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传到欧洲后，欧洲孔子之称的思想家

欧洲孔子之称的思想家

海世博会上，山东省政府毅然决然将鲁菜更名为“孔府宴“，这就是一个创举。这一行动意味着山东省委、省政府让孔走向世界，请世界走进山东的决心。山东省在世博会开幕前夕，有省委书记姜异康和姜大明省长出席在全省十七个地市同时启动“观世博看山东”仪式，着实让整个世界为之一动。

实在憨厚的山东人号召全球游客观完世博会后，再来一次孔子文化之旅。今年一月山东旅游局长于冲就率领大队人马奔赴日韩举办“观世博、看山东”旅游招商活动，着实让“好客山东“在亚洲乃至世界火了一把。

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所以，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们在巴黎法国共同宣言：“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要回到二千五百年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由此可见，孔子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式巨大的，趁势博会期间，我们应该观世博、看山东、学孔子，真正让全球成为一个和谐世界。

孔子是东方的太阳，《论语》为亚洲的圣经。温故创新，乃是我们当下开创新世界的警言。看孔子学说体系虽然简略，但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极为深远，成为二千多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正统，被历代王朝奉为圣人，对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发展以重大影响。孔子学说在东方，尤其对日本、朝鲜、越南影响巨大，被推崇为东方文化的象征。

两千年来，孔子学说通过使节、传教士、留学生广泛传播到欧洲，在欧洲一些国家产生深刻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魁奈就因推崇中国而获得“欧洲孔子”之称。孔子学说的影响涉及各个层面，从政治制度逐渐深入到精神生活、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

孔子学说影响下的政治变革

公元四世纪百济学者王仁到日本，向应神天皇的太子菟道稚郎子等讲授《论语》，说明中国孔子学说自四世纪就开始传入与我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公元593年，日本开始步入由圣德太子任摄政的飞鸟时代，当时各大氏姓贵族各自均拥有自己的田庄和部民。这些贵族互相倾轧，恣意榨取，因此圣德太子面临着如何提高王权，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任务。制定法律和学习孔子学说就成了完成这个任务的一环。

孔子学说传入日本之后，六世纪陆续有百济的五经博士段杨尔等来到日本。圣德太子摄政时期，曾向传授中国儒家思想而来日本的博士觉哿学习，”他制定的冠位十二阶中，就采用了中国儒家的规范：德、仁、礼、信、义、智作为等级的标志。在宪法的十七条中，如第一条：“以和为贵”，第二条：“君则天之，臣则地之”。也反映了儒家学说的影响。

再从日本大化革新的过程来看，它的缘起就是受“周孔之礼”的影响。公元608年，日本来到中国的留学生有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僧晏等八人，他们在中国长达二、三十年之久，七世纪三、四十年代回日本后，在大化革新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大化革新前夕，策划此举的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是从南渊请安那里学习周公、孔子之学，《日本书记》卷24也写道：他们俩在“路上往返之间，并肩潜图”。显然，大化革新是在中国儒家思想影响下进行的。

公元645年，以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为首的改革派，发动宫廷政变，消灭苏我氏，夺取政权，拥立孝德天皇。大化革新政权建立后，任命了高向玄理、僧晏为“国博士”，起着顾问和参谋的作用。公元646年，在高向玄理等留学生的谋划下，凭藉政权力量，颁布革新诏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可见，新政权的施政、律令的制定等，也都是在中国儒家思想的强烈影响下进行的。诸如，在公布的诏书中，引用《汉书》及管子的话，决定在朝廷门前设钟、匮，以听取百姓的谏言和控诉。

公元八世纪，处于兴盛时期的唐朝，对日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日本朝廷派往中国的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成倍的增加。这些日本留学生大多数学成后返国效力，这就促使孔子学说进一步影响着日本。

