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景元四年（263年）五月，执掌曹魏政权的司马昭派钟会、邓艾、诸葛绪等兵分五路进攻蜀汉。同年十一月，蜀汉后主刘禅向邓艾投降，蜀汉灭亡。

话说三国鼎立，基本格局是吴蜀联合抗魏，蜀汉既灭，东吴唇亡齿寒。此时，魏国本可以趁战胜之威，顺势进攻东吴。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直到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才由西晋发动灭吴之战，次年（280年）三月，孙晧向王濬投降，吴灭，三国统一才算完成。此时距离蜀灭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八年。

司马氏在灭蜀之后为何迟迟不进攻东吴？倒不是司马氏没有灭吴之意。在伐蜀之前，司马昭就曾说：“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在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但是，司马昭没有实现灭蜀三年后伐吴的计划，而是拖到了十八年后。这是为什么呢？

一、灭蜀的进度超出预想，司马氏尚未做好灭吴的准备

司马昭派钟会、邓艾等伐蜀，前后仅用六个月的时间，蜀汉就灭亡了。蜀汉灭亡的速度之快，远超司马昭的想象。实际上司马昭没有做好蜀汉迅速灭亡后立即伐吴的准备。

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来。

第一，魏（晋）缺乏足够的战船来装备水军。伐吴需要大量造船以装备水军，司马昭也说伐吴要“水陆并进”。但司马昭在世时从未实行过大规模的造船行动，直到晋武帝泰始八年（272年）王濬任益州刺史后，“乃作大船连舫”，才开始造船，着手伐吴的具体准备工作。

第二，荆、扬地区的军粮储备不足。据《晋书·羊祜传》，泰始五年（269年）羊祜任都督荆州诸军事时，“（羊）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后来羊祜在荆州分兵屯田，数年之后军粮危机才有所缓解。

第三，西晋建立后，中原地区频发自然灾害，客观上制约了伐吴大计。据史载，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青、徐、兖、豫四州大水”。泰始五年（269年），“青、徐、兖三州大水”。泰始七年（271年）五月，“雍、凉、秦三州饥”，同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河溢，流居人四千余家，杀三百余人，有诏振贷给棺”。泰始十年（274年），“夏，大蝗”。咸宁元年（275年），“大疫，洛阳死者以万数”。咸宁二年（276年），“春旱”，同年闰九月，“荆州五郡水，流四千余家”。咸宁三年（277年）六月，“益、梁八郡水，杀三百余人，没邸阁别仓”，同年九月，“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咸宁四年（278年）六月，“丁未，阴平、广武地震，甲子又震”，同年七月，“荆、扬郡国二十皆大水”等等。这些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严重影响西晋的农业生产和财政收支，进而影响军事后勤补给，使西晋不得不一再推迟伐吴的时间。

二、蜀灭之后发生邓艾、钟会之乱，蜀地局面不稳定

蜀汉后主刘禅投降后，魏军主将钟会野心膨胀，先是诬陷邓艾，继而发动叛乱，企图占据成都。钟会的反叛虽然失败，但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三国志·后主传》载：“（钟）会既死，蜀中众军钞略，死丧狼藉，数日乃安集。”

钟会之乱及其引发的后续动乱，表明司马氏控制的魏国政权无力稳定蜀中局面，对益州的接管和统治可以说是失败的。正因如此，许多人对魏灭蜀后能否有效统治蜀地持不看好或是迟疑观望的态度。

例如蜀汉负责南中事务的安南将军、建宁太守霍弋，在听说成都失守后没有马上投降，而是认为：“今道路隔塞，未详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与魏和，见遇以礼，即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万一危辱，吾将以死拒之。”霍弋的真正意图是要看看魏国能否在蜀中站稳脚跟，才决定是否投降。刘禅的安危，只是他考量的因素之一。

与霍弋的想法类似的，还有蜀汉巴东领军、巴东太守罗宪。罗宪知道刘禅已经投降的确切消息后，仍然“率所统临于都亭三日”。“都亭”即郡县所置的驿站、招待所，罗宪带兵屯驻驿站，显然是不打算马上投降的。后因东吴来袭，罗宪不得已才向魏国安东将军陈骞请降。

