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金银器主要用于哪些方面？其发展状况如何？

辽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中国内蒙古、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吉林以及北京地区的辽墓、辽塔和窖藏中，都出土有辽代金银器，总计有数百件之多。根据器物形制及装饰纹样的演变规律，这些出土的辽代金银器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金银器以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赤峰大营子赠卫国王驸马墓、赤峰城子窖藏等出土的为代表。中期金银器以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陈国公主及驸马合葬墓、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内蒙古敖汉旗英凤沟4号辽墓、朝阳北塔天宫、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北京顺义县净光舍利塔塔基、北京房山北郑村辽塔地宫等出土的为代表。晚期金银器以内蒙古巴林右旗昭乌达盟窖藏、河北易县净觉寺舍利塔地宫等出土的为代表。

辽代金银器的使用范围非常广阔，既有生活用具、马具、丧葬用具，也有装饰用品和佛教法器。生活用具有碗、盘、杯（高足杯、折肩罐、扳指杯、钵式杯等）、瓶、壶、罐、函、西、盒、盆钵、盏托、筷子、渣斗、荷包、针筒等。马具有鞍桥、带饰、缨罩、压胯银铃、辔具、当卢、铃罩、节约等。丧葬用具有金面具、银丝网络、鎏金银冠、金花银枕、金花银靴等。装饰用品有耳坠、手镯、戒指、带扣、蹀躞带等。佛教法器有菩提树、法轮、舍利塔及净瓶等。其中，生活用具中的银鸡冠壶、提梁壶，带链的金荷包、金针筒，丧葬用的金面具、银冠、银靴，装饰用品中的蹀躞带等是辽国特有的器型，具有浓重的游牧文化色彩。

辽代金银器的丰富与发展与其广泛吸收外族文化有直接关系。其中除了构成主体的唐文化和宋文化因素之外，还有突厥文化、中亚文化等成分。契丹人在汲取这些多元的外来因素的同时，也在工艺、器型和纹样等各方面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但就辽国金银器发展的主线来说，早期接受的主要是唐文化的影响；从中早期，特别是澶渊之盟后，随着辽宋之间交往的增多，辽代金银器开始在局部上逐步融汇了宋文化的某些特征。中晚期和晚期辽代金银器完全向宋代金银器的风格转变。辽代早期金银器，器形上葵口多曲的碗、杯、盘等器及采用的四、五或六的分曲数，均是唐代金银器中常见的，但在继承唐代器型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如孟顶方函，唐代多用铰装，而辽代无铰装。

工艺上沿用了唐代金银器钣金成型，平錾花纹或主题纹饰隐起、底衬鱼子纹的惯常作法，特别是它大量袭用了唐代金花银器特有的局部鎏金的装饰手段，既突出了主体纹饰，又增添了器物的华贵感。装饰上采用晚唐流子的多层散点装为主要的表现手法，广泛吸收唐代金银器上的龙纹、凤纹、双鸳衔绶、卧鹿、双狮及卷草、四鹿团花、折枝花、团花、海棠纹、卷草纹、忍冬桃形如意结等纹样图案，但减少了植物纹，侧重珍禽瑞兽纹，装饰风格朴素舒朗，不及唐纹饰的细腻和富丽，种类形式变化不甚丰富，中期以后更趋于简化和涣散。

辽代中晚期金银器，器型上，花朵、荷叶形状的碗、盘，八棱执壶及八棱温碗，均是宋代金银器中极具特色的。工艺上，部分器物作高浮雕的凸花技法，纹饰錾线成连贯的阴槽的作法，金银器上涂饰漆画等，均显示出宋代工艺的影响。在装饰纹样上，宋对辽的影响是细微零碎的，宋的纹样没有大量全面地出现在辽器上。从辽主要纹样龙、凤、卷草、云纹、折枝纹等在中期以后的变化趋向上能识别出宋的作用。比如折枝花，由图案性团花格局走向写实，就是融合了宋的风格。不过宋器纹饰中更经典的錾刻诗文、仿古图案等方面，未曾发现对辽代金银器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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