继而率骑猛冲其侧背，配合李渊、建成正面攻击，斩宋老生，克其城(见霍邑之战)。九月，军至河东(郡治今永济西南)，力主急速进军长安(今西安)，遂奉命率前军西渡黄河，顺利占领渭河以北地区，各大族豪强纷至军门投效，数支农民起义军亦来归附，兵力迅速发展至13万人。十一月，会诸军攻克长安(见李渊攻取长安之战)。李渊立代王杨侑为帝。世民被封为秦国公。

唐朝政权建立以后，为统一全国，先后进行了六次大的战役。这六个战役李世民就指挥了四个，全部取得了胜利，为唐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

第一次是对陇右薛举父子集团的战役，唐武德元年，薛举率军进攻关中，双方在现陕西长武县发生激战，在这里，李世民打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大败仗，退回长安。但不久，他便在浅水原之战彻底打败薛军，消灭了陇东集团。

第二次，刘武周依附突厥，南下进攻唐朝，攻占了晋阳，李世民不畏艰险，终于击溃了敌人主力，并乘胜追击，两天不吃饭，三天不解甲睡觉，彻底消灭了敌军，收复了丢失的土地。

第三次是对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战役。这次战役规模为唐统一战争中最大的。在这次战役中，李世民先将王世充击败，围困在洛阳，令其无粮草供应，待其自毙。就在洛阳将下未下之时，河北的窦建德军十余万众号称三十万为救援王世充，突然出现在唐军背后，李世民力排众议，在虎牢之战中大败窦建德军，生擒窦建德。洛阳的王世充也只得投降，这次李世民一举两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第四次是平定刘黑闼的战役，刘黑闼是窦建德的部下，他打着为窦建德复仇的旗号，在河北起兵反唐。李世民指挥了平定其第一次起兵的战役，仅仅两个月就取得了胜利。(其他两个战役是由李孝恭指挥的平定杜伏威的江淮军和平定以江陵为根据地的萧铣的梁政权).

　　李世民自此威望日隆，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进入长安时，受到部分军民以皇帝的礼仪招待。武德四年冬十月，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陜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食邑增至二万户。高祖又下诏特许天策府自置官属，俨然形成一个小政府机构。

李世民在战斗中注重战前侦察,虽屡次遇险,但每次战斗都能作到知己知彼,善于制造战机,当敌强我弱时,他经常用"坚壁挫锐"的战法拖垮敌人,战斗中身先士卒,亲自率领骑兵突击敌阵,胜利后勇追穷寇,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因此获得了每次战役的胜利.在统一边疆的战争中,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明于知将,选拔良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李世民用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大唐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愧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他的赫赫武功也永垂青史!

唐太宗论文1500字左右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开创了史称“贞观之治”的辉煌业绩。他又是一位文学家，诗、赋及其文学主张都有极高成就，产生重要影响。他早年开设文学馆，交结“秦府十八学士”，一直是文学史中的美谈;成为皇帝之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 （《旧唐书·邓世隆传》） 。他自己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 （《旧唐书·音乐志》） 太宗在戎马生涯和日理朝政之际，诗文著述颇丰，现存《全唐诗》收入103首，断句3联，还有与大臣联句《两仪殿赋柏梁体》;《全唐文》录有5篇赋:《威凤赋》、《临层台赋》、《感旧赋》、《小山赋》、《小池赋》;著有《文集》40卷，《帝范》4卷，《凌烟阁功臣赞》1卷。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云:“帝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盛焉，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新唐书·虞世南传》、《全唐诗话》、《历代诗话》都对这一故事有所记载，成为说明太宗喜爱宫体诗、提倡宫体诗，进而批评太宗的一个重要证据。在《闻一多全集·官体诗的自赎》中，闻一多先生说:“文艺的唐太宗，出人意料之外，比炀帝还要热忱（宫体诗）。”刘大杰先生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就是唐太宗和他的臣僚，同样也沉溺在这种宫体的诗风里。”游国恩先生等在其《中国文学史》中也说:“唐太宗本人对齐梁文风也很爱好，他自己就带头写淫靡浮艳的宫体诗。”即使是新近出版的论著，仍然认为他 （指太宗，笔者注） 偏嗜华靡的审美趣味。其诗亦多有缛丽之作，并曾作宫体诗要臣下赓和，因虞世南谏阻而止 （乔惟德、尚永亮《唐代诗学》） 。尽管唐代卢照邻、明代胡震亨以及《全唐诗》 （卷一） 等有过不同看法，甚至在近年袁行霈先生、罗宗强先生的著述中有过客观评价，但长期以来对太宗文学成就的评价执否定的倾向没有重大的改变。

