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53年的重要事件,发生在1953年的重要事件有哪些

第1页 :基本信息

书名：我所亲历的胡风案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作者：王文正 口述 沈国凡 采写

内容简介：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共和国第一个冤案，从1955年立案到1988年彻底平反，历经33年，涉及2100人（据官方统计），持续时间之长、涉案人员之广，震惊中外。

上海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一个重要据点。1955年任上海“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审讯员的王文正亲历此案，在书中详细披露了“胡风反党集团”（后称“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由来，公安机关清查胡风案件的政策界限，“胡风分子”涉案并被批捕、审查的过程，以及“胡案”一波三折的平反过程。

60年过去了，胡风及胡风事件仍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

作者简介：

王文正，曾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庭长兼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办公室负责人。1955年任上海“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审讯员。1980年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1982年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曾与著名纪实文学作家沈国凡合作，口述长篇纪实《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等。

沈国凡，著名纪实文学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周恩来养女孙维世》。多部传记作品获“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全国优秀电视剧奖、“中国脊梁”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在海内外报刊发表文学作品300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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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正文：

序章 揭开新中国第一件大冤案的沉重铁盖

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偶遇等待中央平反消息的胡风、梅志夫妇

1980年9月29日，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并任命我为特别法庭审判员，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

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以下简称“二招”）里，我们参加“两案”审判的工作人员和参加国务院有关会议的人员在一个大厅里吃饭，每桌十人，四菜一汤，每月四十五元伙食费。当时与我们一同住在国务院“二招”的，还有新成立的司法部机关和国务院人事部等部门的机关干部，以及全国各地来京办理各种公务的人员，他们在另外一个大厅里吃饭。

北京的天气还有些热，因此每次吃饭的时候我都去得比较晚，为的是避开高峰期。

有一天早晨，我在外面活动了一下之后，就独自朝饭厅走去。这时，我看见前面的路上，有一对老人相互搀扶着，步子迈得很缓慢。

第2页 :第一章 内部秘密调动

在我的印象中，进出于国务院“二招”的人，大都是一些精力充沛的中央机关和各省市党政部门的干部，很少有这样步履蹒跚的老人。

我好奇地走上前去。

两位老人没有发现我，他们仍然慢慢地朝饭厅方向走去。

可是，我却一下子惊住了。

个子较高的老头微微有点发胖，头上有些秃顶，脸上的表情显得木讷、呆板。他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搭在老太太的肩头。老太太面目清秀，身材修长，看起来比老头的精神要好一些，她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扶着老头朝前走。

我心中不停地问着自己：难道真是他们？

两位老人在另一个饭厅里吃饭。

只见那个饭厅里挤满了人，我看见老太太已将老头安排在一张桌子前坐下，自己便到前面排队取饭去了。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将早饭端来放在桌子上，与老头一起坐下来吃饭。

“不错，这一对老人正是胡风和他的夫人梅志！”我终于确定了这两位老人的身份，差一点惊叫起来。

这一对长期被关押、监管的苦命夫妇，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即将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的时候，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那时，遍于全国的各种冤假错案正在进行纠正，莫非中央对建国初期定下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有什么新的政策？

由于胡风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主要活动在上海，其“集团”的骨干也大都集中在这里，因此公安部认为上海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最重要的“据点”，必须进行重点清查。1955年到1956年这两年时间里，我被抽调到上海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胡风专案”）工作，主要是配合公安部审讯、调查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政治历史问题。

在参加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预审之前，我曾担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兼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办公室负责人。一种职业的敏感使我一阵兴奋，此时此刻胡风能从关押他的秦城监狱出来，住进了国务院“二招”，这说明中央对胡风案件有了新的认识，这件建国初期曾轰动海内外的“反革命集团”案，也到了应该实事求是给以纠正的时候了！

从此，每隔几天我都会早早地吃完饭，跑到另一个饭厅里去看一看这一对劫后余生的老人。

我的心情沉痛而不安。

后来听人说，胡风住在“二招”，是在等待中央给他们解决问题。

他们的案子是当年“钦定”的“铁案”，能够得到公正的解决吗？

我不免为他们感到担心，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沉冤千年的错案不在少数…………

胡风案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大冤案，但关于案件的一些说法，存在很多失实的地方

10月，我投入了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工作是严肃、繁忙而紧张的。

有一天，审判江青结束后回到国务院“二招”，刚进屋机要员就送来了一份文件。这是中共中央于1980年9月29日发出的76号文件，上面的标题是《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

我作为当年这个案件的一名办案人员，周身的热血一下子沸腾起来。

《通知》中写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

《通知》中还写道：“造成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件错案的责任在中央。”

看完文件后，我不觉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尽管这个通知迟来了25年，尽管通知中还有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这件建国以来的第一件大冤案，终于揭开了它沉重的铁盖，让尘封已久的历史见到了光明。胡风及其所有受到这个冤案迫害和株连的人，重新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

历史在经过了痛苦的反思之后，终于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

据我当年参加“胡风专案”所知，1955年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一共触及了2100余人，其中被捕的92人，被隔离审查的62人，被停职反省的73人。

在这些人员中，被正式定为“胡风分子”的78人，其中定为骨干分子的23人。在这78名“胡风分子”中，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61人。在被逮捕关押的92人中，于1965年、1966年先后被判刑的有3人。他们是胡风，还有天津的阿垅、上海的贾植芳。

胡风平反后，我在书刊上见到过许多文章，由于那些作者没有亲历这个案件，在时间、地点、人物等史实方面都有些失实。就连当年“胡风分子”中的少数成员，由于他们被捕后不了解外面，特别是公安机关在清查“胡风专案”时内部的情况，在回忆一些人物当时的职务等方面也有不同的失误。

比如，有一本书这样写道：“王戎与何满子等都关在第一看守所。他偶尔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何满子、耿庸、潘汉年、贾植芳等人的身影。”

潘汉年当时是在北京开会时由公安部直接逮捕的，一直都关押在北京，根本就没有在上海关过，不知道怎么会看见他（潘汉年）的身影？

…………

在从事公安、司法工作的三十多年中，我有幸参加了两件令人关注的共和国大案，一件是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员，一件是担任“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审讯员。我在《共和国大审判》一书中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回忆，对于其他书刊中有误的史实，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了必要的纠正。而胡风一案，面对一些书刊中不同程度的错误，很少有人出来纠正。就我所知，更没有一个当年的办案人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文成书，这使我感到很不安，没有亲历者的真实记录，后人将如何客观、公正地审视和评价共和国的这段历史？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与共和国同龄的人，都很少知道这件冤案的来龙去脉。为了让后人不要忘记那一段历史，不要忘记共和国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2003年前后，我又找出已经发黄了的一些办案资料，趁记忆力还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对此进行一次全面的回忆。

因为这的确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大冤案…………

第一章 内部秘密调动

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全市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上，陈丕显传达了中央关于胡风问题的指示

1955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到福州路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大礼堂去开一个很重要的大会。

我急急忙忙跑到开会地点，一看整个大厅里早已坐满了人，经打听，是上海市委在此召开全市的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最近的重要指示。

会议由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主持并讲话。

陈丕显一开始就问与会者：“最近《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胡风的材料，大家看了没有？”

会场里一片沉默。

陈丕显见没有多大反应，就接着说：“看了的同志请举手。”

我朝大厅里看了一下，举手的仅仅只有十几个人。

陈丕显看了后批评说：“怎么只有这么十几个同志看了呢？看来大家的政治嗅觉还不太灵哟，没有政治斗争的眼光，看不到复杂的阶级斗争，认为打下了江山，从此天下太平无事了。同志们，你们的思想也太麻痹了呀！…………”

接着，陈丕显传达了中央的有关精神，要求全体干部认真学习《人民日报》公布的有关胡风的材料。上海是胡风长期活动的地方，是胡风的重要“据点”，隐藏着不少的“胡风分子”，大家都要积极行动起来，深入揭发“胡风分子”的反党反人民罪行…………

建国初期，我曾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政权建设科任科长，负责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1953年撤销华东军政委员会之后，调入上海市公安局经保二处任副处长兼政治协理员（党支部书记），负责全市工业企业等经济建设的保卫工作。在此之前，曾抓获过美蒋从香港派回上海，通过其亲戚打入印币厂，窃取和盗窃准备在全国上市流通的新版伍元人民币样币的特务。

听了陈丕显的报告后，顿时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在此之前自己也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那些报上公布的材料，认为那都是文艺界的事情，是文艺界出现了不同文艺观点的争论，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胡风在文艺界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

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人们的心情还沉浸在当家作主后的兴奋之中，没想竟出了这么一个“反党集团”，既感到突然，又有些不可理解，公安机关内部在私下里也有许多议论。

议论之一是，阶级斗争真是太复杂了，人民江山，人民保卫，你胡风几个“反党反人民分子”有什么用，要立刻抓起来，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议论之二是，几个读书人，翻不了大浪，由他们闹去。开几次会，让群众去批判就行了，用不着浪费人力物力，在全国上下都来“学习”这些材料。

议论之三是，写了几封信，就被定成了“反党分子”，又没有任何行动，这样是不是太重了。

议论之四是，每一封信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从中选出一节来，各人都有不同的解释，这样是不是准确，会不会出错…………

开始时人们还私下里议论，但几天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就不敢再议论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不久，公安局领导突然通知我，立刻移交手中的工作，接手另一件更重要的任务…………

马敬铮告诉我：经组织决定，调你到“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担任公安预审员

记得那是一个早晨，我刚走进公安局的大门，就被分管经济保卫工作的副局长马敬铮叫住。

他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说是有重要的事情找我谈一谈。

他很客气地让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接着就告诉我，经组织决定，调我到新成立的“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担任公安预审员，负责对被捕“胡风分子”的审讯工作。

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感到很吃惊，因为随着全国各地“胡风分子”的不断被揭露，被逮捕，“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已成为令人瞩目的一件事情，中央对此也抓得特别紧，自己一直都是从事经济保卫工作的，对于文艺界了解甚少，让我来参加这样一件大案的预审工作，与“胡风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责任重大，自己担心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这里，我还得先讲一讲那一段特殊历史背景，否则如今的年轻人无法弄清来龙去脉。

1955年3月，北京。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上海市代表团副团长潘汉年──这位曾被称为“红色特工”的神秘人物，此时已担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常务副市长。在会议休会的时间，应朋友夏衍、董青、吴祖光之邀，在东单一家小餐馆吃完饭后回到住地，刚刚躺下，桌上的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

潘汉年拿起话筒。电话里说道：“喂，潘汉年吗？楼下大厅有人相候，请你赶快下来一下！”

在党的代表大会期间有人来找，不是老熟人就是老朋友，不然就是中央有什么急事。潘汉年连皮鞋都未来得及换，穿着一双拖鞋急匆匆地走下楼去。

大厅里，公安部长罗瑞卿与几位便衣站在那里。

罗瑞卿神色严肃地说：“根据中共中央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现在审查你的问题。”

便衣们立刻给潘汉年戴上了铮亮的手铐。

极富传奇色彩的潘汉年，从此也就极富传奇色彩地失踪了。

潘汉年的夫人董慧，此时只有37岁。丈夫的突然失踪犹如五雷轰顶，震惊之余，这位当年曾陪同潘汉年从事白区秘密工作的“大小姐”，开始四处为潘汉年的事情奔波。不久，她因“参与潘汉年内奸活动”而被捕。

在潘汉年被捕前的1954年12月，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扬帆在上海被捕，关押几天后，被送往北京，与后来被捕的潘汉年一同关押。

这就是建国初期曾引起轰动的“潘扬案件”。

这个莫名的“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与胡风案件一同获得了平反，但潘汉年、董慧、扬帆等屈死的冤魂却不能再生。

参加党代会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和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许建国从北京回沪后，很快就从公安机关抽调一些干部，成立了“潘、扬专案组”，在全市范围逮捕了不少“相关”的人。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集团的第一批材料。

于是，中共上海市委在成立“潘、扬专案组”的同时，迅速成立了以市委副书记魏文伯、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许建国、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彭柏山被作为“胡风分子”逮捕后，从中央宣传部派石西民来担任此职）等人组成的“胡风专案领导小组”，以后又在此基础上扩大成立“肃反”委员会，全面领导包括肃清胡风集团在内的“肃反”运动。

我就是在这个政治背景下从公安局抽调到“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的。

马敬铮见我不再说话，就接着说：“‘胡风反党集团’案是当前全国的一件大案要案，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公安部指示，上海是胡风多年活动的地方，是胡风集团的一个重要‘据点’，必须在公安部的具体指导下，迅速完成胡风分子的清查任务，主要是查清他们集团中的相关人员及其政治历史问题。”

我问：“这审讯员主要工作是什么？”

马敬铮说：“审讯案犯，负责外调，实事求是查清他们的问题。你去后可以先阅读一些文件，熟悉一下情况，了解当前全国各地清查胡风分子的动态。然后着手工作。你的首要任务是专门审讯主要的‘胡风分子’…………”

马敬铮的话还未讲完，我就急着说：“不行不行，你知道我在1953年以前，主要是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任政权建设科科长，搞的是各级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对于审讯犯人从来都没有做过，也不懂。”

马敬铮坚持要我到“胡风专案”去工作，他说：“成立‘潘、扬’、‘胡风’两个专案，抽调了不少干部，这是当前的一件大事，党中央对此都十分重视，我们这些都是从部队上下来的，当年打江山我们付出了鲜血，今天我们难道能让反党反人民分子将人民的江山夺走吗？我们公安干部，就是要保卫人民的政权，要到最艰苦困难的岗位上去工作才对，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

马副局长将这项工作已经讲到了这个程度，我还有什么说的呢，只好服从命令。

苏平对我说：你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审讯“胡风骨干分子”张中晓

“胡风专案”办公室开始设在湖南路一座花园洋房里办公，这里是一个独立的小院，里面有一块绿地，种有树木花草，还有假山，景物极具江南特色，环境不错。看得出来，这是解放前一户有钱人家的私家小院。上海刚解放时，这里曾是陈毅市长的住宅。

可是，被捕的“胡风分子”却关在建国中路二十六号，两地有着一定的路程。

由于不断的审讯，“胡风专案”的人员来往于这里到建国中路之间，很不方便，于是决定将“胡风专案”办公室搬到建国中路二十六号。

新搬的地点在原法国租界内，当时是法国警察的巡捕房，里面有一座三层楼的大楼，东西两旁各一座小楼，底楼下面是水牢。解放后，这里的水牢被取消，变成一般的普通监室。院中两旁的小楼有围墙，墙高三米。两旁的大门没有牌子，但大楼一层有专人管理和看守，这里的一切对外都是保密的。

1950年春天，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这里是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办公的地方。1951年，公安部搬到建国西路办公，这里又成了上海市公安局干部家属的宿舍。1955年，由于“潘扬”、“胡风”两案前后发生，这两个案件的有关人员，除一部分关在南市第一看守所之外，其中大部分被关押在此。

“胡风专案”办公室搬来后，一楼的东部就变成了关押“胡风分子”的监房。我经常去提审有关人员，发现里面光线较暗，张中晓、耿庸等“胡风分子”都被关在这里。西部是厨房和食堂，还有几间工作人员休息的屋子。

二楼是对于“案犯”的审讯室，供“潘扬”、“胡风”两案审讯专用。

三楼是“胡风专案”和“潘、扬专案组”的办公室。

大院的中间有一片空地，用竹篱笆与外面隔了起来，供案犯们平时放风，星期天在这里洗衣服、晒衣服，从楼上可以直接观察到这里的一切动静。

由于大门上没有挂牌子，而两边小楼里进出的都是住这里的公安干部和家属，因此外面很少知道这里是关押“潘扬”、“胡风”两案犯人的地方。

严格的保密使这座位于市中心的地方，成了鲜为人知的监狱。

5月16日，我正式来到“胡风专案”办公室报到。接待我的是公安局文保处处长兼办公室负责人苏平。

由于都在公安局工作，同为处级干部，经常一起开会，彼此很熟悉。他简单地向我介绍了一下情况，就同我一起开始研究具体审讯方案。他对我说：“你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审讯胡风骨干分子张中晓，有时也参与和协助对别的案犯的审讯，同时了解整个案子和其他案犯的情况。”

我听后大吃一惊：“张中晓？是那个给胡风写信，攻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张中晓吗？”

苏平点点头说：“是的，他已被逮捕了。”

