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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认识自己，做更好的你
[英]丹尼尔·内特尔 著
舒琦译
在人生的每一个当下时刻，人既是他未来的形象，也是他过去的样子。
——奥斯卡·王尔德，《自深深处》
序言
我提议用英尺来测量人性的高度和深度，而且我不认为这是对人性的粗浅看法。
——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
李是一个成功、聪明的企业高管，年近35岁，在职场升迁很快。在大家眼里，李工作效率高，精力充沛。其实，真实情况不止这些。李从不愿意与“蠢人”共事，而且，如果他认为某些同事或供应商想在他面前耍花招，他会直言不讳。他会表现得非常尖刻，怒气冲冲地说出他对这些人和事的想法，完全不留情面。所以，尽管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得很好，却也树敌不少。他换过几家公司，有时不得不在同一家公司内调换部门，因为他和同事长期不和，闹得很僵。有些能调解矛盾的同事，不得不插手来稳定局面，或者至少保证李和新结下的仇家不用互相打交道。
工作之外，李不喜欢的人也很多。他去过不少国家，而且认定，其中至少有一些国家的当地人是令他讨厌的——他们太粗鲁，或者太迟钝，又或者侵犯了他的私人空间。比如有人开车猛冲到他前面，或者排队的时候硬要插队，又或者害他等待，这些人都让他讨厌。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他的脾气一下子就会上来，还会骂骂咧咧，口出秽言。但我们不能就此推定李不喜欢社交。实际上，他很喜欢外出参加派对。但是，如果派对上的人不对他的口味，或者派对的风格不对他的路子，他很快就会觉得无聊，并且因为浪费了这个晚上而感到心烦意乱，还毫不掩饰这样的情绪。哪怕是一个很好的派对，也可能会因为李遇到了某个跟他政见或品位不合的“蠢人”，而在大吵大闹中结束。
李有几个关系很好的朋友，而且友情一直维持着，但李和他们也并非相安无事。实际上，他的每一段交情里都掺杂着激烈争吵、相持不下、生闷气以及和解。李的爱情之路也不例外。恋爱双方总是意见不合，要么是对方变得很黏人，让他厌烦，要么就是他觉得对方不够黏人。女方最后通常会说李很自私、不体贴。看来，一个能与李志趣相投、长期相处的伴侣还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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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就不一样了。他（目前）是一家旅游杂志的撰稿人。这份工作让他可以周游世界，研究有关印度宗教节日和西伯利亚大铁路背后的故事。虽然他现在热爱的是旅行，但他过去的热情另在别处。他在大学里学的是音乐，毕业后立刻将热情投入他的乐队。这支乐队表演的是一种另类音乐，结合了传统中东音乐和现代流行音乐。他凭着满腔热情给乐队引路，那几年，他们在自己的地区做得有声有色。不过，在音乐事业上做得好，可能只是看起来光鲜，实际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因为他们需要进行现场演奏，曲目很多，可惜观众也许只有三五十人。他们睡在货车里，还要和很多不卫生的人合租公寓。这些代价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怎么说呢，显然，音乐高于一切。
过了几年乐队生活后，朱利安的幻想开始破灭。有一段时间，他变得情绪低落、沉默寡言。他觉得，他与伴侣——一个黎巴嫩籍和声歌手的生活开始周而复始，百无聊赖，他不知道等待他们的结局究竟是什么。过去看着异常激动人心的事情，现在看起来就像一台跑步机，在上面永远不会有任何进展。朱利安最终离开了乐队和他的伴侣，跑去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这令他的朋友大为吃惊。朱利安，一个摇滚乐手，穿着西装？不可思议。朱利安可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商业真的很有趣，它研究的是人，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事实上，商业是有创造力的，是一种塑造全新关系、打造更好生活的方式。
不用说，这种状态没有持续下去。到了毕业的时候，朱利安只觉得，等待他的是未来三十年朝九晚五困在办公室的生活。这一次，他真的很沮丧，还去看了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医生给他开了抗抑郁药，心理咨询师向他推荐了一些带有新纪元运动元素的心理疗法。有那么一阵子，他和当时的女友一起做灵气治疗、心理剧治疗和印度的头部按摩，住在偏远地区一座宽敞而杂乱的农舍里，生活俭省，但很健康。他们不需要去海外度假，因为生活的每一天本来就是健康有生机的。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三年，直到和伴侣的感情出现裂痕，加上对那些疗法心生失望，朱利安因此陷入了最低迷的精神状态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花了一年时间去世界各地旅行，因为一系列的机缘巧合，他最终开始给一份旅游杂志写专题文章。他热爱这份工作，做了整整一年，还交了一个耀眼的法国女友，她是一名摄影师。显然，旅行和旅行写作就是他寻寻觅觅要找的事业。
李和朱利安尽管年纪相仿，性别相同，但他们的生活是如此不同。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到，他们都来自正常的中产阶级家庭，智力和教育程度相仿，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传递给他们的期望和价值观也是基本相似的。事实上，从我们人类自身的经验来看，两个成长经历如出一辙的人，成年后却过上了至少像李和朱利安那样迥异的生活，这种情况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最初的社会条件如此相似，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个人的生活走向如此不同？
和我交谈过的非心理学家对这个问题都有很强的直觉。他们说，带来不同结果的是这两个人的人格（personalities），或者说是气质（temperaments），也可以说是性格（characters）。我问，什么是人格？他们告诉我，人格就是一个人内在的、稳定的、与生俱来的东西，与人们在面对一连串事件时的具体选择、动机、反应和障碍存在因果关系。他们告诉我，在心理事件中反复出现一类主题，就是在暗示我们，这是人格在起作用。比如，多年以后，李最终对共事过的人都生出敌意。同样，他也很有可能对搭乘火车或飞机途中邻座的人产生敌意。这些事件的持续时间很不一样，彼此互动牵扯的利害关系和需求也大不相同，但本质上来说，只要空间上与李很近，那别人做的事就有可能会惹恼李，这是李的生活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我怀疑李永远不会细想这个主题，因为他觉得心理学家和心理学书籍都很烦人。）
同样，朱利安的生命中也有很多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融合音乐、心理剧疗法、自给自足的农场生活、旅行写作，每个领域都是不同寻常的、富有创造力的，朱利安被这些领域吸引，但持续时间都不长。这就好像他一直在找寻新的方式来体验世界和表达体验。他的人生选择中还有一种特别的主题。他发现一个新的领域，并且为之异常兴奋，就像被这个领域激活一样，全身心投入，这对他开启一个新的人生计划很有帮助。这段时间，他听不进去这个计划的缺点或局限。但是，过一阵子，这种感觉消退了，对未来的疑虑和担忧取代了激情。就算朱利安精力充沛，他还是会变成一个忧虑和悲伤的人。
贯穿朱利安职场发展的主题，同样也适用于他的情感之路。他的恋爱关系一般也就持续两三年，一开始激情四射，在这个阶段，他的家人如果稍稍提点建议说他们不合适，在他看来都是很愚蠢、很肤浅的，而且不合情理。接下来，小情侣之间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不愉快和焦躁不安，他开始打退堂鼓，而他的家人此时已顺从他的意愿，努力与他选择的情人好好相处，这一点又会遭到他的怨恨。（“他们怎么就看不出她不是我想要的那个人呢？”大部分的错总是出在父母身上。）接下来就是一段带着些许紧张不安的调整和恢复期，直到下一段感情有着落。
从最初的激情到心生退意和背弃，这种主题是否也存在于其他情境中？如我所料，朱利安有许多从书店抱回家却从未打开过的书。一开始他就像发现战利品一样，“尼采太有意思了，我要把他写的书全读了”。他还有一个面包机，当时脑门一热买回来，结果只用了两次，有一把小提琴，拉过一次，还有一个全尺寸的织布机！这些物件代表的是他难以抑制的热情，还有他开始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的渴望，但随之而来的，要么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回报而无法持续，要么就是陷入消极懈怠情绪的泥沼。这与他在恋爱和工作中的行为模式如出一辙，只是程度有别。
相同的模式，不同程度的表现，是一种很耐人寻味的属性。比如，有些精美的地貌有一种属性叫作分形，很受复杂性理论家和平面设计师的喜爱。在一个分形中，无论你是从整体上看还是放大看里面细微的一部分，都会看到重复的形状。部分呈现整体，整体呈现部分。分形具有这样的属性，是创造出分形的数学函数的性质使然。
人格就很像分形。人格不只体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中——爱情、职场、友谊，往往不随时间发生变化，让我们重复着同样的成就或错误。我们在一些很细小的互动中，比如购物、穿衣、在火车上与陌生人交谈或者装饰家居，也会呈现出一定的特征，且与我们审视整个人生时观察到的行为模式相吻合。我们常常发现自己会说这样的话，“那就是鲍勃会做的事……”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我们观察到人们在一系列情境中所做的事，便能合理地预测他们在将来的一些情境（包括一些出入很大的场景）中会做些什么。正如分形自相一致的属性是由定义分形的数学函数带来的，人格自相一致的属性似乎也是由这个人的神经系统的某种物理性质造成的。换言之，我们觉得，讨论一个人的人格，就是在用一种简略的方式，讨论一个人的神经系统是如何连接的。
本书探讨的是人格心理学。我想要证实一点，人的人格倾向具有持久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他们将来会做什么，这种人格来自他们神经系统连接的方式。我也希望能介绍一下人格研究背后的科学——我们如何测量人格，测量的意思是什么，人格能预示什么，为什么人格差异一开始就存在。比起其他心理学分支，人格心理学直到最近地位还相当低。人们普遍认为，人格心理学建立在一些站不住脚的证据上，内部分裂，而且与心理学中的“硬科学”沾不上边。这些观点过去可能不无道理，但我相信，情况已经有了改变。事实上，人格研究正在复兴，我希望本书能为这股复兴之潮抛砖引玉。
人格研究的复兴正当其时，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现在至少有一组严格基于证据的人格概念可以使用，而且我们的心理学家就此达成了共识。这组概念叫作“人格五因子模型”（five-factor model），或者叫“大五人格模型”（big five）。在过去几十年中，五因子模型从大量研究中脱颖而出，有望成为有史以来探讨人格最全面、最可靠、最有用的框架（第一章）。根据五因子模型，人的性格各不相同，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五个主要的维度。因此，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五个维度的分数，这些分数会预言他们在生活中可能会采取的行为模式。
五因子模型的出现非常有用，因为长久以来人格研究领域的学者都因为概念纷乱而饱受困扰。从前，一个心理学家可能会给你一个奖赏依赖和伤害回避的分数，另一个心理学家可能会把你归入思考型、情感型、感觉型或直觉型中的一个。这样一来，不同的研究采用不同的概念，彼此之间似乎没有一个系统的联系，纷繁复杂，难免让人心生沮丧。这些都压低了人格研究在科学界的地位。早在1958年，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就抱怨说，“每个评估者都有自己钟爱的一套词汇，使用自己钟爱的一组检测工具”，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这种情况变得更糟。
五因子模型给这种纷乱的局面注入了一定的秩序。不是说其他概念都必然是无效的，只是从前用来检测人格的大多数概念其实都可以归到五因子的框架下——要么检测的是大五人格中的一个人格特质，要么是一个特质下的某个部分，又或者是两个特质的结合。这个效果是惊人的，因为我们可以非常迅速地整理思绪，让混乱的局面显著改善，给人们一个非常便捷的框架来描绘和理解人与人之间的主要差异。我在这里引用举足轻重的人格心理学家保罗·科斯塔（Paul Costa）和罗伯特·麦克雷（Robert McCrae）的话，五因子模型就是“圣诞树”，一切人格研究的具体发现都能挂到这棵树上。我在本书中也把五因子模型当作我的圣诞树：大五人格中的每个人格特质就是一个章节的主题（从第三章到第七章）。
人格研究的复兴蓄势待发，还有另一个原因：神经科学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进展，这主要得益于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 scanning）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脑成像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让我们可以对鲜活、清醒、正在思考的个体的大脑结构和运作进行无创观察。这些新技术的第一阶段的频繁运用是为了弄清楚大脑的基本工作方式——哪些区域和哪种功能是关联的——第二阶段则开始关注个体差异。在“正常”人群中，不同的大脑结构大小相对不同，不同个体的大脑对特定任务做出的生理反应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异。大脑结构和功能上的个体差异成为一门冉冉升起的新科学，而这门科学的研究结果可以映射回大五人格的几个维度，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明白这一点。
人格研究复兴的第三个原因是人类遗传学和基因组学。人类基因组图谱在2001年完成。正如脑成像的发展一样，基因研究一开始的重点是从整体上来理解人类，而不是从个体角度出发。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首要目标是描述人类共有的2.5万~3万个基因的一般结构，数据样本是大约200人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共有序列。如今这个共有序列已经公布，人们开始对基因个体性越来越感兴趣。在这2.5万~3万个基因中，很多基因存在着几个略有不同的变体形式。人们在感染疾病、药物反应、承受具体心理问题和很多其他方面可谓千差万别，我们开始明白这些适应性和个人所携带的某些可能的遗传变体有何关联。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血型，可以设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能对自己的基因组测序，从而知道自己会不会患上乳腺癌或心脏病，或者对某种药物可能会产生什么反应。基因个体性这一新兴科学还可以与人格结合，如我们在后面章节所见，你的人格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你携带的基因变体所决定的。
