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的历史背景,焚书坑儒产生了怎样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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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焚书坑儒”的历史背景
根本原因在于： 秦始皇吞并六国后，需要全国一个声音以维护国家的统一。 这与汉以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一个道理，都是大革“文化之命”。只不过一个是硬暴力、一个是软暴力罢了。 所谓的“焚书坑儒”，据考证，在史记上记载的只是“焚《诗》《书》，坑术士”，后在伪《古文尚书》（宋时开始有怀疑，至清时方确定为伪书）的序中被误传为“焚书坑儒”。 “焚《诗》《书》，坑术士”是两件事。 先是“焚《诗》《书》”。其背景是当时秦奉行的是法家的治国理念，可当时国家却是初统，春秋战国时形成的众多学说仍在百家争鸣，时常非议朝政。其直接的导火线则是主张“复古、师古”的儒家学者大谈“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引起法家不满，认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这得到秦始皇认可，于是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以及私藏的《诗经》、《尚书》。 “坑术士”是第二年的事儿了。当时秦始皇为了长生不老，养了很多术士，并给予极高的待遇。可吹牛骗人总是不能长久啊，眼看就到了交“仙丹”的时候了，带头的几个术士就先跑了。跑你就跑吧，可他们临跑前还召开了一个技术研讨会，最后得出一个“因为秦始皇暴戾无德，所以才炼不出仙丹”的结论！因此秦始皇暴怒，下令彻查，看看都是谁在谤毁他的名声，最后将牵连到的460多个术士（其中可能也有不满秦始皇“焚《诗》《书》”的儒生）全部坑杀！
二、急求“焚书坑儒”的历史背景要跟百家讲坛一样全面的大家帮帮忙谢
你好！政治上：秦朝大一统，实行郡县制，儒生引经据典，抨击时政，为了政权巩固需统一文化。
文化上：流派纷呈我的回答你还满意吗~~
三、什么是焚书坑儒
答：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从公元前213年开始的焚毁书籍、活埋儒士方士的事件，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制思想文化而采取的措施。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关系发生的激烈变动，学术界呈现出一种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至战国末年，诸国由分裂归于统一;与之相应，思想文化也出现了力求兼收并蓄、冶熔各家学说于一炉的趋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运用封建国家的权力，强制推行思想文化的统制政策。焚书坑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一位朝廷的高官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儒生”（读书人）以古非今，以私学诽镑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称赞过去的而议论现在政策的灭族。那时，民间只允许留下关于医药、占卜和种植的书。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而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为了进一步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见解，在当时秦首都咸阳将四百六十余名儒生和方士坑杀，史称“坑儒”。
四、康有为的“教皇梦”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1891年初，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
在草堂存在的七年（1891-1897）时间里，康有为打造出了一支名曰“康党”（这是一个康、梁也认可的称呼）的草堂弟子兵。
这是康数十年政治生涯里最重要的资本。
草堂执教期间，康有为还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政治著作《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
此两书与同时代经学家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之间，存在着“抄袭”或“借鉴”关系，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
这两部著作，也是康有为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自此，康走上了一条谋求创立孔教、自为教皇的歧路。
图：康有为
狭隘视野里的无知与狂妄
康有为早年并不是孔子的信徒。