例如，日本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他于公元716年随第七次遣唐使入唐，由四门助教赵玄默在鸿胪寺教授儒家经典，在唐学习达十七年之久，钻研儒家五经、三史、历学等各种实用之学，公元734年携带近二百卷书籍回国。返回日本后，初任大学助教，后又任东宫学士，为皇太子讲授《礼记》、《汉书》等，把盛唐的新学问介绍到日本，使日本进一步效仿唐制整顿礼节，从公元701年开始的祭孔，规模愈来愈大了，后来又追尊孔子为文宣王。日本统治者十分清楚，孔子提倡的“孝悌”是家庭、社会和谐的基础，公元757年敕语中强调孝为“百行之本”，“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令地方官推荐孝子，对不孝者要加以流放。”无论这些措施实施如何，至少说明日本统治阶级的施政是深受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

孔子思想的哪些内容符合欧洲启蒙思想家反封建的需要

孔子儒家思想启发了欧洲启蒙思想家,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狄德罗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艺术、智慧、政治、哲学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

伏尔泰认为儒家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入法国最早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

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所用的精神辩证法与中国儒家经典《大学》的辩证法相吻合；费尔巴哈汲取孔子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强调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并试图把这种道德推广到家庭、集团、社会、民族和国家中去.

孔子老子学说对于欧洲之影响

作为道家思想的开创者,老子凭借《道德经》为国人所熟知,其在《道德经》中所阐发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毫不夸张地说,老子所创立的道家思想与孔子的儒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让人称奇的是,自16世纪《道德经》传入西方后,老子及其思想也引起了西方人的关注和认同.

海外初识《道德经》

早在16世纪,老子的《道德经》就被译成西方文字,17世纪以后,借助西方的商船往返,顺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道德经》逐步由中国传入欧洲,西方人把《道德经》翻译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文字,老子思想逐渐传遍欧洲大陆.有趣的是,西方人最初把“道德经”3个字分别翻译为“道路”（the way）、“德性”（virtue）和“经典”（classic）3个词.

老子的《道德经》传入德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其影响力甚为深远.从1870年第一个德译本后,《道德经》的德文译本多达82种,研究老子思想的专著也高达700多种.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最初正是根据伏羲黄老的阴阳学说提出了二进制思想.当他第一次看到中国《河图洛书》拉丁文译本以后,惊呼“这是一个宇宙最高的奥秘”,连连称赞中国人太伟大了,当即给太极阴阳八卦起了一个西洋名字“辩证法”.由此可见以老子为代表的伏羲黄老学说,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之父.

莱布尼兹对辩证法的论述深刻地影响着伊曼努尔·康德,使康德成为著名的哲学家,成为辩证法的奠基人和阐发者.而黑格尔师承康德,把老子学说看成是真正的哲学,将老子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发挥得淋漓尽致,使其哲学逻辑合理,充满生气,理论新奇,论述动人.黑格尔研究每一个命题,都完全按照太极图的正（阳）反（阴）合（中）的三维形式,创立了三段式解读法.哲学家海德格尔更把老子的“道”视为人们思维得以推进的渊源.

老子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也给予西方学者以启迪,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的大师叔本华其精神源头中就有着老子的影子.德国哲人尼采在读完《道德经》之后,大加称赞,说老子思想“像一个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而托尔斯泰当年也曾说,自己良好精神状态的保持应当归功于阅读《道德经》.

但是由于当时欧洲的文化并不普及,加上印刷、出版技术的现实限制,使得老子思想基本局限于欧洲的学者和文人圈子里,广大民众对于老子及其思想仍然不甚了然.真正让整个欧洲民众认识老子、

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谈及孔子思想时，叹言道：“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