人格研究复兴的时机刚好的最后一个原因，与进化论思想的传播有关。进化论思想提出一个终极问题：人类是如何在自然选择中走到今天的？它还提出了一个近似的问题：哪些基因或大脑的哪部分参与了进化？进化论思想在心理学领域传播日益广泛，也为心理学的几个不同领域提供了深度研究和解释的依据。就像之前讨论的其他科学领域一样，进化论心理学家一开始关注的是如何理解我们人类共有的心理机制设定，所以最初他们几乎不去考虑个体之间的差异，只有寥寥可数的一些进化论研究涉足人格心理学。不过，这一点也在改变。我们知道，除了人与人之间存在气质差异外，不同人种之间也存在气质差异。从进化论角度来看，针对这种变化可以提出许多问题——为什么会有变异？自然选择最终会消灭变异还是增加变异？在什么情况下，自然选择会让变异在一个族群内持续存在？当我们在本书中探讨人格特质的时候，这些问题会如影随形，贯穿始终。
本书面向所有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而不只是我在学术领域的同人。本着这样的精神，我不会详细论述每一个观点的技术细节和宏观背景，这些通常在研究论文或专题论文中都能找到。如果你想要找引文和辅助性细节，可以去看注释，不过那也只是提供一些指引和关键参考，而非一个全面的文献综述。对学术内容没有需求的读者，即便不理会注释，也不会错过任何对论述至关重要的信息。即便我的行文对普通读者是友好的（希望如此），我也会尽力对现有的知识做出审慎明智且基于证据的描述，并且会公正地区分已知信息和尚属猜测的内容。我的行文基于以下几个要素：现有文献，由很多备受尊敬的同人撰写；我自己近期的一些个人研究；世界各地与我通信的人寄给我的海量生活故事。这些人曾经作为研究对象参与过我的研究，我手上有他们的五因子人格数据。应我的要求，他们好心地给我写信，讲述他们的生活、情感、人际关系，通常都很详细。虽然他们的故事有时候把事情变复杂了，让我撰写本书变得更艰难，而不是更容易，但这些来信总是让我备受启发。当然，我在引用他们的故事时，在细节上有所修饰，以确保不泄露个人隐私。（顺便说一下，李和朱利安的例子并非出自这些故事。他们只是本书虚构的案例研究中的人物。其余都是源自真实生活的案例。）
我向他们搜寻生活故事是因为，我想，比起纯粹的人格理论，本书的绝大多数读者会对人更感兴趣。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在读这本书，我猜你会想知道和了解你自己的人格。因此，我强烈建议你在读后续章节之前，先翻到本书附录，使用纽卡斯尔人格自测表（Newcastle Personality Assessor）给自己做个测评，以免你读完书以后，知道得太多，左右你的答案。你在读后面的章节时，尤其是第三章到第七章，或许会想要把自己的得分放在手边，这样我们就可以一一对照这大五人格了。不过，在揭开大五人格的面纱前，我们还要探究一些初级但很重要的问题。首先，第一章，我们会讨论什么是人格特质；紧接着，第二章，我们会探讨进化为什么会允许同一人种内个体间的生理差异持续存在。
第一章性格很重要
人格的确存在，而且发挥作用……它就隐藏在具体行为后和我们的内心里。
——戈登·奥尔波特
谈人格，惯常的开篇方式可能是先谈希波克拉底以及他的体液说（Four Humors），或是其他一些涉及人格分类的古老概念。不过，我想先说说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1884年在《双周评论》（ The Fortnightly Review）上发表的题为《性格的测量》（The Measurement of Character）的文章。用高尔顿来开启这个话题其实很恰当，原因有几个。高尔顿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早期就拥护进化论，并认为进化论对人类至关重要。高尔顿身处维多利亚时代，他能想到的应用进化论的方法，打上了那个时代对社会和人群的一些偏见的烙印，所以放到今天似乎不太恰当。但是，事实证明，高尔顿的基本直觉是对的——我们对人类一切行为的看法，最终都会受到自然选择理论的影响。
我对高尔顿感兴趣的第二个原因是，他最先意识到家庭性格遗传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双胞胎的研究——是揭开先天和后天因子对人类变异的影响的关键。这个洞见开启了一个完整的科学领域——行为遗传学（behavior genetics），这一领域从高尔顿时代开始兴盛，后面我们会读到行为遗传学的研究结果。
最后，高尔顿有如此分量，是因为他对测量的关注非常超前。高尔顿执着于寻找实用的方法来测量人类行为中一些令人费解的部分。1885年，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测量烦躁》（The Measurement of Fidget）的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到，根据他的广泛观察，在诸如讲座这样的大型集会上，观众平均一分钟会烦躁一次。不过，当演讲者真的用一个观点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时，观众烦躁的频率就会减少将近一半，并且烦躁的表现也会发生变化。观众动来动去的持续时间会变短（听入了迷的观众会尽快结束身体上的动作，而觉得无聊的人就会动得久一些），而且身体偏离挺直的角度（在水手们的字典里就是“偏航”）也会减少。所以，检测观众在某一刻的烦躁程度有一个快捷指标，那就是看他们平均偏离挺直的角度是多少。高尔顿把这些见解推荐给他的读者，称这种方法有望“对观众在听任何一场研究报告时表现出来的厌倦程度进行量化”。
这篇论文虽然古怪离奇，但很超前。在高尔顿之前的很多哲学家已经探索过人格特质的问题，但是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如果这些特质无法被测量，那至少在科学上而言，一切的努力都没有实际意义。科学心理学的大部分工作就是找到好的测量工具，并且向世人展示这些工具的好处。事实上，测量上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偏学术性”心理学和其他类别心理学的区别究竟在哪里。高尔顿测量了牲畜和贵族的重量、反应速度、头的大小、指纹形状以及其他许多特征。他对人格理论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开始思考如何对人格进行测量，从而把人格变成了科学上可研究的实体。
高尔顿在1884年的文章中指出了测量人格的总体好处，并且给出了一些建议。其中一条建议就是观察自然语言。高尔顿估计，如果翻开一本词典，英语中至少有1000个词语是描述人类性格的，但这1000个词语里有大量的冗余，因为它们当中很多是同义词或反义词。高尔顿的这个偶然发现开启了对人格的词汇研究工作，也就是分析语言中的描述性词汇，以此作为理解人与人之间差异的基础。这里有一个假设——自然语言的语义一路发展下来，能够反映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重要差异。关于词汇研究，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不过这项工作对大五人格模型的发展格外重要。
高尔顿还提出，人们在情绪反应上也因性格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个观点也是有一定价值的。他还建议我们对人进行小型的即兴情绪测试，观察被试者的反应（比如大喊一声吓唬人），从而得出一个性格指数。人们反应的程度大体上会透露出他们的情绪唤起能力，这能帮我们预测他们在真实生活中遇到更大考验时的反应。弗朗西斯爵士乐观地认为这种测试很容易，这倒很符合他的性格。“我确信，如果有两三个试验者带着热情和谨慎一起秘密策划一下，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收集到丰富的行为数据。”我也确信他们能有这样的收获，但我不确定研究伦理委员会是否喜欢这件事。
最后，高尔顿还提到，他希望把这些反应与生理学联系起来。如果一些人的情绪更容易被唤起，这应该显示在心率或其他一些生理参数的变化上。1884年，这样的研究在技术上有一定局限，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超前的想法，与当代人有意把人格建构与潜在的神经生物学机制联系起来不谋而合。因此，高尔顿至少在原则上已经预想到现代人格心理学的很多研究方法，他在行文中缺失的是当今最普遍的人格数据来源——评分。现代人格研究的很多工作都基于人们对人格的自我评测或者对他人人格的评测（相对少见一些）。事实证明这类数据现在已经相当可靠，况且这些数据的收集是最快捷、最容易的，这是人格心理学发展的幸运。
高尔顿时代结束几十年以后，对人格的系统性实证研究开始了，但本书不是要探讨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史。一言以蔽之，人格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是特质（trait）。特质是一个个体变化的连续统一体。比如紧张可能是一种特质，或者是反应速度。（注意，通常情况下，同一个名称，常常既会用来描述某种特质的一端，也会用来描述这个特质本身。因此，紧张的特质指的就是从“从不紧张”到“常常极度紧张”的连续统一体。类似的，外向性指的是从“一点也不外向”到“极端外向”的连续。）
你永远无法直接观察到某一种特质。事实上，你要通过一个人的行为来推断这个人某种特质的水平。没有人是时时刻刻紧张的，但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紧张，而且紧张的范围更广。这种易紧张的倾向，就算是一种特质，并且会始终保持不变。顺便说明，大五人格就是几种特质。我想，人们称之为人格五因子（five-factor）模型，而非五特质（five-trait）模型，是因为他们喜欢这个英文名称里的两个单词押头韵。
特质是连续的，就像身高一样，而不是离散的，就像苹果和梨一样。有些人始终认为，人的性格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类别的性格是彼此独立的，但这种观点没什么根据。特质的整体架构不会因人而异，因人而异的只是各个特质的水平。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拥有这五种人格，就像每个人都有身高和体重，只是身高和体重的量级不同。同理，每个人在五种人格里各个维度的得分也有差异。
尽管特质的概念并不是从神经生物学的证据推导出来的，但很多人格心理学家都相信这些概念最终会在神经生物学中得到证实。也就是说，虽然最初我们根据大量行为来定义特质，但是，一旦我们对神经系统的结构有了完美的认知，“鲍勃属于高神经质”就有可能会被另一种以大脑结构为核心的表达替代。这样一来，能预测人与人之间在神经生物学乃至基因方面的差异，也是关于特质的表达需要考虑的事。这才是现代人格心理学的中心舞台。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人格特质要怎样进行检测和理解。我们将使用来自我近期的一项研究的一些数据。我向545个年龄和背景各异的英国成人提出了关于他们自身的各种问题，他们要用1~5分来给自己打分。一个问题是：
你花在社交活动上的时间是多少？
另一个问题是：
你有多喜欢旅行？
这两个问题的得分的相关性是0.2。你们应该会想起来，相关系数（ r）是表示一个变量发生变化时另一个变量发生变化的程度指数。相关系数为1就表示改变第一个变量能完美预测第二个变量的变化。相关系数为0则表示当一个变量变化时，并不能给出第二个变量变化的任何信息。一个人的身高和体重的相关系数大约是0.68。这就表示，如果有人个子很高，那他们有可能也会比较重，相反，如果有人个子很小，那他们有可能也会比较轻。身高和体重的相关系数不等于1，因为这两个变量并不能完美预测对方的数值——很显然，两个身高一样的人也可能体重相差很多。但不管怎么说，这个相关系数大体上远大于0，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猜一个人的体重，知道了身高信息，相对猜得会比较准。
在我的数据中，“喜欢旅行”和“花在社交活动上的时间”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比身高和体重的相关性要低得多，但仍然远大于0。这很有意思，因为从逻辑上看，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一个人有可能喜欢独自旅行，同时回避大部分社交派对，但这样的情况在这545个人身上不太常见。我还问了他们的好胜心有多大（自我评定）。好胜心和喜欢旅行的相关系数是0.12，好胜心和花在社交活动上的时间的相关系数是0.11。这些数值都不大，但显然都大于0。现在，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你可能会以为好胜心强的人对自己要求很高，那他们应该没有时间去旅行或社交，但数据告诉我们的可不是这么回事；那些喜欢社交和旅行的人也会被竞争驱使（普遍来说是这样，当然也不乏一些例外）。
接下来，我问他们对性有多感兴趣。现在我们有更多的相关系数要展示，所以需要一个表格（见表1-1）。对性的兴趣和其他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虽然数值也不大，但相对来说已经算是显著的了。总的来说，比起不那么爱旅行的人，喜欢旅行的人好胜心要更大一些，对性的兴趣更大一点，也会在社交上多花一点时间。换一种表达就是：这个数据是有一定冗余的。如果我们知道某人对性有很大兴趣，那么，当我们发现这个人也是活得淋漓、玩得尽兴、喜欢去海外度假的那一类人时，也不会感到意外。从一个人对性的态度，多少也能看出他对其他事物的态度。无论如何，这个线索都不是完美的，但它确实能反映一些情况。
表1-1 以545个英国成人为样本得出的四个测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所有相关系数显然都大于0）
我们再来介绍另一些变量。我问了受访对象两个问题：他们是否因为感到沮丧或低落而在生活或职业上寻求过帮助？他们是否因为感到非常焦虑或担忧而寻求过帮助？因为沮丧而求助和因为焦虑而求助这两个变量是正相关的，相关系数为0.46。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因为焦虑求助过，那与一般人相比，这个人也更有可能因为感到低落而去求助。这两个现象比较容易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这一点或许不那么让人意外，但更有趣的是这两个变量与前文提到的那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你往哪个方向推演都可以。比如说，你可以推测，一个人如果喜欢走出去，努力进行社交，总把自己逼到极致，人生跌宕起伏，那么他（她）也会比较容易沮丧、倦怠，所以这两个新变量和好胜心、旅行等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但是，你也可以反过来推测。一个喜欢旅行和社交的人，显然是乐观、适应性强的人，所以这些行为与沮丧和焦虑之间也有可能呈负相关关系。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旅行和社交变量上的得分越高，在沮丧和焦虑变量上的得分就越低，那么r就小于0，大约接近于—1，这就是一个完全负相关。
