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梁启超

梁启超在提出这句话的时候，正是处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近代文学的之时，在那个时期，社会在改革，制度在改革，思想在改革，文学也在改革，而梁启超则提出了“诗界革命”这一概念。

每每提及改革，生存还是毁灭都会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存什么，又灭什么，改什么，或革什么，是保守与革新之间难以调和的争论。

“革命”这两个字本身就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思想上更是如此，然而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风云变幻莫测，市局云谲风诡，很多学习了西方先进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便担负起了社会启蒙的重任，他们放眼世界，提倡文化和文学的革新，与此同时，大多传统的知识分子因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深重，对于新思想文化的融入一时之间仍是难以适从，追求革命与顾盼传统，似乎也成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性格。

当时的诗歌革新也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过程，经过龚自珍、黄遵宪等人的长期酝酿，梁启超倡导发起的了“诗界革命”， 作为诗界革命主要提倡者，他的诗学思想对近代诗歌的发展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他不仅提出了自己的论诗标准：“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如之，然后成其为诗”，还将自己对中国近代诗歌革新的重要理论总结成书，这就是《饮冰室诗话》。

《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这样叙述这本书的写作缘起：“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之，以印于脑。自忖于古人之诗，能成诵者寥寥,而近人诗则数倍之,殆所谓丰于昵者耶。其鸿篇钜制，洋洋洒洒者，行将别裒录之为一集。亦有东鳞西爪,仅记其一二者,随笔录之。”

这里的“师友”，指的是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蒋观云等 “诗界革命”的大家，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对于他们的诗作名篇进行品评和解析，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一些诗学思想，这部作品在诗话世上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饮冰室主人”

“饮冰”一词源於《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原意是用来比喻自己的内心之忧虑。

这与当时被光绪皇帝临危受命，变法维新的梁启超当时的心境正不谋而合，所以梁启超以“饮冰室”命名书斋，又以“饮冰室主人”自号，来表现自己面对国家内忧外患境况的焦灼心情，以“饮冰”来解“内热”。

从晚清到民国，从政治到文化，梁启超先是以“文学救国” 为己任，后又专注致力于文学史的研究，“饮冰”二字来做号再合适不过，对此，梁启超自己也曾有诗云道：“冰心贯注热世界，老国从思新少年。”

后来梁启超便常常以“饮冰室”为名来发表文章，可以说“饮冰室”见证了梁启超的一段成长过程，而《饮冰室诗话》又是他在对“诗界革命”的认识及推进的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维新史实的缩影和包含时代理想的新诗学录。

读《饮冰室诗话》，是对于梁启超诗学思想的一种解读，可以看到他为传统诗学中的“诗史”精神所赋以新的理解和思考。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着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更是为数不多的大学问家之一，在诗歌创作方面并不算大家，但他的《饮冰室诗话》却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如何让诗歌可以反应当代的人文精神，而不是因循守旧地附庸古人之风雅，便是梁启超在书中想要表达的，这是一种新意境、新体诗、新理想的探究。

“饮冰室”的诗学思想

《饮冰室诗话》成书于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而它的作者梁启超又是“诗界革命”的概念的倡导者和创始人，所以在很大一个层面上来说，这本著作是很能反应当时时代中西并陈的一种文化色彩的，时代的气息从文学作品中最容易体现，而诗词恰是能够反应人文精神的一种载体，其短小精悍的形式也更适合进行“改良”。

梁启超是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倡导新文化运动，但并不会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西方文论术语来品论中国的诗歌，他虽提倡“诗界革命”，但仍保持着中华诗学的传统，他主张在运用传统的古之风格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理念，并且可以将其运用到当代的诗歌中来，所以他这样说道：

“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 ”

秉承着这样的思想，梁启超认识到诗歌应当从精神上“改造国民之品质”，让诗歌除了陶冶情操、培养品格之外，能够更好地为精神教育方面起到积极作用，这样的一种眼光和境界，无疑是卓越的，诗歌若要发展，并不能仅仅流于形式，而是在于写作诗歌的诗人的思想层面、精神层面。

梁启超推崇黄遵宪而反对“薄今爱古”的积习，他与黄遵宪在政治上都是志同道合的救国志士，在文学上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文士之交，二人虽有年龄差距，却是最为肝胆相照的莫逆之交，在诗学思想上，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提出的中心思想：“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也是概括黄遵宪等诗人的成果而得来，所以他认为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

“非革其形式”、“不强诗歌作附庸”，中华诗歌就要有“中华味儿”，其在在语言、结构、音节、韵律等方面的独特传统美感，是我的文化瑰宝，更是精髓所在，所以，在表现人文精神的同时，更不能忘记要回归传统。

“饮冰室”的音乐思想

《饮冰室诗话》与以往只讨论诗歌及相关内容的诗话作品不同， 其中除了“品诗”，还有“论歌”，梁启超在这部作品中用一种整体性的文学观念将音乐内容一同记录其中，并且对于音乐的功用、教育、创作等提出了很多独特见解。

音乐在梁启超看来，也是一种革命活动的方式，我们上面提到《饮冰室诗话》的中心思想：“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而音乐恰是“革其精神”的一种。

“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

这是梁启超对于音乐思想的体现，音乐除了社会教化的功能，还当有精神教育的作用，然后帮助改造国民品质。在梁启超自小接受的儒家思想教育中，这一思想其实就是有据可循的，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曾提出过“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观点，儒学经典音乐思想著作 《乐记》中也有多诸多音乐对于社会教化作用的记述，但与传统封建思想不同的是，梁启超的音乐思想中，音乐的作用并非用来禁锢和教化人们的思想，而是形成精神上的支撑，这虽然与传统的封建思想形似，但其本质其实是并不相同的，梁启超的这一思想更具有进步意义。

他在《饮冰室诗话》中主张将音乐与诗歌相结合，将诗歌的表现力和意境可以更好地表现出来，还表达了自己对于对音乐与诗歌关系的看法：

“中国乐学， 发达尚早……前此凡有韵之文， 半皆可以入乐者也。《诗》三百篇，皆为乐章，尚矣。 如《楚辞》之《招魂》、《九歌》，汉之《大风》、《柏梁》， 皆应弦赴节， 不徒乐府之名， 如其实而已。”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梁启超的诗乐结合的观点却是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其中关于音乐等级观念的一些观点则颇具有局限性的，实在值得商榷了。

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认为，诗话“虽书旨不其一端，而大略不出论事论辞”，《饮冰室诗话》 诞生于乾坤巨变的时代之中，挑战着传统，也继承着从传统，是新文化融入传统文化的一次新鲜尝试，而梁启超本就文化底蕴深厚，能诗善文，加之新鲜而丰富的思想，让《饮冰室诗话》成为“诗界革命”的一次伟大尝试。

李泽厚十年集《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中就曾这样说道： “梁根据自己当时如饥如渴地吸取和了解的西方的思想学说，结合中国的局势情况，通过他特有的流畅明白‘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学语言表达出来，就远比严氏的严谨翻译，更益为人了解、喜爱和接受” ，《饮冰室诗话》不仅是梁启超诗学思想的体现，更是其文字魅力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