6月，办公室换了一些人员，主要负责人来自国家公安部，是公安部三局一位处长，名叫宋若侠。他除了负责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外，还担任对于“胡风分子”——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彭柏山的审讯。

“胡风专案”办公室还有两位负责人：一个是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处长，名叫杨学敏，是女同志，主要负责办公室的一些文秘和政治方面的工作；另一个叫方治华，原是中央公安学院的一位处长，主要分管审讯工作。

参加“胡风专案”的审讯人员一共五十多人，大多数是从公安局抽调来的处、科级干部，也有市委机关抽调来的；担任审讯记录员的大多是从市公安局文保处抽调来的工作人员。

我是“胡风专案”的主要审讯员之一。

对于办案人员，上级一再强调必须注意保密工作，不准向外面透露这里的一切情况，更不准谈论有关案子的审讯、调查中的细节，否则将给以组织处分。

开始抓审讯工作的是马敬铮副局长和文保处处长苏平。

此时，兼任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的许建国和常务副局长黄赤波也经常前来过问这两个案子。

上海“胡风分子”的拘捕令，大都是由陈丕显和许建国签发的。

第3页 :第二章 全国大搜捕

第二章 全国大搜捕

全国性拘捕“胡风分子”的行动是秘密进行的。第一个被捕的“胡风分子”是诗人牛汉

我报到的时候，见屋子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报刊，有的是新出版的，有的已经发黄，后来才知道，大部分都是解放前的报刊。人们都在忙着手头的工作，没有注意我的到来。

开始先看文件，了解案情，使我接触了许多过去所不知道的事情，对于这个案子也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1955年5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对胡风实行逮捕。

新华社播发的是这样的一条消息，见于《人民日报》1955年5月19日第一版。

新华社十八日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五月十八日举行第十六次会议。

会议通过决议，准备在七月间召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并决定通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六月二十日以前，抽出时间到原选举单位的地区、原籍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

会议还决定了其他事项。

这是一则极不引人注目的消息。正是这条消息，最早透露了胡风“反党”（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将胡风集团称为“胡风反党集团”。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有关注释已提到“胡风反革命集团”。195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正式将“胡风反党集团”易名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编者注）案件最初的处理情况。

由此不难看出，全国性拘捕“胡风分子”的行动，是秘密进行的。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签署了逮捕令。

建国以来，全国首次大规模的拘捕行动，果断而迅速。

可是，令我惊奇的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拘捕胡风之前，从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风反党集团”第一批材料之后，全国性对于胡风集团分子的大搜捕就已经展开了。

大搜捕从北京开始，一天之后上海紧跟，接着便形成全国性的行动。仅仅半月之内，各地的“胡风分子”几乎被“一网打尽”。

我至今都感到奇怪的是，第一个被捕的不是胡风，而是另一个人，名叫牛汉。

牛汉原名史承汉，又名成汉。他是20世纪40年代初在西北大学上学时与胡风开始信件往来联系的。

20岁的牛汉充满着激情，写出了一部长诗《鄂尔多斯草原》，受到胡风的赞扬，很快便确定了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成为“七月派诗人”中的一员。

牛汉不仅诗写得好，同时思想也很进步，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

1946年牛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8年，牛汉到达华北解放区，投入全国解放战争。

牛汉由于爱好文学，就与几位同学一起，办起一本名叫《流火》的刊物。在办刊前，他们以刊物的名义给胡风去信约稿。胡风寄来的稿件，很快就在刊物的创刊号上发表了。

直到建国后，牛汉来到北京，在华北大学招生委员会工作，才与胡风相识。然后经胡风介绍，认识了当时颇有知名度的青年作家路翎等人。

青年人创办一本刊物，请名家在上面发表文章，扩大影响，撑撑门面，这在现在来讲已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牛汉却为此引来了灾难。

5月13日，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公布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立即召开有关会议，对牛汉进行“帮助”。

会议由出版社负责人之一的巴人（王任叔）主持。

大家从不同角度对牛汉提出了“劝告”，希望他能认识问题，与胡风划清界限。

谁也不会想到形势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据公安部查明，1951年1月16日，胡风给牛汉写过一封信，信中称：

这僵尸统治的文坛，我甚至感觉得给它们发表了出来都不愉快。但我在磨我的剑，窥测方向，到我看准了的时候，我愿意割下我的头颅抛掷出去，把那个脏臭的铁壁击碎的。

这里所说的“发表”，是指胡风所写的那首欢庆新中国成立的诗《时间开始了》。

胡风还于1952年10月27日给牛汉写有一封信，信的内容中提道：

现在是，作家们都在求救于思想检查，求救于马列，我们无此福份…………

《人民日报》编者认为，“胡风在这封信里表示了他对于革命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思想的讥笑和反对。”

获得了胡风如此信件的牛汉，自然难脱干系。

在公安部掌握的信件中，除了胡风写给牛汉的信之外，牛汉也曾于1952年2月3日从沈阳给胡风写过一封信，这封信的一些内容在牛汉被捕以后在胡风集团第三批材料中才公布，其中谈到建国后在工作中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问题：

也许再过几十年以后我想在中国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人还是污损人的。人还是不尊敬一个劳动者，人还是不尊敬创造自己劳动。这是中国的耻辱。我气愤得很。

《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加了按语：

按：这个胡风分子是比较悲观的。他说“也许”要“再过几十年”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即是说，要有几十年时间，蒋介石王朝才有复辟的希望。几十年之后，蒋介石王朝回来了，一切人民革命力量都被压倒了，那就是“人与人没有矛盾了”。“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了，这个“人”指的是一切反革命的人，包括胡风分子在内，但是一个也不包括革命的人。“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上人指革命的人，下人指反革命的人。胡风分子写文章，即使是在写密信，也会有些文理不通的。这也是被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他们无法像我们替他们作注解的时候这样，把文理弄得很清楚。

这个按语将牛汉的这封信提到了令人汗颜的高度来认识和批判，语气强硬而不容争执，牛汉一下子就被推到了“蒋介石王朝”一边。

党中央机关报公开对他作出了如此的定性，那么这个牛汉还能跑得掉吗？

可是人们忘记了，正是这个被推到“蒋介石王朝”的“胡风分子”牛汉，这位胡风“七月派”的诗人，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在毛泽东主席出访“老大哥”苏联时，还满腔热忱地写诗讴歌毛泽东与斯大林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

毛主席

告诉你

我们底手臂

全都向北极星伸出来了！

祖国底在地

正向莫斯科倾听

祖国的人民

正在向莫斯科倾听

倾听着你

怎样走进克里姆宫

又怎样和斯大林亲切的谈论着

…………

全世界

在你们面前

光荣地展开了！

诗言志，牛汉的诗无疑是真诚而充满激情的。

但是，不管牛汉怎么热情地讴歌新的社会、新的国家、新的时代，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既然加了这样的按语，拘捕牛汉也就是很正常的了。

为什么第一个拘捕的是牛汉，至今是一个谜。

与胡风的关系，比牛汉要密切得多的“胡风分子”不在少数；论资历，牛汉在里面也不算“老”的；论社会影响，比牛汉大的也不少，为什么他成了第一个入狱者？是出版社的积极“帮助”惊动了上面，还是公安部的批捕令中就定下了先捕牛汉？这是时代的偶然，还是时代的必然？就我在“胡风专案”调查中所看到的材料和所了解到的情况，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仍是一个谜。

在胡风被秘密拘捕两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正式作出拘捕决定

胡风根本没有想到他会被捕。

1949年对于胡风来说终生难忘，在这一年里，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

那时，胡风对于新中国的诞生满怀憧憬，充满激情，对中国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充满着感激，当时曾写下一首著名的诗歌《时间开始了》。

胡风在这首诗里放声歌唱：

…………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第一个光荣的布尔塞维克

他们的力量

汇集着活在你的身上

你抓住了无数的河流

他们的意志

汇集着活在你的心里

你挑起了这一部历史

…………

胡风万万没有想到，他后来会成为这个他所感激与歌颂的党和社会的“罪人”，成为一个令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反革命集团”的“头子”。

1955年5月16日，对于胡风和家人来说，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日子。

这天傍晚，胡风和家人正在吃晚饭，房门是敞开着的。有几个人来到他们家，这些人中他只认识一个人，就是全国作家协会领导人之一的刘白羽。

胡风忙与刘白羽答话。

孩子们见家里来了“客人”，知道大人有事，急忙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碗筷，独自到外面去了。

这几个人将胡风 单独叫到一间屋子里。

在此之前的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写的《我的自我批判》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舒芜），这主要是一些解放前胡风写给舒芜个人的信件摘录。这些公布的信件，成了胡风“反党”的“铁证”。

几个人在屋子里谈了一个多小时。

方法仍然同以后拘捕其他“胡风分子”一样，先由本单位的领导出面谈话做工作，然后就由公安机关的人员对其宣布拘捕。

胡风的夫人梅志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听着里屋的动静，不知道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胡风只有八岁的小儿子这时从外面跑了进来，天真地对梅志说：“妈妈，我们家外面有很多人，还停着汽车。”

儿子这一说，更叫梅志心里不安起来。她感到这间小小的屋子，仿佛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自从胡风的“自我批判”材料和胡风在解放前写给舒芜的信5月13日在《人民日报》公布后，胡风和他的友人们就被称为“胡风反党集团”了。胡风夫妇为此吃惊，为之苦恼。说他有点个人主义，有些小团体主义，有些宗派主义，或者说对建国初期的文艺发展有自己的不同意见，这些他都会承认。可说他是反党，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啊！扪心自问，他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想法。

他们感到了一种惶恐与不安。

可是后来冷静下来想一想，也就没有完全放在心上，总认为迟早会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顶多在文艺界或报刊上开展一些批判，只要思想转过“弯”来，认真地进行自我批判，是会得到谅解和信任的。

胡风对自己的被捕感到很突然。

从13日到被拘捕的16日，全国上下都在“学习”报上那些“材料”。而胡风本人则同过去一样地开会、会见朋友和练拳，他根本不可能想到自己与文艺界领导的这种在文艺思想上的不同认识，以及那些与友人交往的信件，会发展成为一件共和国历史上的惊天大案，一个全国上下数亿人都投入的运动，各行各业都会对他进行声势浩大的声讨和批判，除了自己之外，还会牵连到两千多名无辜的人们。

我当时曾认为，公布胡风在全国解放之前的这些信件，怎么能说明解放以后的思想呢？当然，这些信中对于后来成了党的文艺领导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有某些错误的评价，也有一些甚至谩骂的言语，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这些信件中所谈的尚属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可在党内、行政上作出教育处理较好。单凭这些信件中的内容，特别是在还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断定“胡风周围有一个反党集团”，因此就动用了专政手段将他们逮捕起来关进了监狱，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矛盾。

我作为一名直接参与这件案子的公安干部，这些看法当时不敢说，也不能说，这就是当时的现实情况。

与胡风一个多小时的谈话自然没有任何结果。

公安部人员将胡风和梅志分别隔在两个屋子里，不让他们接触和交谈。公安部人员向梅志出示了搜查证，便对胡风家里进行了搜查。

屋子里的书很多，搜查人员一本一本地翻过去，根据要求，对屋子里的信件搜查得特别仔细，只要是信件，都被集中放在一个地方，便于最后带走。

一家人的饭还没有吃完，放在外面的桌子上，几双筷子横七竖八地散乱在上面。这样一直搜查到半夜，公安部的人员才将胡风从里屋带出来。

胡风夫妻相对看了一眼，面对突然发生的一切，他们都有些不解，眼神里也有些惊慌，但都没有说话。

公安部的人员要将胡风带走，胡风这时才给梅志打了个招呼。

胡风被带走的时候，还回过头来，看了看桌上自己没有吃完的半碗饭。

胡风从此开始了他漫长而痛苦的囚徒生涯。

公安部留下的人员，对这里再次进行了一遍搜查。

此时，屋外已升起了夜雾，浓浓的，凉凉的，带着细细的水珠凝在玻璃窗上。

凌晨，负责搜查的人认为可以结束了，便将梅志带走。

从此，整整的十年，胡风与梅志再没有见过一次面。

与胡风同一天被捕的“胡风分子”、“三十万言书”的“参谋”之一：南京下关电厂党支部书记欧阳庄

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成都、武汉、天津…………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在全国各地秘密进行着。

有一个“胡风分子”与胡风同一天被拘捕，他就是欧阳庄。

欧阳庄26岁，是南京下关电厂的党支部书记。

5月16日早上，天刚蒙蒙亮，欧阳庄的屋外就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他开始没有开门，听了一会儿，敲门的人在叫他的名字，声音有些熟悉，这才起床，打开了房门。

站在面前的是电力局的一位副局长，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站在这位副局长的身后。

本来昨天接到电力局通知，今天上午是要到局里去开会的，想不到这么早局里就来人叫自己，欧阳庄忙问：“开会不是还没有到时间吗？”

副局长说：“不是局里开会，是市委组织部部长要找你谈一谈。”

欧阳庄一下子警觉起来，忙问：“组织部部长找我有什么事？”

副局长说：“不知道。”

回答的语气是平缓的，听不出来有什么不祥的预兆。

可是，敏感的欧阳庄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就在前两天，他在报上看到了有关胡风的材料，就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

他也用不着隐瞒自己了，就问道：“是不是胡风的事情？”

对方的回答仍然是平淡的：“别问了，我们也不知道。”

欧阳庄单身一个，没有什么可牵挂的，在屋里转了一下，将一些东西都扔在床上，然后就拿上一把锁，“咔嚓”一声将房门锁上，对副局长说道：“走吧。”

出来才发现，有一辆汽车早已停在外面的路上等他们了。

汽车在城里转了一个圈，开进了位于玄武湖边上的一个小院，里面有一座两层楼的房子。欧阳庄被带到了二楼上的一个屋子里。

他不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进屋后就从窗子前面向外看了一下，只见楼下不知什么时候已站了很多人，好像是一些便衣岗哨。

他哪里知道，这是一个临时审讯室。

过了一会儿，进来一名身着警服的公安人员，递给副局长一封信，副局长看完之后，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

天真得几乎有些幼稚的欧阳庄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将那封信要过来看。

副局长也不回避，顺手给了他。

信是市委组织部写来的，上面说：“根据调查，你们单位欧阳庄有严重的政治问题…………”

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根据公安部指示拘捕的“胡风分子”，大都是一些活跃在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和诗人或者评论家、学者等等。这些名单，除了是经过调查他们与胡风的关系，了解他们在现实中对党的文艺政策的态度、发表作品的政治倾向所得之外，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解放前由胡风主办的杂志上发表作品的作者署名。我在“胡风专案”翻阅这些材料时，发现与被拘捕的其他“胡风分子”相比，欧阳庄整天都是在工厂里与机器打交道，算不上一个文人，也从来没有在胡风所办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地将他拘捕呢？

再查相关资料，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欧阳庄出身于苏州，因家境贫寒，很小就在店里当了一名学徒。据他本人说，当时只有14岁，个子只有柜台一样高。后来在苏州文心图书馆接触到共产党组织，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成为一名积极投入民族解放事业的进步青年。

为了谋生，他从苏州到了南京，并在这里认识了一名姓唐的地下党员。这位地下党员是一位知识分子，介绍欧阳庄加入了党的地下组织，使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欧阳庄虽然文化不高，但却喜欢文学，他和化铁一起办了一本小刊物，名叫《蚂蚁小集》，不定期地在南京、上海出版。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年轻的欧阳庄想在刊物上尽量体现其政治特色，刊登了一些“胡风分子”比较激进的作品，因此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查，只好不断地变更刊名。

这位姓唐的地下党员后来就向他介绍了在“左联”的胡风，以及其他几位后来成为“胡风分子”的作家和诗人，这时欧阳庄才知道了这些人的名字，知道了胡风等人所办的《七月》《希望》等刊物，并成为其热心的读者。

1947年路翎创作了话剧《云雀》，引起很大的轰动，继上海之后又在南京演出。欧阳庄看了后就给路翎写了一封信，从此便跟路翎结识了。

在清查欧阳庄的时候还了解到，那位姓唐的地下党员，为了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查，从南京跑到了大别山，在刘邓大军里当了一名随军记者，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了。

就凭以上这些要将欧阳庄这样一个远在文艺界圈外的人打成“胡风分子”，材料仍还是不足的，于是公安部门立刻着手调查。

调查的结果令人吃惊。

偏偏是这个整天在工厂里与机器打交道的人，却一直在关心着建国后文艺事业的发展。就在胡风准备向中央领导进言“三十万言书”的时候，他也来了精神，频繁地来往于北京、上海、南京之间，向“胡风分子”传递“消息”，“通风报信”，并从一个国有企业党的基层干部的角度，为胡风“出谋划策”。