事实上，把沮丧当作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和旅行、好胜心、社交活动或对性的兴趣之间的相关系数，没有一个是大幅度偏离0的。焦虑变量也一样。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是否容易沮丧或焦虑，知道他们是否热爱旅行或是否对性很感兴趣，绝对给不了你任何线索。不管决定一个人易沮丧或易焦虑的因子是什么，它们都和让一个人的好胜心或性欲更强的因子没有关系。
开展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快遇到一个问题：随着我们想要考量的变量数目增加，我们需要计算的相关系数的量也呈指数级增长。如果只有两个变量，我们需要计算一个相关系数；3个变量，3个系数；4个变量，6个系数；5个变量，10个系数；10个变量，46个系数；以此类推。这项工作实在太繁重了，而且会让我们越来越难掌握数据中的规律。所以到了这里，我们就转向人格研究领域广泛使用的一种技巧，也就是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法可以过滤掉以上数据中的冗余。我们已经发现，旅行、好胜心、社交活动和对性的兴趣这4个变量中的任何一个都会给出其他3个变量的一些信息，所以把每个人的4个变量值都呈现出来有一定程度的重复。如果只是想看数据中所呈现的主要倾向，我们或许可以把这4个变量统一归入一个变量下，然后计算这一个变量。如果这个人在新的组合变量上得分高，就表示他们好胜心强，对性很感兴趣，非常热爱旅行，在社交活动上花费大量时间，这样一来很是方便快捷。第二个组合变量会告诉你人们易沮丧和易焦虑的程度，因为这两个变量也有一定程度的重叠。因此，对每个人来说，你只需要两个信息——他们在组合变量1上的得分和他们在组合变量2上的得分——就能分析出这个人在更多具体情况下的表现。当然，你可能已经丢失了很多关于个人特质的信息，因为所有的相关系数都是远小于1的，但你也有可能通过减少和简化数据获得了大量信息。
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因子分析法的逻辑。我不会赘述这个过程，我只能说，这是一种基于一切有关变量的相关系数的统计方法，并且在任何一台现代电脑上只需不到一秒钟就能轻松完成。我们来把因子分析的简单模式应用到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数据上。不一定非得是两个因子，因子数量也可以和变量一样多，前提是这些数据之间没有冗余。但是，在这个精心挑选的案例中，最后得出的因子是两个，而且我们也能呈现出6个原始变量中每一个变量与两个新组合变量之间有多大关联，详情见表1-2。
表1-2 以545个英国成人为样本，从6个原始变量评定量表提炼出的因子
你可以从表1-2中发现一些端倪。这种统计方法确定了两个基本规律。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会导向一组不同的结果（社交活动、旅行、好胜心、对性的兴趣）。无论这种特质最终怎样呈现，因子1都是类似于占位符一样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因子1和4个（有下划线的）原始变量之间的关联性相当大。再者，第二种特质与第一种特质完全不相关，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对性或旅行的兴趣寥寥或者干脆毫无兴致，但有可能极易感到沮丧和焦虑（看看因子2一列中有下划线的相关系数）。因子1代表的其实是外向性的人格特质，而因子2代表的是神经质的人格特质。这些特质的本质是下一章节的主题，在本章节中，我们要做的是尝试理解特质是如何从数据中提炼出来的。人格理论家没有把这些特质当作先验之物，也没有用神秘的推演或任何非实证手段来选定这些特质。总而言之，他们采用多样化的方式从大众身上收集海量数据，再对数据进行研究，尽其所能就数据揭示的性格因子（类似于特质的占位符）达成一致。
在对大量行为或性格的评估分数进行分析后，因子分析常常会提炼出刚好5个因子。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这一点就被注意到，而且得到了各类数据的验证，然而一切似乎就此止步。直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开始汇聚到同一个观点上：这5个因子大有玄机。有些人研究的维度不到5个，比如保罗·科斯塔和罗伯特·麦克雷，他们开始意识到可以用一组5个因子解释更多的变量。而另一些研究维度多于5个的人就发现，他们可以在不严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切实减少维度数量。许多文章开始显现出某种共识：我们在评估人的行为或性格时，用不多不少刚好5个因子就可以涵盖大部分一般变量。再者，这5个因子——大五人格——的内容也是基本一致的。这5个因子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名字和细致的性格，我们在后面会一一看到，但表1-3能让还不熟悉大五人格的读者先做到心中有数。
一旦我们发现，其他人格模型可以多么完美地套入五因子模型，共识感自然就越发强烈起来。比如，雷蒙德·卡特尔（Raymond Catell）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一个运用了十六项人格特质的框架，不过显然这些特质可以进一步减少，因为其中有一些特质是彼此相关的，而且降维后的结果和大五人格或多或少有些相似。类似的，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倡导的观点是，你用三个超级因子就能捕捉到人格数据里的大多数变化，这三个超级因子被他称为外向性、神经质和精神质（Psychoticism）。艾森克的这三个超级维度里的外向性和神经质也出现在大五人格里，而精神质是大五人格的宜人性和尽责性的综合体。因此，艾森克的观点虽然看起来与大五人格不符，但想要从他的观点中得出大五人格结论，只需要把精神质一分为二，再加上开放性。然后，这个表面的差异就会回到共识上来。
表1-3 大五人格的维度概览
我们至此便达成了一个关于大五人格的共识，并有大量不同的问卷用来测量大五人格，包括本书末尾的纽卡斯尔人格自测表。但是，所有这些问卷都是基于人们的自我评估。不难看出，测评的结果非常容易受到各种因子的影响，包括测评人当天的情绪、他们想呈现出来的样子、不够透彻的自我认知以及其他种种可能会让数据变得不真实的因子。那么，到底有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五个维度上的得分在帮助我们理解人类长期行为方面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呢？
证据确实存在。首先，人们的得分在较长时间段里是相当稳定的。在某项研究中，人们每6年接受一次人格问卷调查，一共进行了3次。最后一次的得分（距离研究启动的时候已经过去了12年）与最初的得分相关系数为0.68~0.85。这个数值相当高了。事实上，这个结果几乎与人们间隔6天接受两次测试得出的 r值相同。这就表明，偶发事件或情绪突变而带来的变化是相当有限的，如果把这些也考虑进去的话，间隔十年的基本得分就会和间隔一周一样了。再者，人们的自我评价与其他熟人对他们的评价其实也是有十足默契的，只要这些熟人对他们非常了解。当陌生人为一个目标对象的人格打分，那他们之间基本没有什么默契可言，可是，对这个目标对象越了解，默契就会越高。目标对象的自我评价与相熟相知之人的评价之间的相关系数通常在0.5左右。
想要解读人格评估的意义，我们还可以把人格评估与直接的行为观察联系起来，就像高尔顿劝我们做的那样。相对于一群心理学家突然在伦敦街头四处游走，这类观察更经常是在大学实验室里进行的，但不管怎么说，结果还是很有用的。高外向性的人确实更健谈，与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一致。在思考或观看一些有压力或不愉快的东西时，高神经质的人比低神经质的人确实更烦闷。高宜人性的人在听故事的时候，真的会比低宜人性的人更在意故事人物的心理状态。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不过更耐人寻味的问题是，这张人格列表上的得分是否真的能预测非心理学专业的人真正关心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些得分能不能预测现实生活中的结果？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可以。我在这里会讨论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来自E.洛厄尔·凯利（E.Lowell Kelly）和詹姆斯·康利（James Conley）。凯利对这项研究做出的贡献值得称颂，因为从他收集第一批数据到最后发表论文，中间间隔了52年。时间跨度这么长的数据是很罕见的，对于我们这些对人类长期生活规律感兴趣的人来说是极好的资源。1935年到1938年，凯利招募了300对已经订婚即将结婚的情侣，大部分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凯利与他们一直保持联系，收集他们婚姻状况的数据，比如婚姻是否完整，婚姻生活是否幸福。这些数据涵盖了他们婚后几年、1954—1955年以及1980—1981年的状况。回到20世纪30年代，凯利还请了每一对夫妻男女双方各自的五个朋友对他们的人格进行打分，当时所用的人格测试表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人格自测表的前身。凯利从中提炼出了四个维度的平均人格得分，这四个维度就是外向性、神经质、尽责性和宜人性。
研究结果表明，朋友们在30年代填写的简单测试表获取的人格得分，非常可靠地预测了他们的婚姻走向。如果一对夫妻中的任何一方是高神经质，那么离婚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果他们勉强在一起，婚姻生活的幸福感就比较低，这刚好也符合40年后男女双方进行独立测试的平均得分结果。高神经质的人容易产生负面情绪，长期来说，这的确会对现实生活造成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有趣的规律。比如男人的尽责性也是离婚的一个信号灯（尽责性越低，离婚的可能性越大）。凯利和康利收集了他们对离婚原因的解释，结果表明：低尽责性的男性基本就是家庭不和的罪魁祸首。他们当中有些人或者变成酒鬼，或者在经济上不负责任，或者两者皆有。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夫妻都是在战前结婚的，那个时候的男女分工还是遵循传统的观念。女性的尽责性对婚姻的影响在研究中是缺失的，因为当时女性基本不会承担赚钱养家的角色。
至于什么人会维持不幸福的婚姻，什么人会离婚，区别这两种人，就要看外向性和宜人性的水平了。这也容易理解。外向的人大体都擅长与人结交，因此，在一段不幸福的婚姻里，这种人会更愿意出去找别人，并且终止婚姻。至于宜人性，我的解读是，当一段感情导致双方痛苦的时候，容易感同身受、共情能力高的人能察觉到这种痛苦并尝试找到解决方法。至于共情能力低的人，可能就会任由冷漠的关系甚至彼此的敌意延续下去。
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从1921年开始的一项研究更加引人注目。特曼主要研究人的智力及其对生活的影响。他招募了1500名智力超群的加州男孩和女孩——这些儿童被称为“白蚁”（Termites）——并对他们展开跟踪研究，一直到他们成年。截至1991年，一般的男性“白蚁”和三分之一的女性“白蚁”已经死亡。因为“白蚁”儿童时期的人格数据已经被收集了，这就给霍华德·弗里德曼（Howard Friedman）的团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来研究人格对寿命的影响。他们坚持不懈地从（用他们的话说）“不予配合的州政府机构”那里搜集死亡证明，来确认死亡人士的身份、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
1922年，特曼从“白蚁”儿童的老师和父母那里收集了他们的人格得分。这些得分当然先于五因子模型而存在，但事后分析还是能从中提炼出类似于大五人格的几大维度。格外醒目的是，低尽责性竟然是预示死亡的强信号，且在任何年份里都会让死亡概率增加大约30%。怎么会这样？因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癌症和心脏病，而高尽责性的人较易避免这些疾病。首先，他们不怎么吸烟和酗酒；另外，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行为也可能更加谨慎克制。弗里德曼和同事们还发现，儿童时期乐观和爱社交的人，在死亡的可能性上也存在差异。越活跃和乐观，死亡的可能性越大。是的，越大。这似乎有违我们对积极情绪价值的明显直觉，但这也是有迹可循的，因为外向的人会更冒险，这一点我们会在第三章中看到。
有了这些迷人的发现，如果还有人声称人格评分是无关紧要的，或者说这种东西不过是见仁见智，又或者告诉你这不过是参与者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些话都是站不住脚的。活着并拥有一段成功的关系，无论是从体验还是从进化的角度看，都是人生中极为重要的元素。所以，如果花十分钟就能完成的一份测试表能够预测这些元素，无论它多不完美，我们都应该重视起来。我们应当试着去理解，既然人生复杂得离谱，是那么不可预测，那这样一份测试表是如何具备了预测的价值呢？当然，这就是本书的核心。
我在序言中说过，人格特质心理学正在经历某种复兴。不曾经历黑暗，何来复兴？人格理论就有过一段黑暗的岁月。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有很多存疑的结论有待解释，人们对测量几个一般人格特质的价值也普遍存有疑虑。我会用本章剩下的篇幅来谈谈这些疑虑产生的原因，以及人格特质理论是如何冲破考验破茧重生的。
针对人格特质理论的第一种批评称，这个理论陷入了某种死循环。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如果我们像本章前半部分那样去分析测试数据，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喜欢旅行的人，往往也喜欢社交活动和性，我们还就此推断出他们的人格主线在同一个维度上，我们决定称之为外向性。我们无法直接观察或测量外向性，只能通过外向性对人格测试得分的影响来予以识别。当我们识别到外向性这一维度，就可以用它来解释行为和倾向。如果某些人很健谈，我们会说，“啊哈，这是因为他们是高外向性”。但是，“外向性”是由许多行为来集体定义的，其中就包括“健谈”。我们现在就像莫里哀的喜剧《无病呻吟》（ Le MaladeImaginaire）里的医生一样。当有人问医生，为什么某些混合物能让人睡觉，医生解释说，因为这些混合物具备“安眠的功效”。我们怎么知道它们具备安眠的功效？当然是因为它们能让人睡觉。