作为一个“天命观”极强的人，康终生坚信，自己的生命上依附着某种神秘而伟大的天意。
60岁那年，他曾写诗自承：“吾生信天命，自得大无畏”，不无得意地回溯自己出生时的异兆：“大火赤流星，子夜吾生始”。
据康自述，这种极度自负的“天命观”，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
19岁师那年，他在岭南人朱次琦处求学，作了一篇离题文章，受到老师的婉言批评和鼓励性表彰，即放言“自此知道著书不算难事，自己和古先贤水准相去不远”（本文部分引文做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这种自负，让康有为对孔子不屑一顾。
1917年，康回顾早年心境，如此坦承：“我年轻时想要自成一派，立足于孔子之外，每日里阅读孔子著作，吹毛求疵，对其进行攻击。
”
圣人梦做到飞魔入心，康有为遁入家乡西樵山的寺观之中寻求出路，继续在静坐狂思之中走火入魔。
康日后回忆：“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
这种“自以为圣人”，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奇怪的“社会责任感”。
如康在《自编年谱》中所言：
“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
认为自己的“聪明才力”乃天意所赐、天意赋予了自己经营天下拯救万民使命的青年康有为，撰有《教学通义》一书。
在书中，康感叹朝野内外没有人才，导致国势日趋颓丧；而之所以没有人才，问题出在“教学”上——与同时代同样主张改革教育的郭嵩焘、容闳等人不同，康所谓的“教学”有问题，指的是中国的教育“不师古也”、“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也”，而非指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与近代文明体系接轨。
在康看来，“古”的终极源头是周公之学。
周公旦是集黄帝以来“教学”之大成者（盖黄帝相传之制，至周公而极其美备，制度、典章集大成而范天下，人士循之，道法俱举。
），“周公之制”是最完美的东西。
青年康有为提出的救亡路径是：
欲挽救危亡，须改革教育；要改革教育，须抛弃孔子的“六经”、直接溯古学习“周公之制”，因为“六经”只是“周公之制”中一个非核心的小组成部分，乃“先王一官之守破坏之余”，沉迷孔子之学乃是误入歧途。
显然，这是一个视野狭隘的青年，因为无知与叛逆而生成的一种常见的狂妄。
图：万木草堂
欲以孔教对抗耶教
尊崇周公、贬低孔子的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期间写出《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二书，突然转变成了孔子的忠实拥趸。
按康自己的说法，前者“先辟伪经，以著孔子之真面目”；后者“次明孔子之改制，以见生民未有”——创作《新学伪经考》的目的，是为“还原”孔子的真面目；继撰《孔子改制考》的目的，在于阐明孔子乃是“改制”的先锋。
简言之，在康看来，以往众人对孔子的理解与阐释全是错的，只有自己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才符合孔子学说的真意。
1891年，在给好友朱一新的一封书札中，康详细阐述了自己思想上的这种转变的理由。
康在信中说：
“我昔日以治国救民为志，今知其必不见用（指第一次上书皇帝失败），而心中热情不能沮灭，又不喜好佛学，……所以关起门来专心阐发孔子之学，以求使其传播四洲，行之万世。
”
“……有人说孔子之道至大至中，不必担心传播。
我认为不是这样。
一种学术能不能传播开来，关键在于‘力’。
…… 如今地球四洲，除亚洲有孔子与佛回外，其余皆为耶教所灭。
假使我国器艺早精，轮船铁路能驰骋于域外，则早就使欧、墨、非、奥服从孔学了。
耶教浅妄，岂能诱之？我国既不能早精器艺，坐今彼诱之而坐大，此乃我们自己不宣扬孔教的失策。
”
“……（耶教进入中国数百年而未能兴盛）原因在于信奉耶教之国未灭亚洲罢了。
若政权更替，这些信奉耶教之国绝非金、元等无教政权可比，必将以其耶教取代我之孔教。
……必将毁我之学宫，改为他们的礼拜堂，必将用《新约》取代儒家经典，从之者以科举相诱，不从者则施以杀戮，此亦非秦始皇之焚书坑儒可比。
……我每每想到此处，半夜披衣而起，无不悲伤流涕不能自已。
”
这种与耶教文明全面对抗的心态，成了康有为致力于将儒学改造成孔教最直接的动力：
“自京师挫败而归后，我摒绝杂书，日夜研究孔子之学，终于得出非常异义，明白孔子才是创立儒教的圣人。
孔子的学说，立人伦，创井田，发三统，明文质，道尧舜，演阴阳，精微深博，无所不包。
我现在将这一点阐明出来，可以使孔子之道不必依赖国力也可以广泛流传，只要尽力诠释、努力宣传，孔子之道终有混一全球的一天。
不谦虚地说，对孔子之道的这种见解，二千年来我是第一个（原文：二千年来无人见及此者）。
有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再辅以礼学、字学……凭着这些经典著作去海外宣扬孔教，我深信其肯定可行。
”
康将儒学改造为宗教的努力，得到了万木草堂弟子的认可与支持。
弟子称颂乃师的教育成就：
“此乃中国之所寡见，从古教主之迹乃见之，不可以寻常教育家论也。
”
梁启超在《支那教改革问题》演讲中，曾如此总结康的政治哲学：
“关于支那者，以宗教革命为第一著手；关于世界者，以宗教统合为第一著手。
”
所谓“宗教革命”，即“发明孔子之真教旨”，将儒学改造成孔教。
所谓“宗教统合”，即以孔教对抗耶教，来取得“东方远古文明”对抗“西方近代文明”的胜利。