（1）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提倡“为政以德”，对伏尔泰等人政治思想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更与他所鼓吹的开明专制思想有很大的一致性。（能答出“孔子理论中的某些思想适合了启蒙思想中的反封建需要”，也同样给分）。
（2）原因：中国当时旧制度根深蒂固，新经济处于萌芽状态，思想专制强大，只萌发了早期的反封建思想。而西欧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也突飞猛进，旧制度的统治相对较弱，人们思想有较大的解放。（答出其它知识点也可）
（3）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学说博大精深，包罗万象；通过了解孔子，进而让世界了解中国，弘扬中华文化；孔子学说不仅在中国影响深渊，而且泽被周边，远播世界；传达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友好合作、平等交往的愿望。
（4）联系孔子所倡导 “仁”的观念、“中庸”之道、重德教化等人文关怀思想；结合在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与弊端，如技术进步与战争灾难、经济发展与道德沦丧等问题，说明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需要道德约束和教育等（本问为开放性设问，不必拘泥于本答案的表述）。
（1）注意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启蒙思想家宣传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与孔子为政以德的主张的一致性。
（2）结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哲学原理作答。
（3）从儒家思想对中国、对世界的深远影响作答，应从积极方面着手。
（4）结合孔子的政治主张、教育主张等与当今和谐世界的发展、建设的关系作答

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人对孔子的认识有何特点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风动一时，不仅为法国大革命之肇因，后来的“民主”、“理性”、“平等”、“人权”、“无神论”等理念亦发源于此。“在这场震撼西方的运动中，中国，至少是耶稣会士们看到的中国，有它的责任”，启蒙运动中的翘楚如伏尔泰、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的重要思想，很多都来自中国儒学，这一点恐怕很少有人注意到。

　　法国人知道中国及儒学，是从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传教开始的。

　　1600年，利玛窦进入北京，这是中西方交流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之后到1687年，共有一百六十多位耶稣会士到达中国，其中著名者有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等。他们的到来，给中国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宗教、科学知识，同时他们也在学习、吸收中国的文化。利玛窦传教伊始有一策略，因为他看到中国是以儒教立国，便以基督教义附会儒学，倡儒耶同质之说。张尔岐《蒿庵闲话》云：“玛窦初至广州……言我儒也。遂就馆延师读儒书，未一二年，四子、五经皆通大意。”

　　之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大都走此“融通阐发”（Accomodation）路线，精通儒家经典是必修功课。

　　1688年2月7日，法王路易十四特派的五名耶稣会士到达北京，中法文化交流开始进入一个长达三十年的黄金阶段。五人都是法兰西学士院中的硕学大德，除肩负传教任务外，另有重大使命。宰臣柯尔伯（Colbert）给他们说：“我希望，诸神父们利用这一机会，在传播福音之暇在当地进行种种观测，使我们能够完善多种科学与艺术。”当时康熙帝雅好西学，对这些传教士礼敬有加，他们得以全面参与中国社会生活，如张诚曾八次陪同康熙出巡蒙古，并且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中担任通译，他和徐日升提出的折衷方案最终为两国采纳；1709-1717年，白晋和后期到达的雷孝思、费隐等人，用近代科学仪器勘测绘制了二十七幅中国地图，在中国出版后，又于1730年在欧洲印刷，从此，中国在欧洲不再是一块“隐姓埋名的土地”。除此之外，教士们主要通过写信的方式，全面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如1712年殷弘绪写的信中，便详细记述了景德镇瓷器的生产步骤，1726-1727年，他在另外几封信中又专门介绍了中国发明的种痘方法以及用通草制作人造花果的技术。

　　许多传教士开始翻译介绍中国的历史、哲学。据统计，十七、十八世纪耶稣会士将大约七千种西学书籍带到了北京，与此同时在欧洲出版了与中国有关的作品七百二十三种，其中以法国为最多。儒学方面，1662年郭纳爵出版《中国科学提要》，是《论语》和《大学》的合译本；1672年，殷铎泽出版《中国政治道德科学》，是《中庸》的译本，十五年后他又出版《中国哲人孔子》；1711年，《中国六经》以拉丁文出版，这是《四书》的新译，外加《孝经》和《小学》，据信，莱布尼茨、沃尔夫等著名哲学家都曾受到此书的影响。沃尔夫有一次在哈雷大学演讲“中国的实践哲学”，认为中国人“靠着治国之术使这个国家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了所有别的国家”，结果引起旧派反对，被当局勒令在四十八小时内离开哈雷大学，否则立即绞死。此事遂成为德国学界的一大公案，是非争论长达二十余年，结果搞得沃尔夫名利双收，中国儒学名声大噪。