人格特质的情况没有“安眠功效”这个例子里的死循环那么极端，至少它还会告诉我们哪些人类行为可能会共同出现。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从测试数据推导出的大五人格维度或任何人格体系也只是告诉了我们行为的表面共变。它们无法自动提供任何有深度的解释。因此，死循环的批评是没错，但我还是要争辩一句，这种批评是不公平的。这种批评没错，因为如果我们从测试数据中提取出五因子后就此打住，那么关于哪些人类倾向会集体出现这个问题，我们所做的就是进行了一些有趣的归纳，而非真正的解释。我们说这种批评不公平，是因为人格特质心理学家通常认为我们不应该就此止步。
虽然过去50年的大量研究都是为了找到主要的人格维度，但这并不是终点。它只是一步，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步。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一组重要特质，非常肯定地辨别出哪些特质是不同的，哪些特质是一样的，就会寸步难行。这是大多数五因子模型研究所处的阶段，它很像动物学中的自然史研究，你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包括你发现了多少不同的物种。下一步就是要研究你发现的这些特质的行为基础。换句话说，测试中发现的特质能否与真实世界客观上可以观察到的行为和结果联系起来？上文中讨论的婚姻和寿命的结果表明：能。下一个阶段就是找到这些维度的内在根基。换言之，最终目标是要解答为什么有些人更喜欢旅行，或者为什么有些人更容易抑郁和焦虑。当然，这才是真正有趣的阶段，也是目前人格心理学开始复兴要接受的挑战。
当我们在行为科学范畴里问出“为什么”的时候，这个“为什么”可以有不同的含义。有时候，我们的确是想知道神经系统里的哪个结构在起作用，从而造成了这样的特质。过去几年，我们已经在这个前沿领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主要是因为我们拥有了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这样的大脑影像技术。有了这些技术，我们可以对清醒的人进行无创测量，获取特定细胞核的大小和形状。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一个人对某个特定任务做出反应时追踪大脑的新陈代谢活动。
尽管这些技术还很新，但它们已经在为我们带来证据，证明人格特质研究能够以大脑为基础展开探索。人的情绪及情绪控制与大脑区域网络有关，这个观点由来已久，而且这个网络的大小和结构、基线活动和执行特定任务时的激活程度也是因人而异的。这些区域包括杏仁核、前扣带回皮层、伏隔核以及前额皮质的一部分。不少研究都表明，这些差异与问卷调查评估的人格特质（尤其是外向性、神经质以及——相较而言没那么突出的——尽责性）或者其他与人格密切相关的特征（比如抑郁）有关系。因此，我们不能再说大五人格的特质只是对行为或自我印象的简单描述。这些特质很有可能会发展成多个大脑区域的神经结构和功能差异的通俗表达。
有时候我们问“为什么？”是想知道，这样的模式是如何在个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个先天和后天的问题。行为遗传学家有处理这类问题的技巧：比较同卵和异卵双胞胎或者领养和亲生兄弟姐妹之间在特质上的相似性。这些设定都是对先天的实验。所有类型的双胞胎都拥有相同的成长环境，但同卵双胞胎拥有完全相同的遗传基因，异卵双胞胎只有50%的相同遗传基因。至于兄弟姐妹，领养家庭的兄弟姐妹拥有相同的成长环境，而亲兄弟姐妹除了拥有相同的成长环境外，还有50%的相同遗传基因。因此，行为遗传学家通过观察相关系数的差异，比如同卵双胞胎的相似程度比异卵双胞胎高出多少，就能梳理出有多少人格变异是由遗传决定的，还有多少变异是由相同的生活环境决定的。
到了这一步，有研究确切地表明，大五人格特质的变异有大约一半与遗传变异有关。人类基因组大约由3万个基因组成，因为大五人格维度得分高低而分属不同类型的人，他们的差异还体现在自身所携带的人类基因组中的一些遗传模式。在一些案例中，我们甚至能想到有哪些基因牵涉其中。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还会就遗传学、进化和大脑展开讨论，但很显然，人格研究发展之迅速，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已经不再是简单描述了。
人格研究需要讨论的下一个议题是所谓的“个人—情境辩论”。从广义上来说，这个辩论的主题是，一个人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由个人所处的情境决定，或者由个人特质决定，或者由情境和特质的互动决定。常有人声称，人格理论家认为，在预测行为时只有人是重要的，不用考虑情境。还有一些观点认为，人格结构的实际预测能力微乎其微。这两种观点都不对，但非常重要，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人格理论的批评者可以说，有研究表明，人们所处的情境是比人格得分更加直接的预测指标。嗯，说得没错。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问题。人类进化已经为我们装备了一套细致的心理机制，可以用来解决我们的祖先反复面临的适应问题。因此，我们有让我们规避危险的恐惧机制，有让我们择偶并与之交配的吸引和激励机制，有让我们识别有益的联盟伙伴并与之互动的合作机制，等等。所有这些机制的精髓就在于它们是被某一种情境（比如你遇到危险）开启，它们促进了某一套反应（心率加快，肾上腺素和警惕性升高，想要离开，等等）。自然选择让任何一种比病毒复杂的有机体内生成了一定的机制，可以把这些情境映射到一套行为上。因此，毋庸置疑，判断一个人在某个时刻是否恐惧，最有效的指示物是，例如，看他是否和一只野熊同处一个中号笼子里。
情境对人们在某个时刻的焦虑感有很大影响，这一点实在不让人意外，也不会威胁到任何理性的人格心理学家的世界观。当我们聚焦在所谓的“强情境”上时，情境的巨大影响力就显得尤为清晰，上文中熊的例子就是如此。自然选择有一只无形之手，在最初的典型情境中揉搓出人类的某种行为，而强情境就是非常接近原始典型的情境。恐惧的强情境包括：大型食肉动物、无处可藏、无处可逃、没有武器。性唤起的强情境包括：极具诱惑的目标性别成员、行为积极、心情放松、身处私密环境。很少有人能在前一个情境中不恐惧，或是在第二个情境中不被诱惑。
但是，生活的主轴不是由强情境串起来的，通常还有一系列较弱的情境，这种情境判断起来就比较暧昧。所谓较弱的情境，我指的是这些情境中透出一些线索，通过这些线索我们可能会对这些情境进行归类，但从根本上来说线索还是模糊的。比如，夜晚走在一个陌生的社区，我可能会接收到一些预示潜在危险的信号：狭窄阴暗的街道，陌生大汉四处晃荡，等等。这样的情境或许危险，或许不危险，我们怎么分辨呢？这就能看出个人差异的影响了。如果一个人的焦虑激活值很低，那这个场景就包含了足够的信号来激活焦虑机制。但是，如果这个人的焦虑激活值很高，他可能就会享受这样的闲逛。类似的，如果我们无缘无故直接受到明确的侮辱，我们都会恼火，那是因为某种捍卫名誉的机制生效了。但是，在一个普通的工作周里，很可能有十几次的互动都可以被确定解读为轻微怠慢或冒犯。有些人没有察觉到，有些人一笑置之，还有些人就会产生严重猜疑，怒不可遏。之所以会有这些不同反应，就是因为相应心理机制的激活值因人而异。
因此，就我目前所述，人与情境在触发行为方面是没有冲突的。情境触发心理机制，从而催生出一套行为，至于触发的难易程度和力道强弱就因人而异了。事实上，这一点也能帮我们对人格特质下一个好的定义——人们针对特定情境形成了各种心理机制反应，个体在这些心理机制的活跃度上表现出的稳定差异就是人格特质。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冗长拗口的学术表达，但也很有用。
但我们还没有触及“个人—情境辩论”的最根本问题。第一个问题：尽管人们的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相吻合，且不会随时间变迁发生太大变化，但这并不会转化为对行为的强预测力。如果拿问卷调查得来的数据和实际行为观察做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关联性可能相当弱。这本身是个事实，但我们也要记住，心理学上的所有预测力都很弱。心理学不同于物理学，在物理的世界，在预测一个物体的轨迹时，你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好多位。在心理学的世界，对一个群体具备统计学层面的一定预测力，已经是很奢侈的了。我们永远无法对一个人将于何时做何事进行非常精确的预测。
即便有以上这个笼统的观点，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人格测量和行为之间的关联性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更别说有些行为测量是基于一次性事件得出的，比如某人在某一次面对一个实验情境时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一次性的情境会受到独属于那个时刻的各种情境因子影响，所以，不出意料，你会发现行为与个人潜在人格特质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3，甚至更低。然而，一旦你把多次情境的行为加总，人格的重要性就更明晰了。
我再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在繁忙的办公室工作，那他（她）一天中可能有20次需要去拿同事正在使用的东西。而每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预测这个人是否会急躁地冲同事发脾气，低宜人性这个因子造成的影响可能只有10%。那么，人格变量对于预测任一情境中一个人是否会发脾气的能力就非常微弱。但是，如果我们集合所有的情况，低宜人性就意味着平均每天会额外多一次发脾气的行为，或者一周多出五次，或者一年多出二百多次。这对一个人的生活造成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但究其源头，其实在每次事件中这个人恼怒的可能性只是稍微变大，其累积效应可见一斑。当我们集合多种情境中的行为，基数越大，人格作为预测信号的重要性就越发凸显。
个人行为和情境之间的作用力其实是双向的，这样想来，行为上的小差异所造成的累积效应就会更加显著。我们回到繁忙办公室的情境，我急躁地对同事发脾气，可能会让他们很恼火，然后在我需要某个东西的时候故意拖延时间来刁难我。他们可能还会找到一些微妙的方法与我对抗，让我吸取教训。而且，我的反应可能还会引来办公室里其他低宜人性的同事产生某种反应。他们不会轻易忽视或一笑置之，而是会寻思如何找碴，然后伺机与我针锋相对。因此，我会因为我的人格倾向而经历另一组不同的情境，我的低宜人性带来的间接影响就是我会遭遇更多的争斗。
人格对情境的这种影响非常普遍。为什么外向的人会比其他人有更多随意的性关系？可能很多内向的人也想这样，而且如果让他们置身合适的情境中，他们也会这样做。但问题是他们似乎不会主动制造那样的情境。外向的人更愿意与陌生人交谈，更容易与人结识，去参加更多的派对，去参加派对的大多也是外向的人。派对实际上就是一个能让外向的人找到彼此的手段（如果你举办一个派对，外向的人自然会来），所以，外向的人所做的一系列选择会带领他们进入一定的情境中，在那些情境中，空气里散发的都是随意性关系的气息。即便行为本身完全由情境线索决定，但仅仅因为外向的人对情境的选择，他们就会有更多随意的性关系。人格与情境之间的这种关系叫作情境选择（situation selection）。
情境选择可以与情境引发（situation evocation）做对比。就像前文中宜人性与办公室争端的例子一样，当我们引起了别人的反应，反过来又会延续或者放大我们自身已有的倾向。另一个例子是结婚或离婚。你可能会认为结婚和离婚都是由外在生活事件导致的典型例子。所以，我们会把这两种情况都看作情境决定行为。但是，如我们所见，结婚的倾向以及在婚姻里遇到不和谐的声音的倾向，都会受到人格的很大影响。实际上，这里面就有基因对选择步入婚姻殿堂和选择终止婚姻关系的重要影响了，同卵双胞胎相对类似的婚姻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那些我们因为习惯而融入骨子里的想法和感觉，要么令对方想和我们结婚，要么让对方懊悔已有的婚姻。所以当我们把婚姻状态当成“情境”变量时，可能忽略了人格的微妙影响。
情境选择与情境引发的力量可能都很大，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如果行为总是源于一系列生活事件，那生活事件往往是人格的产物。的确，最近我们发现，一个人会经历积极还是消极的生活事件，是强大的基因遗传力量在起作用，因为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有更加相似的生活经历。对这一发现的唯一解释就是存在通过遗传获得的人格变异，导致他们通过情境选择和情境引发获得了相似的情境模式。的确，生活本身可以被视为穿越可能性空间的一条蜿蜒曲折的跑道，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执行的每一个动作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件格局都有影响。到我们长大成人，至少在富足自由的社会里，生活主要是由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为自己选择的情境以及相应做出的反应组成的。
有了这种效应，再加上累积的力量，使用日志或呼机等手段来跟踪调查人们在现实中的行为的研究总会发现以下规律。个人行为因时间因情境会大不相同。内向的人有时候也会滔滔不绝，高度随和的人偶尔也会起争执。但是，滔滔不绝的现象发生在内向者身上比在外向者身上罕见多了。内向的人通常不会陷入需要挑战自己的极限侃侃而谈的情境中。因此，你会发现，与大五人格相关的一些感觉和行为在频率上存在着稳定的差异。鉴于此，一个人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段里——几周——平均发生的行为将是他们在接下来几周的行为的重要预测依据。我们每个人都有符合自己性格的生存方式，把我们在一系列情境中的行为收集整理出来，会让这种生存方式浮出水面。这种生存方式非常重要，因为已经有研究表明，每个重要的人格维度都会影响生活的结果，我们在接下来的几章中会进一步了解这一点。
关于人格特质的恰当范围，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值得深究。长期来说，人们的行为通常会一以贯之，而这种一致性会在情境完全相同的时候达到顶峰。比如，在一项关于儿童道德行为的经典研究中，在一场考试中抄答案作弊，能很好地帮我们预测出，接下来一场类似考试中也会有抄答案作弊的行为，但不太能预测出在一场不同类型的考试中会不会出现通过作弊给自己加分的行为。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些比较细致的概念，比如“在抄答案可行的考试中作弊的倾向”，会比“诚实”这样更宽泛的特质概念更有助于我们预测行为。
正因为如此，一些心理学家主张，在定义人格特质的时候，应该总是与一类情境挂钩，而不单单是没有条件设定的陈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人格特质都已经做到这一点了。例如，神经质是消极情绪的过度活跃，因此我们说一个人高神经质就是指他们在包含威胁自身因子的一类情境中反应会很激烈。但是，这就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何把握这类情境的范畴。我们是该从总体上来测量神经质，还是从患病时的反应、同事认可度以及人际关系方面来分别测量一个人的神经质？使用更细致的子特质，会比使用一个宽泛的特质范畴取得更高的一致性。但是，即便你使用宽泛的概念，还是能够取得一定的一致性，而且实际上程度还挺高，当然你需要通过范围更广的一系列情境来获取这个结果。即便是在儿童道德行为研究中，不同类别的作弊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也是远高于0的。