欧阳庄被认定为是帮助胡风完成“三十万言书”的一个“参谋”。

这份“三十万言书”，是鉴别胡风及其“追随者”后来成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标志。

据查，欧阳庄曾于1954年8月29日由南京寄给胡风一封信，信中对于正在起草“三十万言书”的胡风说：

有一个想法，建议你再写几篇新人物，以明心迹坦荡…………

《人民日报》注释“新人物”认为，“欧阳庄向胡风献计，再写几篇记述英雄人物的特写，作为拥护新社会的幌子。从这里充分可以看出，胡风和胡风分子把他们对新社会的虚伪的歌颂当作掩蔽他们的反革命活动的手段。”

公安机关还查获欧阳庄在1951年6月24日和1955年1月28日由南京写给胡风的信，后来《人民日报》在公布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时将其公布了。报上公布的内容只是摘抄了信中的一句话，却引发出了很长的按语，其用词之激烈也是少有的。

前一封信引的话为：

苏州有一个同志可谈（在市委工作，党员），此人在解放初期受了打击（“自由主义”），可能斗志较差，但可一试。

《人民日报》对“苏州一个同志”的注释认为：“欧阳庄向胡风报告他发现了在苏州有一个可以‘联络’的人。他们发现犯了错误的共产党员，就认为是‘可谈’的，也就是可‘争取’的对象。”

《人民日报》的按语则是异常的严厉：

按：共产党员的自由主义倾向受到了批判，胡风分子就叫做“受了打击”。如果这人“斗志较差”，即并不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而愿意接受党的批判转到正确立场上来的话，对于胡风集团来说，那就无望了，他们就拉不走这个人。如果这人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斗志”不是“较差”而是“较好”的话，那末，这人就有被拉走的危险。胡风分子是要来“试”一下的，他们已经称这人为“同志”了。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当引为教训吗？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

手呢！

如此语气，完全是在教育每一个党员，对于欧阳庄这样的人一定要有警惕性，否则就会被拉拢，就会变质。

欧阳庄在这里成了胡风拉拢共产党内有“自由主义立场”者的帮凶。

后一封信也只引了一句话：

寄去笔记一份，请参考。此系默涵在高教部党组的传达。

公安部查明：这本笔记是“指一项中共党内指示，由林默涵同志在1954年12月11日向高等教育部党组作传达。欧阳庄窃得这一传达的笔记后，寄给胡风。在这封信里附有稿笺九纸，是复写的传达笔记的全份”。

《人民日报》对这样一句话的按语同样不少，而且咄咄逼人：

按：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里是有人偷窃机密的。这种人就是混入这些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内的反革命分子，有些自由主义分子则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该引起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的严重注意吗？

原信中短短的两句话，却招来了超过其数倍的按语。

有了解放前与胡风等人的联系，更有现在对胡风“三十万言书”的支持，远在南京的欧阳庄与北京的胡风在同一天被拘捕，这也就是很正常的了。

全国性的大搜捕没有停止，仍在秘密地进行着。

除欧阳庄之外，另一个被认为是帮助胡风写出“三十万言书”的“高参”很快被捕…………

老革命吴玉章也难保胡风“三十万言书”的理论“高参”：谢韬

这个“高参”名叫谢韬。

“三十万言书”是胡风和他的友人们构成“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证据，关于这封信的经过及内容，我在后面还将具体讲到。

如果说帮助胡风完成“反革命”信件“三十万言书”的“参谋”欧阳庄，是从一个基层领导的角度给胡风出主意和搜集材料的话，那么这个被称作“高参”的谢韬，则是从理论的角度给了胡风以帮助。

与其他“胡风分子”不同的是，谢韬被押送的不是公安机关的监狱，而是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的家里。

5月17日，公安部的人来到谢韬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让学校领导找到他，将其带到一间屋子里，谈了他与胡风的关系，要他认清形势，交待问题。他则尽力辩护，不承认自己与胡风有什么政治上的联系，否认自己是“胡风分子”。

简短的谈话便很快结束，公安部的人宣布对谢韬实行“隔离审查”。

这是“胡风分子”中，唯一的一个比较“客气”的，没有被“拘捕”的人。

公安部的人员说：“我们不给你戴手铐，你自己跟着我们走吧。”

汽车在大街上转了一会儿之后，就将他送到了东四六条三十九号的一个四合院里，打开了东厢房的一间屋子，将谢韬安排在里面，然后关上了房门。

这里既不像监狱，也不像公安机关，到底是什么地方呢？作为“隔离审查”的谢韬，当时根本是无法知道的。他只能坐在屋子里，静静地等待着对自己未来命运的宣判。

第4页 :第二章 全国大搜捕（2）

可是，他在这里左等右等，没有等到公安部的来人对他进行审讯，只是偶尔有人来催促他写交代材料。每天都有人打开房门，准时给他送来饭菜。

就这样，谢韬在这里被关了几个月，这是所有“胡风分子”中最优厚的待遇了。

谢韬自己越来越觉得奇怪。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原来，这里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的家。

谢韬曾经在吴玉章身边工作过，这位革命老人是了解他的。作为中共老资格的革命家，吴玉章在党内具有很高的威望，一直都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尊敬，同时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之一。

吴玉章还是一名中央委员。

当得知谢韬是“胡风分子”的时候，这位革命老人感到很吃惊，他不相信这是事实。于是，吴玉章直接给罗瑞卿通了电话。

罗瑞卿向吴玉章介绍了公安部所掌握的情况。

吴玉章仍然不肯相信，并在电话里对这位公安部长说：“此类事情关系重大，一定要慎重一些，不能伤害革命同志。”

最后吴玉章说：“你们如果硬认为他有问题，可以先放在我家里，让他交代，如果交代出来有问题，或者你们查出有更确切的证据，再将他带走也不迟。”

吴玉章的话无疑是有分量的，于是公安部临时改变原定方案，将谢韬带到了吴玉章家的院子里。

这是一座很幽静的四合院，长着一棵古树，浓荫将院子覆盖，空气清新，是一个适合居家和做学问的地方。可是本该做学问的谢韬，却被软禁在这里写另外一种不愿写而又不得不写的东西，他感到很苦恼。

但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吴玉章老人也没有能保住谢韬。

吴玉章后来知道，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定性并非来自公安部，而是来自更高层的领导。

几个月下来，住在吴玉章家里的谢韬并没有交待出任何问题。

罗瑞卿急了，不断地给吴玉章打电话。

这时，全国清查“胡风分子”的行动已从秘密转入了公开发动群众，对于谢韬，吴玉章已经爱莫能助。

谢韬还是被带走了，在监狱里一关就是整整十年。

当谢韬被捕的消息传出后，许多人都感到不解。

这个谢韬身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有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既非作家，又从来都没有在胡风编辑的刊物上发表过文字，难道看不清胡风的“反革命”面目，怎么会成为“胡风分子”呢？

经查，从事马列主义研究的谢韬，对于胡风的一些文艺观点是赞同的。在胡风撰写“三十万言书”的时候，谢韬曾经帮助胡风查找过一些马列著作中的原文，为胡风的思想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正因为这样，谢韬被公安部专案人员认为是参与胡风撰写“三十万言书”的“高参”。

这个“职务”并不是凭空给谢韬戴上的，因为公安部专案人员的手中掌握着1954年4月19日胡风写给谢韬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就是胡风在撰写“三十万言书”时，请谢韬帮助查找马列原著出处。

这封信寄自北京，胡风在信中写道：

昨晚开始弄“民族形式”，还顺利。

这涉及到了列宁底两种文化论。列宁说的是“资产阶级民族”，或现代国家，斯大林底“民族”这个范畴也是这样规定的。但列宁底话，我记不得直接出处。得便，烦你查一查，抄两三条给我。一、原文，二、出处。能是直接的引用，当然要好一些。

胡风信中的“民族形式”，就是指给中共中央的“三十万言书”中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部分。

公安部查明，为了写这个“向党进攻”的“三十万言书”，胡风集团的主要“骨干分子”都积极参加了，其中有北京的绿原、谢韬，天津的阿垅、芦甸，南京的欧阳庄等，他们都秘密地参加了起草，并将其提纲分别寄给没有来京的其他“骨干分子”征求意见。

另外还有胡风于1952年3月17日和5月25日，从上海寄给谢韬的信，信中用了一些别人不明白的“暗语”，公安部认为这也足以说明谢韬与胡风之间早有联系。

前一封信的内容中有：

玉兄到那学校，当大有收获。我意，对那位黄药眠老爷，可能时花点时间收集一些材料。如能把他的面目暴露一下，那对于文艺前途是功德无量的。

《人民日报》的编者认为，这里就有着别人无法弄明白的“暗语”，那个“玉兄”，指的就是谢韬的妻子卢玉；“那学校”，指的就是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用“暗语”写信，就说明胡风与谢韬之间“心中有鬼”。

后一封信则写道：

那么，打算着手写一篇文章，抓一两个中心点（不谈过去），拥护“讲话”。因为有人提议了，所以不能不这样。写成了来京当面求教。

《人民日报》的编者认为，这个“讲话”当然是指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在这封信里，在向他的党羽们说明，自己不得不拥护共产党的文艺方针的苦闷心情。

同时，公安部还查获了胡风于1952年5月19日写给谢韬的信，在这封信中，胡风用“暗语”——“副座”，来指周恩来总理，并让谢韬通过当时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于刚来打听情况，以便进行有利于胡风集团的活动。

公安部还查获谢韬于1950年4月16日给胡风的一封信，信是由北京寄出的。《人民日报》在公布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时，摘录了这封信的一些内容：

两周来，真成了教书匠了，整天上课下课。新教学法把人弄得精疲力竭。教书本来是用头脑的工作，现在变成几乎完全可以不用脑袋了。

这样一封在今天看来是极正常的关于自己工作情况给友人的通信，被认为是“谢韬公然反对新的教育方法，并污蔑今天的教育工作‘可以不动脑筋’”。

谢韬却对这些毫不回避。

在看了5月13日的《人民日报》之后，谢韬对于公布的胡风的材料不以为然，认为有些小题大做，不同艺术观点的争论，怎么就不允许，就是“反党反人民”？特别是对于舒芜整理的信件和所加的按语，更是反感，认为这纯粹是断章取义，给胡风的头上扣“大帽子”。

这样一个“不合时宜”而又“固执己见”的马列主义研究者，即使有吴玉章这样老资格的革命家为其辩护，但在那个时代，又怎么能逃脱与胡风同样的命运呢！

与胡风素无来往的何满子，因为与别的“胡风分子”的关系而难逃厄运

上海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是迅速的。

1955年5月中旬，“潘扬事件”刚刚结束，上海根据公安部的指示，在成立“胡风专案”办公室之前，就对全市范围的“胡风分子”开始了秘密拘捕。

执行这项任务的是市公安局的文保处。

上海是胡风长期从事活动的地方，因此被认为是胡风的重要据点，在逮捕胡风之前，上海就已逮捕了耿庸、贾植芳两名“胡风分子”。

由于这两个人同我负责审讯的张中晓，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同时这两个人还牵涉到“中统特务”和“汉奸”的问题，相对比较复杂。特别是耿庸的“军统特务”问题，还是我去调查的，这中间，我与真正的军统特务在审讯时交过锋。

上海市公安局将行动的重点，放在被认为是由“胡风分子”控制的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

就在公安部拘捕胡风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17日，上海公安局文保处派人对何满子秘密进行了拘捕。

将何满子当作“胡风分子”抓起来，其实有一点“冤枉”。因为从调查的情况来看，他与胡风根本就不熟悉，更没有什么来往。

何满子虽然是个文人，但过去与胡风所编辑的《七月》《希望》联系极少，在全国性的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也很少发表与胡风相同的文艺理论文章，同时胡风对他还有看法，根本就不与他来往。

原因是何满子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曾经到过延安，可是后来又离开了那里。这件事情在作家中不知怎么给传开了，阿垅便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胡风。从此，胡风便对何满子有了看法，也不愿意跟何满子往来。

文人也许都是清高的，既然你不睬我，我当然就不会理你。

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集团的第一批材料——胡风的自我批判文章和舒芜交出的胡风写给他的信件摘录。何满子认真地看了，透过文字感到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他为自己的几个朋友担心，却怎么也没有把自己算进去。

这几个朋友便是与胡风来往密切的贾植芳、耿庸、刘雪苇等人。

据何满子后来“交待”，自己与胡风从来都没有来往，心想再怎么牵连也不会将自己牵进去，因此心情还是很平静的。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15日——也就是上海市公安局秘密拘捕耿庸、贾植芳的当天，好朋友王戎慌慌张张地来找他，说自己看了报上的材料后，已经向组织上交待了自己同胡风的关系，乱七八糟的信件也都交出去了，并劝何满子也赶快交待自己与这个“集团”的关系。

何满子一听有些不高兴了，反驳道：“你与‘集团’有关系，我与这个‘集团’有什么关系？我从未与胡风有过交往，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你让我交待什么？”

王戎见何满子根本不听他的劝告，还是那派无所谓的样子，就说：“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吴强叫我来对你说的，你不要忘了，吴强是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处长！”

何满子的悲剧和所有“胡风分子”一样，在于无法认识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太执着，太自信了。总认为自己不做亏心的事情，别人就不会平白无故地找到他。他根本就不知道，一张无形的网早已向他张开了。

16日，也就是胡风被拘捕的当天，何满子外出回到家里，邻居告诉他说，市委宣传部有一个姓吴的打电话来，说有事情要找他谈一谈。

何满子家住在利西路四十四号，是一幢花园小楼，与另外的几家人共住，电话放在走廊上，如果家中无人，邻居接了之后就相互转告。何满子一听就明白那个宣传部姓吴的，肯定就是吴强。

据何满子后来回忆，当时听了后不以为然，认为自己同“姓吴的”从来都没有任何的来往，要谈你自己来，怎么要我去，你市委机关有的是车。于是他拿起话筒就给吴强打电话，可是吴强不在。何满子便让接电知的人转告吴强，要谈让他自己来，我随时都等着。

如此的口气，可见何满子对于自己的未来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的。

可是，吴强却再也没有来，来的却是令他意想不到的两个人。

就在何满子电话告诉市委宣传部的人，让吴强自己来的第二天——5月17日清晨，何满子刚刚起床，就有人敲门，进来了两个陌生的人。

何满子以为是市委宣传部的，就过来让坐。

那两个人也不坐下，就问：“你是何满子吗？”

何满子连连点头：“正是，正是。”

这两个人是市公安局文保处派去的便衣，他们见人已被认定，就取出拘捕证，向何满子宣布：“你被捕了。”

拘捕证是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签发的。

乐观得毫无思想准备的何满子一下子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问道：“我犯了什么罪？”

一位公安人员答：“你去了就知道了。”

何满子说：“我不明白，怎么去？”

两位执行任务的公安人员也不多说，上前来给何满子“咔”的一下戴上了手铐。

听见手铐声，等候在屋外的两名穿警服的警察走了进来，将何满子押出小楼。

一辆汽车早已停在外面。

根据事先的安排，开始进屋的两位便衣仍留在屋子里，负责搜查工作，两位警察随同何满子进了车里，汽车向着小楼的外面开去。

何满子被带到了集中关押“胡风分子”的地方——建国中路二十六号。

此时“胡风专案”办公室刚刚成立，就先抓了王元化、贾植芳、耿庸、梅林、罗洛、张中晓、尚丁、何满子等近二十人。

后来我们对审讯工作进行了初步分工，主审彭柏山的是从公安部派来的办公室负责人宋若侠，主审贾植芳的是文保处科长张一夫，主审耿庸的是文保处科长张振奎，主审罗洛的是文保处科长王良，我除担任主审张中晓、尚丁之外，还参与了对梅林、何满子、彭柏山等人的审讯。

梅林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编辑，审讯时态度很好，对于自己的被捕，他一直都有些弄不明白。