其实，笔者认为，除去太宗诗文中确有部分江左遗风（应当指出，这也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之外，《唐诗纪事》中所云之事对历代评论家的认识起到了不客观的影响。即使依据《唐诗纪事》而论，许多引述者也难免断章取义，因为太宗在这里接下来还有话，他说:“朕试卿尔。”太宗的话如果属实，说明他并非真的想写宫体诗，不过是个戏言;太宗的话如果言不由衷，也不足以印证他就热衷于宫体诗甚至到了“偏嗜”的程度。遗憾的是，对太宗在这方面的贬斥竟然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那么，对太宗的评价怎样才更恰当些呢?这应当联系太宗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及影响一并考察。

考察唐太宗的文学思想，突出表现在他主张文学必须有益于政教，同时又重视文学的艺术特点，反对淫靡文风，注重文学的艺术特殊性，强调文质并重的文学观。虽然太宗没有全面系统的文学思想论著，但从与他有关的一些诗文中还是可以很鲜明地看到这一点的。他的文学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帝京篇·序》中。序曰:

予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人神，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

序中真诚地表现出他考虑文学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的结论是:“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主张“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目的是反对纵欲。为什么要反对纵欲呢?他联想到“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再联系梁、陈及隋的灭亡教训，以史为鉴，必须“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防止国家的败亡。总结历史经验，考虑政治得失，务求有益教化。所谓“咸英之曲”，指三代古朴的政教和文化;而“烂熳之音“，则指秦汉以来滋生的侈丽淫放的文风。为了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他主张复古，其标准就是“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就是追求雅正。《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中记载，他对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皆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他之所以在这里否定扬雄的《甘泉》等赋，完全由于它们无益于政教，无益于劝诫，根本不是从文学角度来考虑问题，作为政治家他始终把国家兴亡放在第一位。但这里又流露出他主张“词理切直”的要求，也很有意义。

《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还记载，贞观十一年，邓世隆要求为太宗的文章编辑文集，太宗拒绝了，他说:“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 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太宗每提文章，就联系到国家的兴亡。他对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的批评，集中在“师古”的问题上。“师”什么“古”，无非是“古”之道德、“古”之文风，他既批评这几位前朝帝王的道德不“古”，也批评他们的文风不“古”，因为他们在文学上的共同特点是把文学作为纵欲消遣的典型。而太宗在这里首先考虑的不是词藻如何，而是“制事出令，有益于人，史则书之，足为不朽”。可见，太宗对待文学问题，首先考虑的不是文学本身的发展问题，而是社稷的安危，是文学的政教作用。

太宗不主张作艳诗，而且也不主张群臣们作艳诗，他的出发点仍然是考虑社稷江山。同样是前文所说《唐诗纪事》中记载的那段故事，在《唐会要》卷六五中也有记载:

（贞观）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秘书监虞世南商量今古。朕一言之善，虞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尝戏作艳诗，世南进表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出，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继和，辄申狂简。而今之后，更有斯人，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因顾谓世南曰:“朕更有此诗，卿能死否?”世南曰:“臣闻诗者，动天地，感鬼神，上以风化下，下以俗承上。故季札听诗而知国之兴废。盛衰之道，实基于兹。臣虽愚诚，愿不奉诏。” （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