　　杜赫德的两部书使法国对中国文化的介绍达到高潮。他主持编撰了来自中国的“即时通讯”，以“有益而有趣的书简”之名发行。这些通讯发行前后历时七十四年之久（1702-1776），后来编辑成著名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1735年，杜赫德划时代巨著《中华帝国志》出版，旋即轰动欧洲，几年内法文本出版三次，英文本两次，还有俄译本和德译本。当时法国一门新的学问——“汉学”刚刚诞生。

　　耶稣会士描绘的关于中国光辉灿烂的图景在法国乃至欧洲都成为轰动一时的事物，十八世纪是一个“中国世纪”，在当时的法国，“中国比英格兰更受青睐”，“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十八世纪时欧洲大盛‘中国风’，他们不仅对儒教的理性思想予以理想化，而且中国的建筑风格、瓷器、家具和室内装潢亦风靡一时”。曾有一个时期，“（法国许多家庭）所有的壁炉上面都摆满了中国的瓷人。”即便现在，很多有文化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十八世纪的中国“镜像”中。

　　1747年，一位作家写道：“伏尔泰追随杜赫德，这几乎是他唯一可以追随的人，而且是没有比之更好的向导了。”伏尔泰服膺孔子学说，竟将耶稣画像改易为孔子像，晨夕礼拜，更做诗赞美云：

　　孔子，真理的解释者，

　　他使世人不惑，开发了人心，

　　他说圣人之道，绝不是预言者的那一套，

　　因此信仰他的人，本国外国都有。

　　“最有趣的，就是伏尔泰是一个‘全盘华化论者’”，对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他均赞美有加，“只有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爱的民族了”，“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来”，“对于中国，我们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模仿他们啊”。伏尔泰甚至叹息：“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像这样的言论在九十七卷《伏尔泰全集》中几乎俯拾皆是。伏尔泰反对基督教甚为激烈，他主张一种自然宗教，或说是哲学宗教，其中“没有迷信、没有荒诞传说，没有亵渎理性和自然的教条”。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成功的范例而得到伏尔泰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孔子学说同样痴迷的还有霍尔巴赫，此公以倡导坚决的唯物论而在哲学史上著名。日人五来欣造曾著有《霍尔巴赫与儒教》之论文，认为儒学对霍氏影响极深。他本是德国人，十二岁随父亲移居法国。父亲给他留下巨额资产，他在家里大开沙龙，狄德罗、爱尔维修、卢梭、格拉姆、达隆贝尔等群贤每周四、周日必至，作政治、哲学、文学方面的研讨。后来更联合出版《百科全书》，形成“百科全书派”。“霍尔巴赫沙龙”是启蒙运动的大本营、革命思想的策源地。

　　霍氏亦主张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道德，且比伏尔泰更为坚决。在被誉为“唯物论的圣经”、“法兰西革命原理第一指导书”的《自然的体系》中，他教人们“对于理性放出勇气与尊敬心”来。既倡导理性、唯物而反对神学，便有道德无处建立之问题，于是霍氏主张“理性宗教”，这一主张在本质上特别接近儒学，故霍氏亦多引孔子言论作后援。

　　在《社会的体系》中，霍氏主张“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因为“中国可算是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在此广土里面，道德成为一切合理人们唯一的宗教，因之道德科学之进一步的研究，遂成为获得职位或立身致仕的唯一法门”。

　　相比较而言，狄德罗稍为温和一些，在编撰的《百科全书字典》中，他认为中国文化在各民族之上，更赞叹孔子的儒教只需以“理性”便可以治国平天下，暗中讽刺基督教的“神道设教”。