三天之后，根据安排对何满子进行提审。

何满子三十多岁，审讯时不断地吸着香烟，一支接着一支，整个审讯室里弥漫着香烟味。

他自己的吸完了，我们就给他一支，他很快又吸完了。我们一边再给他，他接过后大口大口地吸着，一边说，我写吧，只要你们供给我香烟就行，这样写起来快得多。

后来他真的在纸上不停地写了起来，现在看来那都是在乱写一通，根本没有什么好写的。

何满子当年猛吸香烟的形象，我至今都还没有忘记。

何满子一直到提审的时候都觉得奇怪，不断地申辩，自己与胡风从无往来，为什么要拘捕自己？

是的，无论怎么调查，何满子与胡风的确没有任何形式的来往，如此迅速地拘捕他的理由又是为什么呢？

经查，何满子虽然与胡风无联系，但却与其他的“胡风分子”交往密切。早在40年代，他就在成都与芦甸有过来往。到了上海以后，他又与前来劝他“交待问题”的王戎，以及在头一天被拘捕的贾植芳、耿庸交往不断，同时还与北方的阿垅等“胡风分子”也有过一定的接触，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以为不会牵涉到自己的何满子也难逃厄运。

抓捕胡风鼎立扶植的文学青年徐放竟然出动了二十多人

5月17日晚上，在北京的一家小酒馆里，徐放与路翎在一张小桌前相对而饮。

13日《人民日报》公布胡风的第一批材料之后，在解放前就与胡风认识的徐放感到有些不可理解，一个曾与鲁迅关系甚密，积极从事“左联”文艺工作的人，建国后怎么会一下子成了“反党分子”？

那个时代的青年太天真，太真诚。作为《人民日报》文教部的一名记者，他给报社的党总支书记写了一封信，认为这样处理是不是有点过激，并建议中国文联党组好好地开个会，找乔冠华等人也参加，将胡风的那些事情作为文艺问题讨论一下，达到既弄清问题，又帮助同志的目的。

信送到党总支书记那里后，他感到心情有些郁闷，就给路翎打了个电话，约他下班后一同到小酒馆里去吃饭。

几杯酒下肚，两个情投意合的青年人就谈起了各自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们对胡风的处境表示同情，并对这种做法感到很困惑。他们还不知道胡风已于头天晚上被秘密拘捕，更不知道就在这家小酒馆里，公安部早已有人在监视他们了。

徐放的“反常行动”，使公安部更加警惕。

18日上午，徐放来到团中央，商量在“六一”儿童节发表社论的事情。结束后回到报社，还未走进办公室，就被人叫住，说是报社党总支书记找他有事。

徐放认为党总支书记看完了自己写给他的那封信，找自己去一定会谈谈他的看法，妥善地向上面反映自己提出的问题。

他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了总支书记办公室。

总支书记的面容是严肃的，见他进来，也未让他坐下，就对他宣布说：“经组织决定，对你实行停职反省。”

徐放的心情一下子落到了冰点。

徐放问：“反省什么？”

对方道：“与胡风的关系。”

徐放说：“现在还不行，我还得回家吃饭，还得去照顾一下孩子，不然没人管他的午饭。”

对方也没有强行将他留下，同意他先回去，吃完饭后再赶到报社来“反省”。

徐放于是回到位于麻线胡同十八号《人民日报》家属大院家里，做好饭后先给孩子喂完，然后自己再吃。

刚洗完碗走到外屋，一抬头，看见门外一下站了二十多个人，而且中间有几个是穿着制服的公安人员。

徐放一下愣住了，以为他们找错了门，就问道：“你们找谁？”

来人问：“你是徐放吗？”

当得到确认后，对方说：“我们找的正是你，请跟我们走吧。”

徐放问：“到什么地方去？”

对方说：“到时你就会知道了。”

这是全国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中派出人员最多的一次。为什么会来这么多的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当时没有记载，现在已很难知道真正的原因了。我想是不是当时对于胡风集团的弦绷得太紧了，公安部有关人员担心那位总支书记放走了徐放——这只能是现在的猜测了。

徐放被带上停在外面的汽车，押到煤渣胡同，关在一间小屋里。

屋子里放着一张小桌子，桌子前后各摆着一张长凳，徐放被带到了一张靠近门边的凳子坐下。这时走进来两名身着警服的公安人员，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

审讯就这样开始了。

问：“你是徐放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拘捕你吗？”

答：“不知道。”

问：“你和胡风是什么关系？”

答：“很早就认识，我当时是作者，他是编辑，就这个关系。”

审讯人员对这样的回答显然不满意，就加重语气说：“老实告诉你，胡风是反党分子，你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早已查明，就在前两天，他已经被我们逮捕了。我们对你实行拘留，也是有证据的。”

徐放问道：“你们的证据是什么？”

审讯人员立刻说出了早已调查好的徐放与胡风写信时的“暗语”。

徐放不得不吃惊。

审讯人员这时说：“徐放，限你在24小时内将你的问题谈清楚。”

答：“哪用得了24个小时，只要两个小时就够了。”

于是，审讯人员拿来了笔和纸，让他自己写“交代”。

据徐放的“交代”，他早在1944年就认识胡风。

那是在重庆的时候，徐放偶然得到一本胡风编辑的《七月》杂志，便被上面发表的诗歌吸引了。作为一名热爱诗歌创作的青年人，徐放认真阅读了上面的诗歌，并自己也拿起笔来进行创作，写了不少的诗歌作品。

徐放将这些作品抄在一个小本子上，想找胡风给指导一下。

胡风当时住在重庆乡下，离徐放的住地很远，一种对于诗歌创作的热情和对于文学名家的渴望，使年轻的徐放忘记了一切，他竟拿上自己的诗稿，步行了很长的时间找到胡风的家里，请胡风为自己的诗歌创作进行评点，以一位学生的态度向胡风求教。

胡风被这个年轻人的好学和谦逊所感动，不仅给他评点作品，还从中选出一些较好的诗歌在刊物上发表。

从此，徐放便与胡风经常通信，成了胡风鼎力扶植的文学青年。

徐放开始一步一步地走上文坛。

胡风在信中不但与徐放谈文学，还进行思想教育，让他靠近地下党组织，投身于革命的文艺活动。在徐放眼里，胡风就是一个革命的文艺战士，他认为：“没有胡先生，我不会参加革命。”

公安部通过核实，在胡风编辑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的重点人员名单，自然不会少了徐放。

徐放开始被关在北京市公安局在市内的一个看守所，让他在这里进行反省。

五年内他没有一个字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之后，徐放被关入秦城监狱，囚号为0685。

徐放在监狱里常常为他的冤案大喊大叫…………

徐放被作为“胡风反党集团”的一员逮捕了，可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在《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讴歌新中国的诗歌，却还被很多人所传诵：

…………

今天中国人民

在自己的祖国的红旗下

在毛泽东的面前

像百鸟朝凤，

像大海沸腾

我们呵

看到了胜利

我们呵

真正地有了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

拘捕“打入军队内部的胡风分子”：南京军区空军气象参谋化铁

1955年5月13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公布胡风第一批材料的当天，江苏省公安厅接到公安部指示，尽快拘捕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化铁。

为何如此紧急？

原来化铁并非一般的文人，他是南京空军部队的气象参谋，按照当时的规定，身上随时都佩有手枪。按照分析，既然“胡风分子”已打入了人民军队，同时还担任着一些空军部队的机密工作，因此必须迅速执行拘捕令。

江苏省公安厅根据公安部的指示，立刻派人前往空军部队。

可是，南京空军保卫部却不同意，说是没有接到空军上级的指示，地方公安机关无权到空军来抓人。

公安厅的人说：“化铁是个反党分子。”

保卫部的人说：“我们不知道什么反党分子。”

双方相持一段时间后，各自在电话里请示了自己的上级，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

为了保密，事先未通知化铁所在部队气象部门的领导，由公安厅和南京空军保卫部同时派人，前往空军宿舍。首先将宿舍大院包围，因为大门有人站岗，为了不惊动更多的人，就越墙而进。

此时正是午夜，原以为可以将化铁拘捕，谁知却扑了个空。

为防止化铁“携带军事气象情报潜逃”，南京空军保卫部便连夜给部队气象部门领导打电话，这才知道早在上午化铁就已赶往北京空军总部开会去了。

如果按照这个时间计算，拘捕化铁的时间应该是整个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中最早的，因为这比牛汉被拘捕的时间还早一天。可是，事情就这样阴差阳错，让化铁在北京的空军总部多吃了几餐会议伙食。

江苏省公安厅和南京空军保卫部立刻与空军保卫部联系，让他们设法在会议时间控制化铁，并将他押送回南京。

对于这一切，正在忙于开会的化铁毫不知晓。

19日上午，空军保卫部来了两个人，将正在开会的化铁叫出会议室。

化铁走到门外，看着两个陌生的军人问道：“你们有什么事？”

两个军人将他带到一间小屋里，没有说话，首先就下了他腰上的手枪。

化铁叫道：“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卸我的武器？”

对方说：“我们是空军保卫部的，奉命执行任务。”

化铁说：“我是来开会的，不能把枪随便给你们。”

对方说：“你不用开会了，我们送你回南京。”

化铁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对方说：“我们是奉命执行，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只能把你送回南京。”

两位军人一边说着，一边给化铁戴上了手铐。

就这样，在公安机关和部队的相互配合下，“打入军队内部的胡风分子”化铁很快就被拘捕了。

据化铁后来回忆，13日，在从南京前往北京开会的火车上，到一个站停靠的时候，外面有叫卖报的，他就买了一份，看到了当天《人民日报》上面有舒芜揭露胡风的材料，感到很吃惊，没有想到胡风的问题竟会一下子弄得这么大。舒芜在这些材料的开头，指责“胡风文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外衣掩盖之下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文艺思想的争论在这里被无限地升级，化铁不得不考虑自己多年来与胡风的关系。他坐在车上，思来想去，认为自己与胡风的交往只是一个文学青年与一位知名作家、诗人和刊物编辑之间的正常来往，没有什么超出原则的事情，也没有一点想“反党”的意思，自己心灵是纯洁的。因此他对这件事情也就没有放在心上，认为无论对胡风的批判是对还是错，都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自己是拥护新社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党和人民是忠心耿耿的，否则自己投笔从戎、穿上这身军装干什么呢？

他被带上由北京返回南京的火车。在上车的时候，很多旅客都不解地看着他们，对于两个军人押着一个军人感到有些奇怪。

到了车上以后，不知怎么搞的，手铐坏了。

两个负责押送的空军保卫部军人感到很不放心，为了防止这个“胡风分子”逃跑，押送的军人就跑到餐厅里去，拿来了一根铁丝，将化铁的双手拴上。

化铁没有反抗，任由他们摆布。

铁丝陷进了肉里，手上感到有些发麻。

餐厅里的服务员出来看见了，就对押送的人员说，不能用铁丝，不然会将手拴断的。

于是，押送的人又去找来了一根绳子，将化铁的手牢牢地捆起来，这样一来，比戴手铐时更难受。

车上，化铁拒绝吃饭、喝水。

押送的人员认为他这是在对抗，就对他看得更严。

化铁后来回忆说，这并不是自己的“对抗”，作为一名被捕的“胡风分子”，根本就不可能对抗。拒绝吃饭、喝水的原因是自己那时还年轻，很要面子，怕来往上厕所，被别人看见自己的双手被捆绑着，是一个“坏人”。

到达南京后，化铁被带到省委招待所，关在一间屋子里。每天仍由空军部队派人看守。

第三天，江苏省公安厅来人，空军保卫部将化铁正式交给地方公安机关。

很快，化铁被关进了监狱。化铁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骨干。化铁真名叫刘德馨，他与胡风早有来往。

化铁自小就很聪明，对文学创作也有天赋，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写作，并很快认识了在当时很有影响的青年作家阿垅和路翎。

那是20世纪的40年代，胡风住在重庆，化铁打听到地址后，就拿着自己的作品去找胡风，从此与胡风相识。胡风很欣赏化铁的才华，给他在文学创作上以各种帮助和扶持。1942年，化铁写出了一首诗，题目叫《暴雷雨岸然轰轰而至》，拿去请胡风“指教”。胡风看后很赞赏，就在主办的《希望》上发表了。诗中饱满的革命激情，呼唤大雷雨来到的呼声，代表着一种冲破黑暗的青春豪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从此化铁开始步入文坛。

年轻的化铁很有才气，不断有新的诗歌在《希望》上发表。胡风对化铁十分推崇，不断将他介绍给文艺界的朋友。

早已认识化铁的阿垅等人也相继对化铁的作品进行研究，认为的确有一股清新之气，于是也都撰文向读者推荐。其中以阿垅的《化铁片论》评价最高。阿垅在这篇文章中，称化铁是“有着拥抱人类的巨心…………”

这就是化铁与胡风及胡风集团成员们交往的历史，这些都被白纸黑字地印在了刊物上。负责胡风专案的机关只要翻一翻那些刊物，就会很快发现那个出现名字较多的人，因此化铁在公布胡风材料的当天就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并派人前往空军机关拘捕，这也就是很正常的了。

可是，化铁与胡风的关系还不止这些。

通过江苏省公安厅的调查，就在胡风准备撰写“三十万言书”的时候，不在文化机关工作的化铁，却与在南京的另一个同样不在文化机关的欧阳庄，积极地为胡风搜集各种需要的材料。他利用自己在部队工作的条件，了解部队文艺工作和基层文艺活动的情况，以及人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的各种不同反映，并将这些及时地告诉胡风。

因此，公安机关认为，作为军人的化铁，是给胡风的“反革命活动”提供“炮弹”的人。

在公安机关手中，掌握有一封“胡风分子”绿原写给阿垅和化铁的信，这封信写于1947年9月23日，邮出的地点是武汉。在这封信中，绿原谈了“胡风分子”各自的情况，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后来被《人民日报》公布在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

柏寒兄来信，谓万恶的共匪搅动他的故乡，恐怕又要跑反了。

这里的柏寒，就是后来的“胡风分子”方然。“他的故乡”指的是安庆。《人民日报》对这样一封信的按语是这样写的：

…………，在一九四七年九月，绿原还在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力量是“万恶的共匪”，可是，一九四八年初他就由另一胡风骨干分子曾卓介绍为共产党党员，打入了地下党的组织。后来绿原突然潜逃。武汉解放时又突然回到武汉，与曾卓一起自称是“共产党”，接收“大刚报”。一九五〇年再度钻进党来（参看本材料第二十八条）。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就是这样来“追随革命”和钻进共产党里面来的。

公安机关在侦察、搜缴、查获的“胡风分子”之间的往来信件中，化铁恐怕是最少的，但无论多少，这都是一种“罪证”。

蹲在监狱里的冀汸仍然弄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成了“胡风反革命分子”

5月13日，胡风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公布后，担任浙江省文联创作组组长的冀汸就被单位领导找去谈话，对他宣布“停职反省”。

冀汸的妻子正在医院里生孩子，单位领导允许他每天“反省”之后可以回家照顾家庭。

冀汸为人极有个性，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情从不愿屈服。过去在文坛上，他发表过很多小说和诗歌，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都曾引起过不小的争议，建国后被一些报刊连篇累牍地批评。

那时的小说家可没有现在这么幸福，现在是越争议作家就越出名，而那时只要是引起了争议，特别是受到党的报刊批评的作家，那就得首先考虑你的政治立场，考虑你的阶级出发点，一切都得往政治上面挂。正因为这样，省文联的领导曾动员过冀汸，让他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创作做一个检讨。

可是，这个冀汸却根本不理睬这些，不但不肯为此作什么检讨，更是依然我行我素，仍然按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进行创作。

第5页 :第二章 全国大搜捕（3）

对于这样一个人，要想在停职反省中真正“反省”，那也是很难的。在一个多星期时间里，他根本就没有写几页纸的“反省”，而且对于自己与胡风之间的关系，更是没有说出上面所需要的问题来。

根据公安部对于在全国清查胡风分子的部署，浙江省公安厅对冀汸的“反省”情况不停催问，总是得不到满意的答复。

21日上午，冀汸反省的小屋被推开了。

省文联秘书长带着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秘书长向冀汸介绍说：“这位是省委文教部的杨处长。”

冀汸不答话，知道他们来就是为了自己“反省”的事情，连头也不抬。

秘书长连忙接着说：“是这样，你每天在单位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为了你能够好好地交待自己的问题，想给你换一个安静点的地方。”

冀汸问：“什么地方？”

秘书长也不知道，就转过头去问杨处长：“什么地方？”杨处长说：“浙江旅馆。”

冀汸有些不太相信，那可是个高级旅馆，怎么让自己住进那里面去“反省”？

秘书长听了杨处长的回答后忙说：“是的，浙江旅馆。”

刚要走，冀汸突然说：“住旅馆还得花钱吧，我得先回一趟家，带点钱，再给家里的保姆说一声，让她多到医院去看一看我爱人，没人照顾总不行的。”