在接下来的数年里，蜀中地区政局动荡，兵乱、民变不绝于书。《华阳国志·大同志》载，泰始四年（268年），“故中军士王富，有罪逃匿，密结亡命刑徒，得数百人，自称诸葛都护，起临邛，转侵江原。”又载，泰始七年（271年），“汶山守兵吕臣等杀其督将以叛”。《资治通鉴·晋纪一》载，泰始八年（272年），“汶山白马胡侵掠诸种”。《晋书·五行志》载，泰始八年（272年），“益州刺史皇甫晏冒暑伐汶山胡，从事何旅固谏，不从。牙门张弘等因众之怨，诬晏谋逆，害之。”张弘叛乱时，“其众抄掠百姓”，直到王濬出任益州刺史数年后才渐次平定。

就是在王濬任益州刺史期间，也还是发生了咸宁三年（公元277年）犍为郡民陈瑞妖言聚众、咸宁四年（278年）汉中郡吏袭祚等谋杀太守姜宗以叛等恶性事件。

频发的动乱，反映蜀汉灭亡之后蜀地政治局面混乱、社会矛盾尖锐，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此前蜀汉对蜀地的统治是比较成功的，因此蜀汉政权一旦消失，各种问题就纷纷爆发出来。

为了稳定蜀中局面，司马氏也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是派出王濬、唐彬等精干得力的官员出镇蜀中。其次是将后主刘禅、蜀汉旧官、世家大族迁往洛阳，加强控制，防止这些人支持、参与动乱。三是大量起用益州本地士人，例如罗宪降晋后，晋武帝向其询问蜀地人才，罗宪推荐常忌、杜轸、陈寿等十余人，立即得到任用。四是对蜀地民众实行减税赋、免徭役等政策，以收揽人心。司马氏花了十多年时间，逐步将蜀中局面稳定下来，这才能着手准备伐吴之举。

三、司马昭突然病死，司马炎需要时间来巩固政权

按照司马昭原定的灭蜀三年后伐吴的计划，他本应于公元266年伐吴。但实际上，司马昭在魏咸熙二年（265年）八月就病死了，继位的司马炎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巩固自身地位，完成由魏入晋的禅代大业，然后才有精力考虑伐吴。

经过三代人的努力经营，司马氏在魏国的政治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司马氏迟早取代曹氏当皇帝也已经成为朝野共识。司马炎继位后，国内没有发生像“淮南三叛”那样的大规模反抗，权力交接非常顺利。

即使如此，新继位的司马炎在声望、能力、经验方面与父亲司马昭相比还是差了一截。因此，司马炎面临的首要任务，与司马昭不同，他首先得花费时间来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压制曹魏势力的反抗，才能接下父亲的担子，完成禅代，同时还要处理、安置好宗室和功臣，理顺统治集团内部利益关系。在此之后，司马炎才能够将精力转到对外的伐吴大计之上。

四、鲜卑、匈奴先后扰乱边疆，牵制了西晋君臣的注意力

汉末三国时期，匈奴、鲜卑、乌桓等北方游牧势力先后被袁绍、公孙瓒、曹操成功制服，不能入寇中原。到了三国末期，匈奴、鲜卑的实力又有所恢复，对新建立的西晋政权形成很大的威胁。

据《晋书》载，泰始六年（270年）六月，“秦州刺史胡烈击叛虏于万斛堆，力战，死之。”泰始七年（271年）正月，“匈奴帅刘猛叛出塞”，同年四月，“北地胡寇金城，凉州刺史牵弘讨之。群虏内叛，围弘于青山，弘军败，死之。”泰始九年（273年）七月，“鲜卑寇广宁，杀略五千人”。泰始十年（274年）八月，“凉州虏寇金城诸郡”。咸宁二年（276年）二月，“并州虏犯塞”。咸宁五年正月，“虏帅树机能攻陷凉州”。