这段记载清楚地表明:1.太宗不主张作艳诗。不主张作艳诗并非没有作艳诗，他作艳诗是“戏作”，而且是“尝”戏作，也并非经常“戏作”;2.太宗不主张群臣作艳诗。要求群臣们“皆若世南”。要知道，太宗的要求就是帝王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文艺政策;3.太宗这样做的出发点是考虑国家的兴亡和长治久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目的是统治天下的需要。

太宗又不是一般意义上反对绮丽文风，他恰恰又十分重视从文采的角度来考察作品。他亲自撰写《晋书·陆机传论》，称陆机“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对陆机文采褒奖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太宗还十分重视作品的艺术形式美。上官仪深受太宗赏识，太宗的诗文常令上官仪订正。而上官仪却是非常注重探索诗歌的形式美的诗人，在形式美表现方式上受齐梁影响很大，并提出“六对”、“八对”之说。这也说明太宗并非一般意义上反对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而且，太宗认为汉赋“文体浮华”，但他又写有多篇赋。这些看似矛盾的做法，实际上很好理解，它表现出太宗尚质而不轻视文饰的文学思想，即文质并重。当联系到江山社稷时，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当然首先要考虑文学的政教作用，当从一位对文学（其实对音乐、书法他也颇多建树）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颇有造诣的诗人角度考察文学作品时，他又是那么内行、那么投入地关注文学的艺术特点。太宗所高度重视的魏征，在其《隋书·文学传序》中也集中地将他所追崇的帝王的文学思想表达出来: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作为长年在太宗左右的魏征，应当深刻了解和掌握太宗的文学思想，并努力身体力行。魏征对南、北文学不同艺术风格的把握及“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态度，正是太宗南方“清绮”与北方“贞刚”相融合的美学理想的自然流露和集中反映。

太宗的文学思想，概括地讲，就是文质并重。他主张“师古”，力求以古变今;主张“劝诫”，强调政教作用;主张“雅志”，以求矫正俗情;主张“切直”，反对文体浮华;主张“词深而雅”，关注作品的艺术性。他的这些文学思想是联系的，不是孤立地厚此薄彼。从根本上说，太宗的文学主张受儒家崇古尚质的诗教说影响较大，对南朝齐、梁文风持批评态度，但却并没有一般意义地反对文学的艺术美学追求，这为唐代文学在艺术上的发展和新变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参考资料： http://www.studa.net/wenhuayanjiu/080820/08532683-2.html

我对唐太宗李世民的了解和评价 的1000字论文

评价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626年登上皇位，次年改年“贞观”，唐太宗是历史上有名的“明君”，下面就让我评价一下唐太宗。

节用戒奢：唐太宗深受隋朝急速灭亡的震撼，决定力戒奢侈，尽量节俭，克制自己的欲望，减轻百姓的负担。他针对官多职滥的现象，下令精简机构，裁撤了大量冗员，完善了隋文帝的三省六部制。从这一点看出他爱民如子，怕百姓受苦，力求节俭，也加强了百姓对他的信任和他的统治。

招贤用能：唐太宗认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他知人善任，不论资历，不计亲疏，只要是治国安邦之才，就委以重任。他发展科举制，使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学术风气都有了深远的影响，使天下的英才，尽在他掌握之中。这点可看出他重用人才，无论文化程度高低，只要是贤臣他都重用。

虚心纳谏：唐太宗知道要治理好国家，就要集思广益，择善而从，于是虚心听取他人教诲，使得贞观年间政治清明，经济富裕。这看出唐太宗居安思危，励精图治，是一个虚心的皇帝。

晚年得失：到贞观中晚年，唐太宗自认为在武功、文治和怀远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古人，骄傲自满的情绪因而大大地滋长，不再鼓励臣下对自己提出意见，臣下提出意见后，接受时多少也有些勉强，而在个人享受的贪欲方面也与日俱增。这时的唐太宗有些自大，极度虚伪，骄傲自满。

唐太宗的得与失有很多，这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都要虚心听取他人教诲，一旦骄傲自满，就不会得到他人的爱戴。