秘书长说：“不用了，你先走吧，车在外面等着哩，其他事情去了以后再说。”

没有办法，冀汸只好跟着上了停在外面的吉普车。

冀汸被安排在一个早已定好的房间里，负责监护他的人就住在旁边的几间屋子里。

杨处长坐了下来，开始代表组织与冀汸谈话。杨处长说：“你就先在这里住下，我们给你‘反省’的机会，你要认清自己的问题，有什么事可以向住在你左右的人打招呼，他们会关照你的。”

冀汸是个倔性子，就说：“还有什么值得‘反省’的呢？”

杨处长说：“你这人就是这么一个脾气，过去别人批评你的作品，你总是一副不理睬的样子，从来都不肯自己好好地‘反省’一下。现在这事情可不同了，它不是什么学术上的争论，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给你的机会要好好抓住，不然以后你会后悔的。”

书生气十足的冀汸说：“我这人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杨处长见冀汸“顽固不化”，就严肃地说：“你不要这个态度。《人民日报》上公布了胡风写给舒芜的信件，同时还有胡风的检讨，报纸也加了编者按。你要知道，《人民日报》的意见，就是代表了毛主席的意见，你应该明白。你与胡风到底是什么关系，必须得讲清楚，有什么就交待什么，不要存在任何的幻想。”

冀汸说：“我‘反省’的材料都交给省文联了。”

杨处长直摇头说：“那个材料不行的。”

过了一会儿，杨处长问：“你认识胡风这个人吗？”

冀汸答：“认识。”

杨处长问：“他是什么地方人？”

答：“湖北。”

杨处长问：“你们怎么认识的？”

答：“写作品吧。”

杨处长想了想，没有说话就走了。

冀汸正式移交浙江省公安厅负责审讯。

审讯冀汸的公安人员名叫王浩，山东人，南下干部。

问：“你认为胡风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答：“文艺界之间的学术争论。”

问：“你的认识还很肤浅，这不是什么文艺界的学术问题，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你知道吗？”

答：“不知道。”

问：“你不知道，现在我告诉你，你们是以文艺作掩护，在背后搞政治斗争，你现在知道了吧。”

“顽固”的冀汸摇摇头。

问：“我问你，既然你认识胡风，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答：“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作家，诗人。”

冀汸如此的回答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王浩严肃地正告冀汸：“胡风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你必须得同他划清界限，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你现在的认识很显然是跟不上形势的，对你自己也不利，你要接受组织的审查，只有交待才是唯一的出路。在北京起义的傅作义你知道吗？那是国民党部队里的将军，党和人民对他是宽大的，现在不是还在北京工作吗？还有你们的同伙舒芜，也是起义的，他揭发了胡风的很多问题。你现在起义已经是来不及了，但是投诚还不晚，组织上给你一个机会，你自己不要像以前一样地放过了。”

两个人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观点不同，认识不同，半天下来没有一个结果。

后来换了一种方式，由省文联领导和一些平时要好的同事来对冀汸进行劝说，希望他能尽早认识自己的问题，与胡风划清界限。

可是，一贯以固执著称的小说家冀汸，却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不肯“转弯”。

既然冀汸“起义”已来不及了，又不肯“投诚”，那么就只好将他请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那天深夜，外面的天气很凉。冀汸被突然叫醒。

他问：“干什么，又要审讯？”

看守的人员说：“快点，别啰唆了，给你换个地方。”

冀汸不解地问：“换个房间？”

对方有些不耐烦地答：“问什么问，去了你就知道了。”

一辆吉普车将他拉到了郊外的小车桥监狱。

经过漫长的“帮助”之后，不肯悔改的冀汸，终于到他应该去的地方，进了真正的监狱。

负责押送的王浩在为他办理完一切入狱的手续后，对他说：“你把你投诚的机会也错过了，现在只有到监狱里去争取宽大处理了。”

然而，蹲在监狱里的冀汸仍然弄不明白，自己怎么就成了“胡风反革命分子”？

冀汸被作为“胡风分子”拘捕，完全是情理中的事情。

据查，除了在创作上的来往之外，他还与胡风进行经常的通信联系，就在公布胡风集团的第一批材料时，他还与胡风通信，这种关系一直到胡风和他被拘捕之后才结束。

公安机关查获了他们之间的大量信件。

1952年4月16日，胡风从上海邮有一封信给冀汸。

信中说：

那“批评”当然不是一件小事，这是酝酿了三年以来的杀机。还有，余芳是该报通讯员，有十五号的“内部通讯”，即向通讯员们征求胡某文艺思想的稿件，等于一次战斗动员。你们可找来看看。

学习二三两期上，几位理论红人底文章，犯了错误，连宣传部负责人都做了检讨（此事不必说出去）。

从这封信的内容不难看出，冀汸与胡风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这里所说的“那‘批评’”，是指当时的《文艺报》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学习”是指《学习》杂志。

这封信同时可以看出，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当时就与文艺界的一些人有着相同的观点和看法，而冀汸的文艺观与胡风无疑是一致的。

这种一致性就成了他被打成“胡风分子”的一个重要原因。

1954年11月7日，胡风从北京给冀汸邮来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一些话：

这里已在展开，今天第二次文联扩大会。我发了言。“报”问题不是孤立的，为领导倾向表现之一。以实例说明一二两卷即已奠定了这样的方向：立场上，向资产阶级投降，仇视青年作家和不同意他们的革命作家；理论上，以庸俗社会学看内容，以形式主义看形式。五年来，拖垮了——把会议由‘报’拖到全面。

我的发言未完。下次会徐兄要发言提出控诉。

原来还想你们也检查材料，现在只希望你们把这文章写好。要步步抓住透示出这是一个宗派的迫害，尖锐的指出他们的“理论”是资产阶级的。

这里的“徐兄”指的是路翎。

胡风在这里所说的“我的发言”，是指他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发言，这个发言发表在1954年第22期《文艺报》上。胡风在这个发言中，谈了自己的文艺观。正是他的这种观点，后来被认为是他及其集团“疯狂向中国共产党进攻的

发言”。

公安机关认为，胡风在这封信以及以后的一些信中，将自己的这个发言通知其他分子，完全是为了向他们通报消息，让“胡风分子”在全国各地积极地配合行动，向党发起攻击。

得到了胡风这些“指令”的冀汸，自然是“胡风反党集团”中的当然成员了。

就在揭露“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公布之前，胡风集团中的“骨干”也许预感到了什么，张中晓曾于1955年2月14日从上海邮有一封信给冀汸。这封信，也同样成为将冀汸被定为“胡风分子”的一个重要依据。

信中这样写道：

大概已进入摊牌阶段了。

现在必须这样做的：第一，朋友们各人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一切要从自己的劳动去看；不能和古公的问题混为一谈，这是前提。第二，在这个前提下，被迫讲话时可对古公批判。第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

一切不能离开这个前提。

便时希告朱兄，来不及同他写信了。

张中晓被认为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少帅”，很得胡风赏识，是毛泽东“钦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我在后面将讲到我在负责审讯他时的一些情况。他在这时给冀汸写这封信，正好成了冀汸无法逃脱的“罪责”。

信中所说到的“摊牌阶段”，是指全国文艺界当时对于胡风思想的批判已经开始。

据公安机关所查，胡风在1955年1月20日曾写信给张中晓，向他“指示”了应付这次批判的方针。

胡风在这封信中说：

至于和我有友谊的同志们，那和我是两回事，应该是就各人底劳动去看的。

公安机关认为，胡风的这些话，就是叫胡风分子们各自在这场批判中设法“蒙混过关”。“张中晓在写给冀汸的这封信里，向胡风分子传达了胡风的这种指示。”

公安机关还认为，张中晓在写给冀汸的这封“指示”信中，还用了许多外人无法读懂的“暗语”，这正好体现了“胡风分子”们反党反人民的“本质”，这是见不得天日的事情。信中的“古公”，指的就是胡风；而“朱兄”指的就是“胡风分子”方然，即朱声；“朋友们”则是指胡风集团的

党羽。

只有胡风及胡风集团成员给冀汸的来信，这不能完全说明冀汸与他们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只有获得了冀汸同时也给胡风和胡风集团其他成员的信件，这才能完全说明问题，才能完成最后的定性。

公安机关的工作做到了，获得了八封冀汸给胡风和胡风集团其他成员重要的信件。

早在1947年3月24日，冀汸就曾由南京邮过一封信给胡风。

这封信中有这样的内容：

今天在“文汇报”上读了郭沫若底“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真把人气哑了，他简直像文坛皇帝，在那里下诏令。…………普天之下，古往今来，从没见像这样的律师和讼棍的！…………真是混蛋，王八旦！我想直接寄一封信给他，把皇帝底尊严“冒犯”一下。实在使人愤怒。这些家伙们底面孔和心肠都照在哈哈镜里，古怪极了！

这里所说的那篇郭沫若所写的《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是一篇批评“胡风分子”耿庸等人的文章。在此之前，先是耿庸写了一篇文章，名叫《略说不安》。接着其他的“胡风分子”又写了几篇文章，如《从文艺界恶风气所想起》，文章中攻击巴金、唐弢等进步作家。郭沫若在这里引用18世纪美国总统华盛顿幼年乱砍樱桃树的故事作比喻，说明不要对进步作家进行乱批评，乱攻击，要爱护和关心他们的成长。

建国后的郭沫若已是中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封信作为冀汸积极参加胡风集团的活动也是铁证了。

另外，公安机关还查获一封冀汸在1946年5月18日从南京邮给胡风的一封信。

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涉及对文艺思想的认识问题：

…………最近，我想弄一个诗刊出来。要作战，总得有阵地。东游西击，总是不会有战果的。而“陀式”诗和“方言诗”又这样狂妄，一如剧坛上只有妖魔鬼怪一样，乐坛上只有“古怪歌”和“牛头不对马嘴”一样。

现在看来，这是一封极平常的通信，只是谈一些对文坛现象的个人看法。可是当时却被认为是“冀汸对解放前暴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诗歌、戏剧和群众歌曲肆意辱骂，从这里看得出胡风集团对解放前的反对国民党的文艺作品是充满敌意的。这里提到的‘陀式’诗、‘方言诗’，指当时马凡陀同志等所作的反对国民党的诗歌。‘古怪歌’和‘牛头不对马嘴’两首歌曲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很流行、内容暴露国民党的腐朽反动统治，痛斥国民党特务横行，迫害人民，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当时群众在举行集会游行的时候常常唱这些歌”。

以上所引用的这些，都是当时公安机关和报刊上的分析，既然事情已严重到了这种地步，加之冀汸倔强的个性，给他戴上“胡风分子”的这顶帽子，也就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了。

在天津，“毛泽东的亲戚”鲁藜也因为与胡风的关系难以幸免

鲁藜被拘捕是令人没有想到的。

我在1980年8月进入秦城监狱，参加公安部对“四人帮”预审时，在江青的相关材料中，发现了一个名叫王曼恬的女人，曾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二

书记。

王曼恬的父亲名叫王季范，与毛泽东是姨表兄弟，建国初期曾在文史馆工作。

由于这种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她与江打得火热，深得江青信任，不但担任了天津市委的领导职务，同时还成为文化部的负责人之一，曾参与江青的一些阴谋活动，有民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畏罪自杀。

鲁藜当时的妻子正是王曼恬。

除了这层关系之外，鲁藜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也是早已认识的“朋友”。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藜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就曾与江青在一起活动过，并在晚上陪江青去排过戏。

后来鲁藜到了延安，不久江青也到延安，他们有时还见面，鲁藜对江青一直都很尊重。

也就是说，鲁藜自从与王曼恬结婚之后，就成了毛泽东的亲戚，加之与江青认识，就有了这种“通天”的关系。但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在全国性的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中，也同样没有逃脱被拘捕的命运。

拘捕鲁藜毛泽东是否知道，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说明，当时全国上下对于清查“胡风分子”的行动是迅速的，手段是坚决的，不管是谁，只要与胡风集团有一点牵连，在当时都难逃厄运。

1955年5月下旬，全国性搜捕“胡风分子”的行动已进入高潮，一直怀着忐忑不安心情的鲁藜，不知自己是否能躲过这场劫难。

妻子王曼恬当时在一所女子中学任教师，这天休息在家，夫妻二人在家里做家务。

这时有人敲门。打开房门，鲁藜不觉大惊，两名身穿警服的公安人员站在那里。领头的是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江峰，他从身上取出一张拘捕证，对鲁藜宣布：“你被捕了。”

鲁藜问：“为什么捕我？”

江峰说：“参加反革命活动。”

王曼恬站在一旁，完全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鲁藜看着自己妻子不解的目光，问道：“你相信他们说的我是反革命吗？”

妻子没有回答。

江峰说：“是不是反革命你跟我们去了再说。”

鲁藜用手指着自己的妻子对江峰说：“我是不是反革命，她完全可以作证。我比当代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更有机会接触毛主席，更有机会钻进党中央去。但我从来都不用我妻子与毛主席的这种亲戚关系，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当我的作家，为人民写作，这难道有什么罪吗？”

鲁藜后来回忆，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王曼恬惊讶的目光里一下子涌满了泪水。

随同江峰来的公安人员拿出手铐，走过去对鲁藜说：“戴上这个吧。”只听手铐“咔”的一声，锁住了鲁藜的双手。

当带着鲁藜朝外走的时候，作协大院里早已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其中有很多是鲁藜的同事。鲁藜朝惊讶的同事们苦笑了一下，说：“这也是生活。”

在熟人们好奇而不解的目光中，汽车载着鲁藜飞快地驶出作协大院，向另一个他所无法认识的地方开去…………

从此，他的笔下再也无法涌出那些热情激荡的诗歌了，开始“创作”的是以整个生命为代价的一部“人间悲剧”。

鲁藜很早就参加革命，一直在上海从事反对国民党统治的进步活动。1934年曾经被捕，但他拒不承认自己从事“反政府”的活动，国民党反动派又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最后只好将他放了。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热爱诗歌，便与胡风有所接触，并在胡风办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

1936年鲁藜加入中国共产党，仍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

后来他到了延安，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这个革命的摇篮里，他被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所感动，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歌颂延安的文学作品《延河散影》，寄给胡风，便在胡风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了，从此成为胡风“七月诗派”中一个重要诗人。

可是，1942年延安整风时，他却被作为“失足者”，在运动中受到过“抢救”，差一点被“清洗”。

建国后，鲁藜随人民解放军进入天津，以后担任了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这个协会，后来被认为是除上海之外胡风集团的又一个“据点”，作为主席的鲁藜，无疑是这个“据点”的头。

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鲁藜看到后，想到自己与胡风的关系，心中自然有些不安。他意识到对于胡风的问题，已从一般的文艺理论之争，变成了政治问题了。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曾说，当时的情绪一直都处在很低落和紧张的状态，感到自己自从加入共产党后，一直对党忠心耿耿，但每次运动都被当成了怀疑对象，内心里感到很痛苦，因此整天除了上班之外，就是将自己关在家里，与妻子之间两眼相望，不知道明天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人民日报》的这个编者按为什么使鲁藜感到不安呢？因为这上面已明确地指出：

自从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发表以后，人们被胡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所激怒了。本报已经收到全国各地各界读者写的大批文章和信件，他们一致要求彻底揭露胡风及其集团的罪恶，这种愤怒的情绪是不可抑止的。但是，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罢，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现在发表的材料，是从胡风写给他的反动集团的人们的六十八封密信中摘录下来的。这些密信都是胡风在全国解放以后写的。在这些信里，胡风恶毒地污蔑党、污蔑党的文艺方针、污蔑党的负责同志、咒骂文艺界的党员作家和党外作家；在这些信里，胡风指挥他的反动集团的人们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秘密地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猖狂进攻；在这些信里，胡风唆使他的党羽们打进党内，打进革命团体内建立据点，扩充“实力”，探听情况和盗窃党内文件。在这些信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解放以后，胡风更加施展了他的两面派手法：公开的是“不要去碰”，“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党和人民；而暗中却更加紧地“磨我的剑，窥测方向，”“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来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当他向党举行猖狂的进攻失败以后，他就赶紧指挥他的党羽布置退却，“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准备好每人一套假检讨，以便潜伏下来，伺机再起。这就证明了胡风及其集团的反革命阴谋的极端严重性。我们必须加倍提高警惕，决不可中了他们假投降的诡计。