　　赖克韦恩曾经说过，“孔子成了他们（启蒙者）的守护神”。遥想二百多年前的法兰西诸贤，意兴遄飞，英姿勃发，欲以一己“理性”之力，撼动基督教一千多年的传统教义，反抗实力强大的贵族专制政府的压迫，而扫除历史阴霾，摆脱因循桎梏，开出人类历史文化一番新境界来，如果没有强力后盾，几不啻于蚍蜉撼大树、螳臂挡巨车。这些“异端”在中国儒学那里找到了“正统”力量的部分支持，“孔子”成为他们敢于反抗的守护神，儒学成为启发他们理性思想的源泉。故有识者云，他们是“借孔子的名义，来办他们的革命”。

　　儒学在经济学方面也有深刻影响。法国学者魁奈，马克思称之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始祖”，他创立的“重农学派”名重一时，他另有一绰号为“欧洲的孔子”，因为他对孔子儒学的崇拜之情丝毫不亚于伏尔泰。魁奈创立的“经济表”，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三大发明，有学者认为完全继承自孔子。魁奈认为希腊哲学不如中国远甚，一部《论语》即可打倒希腊七贤。因为他是路易十五情妇家的医生，故有机会在朝堂宣传他的学说。游说之下，1756年，竟使法王仿照中国皇帝，举行耕田典礼。

　　魁奈之所以崇奉儒学，是因为中国儒家倡导的经济政策恰好符合他的理论：一是自然法，这一概念非常类似于儒家的“道”，即尊重自然秩序，中国皇帝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也必须遵守此自然法（道），所以魁奈称中国政治为“合法的专制”；二是重视农业，因魁奈认为只有农业才是国家财富的源泉，而欧洲国家还不能如中国那样认识到农业的价值。魁奈更认为中国之自然科学不如人文科学发达，中国人更多尊重与人类生活幸福有关的学问，其结果造成人文科学成为社会的显学，自然科学则停滞不前，欧洲恰好相反，故建议欧洲应效法中国人文科学之发达，以求自然、人文科学平衡发展。二百多年后，我们重读魁奈的这一番议论，可能会有些耳热脸红的感觉吧。

　　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特质，在于塑造人类“理性”的权威。法国大革命时期，曾有一口号广为流传：“在今日以前，一切都受宗教的管辖；今日以后，却是理性管辖的时代了。”革命领袖阿贝尔曾演出一场闹剧，他和党徒几百人在圣母院大礼拜堂举行一仪式，将一女优装扮成女神状而伙其众罗拜之，且拜且曰“敬礼理性女神”。故“尊重理性”也是大革命的口号之一。

　　此种理性精神之来源，学者说法不一，一说来自希腊，一说起源于中国儒学。朱谦之在《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认为：“到了启明时代，这种希腊的精神影响，已为中国的文化所替代了，中国成为十八世纪精神文化的诞生地，其力量之大，实远过希腊。希腊不过欧洲本土的产物，中国则为外来的生力军，影响所及，使欧洲文化为之划一新时代。”他认为，“理性的观念，可以肯定地说，有些是从中国来的”。

　　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中提及，法国学者朗松专门研究了“大革命”时期思想观念的转变情况，认为在六个方面有明显的转向，其中第二“良心是自主的，信条是独立的”，似明显来自儒学。但顾氏以为其他五项，如“不向权威和偏见让步”，“善良和快乐是一致的”，“善非本有，而是文化和文明的产物”等，“每一种最终达到的地步是与《论语》中的和真正早期的儒学之间具有不同寻常的相似性”。而且不要忘了，当时正是儒学强势输入法国思想界的时期。

　　另外顾立雅还考察了“平等”、“民主”观念的来源，也都和儒学脱不了干系。所以他的结论便是：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儒学的传入在法国导致了一种“精神的革命”，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这种相似还不是肤浅、表面、巧合性的，“这种精神革命使得整个西方世界逐渐地再次朝向了东方，走向了民主。不用说，儒学的新知识只是这场革命所依靠的许多因素中的一项”。

　　“中国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原动力之一”这一结论如果已经让人感到意外，顾立雅另一论断是否会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孔子哲学对美国民主思想之发展的影响，主要地并且只可能是通过这种法国影响而表现出来的。”富兰克林1767年到达法国，与魁奈过从甚密，彼时魁奈《中国的专制政治》初版，富兰克林即进行过深入研究。另外，也有“明显的可能”证明，“杰弗逊的治国思想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例如民主国家普遍实行的“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及其“根据人的才能而非名望来挑选官员”的原理，其根源就是中国的科举制度。