关于唐太宗的现代议论文

被誉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李世民，其嘉言懿行在史书中多有记载。近日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发现其23年“贞观之治”的过程中，竟有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今择录数则，写出来同读者朋友共赏析。

守法失信论

贞观元年，春。

太宗认为原任兵部郎中之职的戴胄为官清正耿直堪当重用，就提升他为大理寺(检察院)少卿，从事执法工作。

当时朝廷上下有许多官员弄虚作假，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很生气，令这些人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者被发觉，太宗要杀掉他们。这时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只应当判处流放。”可太宗大怒道：“你想以守法为由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面对暴怒的太宗，沉静地回答道：“杀他们的敕令出于你作为君王一时的喜怒变化，而法令则是国家诏示天下诚信的规制。但是现在，您既已知其不可行，当以法令为裁断，这样才是忍住一时之怒而昭示天下诚信的处理方法。”在戴胄的坚持下，太宗只好收回成命。

这里，唐太宗提出的是一个悖论：所谓“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法是朝廷遵皇上旨意制定的，守法当是维护皇上的威严与信誉，怎么能反过来说人家守法就使你失信呢?我想，如果不是戴胄阻止，若真的杀掉这些不该死罪的人，那才是“失信于天下”哪!

明知却故犯

贞观元年，秋。

这天在谈及司法问题的时候，太宗在朝廷上对大臣们说：古语曰“宽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又曰：“一年中两次大赦。会使善良的人哑口失言。”如果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宽赦罪犯则会使善良的人遭殃，所以自朕即位以来，不想过多地宽赦，唯恐使小人持之无恐，动辄触犯法令。

依此可见，太宗对无原则“宽赦罪犯”的害处是“明知”的，可在行为上他却“故犯”。且不说他在位23年，就实行各种名目的宽赦(大赦、曲赦、降释)多达23次。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此“数赦”之外，又在贞观六年冬搞了一次“纵囚”之举：

太宗亲自过录监狱囚犯，见到应处死刑的人。内心怜悯他们，就决定放他们回家，但约定明年秋季回来就死。结果这次全国所有的死刑犯凡390人，在没有监管的状况下，都按期回到狱中，没有一个逃亡。于是，太宗把他们全部大赦。

如果说依照法令的基本原则，举行的各种“赦”还算是名正言顺的话，那么，这个“纵囚”，却完全是出于太宗心血来潮的一次“拍脑袋”行为。其影响比“数赦”结果更坏。我们知道，太宗十分重视死刑的判决，曾制定“三审”复核制，即“决死囚者，二日中五复奏，下诸州者三复奏”，如有法律决定处死而情可怜悯的犯人，还可以直接上诉到内廷来作最后判定。依此可见，这里的390人，肯定都是“十恶不赦”的、且经过严格司法程序审定的死刑犯，“决无可放之理”(清·蔡铸语)。而今只皇上一句话便将原案判决推翻否定，岂不是把法律当儿戏吗?所以，历代有识者无不对太宗“纵囚”多有诟病，一致认为他是博取虚名的作秀之为。更有北宋欧阳修写出千古名文《纵囚论》，批评他不应该“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誉”。近日，又有人作诗叹喟：

为掩恶名挣美名，沽名钓誉赦死刑；

瞒得当时天下士，难欺后世明眼人。

真假“吞蝗”秀

贞观二年，夏。

京城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有一天，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了蝗虫，便拾起几只在手，祷祝道：“百姓视谷子(粟)如生命，而你们却吃了它们。现在如果要吃的话，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吧!”说罢，举起手中的蝗虫即欲吞掉。身边的臣僚们劝谏道：“吃脏东西是会得病的。”太宗却无畏地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回避疾病呢?”于是吞掉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成为灾害。