…………

这个编者按对胡风及其集团的定性是肯定，是不容争执的，胡风在这里已完全成了“反革命分子”。

刚刚从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人民，对于那些妄图推翻人民政权的反革命分子的仇恨是可想而知的。当海潮涨起，排山倒海般的大浪袭来的时候，一个人就如同一片树叶，到了这里任你怎么挣扎都是没有什么用的——这就是运动的力量。

在公布的第二批材料中，虽然没有鲁藜与胡风之间的信件，但这不能说明他们之间没有联系，因为胡风过去所办的《七月》《热风》两本刊物，就已经将鲁藜的名字印在上面了。

谁能想到当年一个热血的文学青年所发表的几首小诗，二十多年后竟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一条铁证呢？

鲁藜直到被关进监狱，仍然对此想不通，感到“专政太多疑了”。自己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参加革命，当年在白色恐怖下受到敌人追捕，到处还有群众掩护，心里是踏实的。自己也曾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牢，但那时是正义在胸，不畏生死。现在自己竟成了人民的“敌人”，没有了群众，心中不免有些凄凉。

然而，更大的打击接着而来。就在他入狱后不久，他的妻子提出与他离婚，划清界限。

连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妻子都不相信自己了，这个曾经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写过无数诗歌的诗人，在狱中彻底感到了失望…………

搜捕收尾阶段的最后排查，王戎终于没能逃脱

1955年6月，整个搜捕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各级公安机关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对于前一阶段的搜捕进行了总结和排查，进一步深入调查隐藏得很深的一些“胡风分子”，要求不要“漏网”。

公安部一再强调，上海是排查的重点。

我所在的“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经过排查，发现除了贾植芳、耿庸、何满子等人之外，还有一些“胡风分子”隐藏在一些文化机关和文艺团体，特别是由前华东军政委员会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刘雪苇担任社长的新文艺出版社，更是安插了耿庸、张中晓、王元化、罗洛等一批“胡风分子”，因此刘雪苇在北京开会时被公安部拘捕。除此之外，有一些人虽然表面上与胡风没有太多的联系，但他们的思想体系是一致，感情上有共鸣之处。

原华东军政委员会宣传文化部副部长、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彭柏山，便是在这个时候被捕的。

他是被拘捕的“胡风分子”中级别最高的干部。

我曾参加审问过彭柏山，关于他的问题，弄得也很复杂，我同样将在后面具体讲到，这也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

除了彭柏山以外，“胡风专案”通过调查以后，还决定拘捕王戎。

其实，王戎与胡风来往并不密切。

早在20世纪40年代，王戎就在上海从事“左联”的戏剧工作，他虽然文化不高，仅有高小毕业，但为人聪明，爱好戏剧，加之自己勤奋，因此在戏剧理论及诗歌创作上也较有建树。在“左联”时，与夏衍、阳翰笙等人的关系也不错。

根据这种情况，在文艺理论上王戎应该是同周扬、夏衍等人一致的。可是，1944年重庆《新华日报》在讨论话剧《清明前后》时，王戎却写了一篇《从“清明前后”说起》的文章，后来被认为“反映了胡风的文艺

思想”。

王戎当时是不是有意地在“反映胡风思想”呢？这恐怕还得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但就是因为这样，王戎后来被认为有“胡风思想”。

1949年，一直在解放区从事红色文艺的何其芳，在谈到国统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时，还专门点了王戎的名。

不管王戎自己愿意不愿意，他还是被拴在了胡风的这辆马车上。

开始公布胡风的材料时，王戎也曾紧张过，早早就写了“交待”，并慌慌张张地去找过何满子，让他交待与胡风集团的关系。

过了一段时间，耿庸、何满子等人相继被拘捕，但王戎却毫发无损。

正是由于这样，王戎也许认为自己的判断没有错，那就是自己从来都不在胡风的“队伍”里。随着对于“胡风分子”的大搜捕接近尾声，王戎的这种错觉也越来越明显。

搜捕“胡风分子”的网越张越大，王戎终于没能逃脱。

6月7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签发了拘捕证。

8日早晨，市公安局派人前往王戎单位的人事处，让他们去叫王戎。

王戎的宿舍与人事处在同一栋楼，王戎在三楼，人事处在楼下。为了不引起怀疑，人事处派了一位女干部来叫他。

王戎问：“什么事？”

人事处的人告诉他，有一点事情，请你到人事处办公室去一下。

王戎穿了一双拖鞋，跟着来到办公室，只见有两个穿着中山服的陌生人站在里面。

一个人问：“你是叫王戎吗？”

王戎点点头。

两个人将他带到一边，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在他的面前晃了一下，然后宣布：“你被捕了，这是拘捕证，签个字吧。”

王戎不解地问：“我犯了什么罪？”

来人说：“这个你自己清楚。”

王戎固执地说：“我不清楚。”

来人说：“你不清楚可以帮你搞清楚。”

王戎提出要到楼上去换一双鞋子，没有得到允许。

他只好穿着一双拖鞋往外走。

由于是上班时间，怕惊动别人，两个公安人员便告诉他说：“我们不铐你了，你就跟着我们走，不要声张，不要与人答话。”

王戎见不让自己去换鞋，就天真地问：“要去多长时间？”

来人答：“很快就会回来。”

外面早已停好了一辆吉普车。

王戎被拉着到他户籍所在的江宁公安分局，注销了户口，然后便送往建国中路二十六号。

从此，作为作家和诗人的王戎，便在铁窗下开始埋头写他那没完没了的“交待材料”，直写到满头的青丝都慢慢地盖上了一层岁月的白霜。

生命就这样被无端地消耗在这痛苦的时光里。

从进入监狱的那一刻开始，王戎便没有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囚号为：1068号。

与胡风既无书信往来，又无其他联系，只是在文艺观点上有某些相同的杜谷，成为最后一个被批捕的“胡风分子”

也许，在所有被捕的“胡风分子”中，杜谷是最后一个被正式拘捕的。

杜谷被作为“胡风分子”，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经查，杜谷与胡风既无书信往来，又无其他联系，只是在一些文艺观点的认识上有着某种相同之处。如果此时他的政治嗅觉敏锐一点，处理问题能够冷静一点，明哲保身，与“胡风集团”的其他成员躲远一点，那么他也许就可逃过这场劫难。

如果真是这样，这个人也就不是杜谷了。

杜谷当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旅行家》杂志社协助主编子冈主持编务工作。

6月6日，他刚上班，就有人来叫他，说是出版社领导叫他有事。杜谷急忙跑去，谁知领导用一张冰冷的面孔对他宣布停职“检查”。

杜谷有些莫名其妙，问道：“检查什么？”

领导告诉他说：“你看看最近的报纸就知道了。”

杜谷想了想说：“最近报纸上登得最多的就是胡风的那些材料。”

领导说：“这就对了，你去检查一下吧。”

杜谷这才如梦初醒，天哪，竟然将自己拉进了这个“反革命集团”！

杜谷被关进出版社靠近大门的一间屋子里，进出大小便都得向有关人员“报告”。

本来就与胡风没有多少联系，却硬要“写”出那么一页又一页的“检讨”来，这使文采飞扬的杜谷一下子成了一个落笔无字的傻子，每天只是呆呆地看着那一张又一张的白纸发愣。

就这样，杜谷在出版社的这间小屋子里，从6月10日一直关到10月12日，整整四个月时间。一次又一次的催促交待问题，一次又一次的诱供，一次又一次的“亲切交谈”，都未能使杜谷说出违心的话来。

灵魂在痛苦中折磨着。

团中央为此派来了工作组，一次一次地将杜谷带到群众大会上去接受“教育”，“帮助”他认识问题。最后见他仍不“觉悟”，就召开了全出版社人员参加的大型斗争会。

刚从旧社会的黑暗统治中走出来见到阳光的人们是兴奋的，感激的，同时也是单纯的，对党、对领袖、对新中国从内心的深处更是热爱和拥护，在这种巨大的政治氛围中，人们很难跳出来独立地思考问题，因此对于杜谷这种与“反革命集团”有联系的人是憎恨的。斗争会上人们除了给他戴上了一顶顶难以接受的“胡风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之外，还提出要政府严惩。

听着昔日同事们“爱憎分明”的发言，每一句话都如同刀一样地刺痛着他的心，此种气氛之下，就是有万张嘴也无济于事。

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开了建国以来通过政治运动解决不同意见的先河，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杜谷有口难辩，真是痛不欲生。

后来杜谷在一次回忆中谈到那段岁月时说：“…………关在出版社东侧一间小屋里。门外院子里面有一盆夹竹桃，花开得红艳艳的，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它陪我度过了那痛苦的日子，只有它对我依然是温和而亲切的。”

就这样，杜谷还是最终“辜负”了大家的“希望”，出版社领导和“人民群众”对他也失去了“帮助”信心。

6月底，全国性搜捕“胡风分子”的大规模行动已经基本结束，对于“胡风分子”的政治历史问题早已进入审讯、调查阶段。1955年7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后，由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和“潘扬案件”引发的另一个更大规模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在全国陆续展开，人们对杜谷这样“顽固不化”的人已失去了耐心。

10月12日，三位公安人员来到出版社。他们向杜谷出示了“拘捕证”。

杜谷被拉到位于德胜门外的监狱。

最后一名“胡风分子”终于“服法”。

对于自己被捕的原因，多少年以后杜谷仍不明白。

早在20世纪30年代，杜谷就开始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了40年代，他与芦甸一同在成都创办了“还原诗社”，与芦甸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而此时的芦甸，又与胡风有着某种联系。

重庆解放后，杜谷在西南局领导的“青年团西南工委”宣传部任主任秘书和团刊编辑部主任。

1952年冬天，撤销西南局团委，杜谷调入北京团中央，分配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

到了一个新地方，杜谷人生地不熟，就经常与在天津市文联工作的芦甸联系。

《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的第一批材料后，杜谷觉得有些不对劲，怎么将文艺问题一下子上升到了政治问题，感到十分惊讶。可是又找不到一个知心朋友谈一谈，于是他便想到了芦甸。

芦甸的爱人李嘉陵在中宣部工作，每到周末芦甸都会从天津回到北京来团聚。

6月4日是星期六，杜谷想给芦甸的爱人先打个电话，问一问情况。

当他将电话打进中宣部的时候，对方说李嘉陵不在，问他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助转告，并问了他的地址和姓名。

杜谷以为对方会给他转告，就如实地告诉了对方。

然而，他何曾知道，此时的芦甸在天津早已被作为“胡风分子”看管起来了，他的妻子也同时受到了牵连。

那位记下他地址与姓名的人，很快就将情况报告了上级。

好端端的杜谷，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自己撞在了“枪口”上。

第6页 :第三章 胡风与周扬恩恩怨怨二十年

第三章 胡风与周扬恩恩怨怨二十年

胡风与胡乔木谈对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的看法

胡风不得不感到困惑。

建国之后，从延安解放区走进北京城的周扬，已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具体领导人了，而在新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前，一直在上海对旧文学工作者协会从事组织领导工作的胡风，工作却迟迟未曾落实。

在胡风毫不知晓的情况下，有关方面发出通知，让旧文艺工作者协会从上海搬到北京。

周扬找胡风谈话，安排胡风到《文艺报》任编委，被他拒绝了。

后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找过胡风，向他再次谈了工作的安排。这工作共三项，由胡风自己选择：

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

二是《文艺报》负责人；

三是在中央研究所教书。

胡乔木要求胡风书面而不是口头给予答复。

胡风后来做了书面答复，但对工作并未肯定，而是要求再与胡乔木谈一次，陈述一下目前自己工作的困难。可是再未得到答复。

1944年在重庆的时候，胡风与周恩来有过交往。主要是国民党当局吊销了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胡风为此十分气愤，便下决心再办一份杂志。但是当时要申办新的杂志，必须先交一笔保证金，胡风手头没有那么多钱，杂志也就办不成。这事被在重庆的周恩来知道了，就积极支持胡风，并想法弄来一笔资金，让胡风交了押金，新办的杂志《希望》得以出刊。

从此胡风与周恩来往来较密切，并在文艺方面得到过周恩来很多具体的指示。周恩来高尚的人格和亲切感人的工作作风，使胡风非常佩服。

正是这种关系，处于苦恼中的胡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要求与之面谈。

共和国初建，百废待兴，忙于国务的周恩来没有时间，同样是委托胡乔木与胡风面谈。

胡乔木的谈话不像前一次那样平缓了。

胡乔木与胡风谈了几点：

一是胡风对于党的文艺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二是胡风“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与共产党不同”，同时说这一点还不是“群众”的意见；三是胡乔木劝他，说是“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

胡风听后很震惊。

不过，固执的胡风还是向胡乔木谈了自己心中的忧虑。

胡风认为，自从建国后，负责领导文艺工作的人在一些认识和观念上存在着问题，这样发展势必影响到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例如将“五四”以来的文学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白区文艺工作基本上没有肯定，同时还有所贬低。在这些文艺负责人眼里，除了解放区的文艺之外，别的文艺好像都不行，不被承认。在文艺理论上，也是一种公式化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占了上风，如此发展下去，是会直接地影响到建国后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正如鲁迅所说，胡风是个耿直的人，他开口就一下子说出了自己的整个想法，然后还说出了自己的担忧，真担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

胡乔木没有同意胡风的这些看法，当即进行了驳斥。

“二胡”相见，谈得并不投机。

太固执、太天真的胡风几天后再次给胡乔木写信，要求恢复他的党籍。

据了解，胡风早年曾加入过共青团，这是我参加“胡风专案”之后，在一次有关胡风案件的报告中传达的。

由于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彭柏山被划为“胡风分子”，遭到逮捕和审查，中共中央派石西民同志前来上海担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同时担任“胡风专案”的负责人之一。在一次报告中，他对我们曾说过：“胡风早年曾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

那时的许多团员，后来基本上都转为了中共党员，但胡风却一直未曾明确这个关系。

胡乔木再次与胡风会面。

胡乔木回答说，关于组织问题，可以给予考虑。

可是，知识分子过于敏感的神经使胡风退却了。

胡风见胡乔木对此事说得平淡，并没有劝他赶快解决的意思。再加上上次谈话中提到他对世界对历史的认识与共产党的看法不一样等话，使胡风对自己也产生了怀疑，这样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呢？

后来他又曾为此找过负责作家协会党组织工作的丁玲，丁玲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有的人要看几十年哩！

敏感的胡风认为这是作为党员作家的丁玲在拒绝自己。

为新中国的成立曾激情满怀地写过《欢乐颂》的胡风，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困惑。这不得不使他想起在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作为大会主席团副总主席的茅盾所作的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叫《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

这是胡风在这次文代会上拒绝参加起草的一个报告，因此茅盾在报告前，还特地向全体到会者作了说明。

报告的内容令胡风不能接受，因为在这个报告里，除了对胡风认为在国统区很有发展前途的小说家路翎的作品进行批评外，还对胡风本人的一些文艺思想进行了批评。

在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关于文艺思想理论的发展中，茅盾专门单独列了一节《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与态度的问题》，来阐述对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

…………然而有人以为革命理论的学习是足以使作家“说谎”，以为发扬作家的“主观”才会有艺术的真实表现。他们以为既然是革命的作家，天然就有革命的立场，如果本来没有革命的立场，怎样努力去学习和改造都是空的。他们以为，作家过着怎样的生活就可以怎样的“斗争”，这样的说法在国民党统治下作家的自由完全被剥夺时，本来不是完全没有理由，但他们因此就抹煞了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必要。他们一方面强调了封建统治所造成的人民身上的缺点，以为和人民身上的缺点斗争是作家的基本任务，另一方面又无条件地崇拜个人主义的自发性的斗争，以为这种斗争就是健康的原始生命力的表现，他们不把集体主义的自觉的斗争，而把这所谓原始生命力，看做是历史的原动力。他们想依靠抽象的生命力与个人的自发性的突击来反抗现实，所以这在实际上正是游离于群众生活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在这里，报告经过一大段理论的阐述之后，毫不客气地指出：

…………到现在却仍旧继续用这种看法来对待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文艺工作在新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那么我们势必落后于时代，乃至为时代所唾弃。

胡风对新中国满怀着一个诗人的热情，参加各种会议，写诗歌颂这个全新的时代，歌颂带来这个新时代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她的领袖。这一连串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是胡风在“进入新社会”之前所始料未及的，他毫无一点思想准备，感到一种深深的不解。

这难道纯粹是文艺界之间的恩恩怨怨吗？

对阿垅诗论的批判，周扬首次提到“小集团”