　　孔子及其儒学，难道真的在家乡父老毫不知情的情形下飘洋过海，在异国他乡参与了人类“民主”、“理性”、“平等”等观念的制造过程？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思想影响不能简单地被量化处理，特别是当一种思想被置换为实践行动时，还必须考虑一些外衍意义上的社会因素，例如文化传统、经济体系、权力结构等等。尽管如此，顾立雅、朱谦之在儒学和西方启蒙思想之间的相似性上寻找立论的依据，还是能够说得通的。

欧洲掀起“中国热”在什么时期

　　18世纪的欧洲，被称为“理性”的时代，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们要用理性的权威代替对上帝的崇拜，他们发扬反神学的精神，反对传统的旧宗教文化。正在这时，在华传教士们把中国的儒家学说介绍到了欧洲。利马窦等人本想依据儒学经典说明中国的孔子学说与基督教教义是一致的；而其反对者龙华民等人严厉指责利马窦等人竟然把儒学中实际是指自然的“天”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并一再论证孔子哲学是无神论。罗马教会则干脆把中国的儒学宣布为“异端邪说”。当时正是这种“异端”的儒学受到了欧洲进步人士，如著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等人的热烈欢迎，并且成为他们反对神学、攻击教会的精神武器。

　　在中国的《孟子》中有关于“人之初，性本善”的论述，这与基督教声称人是生来就带有原罪的，只有信奉基督教才能得以解救的教义大相径庭。人性本善说传到欧洲后，很受启蒙思想家的青睐，因为只有人性本善，世界才能和谐，才能追求美好的理想社会。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42年一篇题为“中国文明”的演讲中曾说：“十七世纪中叶耶稣会教友，群将中国经籍译成西文，中国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学乃得输入欧洲。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吾人对于社会进步之理想，唯有依赖人性本善之学说，方有实现之望，而此种信心，吾人固曾自中国获得也。”

　　关于中国的宋明理学，在传教士罗明坚的《天主圣教实录》和利马窦的《天主实义》中都是作为唯物主义流毒加以批判的，在龙华民等人的著作中更是将其论证为无神论。罗马教会当然把宋明理学也视为“异端邪说”。于是，作为“异端”的朱子学说，也如孔子学说那样，受到了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重视和欢迎，同样成为宣扬无神论新潮的精神武器。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中，亲自撰写了“中国哲学”条目，是一篇讲述从春秋战国到明朝末年的中国哲学简史的释文，其中就有对于宋明理学的介绍。

　　传教士们译介中国经典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可以想象，欧洲的读者们更是难以读懂这些译著，他们分不清楚孔子、孟子和朱子，就把这些学说都一股脑儿称为“孔子学说”或“中国哲学”。经传教士们的报道和宣染，在欧洲人眼里，孔孟之道是一种先进的思想，中国是一个令人想往的“理想国度”，孔子更是一位受人崇敬的思想领袖。在欧洲学者中掀起了“中国热”和“孔子热”，以谈论中国、谈论孔子为时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贵，君为轻”等格言在欧洲广为流传。一位哲人波维尔在1769年写道：“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可能变成什么样子提供一幅迷人的景象。到北京去！瞻仰世上最伟大的人，他是上天真正完美的形象。” 在法国的流行歌曲中有过这样的歌词：“中国是一块可爱的地方，它一定会使你喜欢。”

　　传教士们还把中国的科举制度介绍到欧洲，例如，在曾德昭所著的《大中国志》中，就专有一章非常详细和生动地叙述了中国的考试制度，使欧洲人耳目一新。在欧洲，政府官职一般是世袭的，而中国用每年举行一次考试的办法来遴选官员，而且任何平民百姓都可以报考，这样的先进制度怎能不受到伏尔泰等人的绝口称赞呢！据说，后来在法国和英国曾模仿中国的科举制度来挑选文职官员。