太宗“吞蝗”一事，历来有贬无褒。其有清代学人林云铭在《古文析义》中所剖甚为透切：“余尝谓，太宗上苑吞蝗必非真蝗，真蝗其可吞者?或用纸草剪作蝗形。掇而视之，以愚左右耳目耳。”这一评述大有2009年春节晚会上，刘谦“鸡蛋里变出戒指”，连董卿都被蒙住了的情景趣味。不过林先生又宽解地说：“但帝王好名，便是可与为善处，即置之不论可也。”又有丁启阵教授在《国家历史》一文中直言：我估计，唐太宗先是做过咨询的，知道刺身蚂蚱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损害。身边那些大臣也未必都不知道蝗虫无害于太宗龙体，他们也许假装不知道，以便表忠心，以便衬托太财务工作计划宗体恤万民的菩萨心肠。

其实，真吞也好，假吞也罢，可笑的是他们俨然一付虽作秀而十分逼真状。尤其末一句“是岁，蝗不为灾”，露出一付十足的阿谀的嘴脸，由此使人想到，在武则天时代宰相宋璟为了灭蝗，挖坑布火，引蝗焚身，才真正使“蝗不为灾”的故事，与太宗两相比照，不是可以真假自辨了吗?

奴告主者杀

贞观二年，冬。

有一天，太宗召集负责国家安全的大臣们说：近来有奴婢告其主子谋反的情况，我认为这里面有问题。试想，谋反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必然有同伙(夫谋反不能独为，必与人共之)，他们之间一定保密得十分严紧，还时时担心会暴露，怎么会让这些奴才下人知道而去举报主子呢?所以，从今以后，凡有奴婢告发其主子谋反的，均不受理，仍行处斩。

不知太宗发出如此违背常识的命令，所为何事而起。但他最少应该知道，谋反者可以隐瞒朝廷甚至同伙，却瞒不过身边的人。这些“下人”、“奴婢”往往是泄露玄机的“孑L道”，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是也。比如西施，比如貂蝉等等。此类事例，俯拾即是。单说太宗自己所历的“玄武门之变”中出现的宫女“张婕妤”即可足证：

当时，在唐高祖李渊武德九年六月初三日那天，秦王李世民上表面告其父：太子李建成同齐王李元吉要加害自己，“我可能要冤死地下矣”。李渊当即决定，明天一定认真处理这件事，并嘱咐李世民次日早点上朝。第二天，李渊确已召集大臣裴寂、萧珞、陈叔达等人，准备按察此事。试想，如果真能按照李渊的方法处理，断然不致于出现兄弟相残的腥风血雨。可恰巧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后宫奴婢“张婕妤”，她暗中得知李世民初三日上表的情况，并将这个情况连夜告发到太子李建成那儿。于是，李建成马上伙同李元吉结兵以待，双方剑拔弩张。到了初四日，双方还没能来到其父李渊面前“谈判”，就相互撕杀起来。虽然，李世民终于杀死兄与弟，得到王位，却也留下了千秋万代的恶名。倘若不是这位张婕妤在中间起作用，使李渊能够“和平解决”他们三兄弟之间的“矛盾”，可能唐代历史当是另一番面貌。依此可见太宗所谓的“奴婢下人不可能知道主子们的大事”的武断之言，岂不是很荒谬吗?

赏功不罚过

贞观三年，秋。

御史大夫萧璃弹劾李靖，在大破突厥可汗颉利大帐时，由于治军没法度，把人家的珍奇宝物，抢掠一空。所以请求把李靖交司法部门调查审理。太宗表态说赦免他吧，不用弹

劾。等到李靖进见，太宗对其大加责备一番，而李靖也连连磕头谢罪。过了很久，太宗说：“隋朝史万岁打败达头可汗，有功劳朝廷不加赏赐，后来因罪却遭致杀戮，朕则不这样处理，记录你的功劳，赦免你的过错。”反加封李靖为左光禄大夫，还赐给绢一千匹，又加封食邑连同以前的共500户(就是500户百姓的税贡，赏作其作为附加工资收入)。不久太宗还对李靖说：“以前有人说你的坏话，现今朕已经醒悟，你不要放在心上。”又赐绢一千匹。