1950年3月12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上发表了一篇批判阿垅诗论的文章，题目叫《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

这篇批判文章的作者名叫陈涌。文章主要针对阿垅在《文艺学习》上发表的那篇《论倾向性》的论文写的。

陈涌在这篇文章中着重指出，阿垅的论文歪曲了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精神，并认为阿垅所写的“艺术即政治”的观点，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歪曲”，是“抵抗马列主义的关于文艺的党性的思想”。

人们盼望已久的新中国刚刚成立，马列主义已成为这个新生的人民国家和领导全国人民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个思想是新生政权牢固的思想基础。看到这样的批评文字，不但阿垅不安，胡风也感到震惊，如此巨大的帽子压了下来，这是过去的文艺批评中所从未有过的。

3月19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史笃《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的文章，对阿垅以张怀瑞的笔名在上海《起点》第二期上发表的《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提出批判。

后查，史笃即蒋天佐的笔名，他在这篇批判文章中的语气，比前一篇陈涌的更强硬。他写道：“…………随时随地向一切歪曲、玷污马列主义的、冒充马列主义的‘理论’作坚决的斗争，是思想战线，包括文艺战线上的一个重大的任务。…………另一方面，为了保持马列主义学说的纯洁性，就必须坚决揭露一切马列主义伪装，使它们在群众面前露出原形来。”

党中央机关报，版面是寸“土”寸金，而在短短的时间里针对一个作家的文章，不惜版面接连发表了两篇批判的文章，这在过去是少有的。

这不能不引起阿垅的紧张。

3月21日，阿垅立刻给《人民日报》写信。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检讨：

…………两篇批评也看到的。这使我痛苦。我要好好进行检讨，和完全接受指责。…………十几年来，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第一、我受不到党的教育；第二、阵地是分散的，孤立的；第三、我没有好好受过教育，完全是自学的，这样，使我在许多地方不能够深入，而造成了这一次大的错误。

错误在我，请多批评，给我帮助，真诚地！

3月26日，《人民日报》将这封信全文发表，并加了编者按。

本以为认错了，检讨了，事情就可能结束。

但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7月1日，《文艺报》出版了第二卷第六期，东北作家陈淼在上面发表文章，题目为《人们需要深刻具体的检讨》，对阿垅的那封信提出批评，认为这是检讨不深刻的表现，不能算过关，还得从深处进行新的反省。

早在3月14日，作为主管全国文艺工作的周扬，在文化部大礼堂向京津地区的文艺干部作报告，对阿垅发表的两篇文章感到很气愤，说这是“小资产阶级作家‘小集团’的抬头，危害性等于社会民主党”。

据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人说，当时周扬用手指着讲话台上的四把椅子说，有你小资产阶级的一把坐着，你好好坐着就是了。如果你不满意，如果乱说乱动，就要打，狠狠地打！

由此不难看出，对于阿垅两篇文章的批判，作为分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应该是知道的，或者说是认真地读过的，不然就不会在这里点到阿垅的名字，同时还谈到了具体的作品。

这里首次提到了“小集团”。一场历史悲剧缓缓拉开了序幕。

曾在解放区和国统区从事进步文艺的作家们，相会在解放后的北京，在新中国晴朗的天空下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刚过去半年多，还处在一种翻身做主人的兴奋中的人们，根本就不会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胡风和阿垅都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敏感的人们不得不思考，这两篇文章究竟意味着什么？阿垅与胡风的关系应该说文艺界都是知道的，向阿垅“开刀”会不会是打向胡风的第一步？

第7页 :第四章 胡风上书三十万言

第四章 胡风上书三十万言

胡风在文艺界整风强大政治压力下给绿原的一封信

胡风预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继对阿垅的批判之后，对于胡风当年在《七月》和《希望》上发表作品作者的批判相继开始。

这些作者，大都是从胡风所办的两本刊物上起步的，现在都已成长为比较成熟的作家了。他们活跃在建国初期的文坛，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读者中也较有影响。

首先被批判的是阿垅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接着就是路翎的《女工赵梅英》、冀汸的《春天来了》…………后来连胡风自认为写得很好的歌颂新中国和毛泽东的诗歌《时间开始了》，都莫名其妙地受到了批判。

胡风睁着困惑的眼睛，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

共和国成立后，一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正在悄然展开。

让我们翻开历史的那一页。

首先是对于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

1950年3月，毛泽东观看了电影《清宫秘史》之后，严肃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共和国成立还不到半年，面对着眼前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医治战争创伤上面，很少有人注意到对于一部电影的批判。

面对人们思想上的这种“麻痹”状态，毛泽东在半年以后，针对另一部影片《武训传》，再次提出批判。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同时还有一篇短评：《我们党员应该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

这篇社论中称：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现在已经很明白了，这篇社论中的许多文字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毛泽东将文艺批评引入了严肃的政治范畴。

我是一个从炮火中过来的人，虽然当时在公安部门担任一定的职务，但建国后还是想太太平平地过日子，总认为我们公安机关的主要目的就是清查国民党反动派潜伏下来的特务，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坏分子，维护社会治安。没有想到后来还组织我们学习这篇社论，并让我们这些过去拿枪杆子的人，来对一部电影进行批判。

一些看过这部电影的同志，在会上作了检讨。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紧接着提出了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问题。

全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洗礼。

1951年11月17日，中国文联召开会议，做出了开展文艺整风的决定。

这个整风的主要目的，就是重新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文艺界的绝对领导地位。

胡风和他的“集团分子”明显感到了一种压力。胡风在北京给上海的张中晓邮出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公安机关查获。

信中写道：

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这是现在最困难的问题。问题不一定是它本身有这大关系，而是一些低能兼恶意者变本加厉的做法。

胡风这里所说的“图腾”的小册子，当然是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认为是有的人在利用学习“讲话”和整风的机会，以此来达到个人的目的。

1952年5月18日，绿原给胡风写有一封信，此信是从武汉寄出的。这时的绿原，同样感到了文艺整风的压力：

梅兄前不久路过武汉，回天津去了，他的须发都已斑白，心情也很不开朗。回去，恰又遇上整风。以他的诚恳，我想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但，和这些老爷们纠缠，也得深入到他们的肝脏里面去，不然会碰上一些意想不到的打击的。我因此担心他会以对我们自己的忠诚来处理这些无聊的关系，结果招致一些麻烦。这自然是我的过虑，但斗争的确不容丝毫疏忽啊！

宁兄近况如何，我想他是懂得怎样斗争的，但也很怀念。

这里所说的“梅兄”是指阿垅。“整风”是指文艺整风。“宁兄”是指的路翎。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当时的文艺整风的确给“胡风分子”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同时主要矛头也是对准他们的。

目的只有一个，必须彻底摧毁胡风的文艺思想体系，以确定毛泽东在延安时就已确立的文艺思想，并以此作为新中国未来文艺事业发展唯一的指导思想。

正是由于这样，这封信后来被《人民日报》的“编者”加了一段按语：

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

虽然被提到了这样的政治高度，但胡风仍然是天真的，乐观的，他认为这只是一些“低能兼恶意者”的做法，明察秋毫的毛泽东并非同意这样做，对党的热爱、信任与忠诚，使胡风在思考着…………

针对绿原在信中所提到的“整风”，胡风在1952年5月30日给绿原回信：

在整风中，主要的一条是谈领导，并检查自己，…………是不要扯远的。解放以前，只是各自为战，解放以后，是各各在领导下做工。谁和谁也不是穿连裆裤的，而创作的人，又不专业理论，没有牵在一起的道理。宁兄处就专谈他自己，从未牵到别人的。外省比较远些，但也应求得如此。谁也负不起别人的担子。曾兄也可以如此。

万一要谈，也只能谈个人印象，那倒可以谈谈，因为那是和所提出的相反的。…………万一要证明自己所受的影响，是好的，那就有：愿意长期到群众中去改造自己；不是屡次提出了要求么？至于别人受了不好影响，但那是别人的事，有机会研究好了。但并非一定要我研究罢。云云。

这里的“宁兄”“曾兄”是指的路翎和曾卓。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当时在文艺界开展的整风，对于胡风本人所形成的政治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如何去应对这样一件突然来到的事情。

可是，没有人能理解他，对于这样的一封信，后来却成了他的一条罪状。

这条罪状的理由是：对文艺界的整风，“胡风在这封信里指示绿原如何在整风中对党进行欺骗，掩盖胡风及其集团的反动活动。胡风叫绿原在整风中主要批评领导，其次，必要时绿原可以自己作一点假检讨，但这种检讨绝不能涉及胡风及其他胡风分子。他要绿原隐蔽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告诉绿原：如果万一被迫谈到胡风，也只能谈对胡风个人的印象，不准涉及他的反动‘理论’和破坏活动；如果万一又被迫谈到胡风的‘理论’，也只能说他的‘理论’不通俗，至于它对绿原的影响，却必须肯定是好的。”

这反映了胡风面对整风的一种焦虑，他担心这么一搞，会将所有的朋友全都被无辜地卷了进去。

胡风一直都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从事着进步的文艺事业，有的只是一身正义的骨气，他没有来自延安的同行们对于“整风”的体验和了解，有着各种复杂的心情也是正常的，也是能够叫人理解的。

但是历史却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

来自昔日友人舒芜的揭发：首提“反党文艺小集团”

犹如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胡风和他的友人们都被这响声惊呆了。胡风的友人们为这个声音而愤怒、不解、焦虑，并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混乱。

这个巨大的声响来自于胡风昔日的友人舒芜。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的文章，说是文章，实际上是公布胡风在解放前写给舒芜私人信件的摘抄。

舒芜出生于安徽桐城，由路翎介绍认识胡风。早在25岁前后，他便先后发表了《论主观》等一系列的哲学专论，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位青年学者。

建国之后，舒芜在南宁一所中学任教。

舒芜在这些材料的前面写道：

胡风文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外衣掩盖之下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多年来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从个人野心出发的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是反对和抵制党对于文艺运动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党文艺小集团争夺领导地位的活动。

舒芜在这里用了“个人野心”“宗派主义小集团”“资产阶级唯心论”等尖锐的词语，对胡风进行了“揭露”。

既然党中央的机关报能够发表这样的一段文字，也就是说基本上是赞同这种观点的。因此对于胡风及其“集团”也就在这里定了性。

舒芜将胡风的文艺思想提到了如此的批判高度来认识，这是所有后来被打成“胡风分子”的作家和与胡风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以及被牵连者们所始料未及的。舒芜在这里对胡风周围的作家们用了“反党文艺小集团”的

称呼。

这是继周扬之后，再次提到了“集团”二字，不过这次远比周扬上次的“小集团”的称呼要厉害得多，因为前面加了“反党”二字。

自然，舒芜自己过去也曾是这个“反党文艺小集团”中的一员，为了站稳立场，他在这里也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一些检讨：

我在解放以前，是这个小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在胡风主编的“希望”以及其他胡风文艺集团的刊物上，发表了“论主观”等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狂热地宣传着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直到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之下，在参加实际斗争当中，我才初步认识到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

舒芜在这里对于自己，也认为是写了一系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但现在，他终于觉悟了，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反戈一击，要对至今仍还执迷不悟的胡风及其友人们进行揭露，这主要就是因为：

但是，胡风在解放后不仅是对于他的错误没有认识，反而对抗着文艺界和广大读者对他的批评，以至使他的错误的文艺思想发展到更加严重的程度。在这里，我要提供一些有关的材料，以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胡风思想和他的反党宗派活动的实质。

胡风的一些文艺主张，在这里被冠上了“胡风思想”，而他多年以来所从事的革命文艺活动，也被冠上了“反党宗派活动”帽子。

我在“胡风专案”办公室里，经常要读一读这些文字，以利于“提高觉悟”。舒芜所写的这些，显然是经过有关部门和有关重要人物审阅过了的，因为即便是他认识到了这个高度，如果不是适合了当时官方的意志，也是不可能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给予公开发表的。

事实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翻一翻当年的《人民日报》，读一读那篇编者的按语，便可以解开这个谜。

在发表舒芜的这些材料之前，《人民日报》有一个编者按，这些熟悉的语言，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和“文化大革命”中再熟悉不过的了：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这样的按语发表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也就是说关于胡风的问题，早已不再是什么文艺界之间的学术争论，也不再是文艺界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相互碰撞，更不再是胡风与周扬等人关于两个口号之争的继续了，这里被完全变成了一场严肃得令人可怕的政治斗争。

在这个编者按里，除胡风之外，首次点了路翎的名——以此来说明真正有一个“胡风派”。

舒芜将胡风写给自己的私人信件进行了摘编，由于时间久远，怕读者无法看明白，每一个摘编的后面还进行了专门的说明——以后公布的胡风第二批材料和第三批材料都沿用了这种形式。整个材料共分为四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在材料公布结束时，还有一个总结，将这些材料再一次地提高到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程度：

第一，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第二，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

第三，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年来胡风为了反对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

第四，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胡风十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党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

最后，舒芜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整理胡风给我的信中这许多材料之后，不禁触目惊心。这些材料，现在摆在面前，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是这样地强烈。可是当时，却把这些信当作经常指导自己整个生活、工作和思想的宝贵文献，从来没有看出什么不对的地方。这就是一个镜子，可以照见自己当时思想的面貌是何等的丑恶！

我在这里提供这些材料，主要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认识胡风文艺思想错误的实质，同时也为了促使自己更进一步检查过去的错误。

每一个字都带着浓浓的火药味，每一句话都充满着硝烟，每一段文字就如同从战场上拾来，两军对垒的阵势已鲜明地摆开，两个阶级拼杀的利刃已经在对垒中闪着寒光。舒芜如此形式地来进行自我检查，如此形式地来与胡风的“反共”行为和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划清界限，深刻和新颖都是很自然的。

这样的自我检查是任何一个把握着这场与胡风斗争方向的人都愿意接受和希望看到的。

这样的反戈一击，自然会受到欢迎，同时也自然会使胡风及其友人们感到不安。

由于时间都是在解放前，这些信当时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什么背景下写的，它的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包括我们这些当年参加审讯、调查此案的办案人员都无法完全弄清楚，只有胡风与舒芜他们自己心里是明白的。

舒芜已经与胡风彻底决裂了。

革命文艺在自身的发展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同观念与争论，这都是正常的。由于在解放前，解放区与国统区不同的政治背景，不同的创作环境，人们在创作与理论研究上必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因为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这应该视为一种正常的现象。在建国以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可通过相互的讨论以及争鸣来达到一致，因为大家都有着一个最基本的目的，那就是从事着有利于人民的革命文艺事业。

曾经与鲁迅一同从事过革命文艺的胡风，被自己的同伴给抛弃了。

这是胡风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胡风必须对此做出自己的选择。

对于胡风，上层的认识基本相同。胡风最后决定以个人的名义向上写信，反映文艺界的情况

我在“胡风专案”的有关材料中发现，在舒芜的材料公布之前，周扬曾通知胡风到北京参加关于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会议。

胡风万万没有想到，会为自己的“文艺思想”来开一个专门的讨论会。

如果说过去他还只是蒙眬地觉得自己有些不合时宜的话，那么这次他真正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据当时“胡风专案”的一些内部材料分析，这次讨论会显然不完全是中国文联提出的，也不完全是中宣部的意图，而是更高层的领导所做出的决定。因为周恩来曾对这次讨论会做过具体的指示。

由于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对很多细节都已忘记了，但我还记得在周恩来的指示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先存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要文艺界都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进行相互之间的交谈。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在讨论会开始之前，负责全国文艺工作的周扬曾找胡风谈过两次。

据胡风后来在他的“三十万言书”中回忆，当时周扬的态度是异常严厉的。

周扬谈了胡风在思想上存在的几点问题：

一是反对党员的意见，但是党员代表着群众，党内人的意见总要对些。社会民主党最危险。

二是舒芜是进步了，这不是投机，而是真正地有所认识，舒芜所说的几个人，实际上就是说的胡风。

三是你说的话有九十九句是对的，但如果有一句在致命的地方错了，那就会全部皆被推翻。

四是过去的事情不怕谈了，但还有几个人受胡风的影响，所以这次讨论会也让舒芜和其他的几个青年人出席，也要茅盾来出席，大会小会轮流地开。

五是要胡风主动检讨，少说或不说自己的优点，只说缺点。

六是要打掉胡风的架子。

以上六点，都是胡风在以后写的“三十万言书”中所提到的，周扬在这里的一些看法，与前面胡乔木与胡风的谈话内容相似，也就是说，对于胡风，上层当时有着一个基本相同的认识。