那么，我们到底需要测量什么？若干个宽泛的特质，还是大量细致的子特质？答案是，二者皆有。测量子特质会让我们对一组非常有限的情境具备最大限度的预测力。但是，在一系列范畴比较广的情境中也存在着一定（微弱一些）的一致性，大五人格的宽泛特质正是抓住了这样的一致性。根据神经质的微弱一致性，我们可以推测，总的来说，忧心疾病的人会比普通人更担心其他事情。
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很宽泛的特质？为什么你对疾病的担心程度会成为你担心社交关系的一个重要风向标？毕竟，在现实中，你可能的确拥有过可靠和相互信赖的情侣关系，但也可能有过几次令人忧心的关系让你与疾病擦肩而过。不用怀疑，答案就在于：致使你忧心疾病的心理机制与引发其他担忧的心理机制共享同一个大脑神经元回路。这些共享回路响应力的变异会表现在各种各样的担忧上，而不只表现在一种担忧上。这就有点像汽车。汽车的手刹和脚刹各司其职，有一些彼此独立的部件，但都依赖同一个液压系统。因此，制动液压力损失的外在表现就是手刹和脚刹的效力都有所降低。两个部件共用的机械越多，其中一个部件的性能就越能更好地预测另一个部件的性能。
大五人格中的任何一个维度都像是某个深层大脑神经元回路的变异，会影响一整套相关的心理机能。其中任何一种心理机能也都会受到非共享回路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交互相关并不是完美的。我们已经看到，有一组倾向，比如对性的兴趣、对旅行的兴趣、对社交活动的兴趣以及好胜心，都松松散散地聚集到一起，组成外向性这个大家庭。是什么把这些多元的行为联系到一起的？后面我会阐明，它们都用到了相同的大脑奖赏回路。我们知道，奖赏是五花八门的，比如看到一张有吸引力的异性面孔，收到钱，获得食物，吸食令人上瘾的毒品，但如此多样的奖赏预期动用的都是相同的大脑结构。自然选择让我们不断吸收更原始的原生机制，从而逐步建立起一套应对诸如冒险、性、吸引、社交等各类奖赏的复杂心理，那些原生机制的祖传功能就是要通过不断自我完善来提高人类的适应力。如果共享机制在你的大脑中比一般机制稍微活跃一些，你就会被很多种类的奖赏活动驱动，而不只是某一个。
不同的心理机制可以共享资源，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进化史，因为它们所执行的设计概念有相似的结构，或者因为它们往往会同时被需要。这些机制彼此组合也能成立。不管怎么说，人类大脑从祖先时期的简单大脑一点点发展起来，自然选择如果让大脑中的相关机制完全独立运行，可谓成本高，难度大，且毫无必要。所以，各类心理机制共享资源或资源重合就丝毫不令人意外了。至于研究者是选择一个细分的子特质还是一个宽泛的特质，就要看他们的研究目的了。一方面，细分的子特质会最大限度放大你对某些具体行为的预测力。另一方面，宽泛的大五人格能让我们对个体间的差异有更概括性的认识，包括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人有各种不同的怪癖，所有这些怪癖为何会聚集在一起，而且只源自少数几种潜在的性格？因为本书旨在概览人格，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将主要集中在宽泛的特质层面。
我们在本章中已经确立了几个重要观点。人格特质是有意义的、稳定的，在行为类别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基因遗传一致性。人格特质可以通过评分来测量。当大量情境集合到一起，人格特质就有了预测力，并且会影响我们对生活事件的反应，还能决定接下来生活中会出现什么样的事件。一个人的性格由很多细致的特质组成，这些特质会聚拢起来，形成五个宽泛的特质群——大五人格——并且可以进行有效的研究。从第三章到第七章，我们会陆续接触到这五大人格。不过，我们必须先把触角伸向进化的问题——大五人格中的变异从哪里来？为什么自然选择会让变异持续存在？
第二章雀鸟之喙
每个环境中都有一个最佳有机体，每个有机体都有一个最佳环境。
——李·克隆巴赫（Lee Cronbach）
毫无疑问，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地雀之所以世界闻名，是因为它们启发了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加拉帕戈斯群岛由19个大岛和几十个小岛组成，每座岛上的植物种群都略有不同。因此，对于一只寻觅晚餐的小鸟来说，每座岛上都有不一样的挑战。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时候注意到，不同岛上地雀的喙也有细微差异。有些岛上有大种子需要啄开，地雀的喙就是厚且有力的。有些岛上有洞需要探索，地雀的喙就是薄且细长的。按照达尔文的解释，尽管这些喙都继承自共同的祖先，但现在大小各异，每座岛都有适宜生存的最佳尺寸，拥有这种喙的地雀生存和繁殖概率高于平均值。因为大喙地雀的后代也有大喙，细长喙地雀的后代有细长喙，每座岛上的地雀种群开始根据喙的特征分化。这里面当然有自然选择的作用，自然选择导致不同栖居地的生物发生变异。
但是，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地雀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刚好符合我们现在的主题。在每一座岛上的地雀种群里还有变异。如果你画一座岛上鸟喙大小的频率分布图，一定会有一个清晰的集中趋势，但现实情况是平均值两侧的分布是比较广泛的。鸟喙大小是高度遗传的，这就意味着基因大抵是会传递下去的。那么疑问就来了：如果每座岛上都有一种最佳大小的鸟喙，那么，岛上的每一只地雀不是都应该拥有这样的喙吗？为什么现实不是呢？换句话说，为什么鸟喙大小的遗传变异不仅存在于岛之间，还存在于岛内的种群里？
这个问题与我们要问的人格问题如出一辙：为什么喙存在个体变异？这个问题对接下来的所有内容都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将在本章中简单讨论一下进化生物学。人类的人格特质是可遗传的，就像地雀之喙一样。可遗传就意味着与基因差异有关。基因组由很多不同的基因组成（人体大约有3万个基因）。每一个基因一旦被激活，就会带来一些生理效应，比如生成一种细胞中会用到的蛋白合成物。一个基因往往在种群中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变异形态，这些变异型的出现源自基因突变。精子和卵子在生成的时候会有基因复制，在这个过程中，细胞分裂，偶尔会有错误潜入。这样一来，新的基因序列因为一些基因代码的重复、删除、调换或顺序发生改变而与祖先产生差异。一旦基因突变发生，携带基因的个体就有可能把变异传给自己的孩子，孩子再传给下一代。如果有合适的情况和机遇助推了突变的传播，那么始发于一个人身上的突变就有可能在人群中扩散。
有些基因突变对基因的功能不会造成影响，但有些会改变合成蛋白的结构，这当然会或多或少影响细胞的实际运转。在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携带某种基因变体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功能紊乱，比如囊性纤维化或阿佩尔氏综合征。但在更普遍的情况下，基因变体会导致一些比较微妙的反应，比如会让你无法接受大多数的血型输血，或是生成某种稍微高效或低效的蛋白质。基因组变异是比较丰富的。关于人类基因的研究显示，一半以上的基因拥有一种对该基因的工作方式产生实质影响的变体，这种变体出现在人群中的频率还是相当高的。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极其普遍的基因形态，以及一种罕见的变体，我们可能会简单地把变体解读为一种新近出现的基因突变版本，在当地盘桓一阵子，很快就会灭绝。但是，有些时候，看似罕见的基因变体并没那么罕见。有各种迹象显示，有些变体的源头非常古老，因为它们广泛分布于整个人类中。
我们现在回到种群内“为什么”会有变异这个问题上。我们先来看看鸟喙的大小。某些基因变体会让携带这些基因的地雀拥有更厚实的喙（这些变体让角蛋白变得稍微高效一些，或者生长期更长，诸如此类）。在一些岛上，厚实的鸟喙是最佳的，携带这种基因变体的地雀存活率和繁殖率最高。相反，携带细薄喙基因的地雀留下的子代更少，所以世代更迭下来，它们的比例就会减少，直至消失。换言之，在适宜厚实鸟喙的岛上，我们可能会预测，最终的地雀种群只会由携带“厚实鸟喙”基因变体的地雀组成。单独一座岛上的地雀种群内不应该还存留遗传变异。
换一种说法，基因突变造就遗传变异，之后自然选择对遗传变异进行筛选。筛选是一种农业操作，就是要过滤掉所有的废料，只保留最好的部分。这就是自然选择的作用，基因变体让最适应当地环境的个体逐渐提高在种群中的分布，直到没有其他基因变体存在。这种筛选效应也被称作“费雪自然选择定理”（Fisher’s fundamental theorem）。 也就是说，自然选择减少了遗传变异。
回到人格的话题。在我们的想象中，一个人的消极情绪被激发难易程度，会有一个最优阈值。自然选择会在轻微摆动中找到最优阈值，一旦找到，就如野火燎原般扩散，我们都会拥有能生成这种阈值的基因变体。然而，关于双胞胎和家庭的研究表明，神经质是可遗传的，这就证明事实并非如此。高度可遗传性就意味着有不同的基因变体影响种群中存在的消极情绪的阈值，而我们可能会继承父母的那个阈值。那么，费雪自然选择定理在这个案例中是否就不成立了呢？
因为费雪自然选择定理，对生存和繁殖至关重要的性格遗传变异将会非常稀少，这已经成了进化心理学家的某种信念。因此，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和约翰·图比（John Tooby）提出，人类的遗传变异只限于“功能肤浅”的特质，比如血型或眼睛的颜色，而所有重要的心理机制都具有“物种典型性”，也就是在所有普通个体间都是相同的。显然，这不是事实。已经有可靠的证据证明，人类在智力、人格特征、身高和很多其他属性上具有遗传性。毫无疑问，这些都会影响生存和繁殖，看看本书中已经谈到的与婚姻和寿命相关的人格案例就知道了。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图比和科斯米德斯实际上还提出了几个相关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我们不应该设想人类或任何其他种群里包含心理机制有本质区别的个体。这是因为心理机制是由多组基因构建的，每组又是由几十个基因构成的，这几组基因协同作用，才最终诞生出那个复杂的设计。设想一下，你只有一个消极情绪系统，你利用这个系统规避环境中各种各样的威胁，而我有两个系统，一个用来侦测来自人的威胁，而另一个使用大脑中完全不同的区域，用于侦测无生命环境中的威胁。这两种设计都是合理的，我们也没有足够有力的先验理由认定，其中一种设计就优于另一种。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某个种群里既存在有一个系统的个体，也存在有两个系统的个体。生孩子的时候，我们都要对父母双方的基因材料包进行整合。在这个种群中，有些不幸的孩子可能最终一半需要组成两个独立大脑威胁系统的材料，还有一半需要组成单个统一大脑系统的材料。打个比方，如果你有烹饪蛋奶酥的一半材料，还有烹饪鸡肉咖喱的一半材料，你最终做出来的东西既不是美味的蛋奶酥，也不是美味的咖喱，结果只能是一团糟。生成一个正常工作的情绪回路需要成套的基因，但你每套基因都只有一半，那结果可想而知，只会比烹饪的困局更棘手。拥有一组基因里的一半，不如拥有全部基因的效果好，因为它们可能连一半的效果都达不到，说不定就是全然无用的。有性生殖会为物种典型的基础架构精心筛选。当你与某人交配的时候，你所倚仗的，就是他们拥有与你相同的基础基因图谱，这样一来，一旦你们俩的基因组输入宝宝的基因组中，最终的合成物就是一个功能完整的存在，而不是半蛋奶酥半咖喱的存在。
对生殖亲和性的要求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设想某个种群里包含类型上截然不同的个体。因此，把人划分为几个分离“类型”的人格方案，在生物学上是难以置信的。但是，我们到底发现了什么变异？如果你看看我们讨论过的例子——身高、人格、智力——很明显，这些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具有连续性的维度。身高具有遗传变异，因为基因变体有很多方法可以让生长程序再快一些，或是再长一些，还不扰乱系统的整体协调性。大多数重要的遗传变异都包含一些变体，这些变体能对我们的一些共有系统的发展或功能带来增量改变。每个人的身体都有相同的基础方案，但体形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消极情绪，但高神经质的人相对容易爆发。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认知器官，但有些人的认知器官工作起来更快速，更高效。当我们研究个体差异的时候，有一点总是很有价值：我们只是在研究一组普遍机制的连续变异。
我们还没有讨论为什么变异会盘桓在连续性维度里。图比和科斯米德斯假设，成功繁殖的连续轴上通常存在一个最佳值，而自然选择的筛选会一直起作用，直到每个人都拥有了最有可能产生最佳值的基因类型。他们承认，某些性格上的连续性遗传变异会出现“一些薄膜”，但他们似乎不认为这些薄膜很重要。我要与他们相争的唯一观点就是，我认为这些薄膜可能没那么稀少，没那么薄，也没那么微不足道。为了搞清楚为什么重要性格中的连续性变异的薄膜可以抵挡住自然选择的筛选之力而一直存续，让我们再回到加拉帕戈斯群岛。幸运的是，由于生物学家彼得和罗斯玛丽·格兰特（Rosemary Grant）付出的艰辛努力，我们获得了大量信息，包括这些地雀种群如何随时间变化以及环境如何影响它们的进化。
1977年，达芬·梅杰岛上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达尔文地雀的种群规模从1400只左右骤降到200只左右，大多数死于营养不良。地雀常吃的小种子变得很稀少，唯一存活的途径就是吃更大、更硬的种子，这些以往都是被地雀忽略的食物。格兰特测量了旱灾前后地雀喙的厚度。大旱前，喙的平均厚度是9.5毫米，在这个平均值周围可观测到一个广泛的变异范围。在旱灾中活下来的地雀都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大喙的分布区间，所以大旱后的地雀种群中，喙的平均厚度是10.5毫米左右。这就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利用生态条件把种群拉到一个新的、大喙的形态。
这都没问题，但为什么会有变异的存续？如果大旱年复一年发生，后来的地雀可能全都有11毫米以上的喙。但现实是大旱不会年年有。1984年，当地就异乎寻常地多雨，盛产小而软的种子。这一年，喙小的地雀生存和繁殖概率最大，所以种群的分布又被拽到另一个方向。厚喙的好处是能啄开壳厚的大种子，但显然要付出一些代价，比如难以有效应付小而软的种子。毫无疑问，这些好处和代价的最佳平衡会因当地确切的条件而变化。如果你是一只生于1977年的地雀，有着光滑细长的喙，很不幸，你早生了8年。如果你生于1984年，父母是成功的厚喙地雀，你会发现自己被一群有运动型喙的小瘦子超越。正如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境中所说的，一切都有待成熟。