　　在德国的启蒙运动史中曾发生过著名的沃尔夫事件。沃尔夫原是数学家，非常崇敬莱布尼茨，后来研究哲学，也十分热衷于中国文化。沃尔夫作过两次关于中国的著名演讲，他对中国和孔子的大力赞扬收到了极为轰动的效果，吸引了成千名学生来听讲。然而他却遭到了一位神学教授的控告：因为北京政府是无神论者，沃尔夫夸赞北京的哲学，所以沃尔夫就是无神论者。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听说沃尔夫不信神，而且他所宣扬的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学说可能不容许政府处罚逃役者，于是在1723年公然宣布：沃尔夫反对圣经，不准在普鲁士继续教学；并且，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离开国境，否则处以死罪。沃尔夫受到如此严重之迫害，引起全欧洲学界的震惊，然而这使他获得了更多人的爱戴，声望日益提高，成为德国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莱布尼茨作为一位科学家、“自然神论”者，在许多哲学家们看来，已经接近无神论了。因为“自然神论”虽然肯定上帝是世界的最初原因，但上帝做了“第一推动”之后，世界万物就按其本身的规律而运动变化，不再受上帝的干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然神论”是在当时条件下摆脱神学而宣扬唯物主义的一种方便途径，并可把它看作唯物主义的一种形式。虽然莱布尼茨竭力主张新教和旧教的联合，以实现宗教的大统一，但他平时并不重视宗教，从来不进教堂，以至获得了一个出名的绰号：Lövenix，即什么都不信的人。既然他什么都不信，当然也不信神，所以他就是一个不信神的人，而他又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赞扬中国，莱布尼茨因之列入了欧洲启蒙思想家的阵营。

　　根据传教士们关于儒教无神论和中国状况的一再宣传和报道，法国哲学家培尔（1647―1706）说：“不仅仅一个无神论的社会是可能的，而且它已经存在了。这个社会在哪里呢？当然是在中国，确实无误。” 传教士们发现了无神论的中国，同时又是一个美好的国度，意味着基督教并不重要。所以，中国的存在就是对传统的基督教义的一个致命打击！

　　以上这一段历史，诚如研究西方汉学的我国学者阎宗临所说：“当一国的知识或思想被介绍到另一个国家时，时常变成一种批判的工具，耶稣会介绍中国文化到欧洲，亦不例外。18世纪的思想家利用他们的方献反转来攻击教会，这是当时耶稣会所想不到的。”

孔子是欧洲人还是非洲人？

孔子是中国人,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昌平乡阙里（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

欧洲人眼中的孔子，如果有人问，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哪些思想家通过他们的存在、人格和学说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最大？他的脑海里便会出现许多名字：先知以赛亚和耶利来，伟人亚伯拉罕和摩西，伟大的希腊哲学家毕达格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老子和孔子，伟大的宗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琐罗亚斯德、耶稣和穆罕默德以及依玛努埃尔•康德等。伟大的哲学家卡尔•亚斯佩尔斯在其著作《伟人》中，将这些伟大的人物压缩为四人，即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子和耶稣。事实上，没有哪一位伟人在个人气质以及对历史影响的久远方面能与上述四位伟人相比。

柏拉图与孔子是古代欧洲与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两颗耀眼的明星,孔子周游列国宣传其“仁”，“礼”、“中庸”

1楼真是极品。

A不对，因为柏拉图可不是生活在社会转型期，他生活在雅典的黄金时6代，奴隶制文明的巅峰时期，哪是什么社会转型！同理，b错，柏拉图代表的不是没落的奴隶主，而是巅峰时期的奴隶主。c貌似对，但是考虑到孔子所谓投身于教育是无奈之举，因为他周游列国没有一个君主听他的话，只有回家教书。至于柏拉图，他创办的学园更不是搞教育的，而是搞研究的，这是有区别的，就像学校与研究所的区别一样，大学校是教书育人的，研究所是搞高端学问的，已超越了教育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