在这些入寇的游牧势力中，威胁最大的是在凉州一带活动的鲜卑人秃发树机能。上述“叛虏”“北地胡”“凉州虏”都主要是指树机能。树机能的部队战斗力很强，晋军“比年屡败”，秦州刺史胡烈、凉州刺史牵弘、凉州刺史杨欣等纷纷战败而死，以至于晋武帝司马炎“每虑斯难，忘寝与食”。司马炎曾明确表示，“虽复吴蜀之寇，未尝至此”。

可见，此时西晋的对外军事行动主要是在西北边疆，暂时无力大举伐吴。直到司马炎先后派出贾充、卫瓘等重臣出镇边地，派名将马隆“击叛虏树机能，大破，斩之，凉州平”，迫使“鲜卑力微遣子来献”“匈奴都督拔弈虚帅部落归化”“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这才解除了西北部边疆的重大威胁。这时，司马炎这才能腾出足够的精力和兵力来大举伐吴。

五、西晋朝廷内耗严重，部分重臣反对伐吴

西晋朝廷党争非常严重。在伐吴问题上，张华、羊祜、杜预、王濬等人为一党，主张伐吴，贾充、荀勖、冯紞等人为一党，反对伐吴。两党针锋相对，相互诋毁，斗得不可开交。

据《晋书·贾充传》载，司空、尚书令贾充“本无南伐之谋，固谏不见用”，是反对派中地位最高、力度最大、态度最坚决者，即使是司马炎一再驳斥其观点，他也仍然固执己见。甚至在灭吴大军所向披靡，东吴灭亡在即的时刻，他还从前线上表，认为“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要求“召还诸军，以为后图”，甚至还针对张华，声称“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

侍中、中书监荀勖积极支持贾充的意见，“及王濬表请伐吴，（荀）勖与贾充固谏不可”。贾充在前线上表晋武帝时，荀勖也上表附和，坚决与贾充站在同一立场。

侍中、散骑常侍冯紞向来与贾充、荀勖关系密切，他也支持贾、荀二人，“初谋伐吴，（冯）紞与贾充、荀勖同共苦谏不可”。反对伐吴可谓不遗余力。

贾充、荀勖、冯紞为什么坚决反对伐吴？难道他们不知道晋国的综合实力完全压倒东吴，不知道东吴的灭亡是大势所趋吗？

显然不是。以他们的能力、阅历、政治经验，完全可以预计到如此明显的事实。其实，他们反对的不是伐吴本身，而是反对由张华、羊祜等人来完成伐吴大业。

据《晋书》载，出身世家大族的贾充、荀勖、冯紞非常敌视生于寒门庶族却得到晋武帝司马炎重用的张华。羊祜虽然同为世家大族出身，却因为和张华共同谋划伐吴，也遭到贾充等人的忌恨。这就是贾充为什么叫嚣要“腰斩张华”的原因。

贾充、荀勖、冯紞反对伐吴，真实目的是阻止张华和羊祜立下大功。正如杜预在上表晋武帝时所说，这些人之所以反对伐吴，是因为“计不出己，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按照贾充等人的计划，在除掉张华、羊祜之后，再换上他们的人来实现灭吴大业，那时候他们就会倒过来赞成伐吴了。

晋武帝司马炎虽然不同意贾充、荀勖、冯紞等人的观点，但他们都是朝廷重臣，影响力巨大，附和者众多。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力量，司马炎不得不谨慎行事，直到准备万全，有了绝对把握，才下诏大举伐吴。

六、东吴综合实力较强，仍有抵御晋军的能力

三国之中，虽然吴蜀常常并称，但总体而言，东吴的综合实力远强于蜀汉。

《三国志·后主传》载，蜀灭时，后主刘禅向邓艾投降，并奉上《士民簿》，清点蜀汉共有“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称此”。

《三国志·三嗣主传》注引《晋阳秋》载，吴灭之后，王濬清理东吴文件档案资料，统计东吴共有“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

一般认为，两汉魏晋时期世家大族为逃税避税，荫庇人口、瞒报漏报户籍人口的情况非常普遍，再加上统计技术、统计方法、统计口径等原因，关于户口的统计数字是很不准确的。但即便如此，政府台账资料上的户口数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因为政府统计的户口数，虽然不是其辖区内真实存在的人数，但却是其征收赋税、征发兵役徭役的直接依据，是财源、兵源的体现。