太宗的言行，真使人感到莫明其妙。其一，赏功罚过，天经地义。如果说前隋只罚过不赏功，是不公平。那么你唐太宗只赏功不罚过，同样是不公平。其二，太宗对李“大加指责”，李又“磕头谢罪”，证明萧璃所奏属实，作为上级领导且又是最高领导人，对当事人怎么能讲萧背后说你的坏话呢?这样做岂不是既违背客观事实，又在挑拨萧、李二位同事之间的矛盾吗?准此，太宗者，明君乎?昏君乎?遑论什么“金口玉言”哉。

反复又无常

贞观五年，秋。

太宗命人修缮仁寿宫，改名为九成宫。还打算修筑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正是当年那个因“守法”惹得太宗发火的大理寺少卿)上表谏阻，认为“动乱刚结束不久，百姓穷困潦倒，国家府库空虚(百姓雕弊，帑芷空虚)。若这类大型楼堂馆舍营造不已，劳力和财政的大量耗费，恐怕百姓难以承受”。太宗听奏后称赞道：“戴胄与我并非亲近，他只是以忠诚正直，体谅国家和百姓；又能够知无不言，应该厚加官爵，予以奖励。”但是，过不多久，太宗还是命令大匠窦琎修筑洛阳宫。窦琎只得遵命开凿池榭，构筑山林，雕饰华贵奢靡。可是刚建好，太宗又迅急下令毁掉，还罢免了窦琎的官职。

笔者对这段史录反来复去看了好多遍，总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恐怕是司马光老目昏花写错了吧?天底下真有这样的事吗?一代明君唐太宗真会做出这样反复无常的混账事吗?不是拿人民血汗和国家财产开玩笑吗?然则，不仅《资治通鉴》，还有新、旧唐史均有载录，至于野史杂记就更不用讲了。无怪乎，唐太宗在历史上被称为“好名皇帝”、“作秀皇帝”，真是“好”、“作”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了。说他不听谏言吧，他当即奖励了戴胄，你说他真心纳谏吧，他又我行我素“营造”不误，你说他假纳谏吧，他把造好的宫殿又马上毁掉。最可疑处是他撤免了遵照他的命令进行“营造”的大匠窦琎，难道说以此推卸责任，怪罪窦珊就可以掩天下人耳目吗?唉，这个唐太宗，真不知道让人说他什么好。

肃贪之“怪招”

贞观六年，春。

右骁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送的绢帛。不久这个受贿问题暴露并被举报给太宗，太宗说：“长孙顺德如果做的是有益于国家的事，朕与他共享国家府库的资财，可他居然如此贪婪。”太宗说罢话，仍以其曾有功于大唐，不仅不予以惩罚，反而在朝廷上赏赐给他数十匹绢帛。当时，有大理寺少卿提出反对意见说：“长孙顺德贪脏枉法，犯下不可饶恕之罪，为什么还要赐给他绢帛呢?”太宗听罢，说出一番道理来。他说：“如果长孙顺德有人性的话，得到朕赐给他的绢帛的羞辱，远甚于受到惩罚；如果他不知羞耻，则不过如一个禽兽而已，杀他又有什么用呢?”

此间，英明的唐太宗居然将法律惩治与道德自律混为一谈，甚而用道德说教取代法律处罚，反而去“奖励”贪污受贿之徒，此言此行确为亘古未闻的肃贪“怪招”。至于，他的这个“怪招”效果如何，司马光未加续说，我们也不必妄加猜测。不过，只要看看而今眼目下，层出不穷的种种贪污受贿腐败案件的行状。即可断言：唐太宗“此招”不灵，“此言”差矣。最多只能算作是一番“想当然”的昏话而已。目的还是为了博得一个宽仁“好名”，却枉顾了国家的法律法规。

我心中的历史人物唐太宗3000字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年1月28日 【一说599年1月23日[2] 】－公元649年7月10日），祖籍陇西成纪，是唐高祖李渊和窦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

李世民少年从军，曾去雁门关营救隋炀帝。唐朝建立后，李世民官居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受封为秦国公，后晋封为秦王，先后率部平定了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军阀，在唐朝的建立与统一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