自然选择的筛选也是波动的。即便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岛上，自然选择的牵引力也并不会与鸟喙大小的连续统走势相吻合。任何年份都有一个最佳鸟喙大小，但年年有变化。鉴于这样的不一致性，自然选择很难让种群聚合到某一种鸟喙大小的基因型。因为寥寥几年很难消除所有小喙地雀，在这个过程中，风向就会改变，现在小喙地雀越来越多，厚喙地雀日渐减少。这样的震荡经久不衰，但因为这样的易变性，自然选择从来都不会停留在某一个普遍最优值上。即使多年来某个喙的厚度大体都是最佳，自然选择的波动性也很难会让选择停留在那个最优值上并消灭其他所有变异。
既然如此，可遗传变异能延续的一种方法就是波动选择（fluctuating selection）。要让波动选择留住变异，有几个条件必须满足。首先，在连续统的高位和低位上都要优劣兼有。如果厚喙能让你在旱年雨年都活得最好，那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厚喙一定会盛行开来。只有当厚喙在某些情况下处于优势，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处于劣势时，变异才会持续下去。其次，幸存者的特质和繁殖成功的关系必须存在波动。在我们的例子中，波动体现在时间上，但类似的效应也能体现在空间上。由于植被品种的原因，岛上地势最高处的最佳喙大小可能与地势最低处的略有不同。造成波动的原因甚至有可能是本岛种群里其他地雀的行为。例如，如果其他地雀都有巨大的喙，吃掉了所有大种子，那即便大种子的供应量是最大的，你也有可能靠着小喙吃它们忽略掉的小种子，照样活得很好。或者，如果它们都在用小喙享受丰盛的软种子大宴，你也可能过得更好，因为你的大喙让你避免了食物的竞争，专门找一些坚硬的种子来啄食。这种效应被称为“负向频率相关选择模式”（negative frequency dependent selection）。简单来说就是，有时候你做得好，只是因为你这个类型的个体在种群中很稀有。当你的类型变成最普遍的一类的时候，其他类型的个体可能就开始表现得很好，因为他们这样的小众类型没什么竞争对手。负向频率相关选择模式是维持种群中遗传变异的一种有力方式，但也只是波动选择中更普遍现象的子类型，这里面的波动也要依据当地种群的构成。
最后的条件就是有相当数量的基因参与了特质的变异。如果参与其中的基因非常少，那么基因变体会偶然从种群中消失，或是在波动间消失，时间一长，就会被新的基因突变取代。有若干基因参与其中，能保证新变异的稳定供给，让车轮一直转动。
波动选择不是唯一导向遗传变异存续下去的力量。为了研究其他主要力量，我们可以想一想雄孔雀的尾羽。我们都知道，雄孔雀利用自己像扇子一样绚丽夺目的尾羽来吸引雌性的注意力，雌孔雀虽然比较寒酸，但在雄孔雀眼里却很性感。结果可想而知，尾羽最精美的雄孔雀最易受到雌性的青睐，生育出的小孔雀在野生种群中占据绝大多数。记住，孔雀不是单配制，尾羽最炫丽的雄孔雀能让很多雌孔雀受孕，而很多没那么美的雄孔雀却根本没有子代留下。
尽管如此，尾羽的精美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遗传变异。这一点令人费解。携带精美尾羽基因的雄孔雀拥有压倒性的选择优势。你可能会认为，不消几代，只有这样的基因型会流传下来，而更朴素的尾羽基因会灭绝，很快就只剩下一种尾羽基因型，最终达到极致的精美。要想知道为什么现实没有照着这个剧情走，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参与其中的基因数。
长出精美绝伦的尾羽很难，需要耗费大量的能量和蛋白质，成本高昂。只有当身体的所有生长代谢器官都完美运作，雄孔雀才会长出完美的尾羽。如果感染了慢性疾病，雄孔雀就需要把能量从雕琢尾羽的工作中转移走，无法再继续，所以免疫系统需要运转良好，雄孔雀才能拥有完美的尾羽。如果不能从食物中吸收能量，雄孔雀就没有足够的营养来长出尾羽，所以内脏也需要运转良好，雄孔雀才能拥有完美的尾羽。如果寻觅食物和躲避天敌的能力很差，雄孔雀就没有足够的能量储备，而它们的大脑需要运转良好才能长出完美的尾羽。简而言之，长出完美的尾羽需要这么多资源，不夸张地说，需要雄孔雀一切都运转良好才行。所以，雄孔雀需要每个系统都运转良好才能拥有完美的尾羽，那么对任一系统有负面影响的基因突变都会间接显现在尾羽中。尾羽就是一张简历，呈现出雄孔雀的经历和能力，正因为如此，生物学家将其视为适应性指标特质（fitness indicator trait）。
当基因发生突变，最常见的影响就是系统会工作得差一些。原因显而易见。就拿你的车来说，如果随意改变某个组件，比如火花塞或一个灯泡，让它变得大一点或小一点，或是改变子部件的相对尺寸，结果可能是性能更佳。如果真是这样，你的设计可能会被整个汽车行业采用。但更多情况下，性能不会变好。这就是因为现有的组件承载的是厚重的设计史，而你只是在随机调整。让性能变差的路径千万条，让性能变好的路径只有寥寥数条，你随机的改变极有可能是让性能变差。所以，突变往往会让事情变得没那么好。
鉴于基因组中有很多基因，每个基因在每一代身上都有微小的突变概率，这样就会有很多变异。据估计，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携带一两个新基因，诞生于父母的精子和卵子形成的过程中。再者，我们每个人很可能都携带着500~2000个我们的家族在史上产生的突变，它们的命运就是等待着适当的时机被筛选出来。一般来说，基因突变的负荷分布是相当不平均的，当我们需要与人生儿育女的时候，我们想要选一个基因突变尽可能少的人，因为我们希望后代的生命起点是没有突变的。这就是为什么雌孔雀会看雄孔雀的尾羽。雄孔雀仿佛在说：“快看我，想象一下，能成就这样的尾羽，我携带的有害基因突变有多么少。”的确，马丽昂·皮特里（Marion Petrie）已经指明，拥有精美尾羽的雄孔雀的后代不但也有耀眼的尾羽，而且存活能力也更强。总的来说，尾羽最美的雄孔雀基因质量更好，它们会把这样的基因传递给雌雄子代。
虽然极其强大的自然选择会履行筛选功能，但像雄孔雀尾巴这种适应性指标特质的变异还是会留存下来，其原因在于参与的基因数量。有成千上万的基因能够影响到特质的表现，每个基因在每一代身上都有可能会突变，而且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生，即便最强大的选择也来不及将其过滤掉。每个个体身上都带有有害突变。生存竞赛的真谛不过是看谁携带的有害突变更少。
适应性指标特质通过突变的力量保留住种群的遗传变异。这与波动选择带来的遗传变异是两回事。在波动选择中，某个特质得分高，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是坏事，全看当地条件。而适应性指标特质的得分却是多多益善的，但因为突变的负荷，很难有高分。对于波动选择而言，需要有一定合理数量的基因参与其中，可能是几十个，从而可以持续注入变异。对于适应性指标特质而言，成千上万的基因，甚至有可能是整个基因组都需要参与其中，来影响我们所讨论的特质。对于波动选择而言，一个个体的子代特质得分高，会在某些条件下比竞争对手表现好，但在其他情况下则会表现差。假设你是一只雌地雀，如果大旱即将来临，那么与一只厚喙雄地雀交配就是明智之举，但如果雨年即将来临，那就是个糟糕的决定。相反，一个适应性指标特质得分高的个体，其子代总是会比其他对手表现更好。如果你是一只雌孔雀，不管长期的天气预报是什么样的，你都应该选择与尾羽最精美的雄孔雀交配。
在本书中，我会证明，人类的人格变异是靠波动选择下的机制来维持的，而非适应性指标特质那一类。这是从逻辑演绎中得出的论点，而非充分证实的事实。在我看来，人格似乎更适用于波动选择模型，原因很多。随便拿出一种人格特质来看，想要判断出这个特质得分高在哪些情境中有益处，哪些情境中有弊端，真的非常简单。看起来，任何一种人格都是利弊随行的。事实上，人如果走到人格维度的极端，往往都会变得病态。这与雄孔雀尾羽的精美绝伦截然不同，因为尾羽就是越美越好，越丑越差。另外，其他物种的很多可遗传特质大多数都与人格差异类似，是由波动选择来维持，这一点我们会在本章余下内容中读到。但是，我也有可能是错的，大五人格中的某一个或多个人格的变异可能是以其他方式维持的。只有时间和进一步的研究能告诉我们答案。
这并不是说人类身上就找不到适应性指标特质这样的例子。身体对称性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一般看来，男人身体越对称就越有吸引力，也比其他人有更多性伴侣。变得更对称这件事没有任何弊端，只要你能做到，你就多争取。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有一个让我非常信服的案例，他认为智力也是一种适应性指标特质。与流行的看法不同，智力不仅仅是衡量“读书聪明”。智力测试与反应时间和空间能力相关联，能预测一个人在与学术或学校学习没什么关联的实际工作和任务中的表现。不管测的是什么，智力从本质而言就是神经系统整体运行好坏的一种指标。智力还与身体对称性正相关。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智力高还真没什么已知的弊端。就目前而言，智力的变异是遗传的（并且，很重要的是，这只是部分正确），智力更高可能只是意味着“会损害神经系统运行的基因突变相对较少”。因此，将智力当成一种适应性指标特质，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观点。我认为人格特质有一个迥然不同的特征，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地雀之喙是一个形态特质。也就说，这是身体结构的一种变异。有没有证据证明动物在行为特质上的遗传变异？事实上，这样的证据不胜枚举。在许多不同类型的有机体身上，我们研究过的所有连续性特质，都表现出了变异。而且，生物学家在很多物种身上都发现了与人类极其相似的性格特质。大猩猩具有与所有大五人格相似的维度，就连无脊椎动物章鱼也有类似于外向性和神经质这样的维度。当然，在非人物种身上识别一个人格维度与人类研究是两回事。首先，你得用防水纸打印问卷。开个玩笑。认真来说，研究动物，我们要靠观察员，而非个人行为的自评，但在别的方面，技巧是类似的。和人类案例一样，理想情况下，行为在长期来看应该是自洽的，由不同的观察员测量或使用不同的测量方法来鉴别，结果应该都是可信的，而且在生态合适的情境中，应该能影响实际的结果。有时候，我们已经有可能得出结论，和人类一样，动物人格特质也是可遗传的。
最好的动物研究拥有人类研究中罕见的力量，因为动物的生命周期比人类要短很多，研究者可以追踪好几代动物身上不同性格特征带来的命运。已有的动物研究强有力地支撑了波动选择的解释，所以在本章余下篇幅里，我会详细讲述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来自迷人又淘气的小鱼——孔雀鱼。每一条孔雀鱼在遇到捕食者时的表现都各不相同，它们的天敌是肉食性鱼，比如名字华丽的驼背太阳鱼。我们把孔雀鱼放在一个鱼缸里，这个鱼缸与相邻的一个装有驼背太阳鱼的鱼缸有严格的隔离措施，一些孔雀鱼会比同类游到更接近天敌的位置，而且停留在那里的时间也更长。反复试验，这样的倾向在个体身上是相当一致的。有些孔雀鱼则比同类更警惕。在一个经典研究中，李·杜格金（Lee Dugatkin）通过我刚刚描述的相邻鱼缸任务，把孔雀鱼分成三组：高警惕、中度警惕和低警惕。然后他做了一件在人类身上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从每组孔雀鱼中拿出几条放入有驼背太阳鱼的鱼缸。
36小时后，20条高警惕孔雀鱼中有14条仍然活着，而20条中度警惕的孔雀鱼中有7条还活着，20条低警惕的孔雀鱼中只有5条活着。60小时后，低警惕的孔雀鱼无一幸存，相比之下，高警惕的孔雀鱼还有8条活着。简而言之，杜格金已经得出结论，天敌的存在对警惕性具有很强的筛选作用。当然，这么说应该只有警惕的孔雀鱼留下来，因为它们那些缺乏警惕性的兄弟姐妹都成了昨日的早餐。那变异是怎么存续下来的？
答案来自整个特立尼达岛上几个不同种群的孔雀鱼的相关研究。一些孔雀鱼生活在上游，那里的水道太过狭窄，容不下食肉性鱼，无法入侵，还有一些孔雀鱼生活在下游，天敌有处可藏。希尔·奥斯廷（Shyril O’Steen）和同事证明，如果你把来自不同栖息地的孔雀鱼放到同一个有天敌的人工水池，那些生存环境中没有天敌的上游定居者似乎比下游的孔雀鱼更容易被吃掉。你可能会认为，这种结果源自它们与天敌相处习得的经验，但事实不是这样。当孔雀鱼被抓来养在鱼缸里时，下游栖居者的后代虽然没有应对天敌的经验，但置身有天敌的水池（水池里的天敌是连它们的父母都没见过的种类），它们还是比上游栖居者的后代存活得更好。
最好的解释就是，遇到天敌时的警惕性是可遗传变异。在下游环境中，自然选择推动种群朝着高警惕性发展，但在上游就没有这样的动力。事实上，上游似乎还有一股逆警惕性的选择之力，因为当一个来自有天敌栖居地的新种群在没有天敌的栖居地安顿下来后，不消几代，它们的警惕性就会降低。无论何时，如果要小心提防天敌，你就不能进食，不能休息，也无法交配。所以，如果没有天敌，而你却花时间来提防天敌，相对于那些更闲散的竞争对手，你的适应性将会受损。只有当天敌出现时，你才有优势。
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实中不是存在两种不同的孔雀鱼种，一种生活在下游的警惕鱼种，一种生活在上游没有御敌行为的鱼种？原因之一是上游和下游栖居地并非彼此孤立的。孔雀鱼会从一处迁徙到另一处，尤其会往下游迁徙，所以两种类型的孔雀鱼总是混在一起的。再者，天敌的存在并非“全都是”或“没有”，天敌鱼的分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溪水涨满，它们可能会冒险往上游游去。因此，自然选择总是会随时间和空间改变，而警惕性的利弊也总是相互纠葛。故此，如果你把孔雀鱼种群当作一个整体，你看到的就是这个整体在警惕性上的可遗传差异分布广泛。虽然对于每一条孔雀鱼来说都有一个最适宜的警惕水平，但没有哪一个水平的警惕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第二个例子来自我们熟悉的花园鸟——大山雀。尼尔斯·丁格曼斯（Niels Dingemanse）在近期的一系列研究中已经极尽细致地研究了大山雀这个物种的性格及其影响。丁格曼斯和同事首先证实了这种鸟在探索行为上存在个体差异。他们从野外抓了一些大山雀，对它们进行了相当于人格测试的试验，然后将其释放。这个测试包括允许大山雀进入一个有五棵人造树的实验房间。研究者会测量这只鸟头两分钟在这个房间里飞或跳跃的次数。比起“慢”探索者，“快”探索者跳跃或飞的次数很多，而且活动范围也更广，“慢”探索者倾向于稳扎一处。因为这些鸟被套上腿环，所以研究者再次捕获同一只鸟的时候就能认出来。结果发现，随时间推移，大山雀的探索习性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洽的。更有趣的是，研究者能从腿环上辨别出哪些是父辈，哪些是子代，哪些是兄弟姐妹。这样他们就能推断探索习性的基因遗传性。他们的推测结论是：大约30%~50%的探索习性变异是可遗传的。这与我们发现的人格特质可遗传变异的范围是一样的。
我们想知道人类的人格特质对现实生活是否有影响。同样，我们也想知道探索类型对大山雀在实验室以外的生存是否有影响。结论是，有。丁格曼斯和同事调看了大山雀在野外的自然行为的7年数据，将大山雀在被捕获后进行探索任务时的得分与各种各样的生活结果做比较。与“慢”探索者的后代相比，“快”探索者的后代在刚学会飞的时候就会离开鸟巢飞去更远的地方，最终会去更远的地方繁殖。另外，研究者还能断定，那些在研究基地以外出生，最终却在研究基地内繁殖的鸟，是“快”探索得分者。因此，“快”探索者显然比“慢”探索者更愿意冒险，飞得更远。
探索对繁殖成功有什么影响？我很高兴答案是看情况而定。研究者特别研究了其中3年（1999年、2000年和2001年）人格与生存和繁殖的关系。结果发现，2000年是大山雀的黄金年份，因为荷兰的山毛榉种子繁盛。这种情况不多见，1999年和2001年就没有。在1999年和2001年这两个艰难的年份里，冬季食物的供给很低。但黑暗中总有一线光明，当天气转暖时，活下来的大山雀就没那么多了，所以，春天的领地争夺就不似往日那么激烈。相反，在2000年这样的好年份，冬季食物相对丰盛，所以竞争没那么大，但更多大山雀安然度过了冬天，到了来年春天，领地之争就变得很激烈。