东吴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口二百三十万，蜀汉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说明东吴的财源、兵源基本上相当于蜀汉的两倍，不在同一数量级上。

另一方面，当时关于吏、兵人数的统计则是相对准确的。因为要发工资福利，涉及到财政开支，统计的难度相对人口普查要容易得多。虽然不排除存在“吃空饷”的现象，但两汉魏晋时期这一情况没有后世如明清时期那么严重，史书中记载的官方数字相对而言还是可靠的。

东吴有兵二十三万，同样是蜀汉兵十万二千的两倍以上。此外，东吴存储了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而蜀汉仅有米谷四十余万斛，东吴的军粮储备为蜀汉的七倍，表明东吴的部队规模、后勤补给能力均远强于蜀汉。

而且，事实也证明东吴的实力不仅仅是摆着看的。自赤壁之战以来，中原政权大举进攻东吴的战役前后有二十余次，结果不是损兵折将，就是无果而还。因此，晋国文武官员对攻打东吴存在一定的心理阴影，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贾充等人反对伐吴也不是毫无道理，晋武帝不得不有所顾忌。

实际上，在大举伐吴之前，晋军也一直在试探进攻东吴的可行性。这种试探有两次，但均告失败。

第一次，是在蜀汉灭亡的当年，即魏景元四年（263年），交阯郡吏吕兴杀交阯太守孙谞，向司马氏请降。蜀汉灭亡后，降晋的霍弋派将领杨稷、毛炅率一支偏师经由南中进入交阯，这明显是企图从后方包抄东吴，为伐吴作战略准备。吴主孙晧先是派交州刺史刘俊、前部督脩则攻交阯，被毛炅击败，后又增派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勖、督军徐存由建安海路，经合浦进击交阯。吴建衡三年（269年），虞汜、陶璜等攻破交阯，尽杀晋国所置将吏，清除了后方的战略威胁。

第二次，是在吴凤凰元年（272年）九月，吴西陵督步阐因受孙晧猜忌，据城降晋。西陵不同于交阯，是东吴设在长江上游的要塞，是进出三峡的门户，如果西陵真的落入晋军之手，那么晋国灭吴之战很可能会提前开始。正因为西陵的重要性，东吴大都督陆抗立即从江陵率大军围攻西陵城。步阐向屯驻襄阳的晋国都督荆州诸军事羊祜求援，羊祜采取了“围魏救赵”的策略，仅派荆州刺史杨肇以小支部队翻越荆山山脉救援西陵，同时以大军进攻江陵，企图迫使陆抗撤军。但陆抗不上这个当，他命江陵守将张咸坚守城池，自己则指挥主力部队击败杨肇，攻破西陵城，收复了这一战略要塞。

晋军两次试探性地与吴军交锋，均未占到便宜，可见东吴实力犹存，也不是那么容易打败的。这个时候，伐吴的时机还不够成熟。

直到数年之后，东吴名将陆抗、丁奉等人先后去世，孙晧的暴虐统治丧尽人心，连东吴宗室孙壹、孙秀也都纷纷降晋，东吴“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呈现出政治衰败、军备松弛的景象。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晋国一直在积蓄实力，布局谋划，已经完成了伐吴灭吴的全部准备。此时，晋武帝司马炎终于下定决心，发布诏书宣布伐吴。

晋灭吴之战，从司马炎下诏出师，到孙晧投降，前后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这一进度之快，甚至比灭蜀之战的六个月还要迅速，也超出了晋国君臣的预期。但实际上，为了这两个月，晋国上下足足准备了十八年之久。正是因为长期的处心积虑、准备充分，这才有晋军一鼓作气顺江而下、席卷东南势如破竹的煌煌壮举。这种谋定而后动、三思而后行的做事方法，值得后世借鉴学习。

参考文献

【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

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

熊剑平：《西晋灭东吴：准备与决心是获胜之本》，载《文史天地》2019年第4期。

崔敏：《“处心积虑”的统一之战——西晋灭吴迟缓之原因分析》，载《文史杂志》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