公元626年7月2日（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自己的兄长太子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及二人诸子，被立为太子，唐高祖李渊不久退位，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李世民为帝之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对外开疆拓土，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征服高昌、龟兹、吐谷浑，重创高句丽，设立安西四镇，各民族融洽相处，被各族人民尊称为天可汗，为后来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重要基础。

公元649年7月10日（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日），李世民因病驾崩于含风殿，享年五十二岁，在位二十三年，庙号太宗，葬于昭陵。李世民爱好文学与书法，有墨宝传世。

简述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有四个方面：

　　第一，唐太宗君臣论治。唐太宗与大臣们经常议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原因，经常以亡隋为戒，注意对人民的剥削压迫要有所节制。

　　第二，选贤任能，兼听纳谏。唐太宗坚持任人唯贤，不因血缘、地域甚至是政敌而舍贤才。因此能够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并注意对地方官吏的任用和考察。他能够兼听众议，注意纳谏。其臣下敢于犯颜直谏，形成了封建社会中少有的良好政治风气。

　　第三，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唐初赋税徭役比隋朝有所减轻，尤其力役征发，比较有节制，注意不夺农时。对灾区免除租赋，开仓赈恤。另外还紧缩政府机构，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人民的负担。并通过"互市"换取大批牲畜，用以农耕。

　　第四，布德怀柔，民族关系密切。对于依附的各族，一般不改变其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尊重其习俗，任命各族首领以统辖本部。还通过"和亲"进一步发展民族关系。唐太宗被少数民族尊奉为"天可汗"。

　　贞观之治的现实意义——亲和民生与亲和政治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这就是封建史家所描绘的“贞观之治”。贞观时期似乎真是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人民真是过着安居乐业、富足美好的生活。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社会图画啊！事实真的这样么？有一点，但被夸大了。在贞观时期，农民生活还是很苦的。隋炀帝时，人民为逃避苛重的徭役，自残肢体，称之为“福手”、“福足”，贞观时期，这种 “‘遗风犹存’”。它说明了在封建社会的治世，人民的负担依然沉重，生活很艰苦。唐朝，尤其是李世民，被历代历史学学家夸大美化了。贞观时期比乱事当然好，也比一般的和平时期强，但远没有现在通常吹捧的那样美好。

　　回顾贞观王朝的灿烂文明史，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最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也曾经是最最优秀的国民！当今天的中国人回首先辈辉煌的过去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死抱着“四大发明”和“文明古国”等早以消逝的光环自欺欺人；还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重新找回中华民族的理性和自信，还是每个中国人自己来作出抉择吧！

看唐太宗与贞观之治写观后感400字

唐太宗和贞观之治方面的书也好，电视也好，零零散散都看了些。我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仅作给你的参考。

贞观之治并非历史上最富裕最昌茂的朝代，但是是政治最清明最开化的朝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隋炀帝的时候，其实国家是很富强的，当然了，是前期，因为有他父亲隋文帝的治理，据说储存的粮食够天下人吃三年。而反观唐朝，经历了隋炀帝的动乱之后，李渊统治时期，其实一直在平叛平乱当中，很耗国力，等唐太宗登机后，用白话来说，其实是比较穷的。再加上李世民刚登基时，突厥来犯，当时根本没有军事实力与之一战，李世民不得不采取“贿赂”的政策， 用金钱让突厥暂时退兵了。

所以这么一个穷的时代，李世民又是亲眼看到隋朝灭亡的，他不敢不励精图治，否则唐朝根本就走不下去。帮助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的大臣，都是帮着他打天下的，文臣武治都十分能干，李世民也虚怀纳谏，这才渐渐地恢复了国力，统一了基础，并且李世民自己的眼界是很开阔的，他不固守成规，对于外来文化的进入和内部文化的流传从来不吝啬，也不抵触。这才让他有了”天可汗“的称号，这是外邻友邦真正的尊称。

所以说，一个朝代想要走的长远，离不开两点。明君、能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