1999年和2001年，雌性“快”探索者存活概率高得多，可能是因为它们更加活跃和积极，所以在争夺匮乏的冬季食物时拥有优势。但是在2000年，雌性“快”探索者实际上存活的概率反而更低。当食物充足、人人有份的时候，它们的过度积极和过量活动可能并无益处。雄鸟的情况不太一样，实际上与雌鸟的情况是互补的。雄鸟的存活率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们在春天争夺和守护领地的能力。在2000年这样的好时候，竞争者众，守护领地就是个鸟吃鸟的事，那些“快”探索风格的雄鸟表现最好。在1999年和2001年这样的贫乏年，春季领地的争夺缓和下来，雄性“快”探索者实际上比“慢”鸟表现更差，因为它们的积极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就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
那么，什么类型的探索习性才是适宜的，关键要看你出生的时机。如果你是生于好年份的雄鸟，“快”对你的春季争夺战是有帮助的，但如果你生于匮乏年，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是生于匮乏年的雌鸟，“快”对于你争夺稀缺资源是有帮助的，但如果是个丰年，那“快”就是有害的。鉴于当地的情况一直在波动，自然选择永远无法把种群牢牢锁在一种基因型上。
我选择孔雀鱼和大山雀的例子，是因为它们所呈现的人格维度分别与人类的神经质和外向性极为相似。它们并不是仅有的例子，但它们都是经过充分研究的，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用的理论依据。在每个例子中，都有一个可遗传行为维度以及一组连带效应，有益于一些情况下的繁殖，却有碍于另一些情况下的繁殖。在每个例子中，我们都有可能搞清楚那些弊端和好处分别是什么，以及分别与什么情境相关联。我们是否也能弄清楚人类人格特质的利弊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现在就回到大五人格，先从难以抑制的外向性特质开始。
第三章旅行者——外向性
55岁的艾丽卡过着平静的生活。她生活在英国南部丘陵地带，有一座漂亮的小屋，位于密林覆盖的小山谷里。她告诉我，她与鹿和兔子比邻而居。早上八点左右，她开着自己的两厢小车，沿着公路开10英里到城外另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办公室，她与几个记者共事，一起经营她的一份小杂志。她与同事相处得很好，但下班以后，她的日子是安静的。她开车回家，不用担心交通高峰，回到家做晚饭，看看电视，早早地上床。按她自己的话说，做“丰富多彩、令人愉悦、电影一样的、发人深省的梦”。
艾丽卡似乎不是一个可以告诉我们外向性本质的合适人选。外向的人应该是雄心勃勃、有野心的，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应该是精力充沛的，而艾丽卡这样写下自己的人生目标：“我似乎不具备任何一项。我没有格外想要升职（虽然和其他人一样，我想要赚更多的钱）。我不盼着谈恋爱。”她描述的是一种田园般的存在，但很大程度上是孤独淡泊的生活。但是，艾丽卡几年前在大五人格的外向性维度测试上得分很高。这让我有兴趣更深入地了解她的故事，去发现她的外向性到底表现在生活的哪方面，又是如何呈现的。
第一个线索就是她对自己毫无抱负的简单解释。“从本质上来说，我已经实现了我年轻时的所有梦想。”她这样写道。如何实现？她总想专职写作，她做到了。她想学一门外语，到国外生活，她就在意大利生活了十年。和很多人一样，她也曾梦想当一名流行歌手，但和大多数人不同的是，她实现了这个梦想。在意大利的时候，她曾是一个乐队的主唱，有真正的追随者。所以，她平静的生活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平淡如水。她说，在患上关节炎之前，她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徒步，骑马，弄帆，骑单车，练瑜伽，跳舞，各种活动填满了生活”。
那时候，艾丽卡是一个有着强大动力和欲望的人，这一点在她讲述爱情生活的时候也有佐证。她坦率地写道：
从青春期开始，我的整个人生就被我强烈的性欲驱动和左右。在遇到我的丈夫之前，我的性生活都是不可遏制的混乱。和他在一起以后有所收敛，我们有过几年美妙的性关系，但随着他老去，他的性欲减退了……我们搬去意大利以后，我开始找情人，和几个意大利男人结过婚，我与其中两个保持了多年的亲密关系……
是什么把这样丰富的人生故事片段串起来的？渴望旅行，性欲，停不下来的各种活动，音乐表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挖掘外向性特质的本质。
外向性和内向性的概念早在1921年就由荣格引入。他想描述对待世界的两种不同倾向。荣格的外向者关注外在事物。他热爱行动超过反思，喜欢他人的陪伴超过自己的思考，因此是爱交际和活跃的。相反，荣格的内向者关注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因此看起来有些淡漠，喜欢独处和平静以便于思考。外向性的概念在过去这些年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名称一样，但出于各种原因，荣格的心理类型并没有完全映射到本书描述的人格特质上）。不过，所有的人格理论，不只是大五人格模型，都包含了一个与我所描述的外向性非常类似的维度，要追溯这个维度的智慧源头，荣格有一席之地。
在大众意识以及早期的一些心理学理论中，外向性的核心就是社交性。高外向性的人会比低外向性的人在社交活动上花更多时间，更健谈，更喜欢派对，喜欢成为人群的焦点，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也会更快地建立社交关系，就像一个研究学生上大学的例子所显示的，偏外向的人会比偏内向的人更快建立新的友谊。
但是，我们把外向性与社交性对等起来的时候要谨慎。首先，害羞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因为低外向性，而是因为高神经质和焦虑。低外向性的人并不一定就是害羞的。他只是没有从社交活动中得到那么多乐趣，社交对于他们来说通常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低外向性的人往往看起来是疏离的。我们不应该把高外向性与好的社交关系混为一谈。外向性衡量的是一个人有多喜欢去参加派对，会在社交活动上花多少时间，建立新友谊的天赋，而不是这些友谊能维持得怎么样。在关于大学生的研究中，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和谐程度由另一个特质，即宜人性来衡量，与外向性完全无关。事实上，外向的人如果宜人性不高，那在社交上可能也很艰难。他们有可能会在派对上被赶走，然后买醉，最后和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大吵一架。低宜人性的外向者就算在别人面前对某个人佯装不认识也丝毫不会觉得愧疚，如果能从中获得点什么好处，他们甚至会乐在其中。（我不是在暗示艾丽卡是这样的，因为她的宜人性得分高。）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搞清楚外向的人对社交互动有兴致的本质了，或许最好的办法是看看外向性这个大概念下面还有些什么，因为外向性还有其他几面。外向的人享受性与爱情。他们往往有满腔抱负（当然，他们的抱负会非常另类），获得地位和受到社会关注会令他们很享受。尽管他们追求休闲娱乐，但也愿意为了追逐名利而辛苦工作。他们喜欢剧烈运动、旅行和新鲜感。总而言之，在众人眼里，他们是非常活跃的一群人，为了追求目标能燃起巨大的能量。过去一直有一个争论：冲动性有几成可以归入外向性？我所说的冲动性，指的是毫无计划地冒个人或财务上的风险，赌博或吸毒，拿法律玩火，或是需要在生活中掺杂一些危险性。这类行为也能在外向性和另一个维度——尽责性里找到，对于大部分具有破坏性的行为，比如上瘾，尽责性其实是更好的指标。这两个维度在概念上有很清晰的区别，时机合适，就会变得很明显。
还有最后一组倾向属于外向性，它是所有其他倾向的关键所在。外向的人有很多积极情绪。在日常生活中，高外向性的人往往比低外向性的人更多地表现出愉悦、渴望、激情和兴奋。你从他们的文字中就能看出来。比如，艾丽卡即便是在谈论现在相对平淡的生活时，也会告诉我她对这样的作息“很满意”。她“喜欢月光投射到黄油色墙上的蕾丝纹理”。她的工作现状是“堪称完美的”，并且与一群“美好的”同事共事。她说，虽然待在家里做家务和讲电话听起来没那么激动人心，但“我似乎很爱这样”，而普通的表达已经不足以描述她对周六早晨的情感，她用加重的爱字写下：“我爱待在床上，读书，喝咖啡，打个盹儿。”她的整段叙述里充满了积极情绪。就连参与我的研究也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最后她写道，希望“我已经成功向你传达了我的主要情绪，我认为它是乐观和幽默的”。
什么是积极情绪？积极情绪都是在追求或获得某种重要资源时被激活的。当我们身体里的欲望被唤醒，欲望就会让我们去寻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或为之而努力。兴奋会驱使我们去争取资源，而获得资源会带来愉悦。这些表述谈的都是得到或为了得到而努力。但得到的是什么呢？积极情绪惯有的主线是潜在的重要他者的关注（交新朋友）、状态（升职或写出一本畅销书）、物质资源（加薪）、获得新伴侣、掌握一门新技能或克服新挑战，或者只是待在一个赏心悦目的地方。所有这些诱发和组织积极情绪的事件都可以被称为激励。
世界上有两种激励。无条件激励就是那些对人（和动物）来说是天然奖赏的东西。比如，老鼠饿了就想吃东西，在蔗糖水和清水之间会选蔗糖水，这些都不用你教。你也不用教孩子交朋友是好的，不用告诉青少年异性有着奇妙的吸引力。无条件激励给我们一种温暖和振奋的感觉，并且这种感觉不用学就会。这想必是因为经过许多代人的演化，它已经成了本能。相比竞争对手，饥饿时想到食物就会很兴奋的人更容易活下来，想到性事就兴奋的人更容易繁衍。类似的演化理论也适用于其他非条件刺激，比如地位提升、获得盟友或者掌握一项技能。
另一种就是条件激励。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巴甫洛夫（Pavlov）的狗，这些狗在看到食物加工的时候会分泌唾液。实验者每次给狗喂食时会配上铃声，最后，哪怕只听到铃声，狗也会分泌唾液，因为它们已经知道，铃声就预示着食物。铃声本来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刺激，但是在条件控制下有了激励的价值。人类的激励往往都是有条件的，这里面通常裹挟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因子。比如，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强激励，但这不可能是无条件的。人们通过后天学习获得了钱与某种天然激励之间有条件的收益重叠。你可能会认为，消费品和服务带来的本能愉悦就是天然激励，但至少在富庶的西方国家不尽如此。各种各样的证据表明，我们对钱的兴趣，以及钱能买来的物质产品，主要是相对社会地位的一个标志。有钱并且能用许多有形产品证明自身财富的人，在大众眼里，比以其他方式生活的人更有社会地位。社会地位似乎是一种无条件激励，同时支撑起新教徒的职业道德和过度消费。
只要周围环境中有无条件或有条件激励，大脑中的积极情绪机制就能检测到线索，并且组织我们的行为去抓住激励。积极情绪机制能让我们警觉，产生兴趣，并且采取一切行动去获得奖赏，无论是填一份申请表格，还是与一个姑娘搭讪。这种机制并不是人类独有的。当阿米巴虫（单细胞生物）依照化学梯度接触并摄取一些食物时，我们可能会说，这是它的积极情绪在起作用。一切有知觉的生物都有某种系统，用来寻觅和追求环境中的好东西，人类的这套积极情绪不过是这种系统的高级演化版。
正是强烈反应的积极情绪合理解释了所有与外向性相关的丰富行为，现在让我来充实一下这个观点。我们已经看到，艾丽卡的生活中有大量的积极情绪。另一个与我通信的人比尔的外向性得分也很高。比尔现在五十多岁，来自中西部的一个蓝领家庭，有着斯堪的纳维亚血统。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四十岁的时候身家就有几百万美元。他告诉我：
我拥有一切金钱和权力的象征：一座农场、几匹马、一辆保时捷、一块林区以及城市近郊的一间顶层豪华公寓。
用比尔自己的话说，他“变得疏忽大意，不到一年就失去了一切”，他的婚姻也走到尽头，对这一点他似乎很冷静。他现在住在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酒店，在那里当滑雪教练（与很多外向的人一样，比尔喜欢运动和锻炼），酒店给他提供食宿作为报酬。你可能会以为比尔在物质世界里兴衰浮沉，会让他在物质的吸引面前变得克制，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他说：
我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再次富起来。我知道我能做到，我知道一个有钱人的生活有多美好。只有有钱人的生活才值得过……我不想退休。我想要一直工作到死。我正在学习俄语，因为我觉得俄罗斯女人是最漂亮、最有野心的……我想娶一个来自乌克兰的姑娘，然后带她认识美好的生活。
比尔曾经让自己跻身百万富翁之列，然后失去一切，现在显然又准备东山再起，谁能不被比尔的乐观、坚定和大胆折服呢？最重要的是，他想做这一切，不是因为他实际上需要，而是因为接受挑战和获得奖赏能带给他极致的快感，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在这个外向男人的信条中有一句很妙的话，他说：
没有什么比赢得一场抗争更好的了。我喜欢冒险。我喜欢站在人前讲话，告诉他们生活可以多美好……我最大的成功是在一次商业大会上给250人演讲，然后听他们鼓掌。时至今日，那个掌声犹在耳边。
艾丽卡对激励的强烈反应驱使她去了意大利，投身摇滚乐，投入地中海恋人的怀抱里。同样，比尔对激励的强烈反应推着他努力工作，开保时捷，追求美女，在一场商业大会上站到众人面前。这些其实都是天然的或有条件的激励，所以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会从中受到鼓舞，但或许没有比尔感受到的冲击力那么强。
我们姑且假设一下，比尔的积极情绪系统反应稍微弱一些。如果他从对一辆保时捷或一块林区的憧憬当中获得的激励小一些，他可能不会准备投入那么多时间去争取这些奖赏。如果艾丽卡从爱情中获得的激励小一些，她可能就会规避复杂的婚外恋带来的风险和代价。成为一名小众的意大利流行歌手从来都不容易。我敢说，你得投入多得可怕的时间，承受主动上门带来的羞愧，而且她花的可能比挣的还多，至少在初期是这样。所以，除非你从中获得的快感非常大，不然真的不值得去做。
如果比尔和艾丽卡的积极情绪反应都非常强烈，那么一个积极情绪反应没那么强烈的人生活是什么样的？显然，他们会经历更少的积极情绪。要注意，这并不代表他们的生活中就充满了消极情绪。喜悦和兴奋的对立面不是恐惧和悲伤，而是没有喜悦和兴奋，也就是情绪平平，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无数的研究表明，我们在生活中的积极情绪多少，并不能预示我们有多少消极情绪。有些人不会有大喜大悲，还有些人则会有极致的快感和一落千丈的坏情绪。因此，一个人对激励的反应相对弱一些，并不代表他（她）就一定是个悲伤的人。他们可能只是对这个世界上的物质享受稍微淡漠一些，和其他人一样，他们时不时也会被性、派对和地位吸引，只是他们从中获得的动力相对较小，所以不会冒着断腿的风险去追求这些。任何一名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如果一个活动的成本不变，回报变少，那你肯定不会像过去回报多的时候那样付出，而是会减少这个活动的消耗。所以，对激励反应相对较弱的人，不那么愿意为了多赚一点钱或名声投入额外的时间，比如开车穿过整个城市，就为了去参加一个派对，或是为了某种性爱试验而扰乱一段美满的婚姻。