康曾极其乐观地预见：在自己的努力下，孔教终将战胜耶教，混一世界。
图：孔子改制考
“教皇”梦
万木草堂内的讲学，是康有为“孔教救中国”路径的起始。
从这里起步，历经维新、立宪、革命，直至民国，康有为的政治态度屡有变迁，但在“惟孔教才能救中国”这一点，康始终未曾放弃。
1894年、1897年，康曾两次前往桂林讲学。
广西是外国教士比较活跃的地区，这给了康很大的刺激。
为抵制这种“以夷变夏”，第二次讲学期间，康在桂林成立了一个“以尊孔教救中国为宗旨”的学会——“圣学会”。
学会得到了广西地方官绅的鼎力支持。
捐款资助的官绅颇多，广西按察使亲自出面主持，并起草了圣学会章程序文。
康起草了《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及《圣学会章程》两个重要文件，其中痛陈：广西自梧州通商以来，“教士猬集，皆独尊耶稣之故；而吾乃不知独尊孔子以广圣教”，故此特设“圣学会”，以求“广大孔子之教”。
“圣学会”的成功，给了康有为极大的信心，使他在戊戌年敢于推动“尊孔教为国教”。
在康看来，广西的士绅们如此热心于“圣学会”，那么推而广之，去京城鼓吹“尊孔教为国教”，也应该可行。
在《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中，康有为告诉光绪皇帝，自己以前进呈的《日本明治变法考》、《俄大彼得变政致强考》等著作，“只言治术，未及教旨，未足以上酬圣意也”——那些著作所讨论的，只是一种制度层面的“治术”，而没有触及更根本的“教旨”。
康告诉皇帝，自己的维新思想，核心在于“尊孔”：
“ 今并将臣所著《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董子春秋学》进呈，……窃惟孔子之圣，光并日月；孔子之经，流亘江河……”
康还告诉皇帝，西方人经常嘲笑中国的“多神之俗”，视之为野蛮行为。
在这个世界上，一神教是进步的，多神教是落后的；中国也应该变成一个一神教的国家；而要变成一神教国家，首先应该把民间信仰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神都当作“淫祀”废除，然后再把儒学改造成孔教，以孔子作为大教主，推行信仰崇拜。
为何选择孔子呢？康对皇帝解释说：
“中国本有一个现成的教主，那就是孔丘。
西方各宗教的教主，都是靠迷信起家而成为教主；孔丘不以迷信起家，只靠他所作的六经，来得到人们的信仰，这才是真正的教主。
人类世界的文化日益进步，靠迷信起家的教主已不适宜为文明世界的教主；只有不以迷信起家的孔丘，才是文明世界真正的教主。
”（此段总结，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简言之，康给光绪皇帝画了一个大饼：孔教不但可以救中国，还能“混一地球”，统治世界。
可是，孔子已死了两千余年，谁来做现实世界的“孔教教皇”呢？
康向皇帝建议：
“自京师城野省府县乡，皆独立孔子庙。
……所在乡市，皆立孔教会，公举士人通六经四书者为讲生。
……讲生兼为奉祀生，掌圣庙之祭祀洒扫。
乡千百人必一庙，每庙一生，多者听之。
一司数十乡，公举讲师若干，自讲生选焉。
一县公举大讲师若干，由讲师选焉。
……一府一省，递公举而益高尊，府位曰宗师，省曰大宗师。
……合各省大宗师公举祭酒老师，耆硕明德，为全国教会之长，朝命即以为教部尚书，或曰大长可也。
”
这是一套自地方到中央、与现行世俗政权完全平行的新神权体系。
自地方到中央，依次是：讲生（乡市）→讲师（司）→大讲师（县）→宗师（府）→大宗师（省）→祭酒（中央）。
在这套孔教组织架构设计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1）各级教会的领袖，均由下级教会选举产生；作为孔教的全国最高领袖祭酒，也须由各省教会选举产生。
这意味着各级世俗政权不能干涉教会的运作。
（2）皇帝可以加命祭酒为教部尚书，此为世俗行政官制。
但教会选举什么人为祭酒，皇帝就必须任命什么人为教部尚书。
这意味着皇帝的治权也不能干预教会的教权。
如此，不妨推想，假如光绪皇帝批准了康的这道奏折，第一任孔教教皇会是谁呢？
事实上，康自己在同一封奏折中已提供了答案。
他如此向皇帝强调：
“（后世学者无知）遂令中国诞育大教主（孔子）而失之，岂不痛哉！臣今所编撰，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
”
康告诉皇帝，自己是第一个阐发孔子乃“孔教教主”这一惊世发现之人，此前历代知识分子皆未及此。
如此，教主之位，除了康本人，自无第二人选。
这种“教皇梦”，在康党内部并非秘密。
戊戌前夕，章太炎应汪康年之邀，进入康党弟子云集的时务报馆担任主笔。
章后来如此描述馆内康党情形：
“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
此病狂语，不值一笑。
”
当康在戊戌年进入庙堂，成为改革旗手，欲将自己的“病狂语”付诸实践，时代恐怕就笑不出来了。
（参考资料：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茅海建，《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华书局；《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龚郭清，《近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构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