与我通信的人当中有一些不那么外向的人，在他们身上能清楚看到一种对激励更谨慎的态度。25岁的安德鲁拥有一个优秀的计算机编程学位。他现在与父母同住，有一些好朋友，几乎每周都会和他们见面。虽然他有时候也会几个月都不见这些朋友，但这对他来说显然不是个大问题。他去过苏格兰几次（从他住的地方过去需要大约一天的车程），但那是他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了。就像他说的，“我有几分喜欢探索新地方，又有几分不喜欢”。
安德鲁的计算机编程技术（我认为）在今天的经济形势下是很受市场欢迎的，而他在电脑上制作电子音乐的时候，显然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但是，他似乎并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用音乐或者电脑编程来赚钱或出名。他迟早会找到一份薪资颇丰的工作，但他不会天真地为了这个愿景而兴奋。他告诉我：
我真的没那么多可期待的。我是说，只要我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我就能搬出去，随便住到哪儿，找个女朋友，买一堆我不需要的东西，可能会结婚，生孩子，给他们买东西……然后，可能会死去，或者发生什么类似的事情。
我认为这些话极具斯多葛派的深度，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内向者的动机的线索。有人可能会草率地把安德鲁归类为有点悲伤和抑郁的人，但我不这么认为。的确，抑郁的一个方面就是缺乏快感，意思就是在通常能让人愉悦的事情上缺少快感。快感缺乏与低外向性之间有确定的联系。但是，抑郁中的快感缺乏是与大量恐惧和焦虑捆绑在一起的，这些我在安德鲁的身上都没有看到。他并没有陷入消极的情绪。他只是清楚地知道，人们费尽心力想要得到的那些东西——物质财产、婚姻、职业等等——是不错，但对他没那么大的吸引力。如果这些东西摆到面前了，他会要，但如果没有，我想他也不会很困扰。无论哪种生活，他都完全可以满足，就像他与朋友的相处，如果朋友在附近，他会去见，如果不在，那也无所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内向的人对这个世界给的奖赏比较淡然，这就给了他巨大的力量和不受奖赏控制的独立性。
这与比尔相反。比尔就一定要再次变得有钱，渴望听到掌声在耳边响起，有一个乌克兰美女陪伴在侧，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另一个与比尔截然相反的内向者叫戴维，他是来自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一名研究员。戴维从事的是尖端生物化学研究，但他的研究所没能拿到足够的资金，所以他慢慢被推到教学和维护的工作中。他现在几乎没什么机会去做最初的研究，还有可能马上失业。想象一下这对比尔那样的人会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但看看戴维的反应：
我可能很快就会失业。我把这看作一个机会，因为我能获得自由，不用再你死我活地争着去做一些无聊的工作，就为了换取金钱和地位。我对这两样东西都没兴趣，我要从中解脱了。
显然，这些充满激励的大目标不足以让戴维想去为之拼命，相反，观察、沉思、学习和园艺倒是让他很快乐。
到这里，我们就能定义外向性的核心了。外向性是对积极情绪的强弱反应的变化。得分高的人，反应强，这个人时刻准备努力工作，从而获得陪伴、兴奋、成就、吹捧和爱情所带来的快感。得分低的人积极情绪系统反应相对较弱，所以得到这些东西的心理利益相对比较少。因为得到这一切的成本对内向者和外向者来说是一样的，所以内向的人就没那么积极去做这些事情。
有相当多的科学证据表明，对外向性的这个表述是正确的。有一项研究要求参与者花几分钟时间写下一次糟糕的经历或美好的经历。写完之后，他们要形容自己在写之前和写之后的情绪。外向性得分预测出他们在写完美好的经历后情绪会变好多少。在一项后续研究中，参与者观看了一些有趣、可怕、令人悲伤或厌恶的影片。外向性得分预测出参与者在看完有趣的影片后情绪会变好多少。得分高的人会有一个很大的情绪提升，而得分低的人情绪提升相对平缓。外向性得分没有预测出他们对消极影片的情绪反应程度，所以外向性对应的不是普遍的情绪反应，而是对奖赏或愉悦刺激的情绪反应。
脑成像已经开始佐证这个观点。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参与者在一台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仪器里浏览有消极情绪关联（比如哭泣的人、蜘蛛、枪或陵墓）或积极情绪关联（一对快乐的情侣、小狗、冰激凌）的图片。磁共振成像扫描仪通过追踪含氧血的信号，以相当高的时空分辨率测量大脑不同部位的新陈代谢活动。这项研究发现，如果图片形象是积极的，大脑几个区域的新陈代谢活动的增加与外向性得分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同样看到一只小狗，高外向性的人这些区域的新陈代谢活动大幅增加，低外向性的人增加得少一些。大脑不同区域的新陈代谢活动都会对负面形象做出反应，但增加的程度由另一个人格特质——神经质来预测，而不是外向性。
对非人类动物的研究也帮我们说明了积极情绪背后的大脑机制。哺乳动物的大脑深处是一个结构网络，包括腹侧被盖区和伏隔核，当奖赏信号来临，比如糖液喷射，神经元就会加速活跃。这是通过在大脑里植入一个极小的测量探针显示出来的，显然，我们无法在人类身上做这个实验。不过，现在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我们就能无创观察这个区域的活动了。和老鼠实验一样，一旦预期有一种叫“酷爱”（Kool-Aid）的甜饮料将要喷射到舌头上，被试者的神经细胞活动就会增加，而增幅特别大的人，在玩积分电脑游戏的时候也是爱冒险的。另外，不光是糖，其他类型的奖赏，比如金钱或迷人的异性面孔，也会激发这个区域以及相连大脑区域，致使活跃度增加。
大约50年前，我们就知道，如果在一只老鼠的这些脑区植入一个极小的电极，然后连接到一个操控杆，即使在吃喝以外的时间，老鼠也总是会按操控杆来释放刺激。中脑的奖赏结构会伸到大脑皮层内部及以下的一些重要结构里，所以能强势影响决策。奖赏结构里有一种以多巴胺为递质的神经元，正因为存在这样的联系，多巴胺已经作为大脑的奖赏化学物质为人们所熟知。多巴胺与激励动机之间的关系很清晰，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说法过分简单化了，但还是值得一提。对多巴胺神经元有刺激作用的毒品，比如可卡因，会带来愉悦感和极度兴奋，所以很容易上瘾，同时会增加老鼠中脑多巴胺的分泌，从而增加老鼠在性、探索和捕获食物等方面的行为，这些行为都算是在向奖赏靠近。对中脑有类多巴胺效应的药物会引发人的生理反应，这种生理反应与外向性得分有线性联系。
这些证据最后集中到一点上，解答了外向者之所以外向的原因：人有包括腹侧被盖区、伏隔核及其突出部分在内的一组多巴胺驱动脑区，其功能就是在环境中出现奖赏信号时让我们兴奋起来，而外向的人这组脑区的响应程度很高。低外向性的人这个系统的响应程度较低，所以不太会大费周章地追踪这些信号。但是，为什么会有人在这些脑区的反应更强呢？
我们知道，外向性得分中有大约一半的变化似乎都是遗传的，所以肯定有一些基因在构建这个系统的时候发挥了作用，是这些基因变体导致了反应水平的参差不齐。既然知道激励驱动的行为中有多巴胺回路的参与，研究者便通过基因调控让老鼠的多巴胺活跃度更高。这些老鼠过度兴奋，即便是在一个相当沉闷的空笼子里也会癫狂地跑来跑去。而经过基因调控后无法自行制造多巴胺的老鼠恰恰相反：它们饿了也不会去接近食物或饮品，除非给它们注入人工合成的多巴胺前体。
下一步就是看人类在构建多巴胺系统的时候，是否有一些自然产生的基因变化形式参与其中。如果有一种变体把人稍微推向兴奋的老鼠，或是稍微推向毫无生气的老鼠，也许就能解释人类在外向性上的一些差异了。1996年公布的两项研究似乎恰好呈现了这一点。有一种名为D4DR的基因为一种与多巴胺结合的受体分子蛋白质合成指定遗传代码，且能在神经元之间传递信号。研究结果是，个体之间的D4DR天差地别。这个基因上有一个由48对DNA碱基组成的序列，这个序列会自我重复，但重复的数量并不总是相同的。有些版本的D4DR基因仅有两个重复的DNA结构序列，有些多达11个。最普遍的是4个和7个重复DNA结构序列。我们每个人都携D4DR基因的两个拷贝，一个来自母亲，一个来自父亲，两个拷贝无须是相同的版本。
两项研究都表明，拥有一个甚至更多“长”版D4DR基因（至少有6个重复）的人在与外向性有关的人格特质上得分更高。这两项研究在方法和样本人群上相去甚远，所以看起来这个现象一定是真实且普遍的，这一点令人鼓舞。但不得不说，尽管有相当数量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其中的联系，还是有一些研究没做到。当下的共识就是D4DR的变异和外向性的相关特质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比如，最近有研究显示，人们携带的基因变体能预测性欲的大小。但是，单单D4DR长度的重复对人格的影响非常小，这就是为什么不是所有研究都能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再者，基因的几个不同部分与其他基因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这就可能会模糊掉D4DR重复数和人格特质之间的线性映射。这些都不应该让我们过分惊讶或失望。我们应该能想到，像外向性这样的特质是受大量基因变异影响的，而且这些基因之间的互动是复杂的。关键是，变异显然是可遗传的，而且显然与多巴胺激励系统有关。
从D4DR今天的分布回溯到数千年前该基因的出现可以看出来，较长的D4DR重复基因作为一种具有选择优势的遗传变体存在的频率似乎越来越高。但是，如果长版的优势是绝对的，它的增长应该是更加稳定持续的，那我们现在应该都有两个长版拷贝。然而，拥有长D4DR基因的人似乎有时候有优势，有时候有劣势。
这就把我们带到一个更宽泛的问题上：演化是如何影响外向性分布的？我们已经看了很多对高外向性的人表现好的解释。像比尔这样的人发自内心地喜欢接受巨大挑战，而且有时候会成功，从而争取到地位和资源。另外，一生中有过的性伴侣数与外向性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线性关系。比如艾丽卡，比起低外向性的人，高外向性的人可能会有一些随意的性关系和外遇，结更多次婚。在我们的祖先所处的环境中，外向可能就意味着一生中有更多繁衍成功的机会，男性更是如此，从适应性角度来看，更多的伴侣让他们获益更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量原因解释了为什么高外向性的人常常可以在近期的演化史中表现很好。我们在第二章看到，对于大山雀这个物种来说，做一个快探索者在某些生态环境中是好事，但在另一些环境中绝对是一件坏事。类似的事情是否也会出现在人类的外向性上？泛泛来说，如果你开始追逐一些新的奖赏，你就没有在守护你已有的奖赏。还记得吗？在短短时间里，比尔失去数百万财富，比他用来创造财富的时间短得多。他一直不太愿意将这是怎么发生的原因和盘托出，但我猜他在追求一些更宏伟的目标，而且为此兴奋不已，没有审慎地使用他的财富。一个更谨慎的男人如果拥有他这样的财富，余生应该过得很舒坦。但怎么说呢，一个更谨慎的男人很可能一开始就无法拥有这笔财富。
再来看看艾丽卡。艾丽卡的丈夫不得不高度包容她的出轨。她出轨的时候，他们没有孩子，但如果他们有孩子，那就切实存在一个风险，鉴于艾丽卡这么精彩的婚姻史，孩子可能最终无法与父亲一起生活。因为高外向性的人外遇和多次结婚的可能性更大，所以他们的孩子极有可能最后要与继父母生活在一起。与继父母一起生活是已知最强的预测儿童受虐待的指标，而且父母离婚对孩子的成长会造成明显的伤害。外向者富裕但不安定的生活因此会招致真正的风险。
这些风险也可以直接得多。外向的人总是会到处奔波，爱运动，并做有风险的事。一项关于巴士司机的研究发现，出事故的司机外向性得分更高。在我的一项研究中，我发现，因为事故或受伤住院的成人比其他人外向性得分高。在“白蚁”儿童生平研究中，年轻人的乐观性（我们可以将其看作外向性的代表）预示着早逝。研究者把部分原因归于抽烟喝酒比较多，剩下的原因就是一些不明确的生活方式因子。我敢说，那就是为了追求激动人心的奖赏而忙得团团转。
外向性的优劣刚好平衡。在我们的祖先当中，在我看来，有些外向的人在一些情境中可能做得很好，但还有一些人就比较鲁莽草率，最后让自己陷入困境。内向的人总是更加可靠。从适应性的角度来说，这个特质的最佳水平随着当地环境的具体情况而波动，这里的环境也包括其他人在做什么。遗传学家丁元春（Yuan-Chun Ding）和同事表示，如果当地环境被消耗殆尽或变化无常，自然选择可能会青睐不安分的人，这种人喜欢探索和追寻潜在的奖赏。而当资源充沛、环境稳定的时候，不安分就是一种不必要且有害的特质，而更谨慎的人可能会做得更好。
这个有趣的理论还可以联系到近期的人类史。15万年前，我们祖先生活的地方局限在热带非洲地区。不到1万年前，农业革命出现，这时人类已遍布各个大陆。丁元春认为，由于家乡资源消耗殆尽，不知疲倦、爱闯荡的人为了到更远的地方寻找新的机会，带领了人类的扩张。有趣的是，长D4DR基因在游牧社会比在农耕社会更加广泛，而且在南美人这种过去数千年里历经长途迁徙的人群中非常普及。这样的模式表明，长D4DR基因的优势恰恰在人类需要闯荡的时候显现出来。
不过，外向性这种特质的大部分变异都是维持在种群内的，而不是种群之间。什么程度的外向性最佳，要看这个人周边的几十个人或几英里范围内的小社会情况和机遇。激励驱动行为背后的利弊在天平两端不停摇摆，这就意味着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停在某一个统一的激励相关基因型上。
天平的摇摆又把我们带回到本书的一个核心主题上。外向性的水平没有对与错，没有哪个水平的外向性是天然好或坏的。我不认为艾丽卡的人生就比安德鲁的更值得拥有。拥有一定水平的外向性只是人生背景中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人生背景中，你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在后续章节中还会讨论。希望自己的外向性高一点或低一点，这样的主意虽然看起来让人心驰神往，但其实跟希望自己在1777年出生或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出生没什么两样。我1970年生于英格兰，身上携带了一定的外向性得分。对于这样的设定，我需要去认清它的意义。但是，我们觉得了解一个人生活的时代是有意义的，同样，理解外向性的本质也是值得的，特别是因为在生命中的某一刻，你会和一个与你外向性水平不同的人有交集。如果你结婚的对象外向性比你高，那么他们有时候想做的事情就可能看起来毫无意义，代价高昂，且难以理解，比如出去参加派对，买保时捷，或者开始某个疯狂的新爱好。相反，如果你结婚的对象外向性比你低，你可能偶尔会觉得失望，他们并不愿意像你那样去做很多事，而且对你最近的计划没什么热情。别担心，这都是因为他们的构造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