由此不难看出，随着全国上下对《武训传》的批判以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掀起，解决建国后仍然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的文艺思想，进一步确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共和国未来文艺思想上的指导地位的步骤已经开始。

胡风理所当然成了首选的目标。

天真而固执的胡风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然而，事实却与他的意愿正好相反。

在1952年9月讨论会开始之后20天，9月25日《文艺报》发表了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编者对此加了一个按语，点明了主题：胡风的文艺思想和追随他的“小集团”，“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

如果此时胡风“醒悟”过来，一切都还来得及。

可是要是那样，这个人也就不是胡风了。

在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胡风本人也真诚地做了检讨，但这个检讨离所要求的相差甚远，因此对于他的批评也是相当的激烈，胡风本人也为此做过辩护。但是现有的一切辩护有什么用呢？这只能是越辩越“黑”，因为天真、好强、喜欢争辩的胡风到了这个时候都还没有明白，这个目标是早已锁定了的。

我在“胡风专案”的时候曾看过胡风的有关简历，他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在他看来，不同的文艺思想和不同的创作观念，这都是正常的和应该允许的，相互争辩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忘记自己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生的人民政权，刚刚取代了黑暗反动的旧政权，确定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新的意识形态，对于新的政权是十分重要的，这种确立的手段也是异常强硬的。

我们不应将这种做法怪罪于某一个人，因为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能回避的。

无论如何胡风都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但他绝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太天真、太自信、太缺乏政治头脑了。可以说，此时的胡风虽然感到了困惑，但他绝对不会想到最后那种严重的程度。

公安机关曾查获胡风的一封信，是1952年10月26日写给路翎的，信中称：

在你的情况，只能实事求是，应该好处的。“外”攻，总是如此，不惜言过其实，甚至言无其实的。因为，没有“材料”，如三反五反中所见，就会如此，而且不会想到弄出假老虎来。弄到不能收场的。坦然处之，实事求是，也就其怪自败了。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此时虽然报纸上已将他和他的“小集团”提高到了“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这样一个高度，但胡风还是相当乐观的。他认为只要实事求是地谈一下，就会得到人们的理解，就会没事了。

正像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一样，此时的胡风仍然相信这只是少数人在对他发难。上面的领导人是英明正确的，绝不会同意这些做法，也不会同意这些对自己的批判。他总想着能有一个机会，将自己的一些认识向上面的领导人反映，坦诚地阐述自己对建国初期文艺工作的一些看法和意见，以求得对文艺工作的改进和对自己的理解。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处于困惑和苦恼中的胡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的朋友们，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公安机关曾查获1952年3月17日，胡风在上海给路翎写的一封信，信中说：

甸兄听部长说，讨论我的问题时机成熟了，（彭）柏山来后探问了一下，…………那么，也许要玩一玩么？我甚至怀疑乔爷生病也是专门在“研究”问题的。要求见面提意见，是否适宜，现在也在踌躇了。

这是在芦甸告诉胡风中央有关部门已决定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时，胡风所持的态度。一方面，他已预感到这种批判即将来临，因为对于胡乔木当时生病，也可能是在“研究问题”。这个“问题”，胡风自然地感觉到了，就是芦甸所告诉他的那些事情。对于这种即将到来的批判，有的朋友提出让他见面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胡风也有这个想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事情还未完全公开，他也不免有所犹豫。

1952年6月29日，芦甸从天津给胡风寄了一封信，信中对于胡风准备向上级领导人写信反映当时文艺界的情况，以及对于自己个人的一些不公正的做法表示支持，但在具体的方法上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个意见，被胡风采纳了，因此，胡风后来以个人的名义向上面送去了“三十万言书”。

这封信中说：

六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了。很高兴，居然有了敢于“挺身而出”的人们！但在做法上，我建议不要联名，因为这样容易被加上罪名，即组织“小集团”的罪名，…………因此，最好是各人写各人的，各人对自己所提的问题负责，这样就不会互相牵扯，陷于被动。

这里可以看出，胡风在准备写“三十万言书”之前，是有过各种不同想法的，也许开始未曾想到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写，而是想以许多观点相同或想法相通的人的名义，集体向上面反映情况，这样以体现持这种看法的人数之众。但是，由于在此之前对于他和他的朋友们就已有了“小集团”之说，因此这种办法被芦甸等人给否定了。

胡风最后还是决定以自己个人的名义来写这份“三十万言书”。

《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毫不掩饰，毫不畏惧，三十万言，一吐为快

1954年7月22日，胡风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走进了中共中央文教委员会办公室。

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接待了他。习仲勋热情地与胡风握手，并询问他最近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两个人谈了一会儿之后，很快便进入了主题。

胡风从随身的小包里取出一叠厚厚的稿子来，双手捧着交到习仲勋手里。

这是一部沉甸甸的东西，是胡风花了整整三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的一份报告，他希望习仲勋能够将它转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习仲勋看了一下标题，只见上面写着：《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胡风盼望这个报告能够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调整文艺方针，使作家们获得一种更加宽松而活跃的文学创作环境，同时也改变自己的处境。

胡风的心是真诚的，对党和领袖是信任的。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

胡风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这个报告一共二十七万多字，以后人们都习惯地将其称为“三十万言书”。

这个“三十万言书”一共包括四个大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为“几年来的经过简况”。

胡风在这里将建国几年来的创作情况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对文艺工作中的一些自己认为存在着的问题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提出，特别重点地谈了文艺界领导人周扬、丁玲、冯雪峰、林默涵、何其芳等人对他的种种打击。目的在于引起中央领导对这些现象的重视，千万勿要认为现在整个文艺形势大好，不存在任何问题。

第二个部分为“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

这是胡风“三十万言书”的核心部分，他认为“自己觉得应该把几年来对于文艺工作的意见提出来，知无不言，毫无顾忌这才符合党的要求”。

在这里他对何其芳、林默涵等在建国以后写的有关批评他的文章和观点，进行了逐一的批驳。这些批驳集中体现了胡风的文艺思想和自己对于文艺创作的认识。例如关于现实主义问题，胡风在这里引用了毛主席的话“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并以此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包括了现实主义，通过现实主义就可以达到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文学的遗产问题，他引用了斯大林关于近代民族的定义和列宁关于民族文化的说法，来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说明，并对何其芳等人的观点进行批驳。

第三个部分为“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

胡风在这里将自己认为苦闷的问题进行了说明，并对一些与事实有违的进行了辩解，对一些事情进行了耐心的举例，这主要包括了九个方面的内容。这些不仅关系他本身，同时也关系到与自己较密切的朋友。例如关于“小集团”问题，阿垅的问题，路翎的问题，舒芜的问题等等。

第四个部分为“作为参考的建议”。

这是胡风在进行以上的说明之后，对于建国初期党的文艺工作的一种坦诚的胸怀，现在看来，其中的建议还是有一定价值的。这些建议包括作家协会的组成、工作方法与相关程序。有“领导地解散”一些不必要的文艺界统一的组织。希望“有领导的取销”统一组织的文艺刊物。对于戏剧组织的一些形式和业务上的安排也都提出了一些个人建议等等。

这恐怕是半个世纪以来，以个人的名义向党中央写的最长的一份报告了。

在胡风所上书的“三十万言书”中，后来受到严厉批判，并将其作者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将其参与的人员以及相知的朋友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最主要的证据，就是胡风在这封信中所谈到的“五把刀子”。

关于这“五把刀子”，由于立场观点不同，后来产生出各种不同的说法。而在“三十万言书”中，胡风指责林默涵、何其芳等人搞“小宗派”，在对于林默涵、何其芳的理论进行驳斥之后，他是这样充满信心和信任，毫不顾忌地写道：

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否则，不可能望见和这个“世界观”“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影子，这个世界观就被送到了遥遥的彼岸，再也无法可以达到，单单这一条就足够把一切作家都吓哑了。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可以不要立场或少一点立场。这就把生活肢解了，使工农兵的生活成了真空管子，使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之前逐渐麻痹了感受机能；因而使作家不敢也不必把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当作生活，因而就不能理解不能汲收任何生活，尤其是工农兵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就使作家脱离了实践，脱离了劳动，无法使现实内容走进自己内部，一天一天干枯下去，衰败下去。使思想改造成了一句空话或反话。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并“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如果要接受国际革命文艺和现实主义文艺的经验，那就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这就使得作家即使能够偷偷地接近一点生活，也要被这种沉重的复古空气下面的形式主义和旧的美感封得“非礼毋视”，“非礼毋听”，“非理毋动”。因而就只好“非礼毋言”，以至无所动无所言了。

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这就使得作家变成了“唯物论”的被动机器，完全依靠题材，劳碌奔波地去找题材，找“典型”，因而，任何“重要题材”也不能成为题材，任何摆在地面上的典型也不成其为“典型”了。而所谓“重要题材”，又一定得是光明的东西，革命胜利了不能有新旧斗争，更不能死人，即使是胜利以前死的人和新旧斗争，革命胜利了不能有落后和黑暗，即使是经过斗争被克服了的落后和黑暗，等等，等等。这就使得作家什么也不敢写，写了的当然是通体“光明”的，也就是通体虚伪的东西，取消了尚待克服的落后和“黑暗”也就是取消了正在前进的光明，使作家完全脱离政治脱离人民为止…………

在对于这“五把刀子”进行了逐一的分析说明之后，胡风接着就对其利害关系进行了剖析，谈了这种“思想”产生的危害与后果，以及“制造”这“五把刀子”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

问题不在这五把刀子，而是在那个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宗派主义。

…………

毫不掩饰，毫不畏惧，三十万言，一吐为快——这就是胡风。

正因为这样，胡风感到建国后的文艺工作，面临着很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就在于，因为有了这五把刀子，就会使“三十多年以来，新文艺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所积蓄起来的一点有生力量，被闷得枯萎”。

胡风在这里向中央领导人大声呼吁，如果仍然这样下去的话，“思想斗争完全用命令主义来代替，完全脱离了实践，吓住了群众，…………即完全把通过实践也为了实践的思想斗争压死了。”

我是从事公安和司法工作的，虽然过去也曾担任过秘书，研究过党的文艺政策，但对于文艺理论还是知之甚少。从我个人来看，这里的一些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得到了证实，有的也许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和过激的言辞，但不难看出，胡风是热忱的，对于建国初期的文艺创作是关心、爱护的，也是真诚的，这是他经过认真研究后向党中央提出的个人建议，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是欢迎的，对于一些个人的恩怨和过激的说法，都可以通过交谈的方法来解决。

然而，历史却将他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第8页 :第五章 灾难即将降临

第五章 灾难即将降临

在胡风意气风发、侃侃而谈的时候，他的对手们却沉默着

胡风将“三十万言书”交上去以后，感到了一身的轻松。

对于未来，对于“三十万言书”的最终结果，他开始是乐观的。

他深信上面的领导会明察秋毫，发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相信他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深信不久的将来，对于建国初期的文艺界以及他自己和他的朋友们就会有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

1954年10月27日，胡风将“三十万言书”交上去三个月之后，曾给张中晓写有一封长信，信中称：

这里情况已经在大动摇中，第一、作协党组连日在开会，大概是由先生们自己检查，提出汇报，中央再来最后考虑问题，这里面一定有许多好看的东西。今天甚至听说二十多万字的东西要出版了，如果真是这样，大概是上面已经决定了要彻底考虑考虑。

第二、今天报上发表了袁（水拍）诗人攻击“文艺报”的文字，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现象，可以认为一则牺牲“文艺报”，想把主要责任推到“文艺报”身上，二则有些人“像袁诗人之类”赶快站住，要趁早抓住攻打铜墙铁壁的旗帜。第三、文联会上的重要发言也要公开发表了，这在上面也许为了推动斗争的发展，在先生们也许是要借此造成一个改良的局势。

在这种情况下，几月来你社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是有重大作用的，这些事实可以有力的证明问题的实质是什么，逃也逃不掉。

那封信加了这样的头尾，你们研究一下，特别是后面，如和实际情况相符否？有什么可加的可以加进去，文字和说法，也要从便利于你们的斗争，观点上加以斟酌，斟酌后全钞一份寄来。

这里所说的“铜墙铁壁”是指继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之后，批判《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好比铜墙铁壁，必须打破。胡风在这里所说的“二十多万字的东西”，就是他亲手送去的那份报告。

从这封信不难看出胡风的心情是愉快的，他认为对于自己和朋友们的大好的形势很快就要到来，为了迎接这种胜利，大家都应该行动起来，积极地投入当前的斗争。

1954年11月2日，胡风在北京再次给上海的张中晓写了一封信：

缺口已打开了，紧张得很。这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问题要全面展开，已经公开提出了。二马和该报“带头”检讨，并深入检查，够好看的！第一步检讨先发表，而且也不限于“红楼”一事的。当然，“诗人”捞了一把，但也只有由他。不过，他也逃不了的。

…………得沉着地进行。性兄文要赶快才对。你如可能也应写一篇去。

这里所说的“缺口”，是指在胡风交上去“三十万言书”不久，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在京召开的一次联席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于《文艺报》的错误进行了检查。“二马”是指《文艺报》负责人冯雪峰。“‘红楼’一事”是指《文艺报》在对待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问题上，曾发表了一些被认为是有错误的文章，为此《文艺报》做了检讨。“诗人”指的是当时在《人民日报》文艺组工作的袁水拍。“性兄”指的是

冀汸。

从这封信不难看出，刚刚交上去“三十万言书”不久的胡风，面对着文艺界发生的一切，心情是愉快的，认为这只是刚刚打开了一个“缺口”，以后还有更精彩的，“问题要全面展开”。

此时的胡风在兴奋中不停地忙碌着，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言，大胆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对一些认为有错误的理论和行为进行有力的抨击。

他不是军事家，更不是政治家，不懂得战争中的战略战术，更不懂得政治斗争的曲折和残酷。

在兴奋中的胡风于1954年11月14日，再次给张中晓去信：

在展开中。荒发言，画出了该“报”底本质，就一、二卷看，到今天一贯。庸俗社会学，美学上表现之一是形式主义（袁向俞平伯投降），因而，向资产阶级挑战（朱光潜）求饶（蔡仪、编者），打击有生力量（小人物），不准小人物以马列主义“常识”进行斗争（如阿垅）。收集一批盲目信仰的读者，造成“群众基础”，如“内部通报”，打击要打击者。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的问题。从垅事剥出了袁“诗”人。徐发言，暴露了经过，以子周为主的计划打击。点了十来个人的名。日内抛出反批评去。他暴露了“销毁”事，并已向中宣部汇报。

这里的“荒”是指胡风自己。“徐”指路翎。“子周”指周扬。“内部通报”是指《文艺报》编写给通讯员阅读的内部刊物。

胡风在这封信里，怀着一种愉快的心情告诉张中晓，他在这次会上，一口气就“点了十来个人的名”，胡风所点的这十来个人主要是周扬、林默涵、袁水拍等过去与他在文艺理论上有分歧的人。

在过去的相互较量中，一直处于劣势的胡风，一下子跃了起来，好像是占领了有利地形，成了居高临下之势。这种被压抑了很久之后爆发出来的“火山”，其猛烈的程度可想而知。

从胡风频频给朋友们发出的信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就在给张中晓发信的同一天，胡风又给方然邮出一封信，心情更是不可抑止：

这里已开三次对“报”的会。在二、三次会上，荒胖子作了三小时的发言。就一、二两卷看，那错误到现在是一贯的。特点为，理论武器是庸俗社会学，在美学上的表现之一是形式主义，向资产阶级（人物）投降（袁水拍向俞平伯投降）；因而，一方面碰到资产阶级就投降（蔡仪、编者向朱光潜的挑战求饶），另一方面，对新生力量（小人物）打击（对于阿垅）。基本上，对马列主义的态度是：一方面送给资产阶级（朱、俞），一方面不准小人物，革命作家做斗争的武器（由阿垅到李、蓝）。其“群众基础”是：压下任何不同意见的读者，收集一批天真的信仰者、奉承者在周围，搞“内部通报”，打击所要打击的人，造成独立王国。这样，画出了宗派统治特征，要他们承认。——剥出了袁“诗人”对阿垅的压迫，搞出二马检讨还未接触问题。

三次会上，徐作了二小时发言，剥出历史情况和此次打击是有计划的，子周为主，凤姐双木等一干人都同谋；提出了宗派和军阀统治。（在会上提出要求发表他的回答。）——会后反映好，打动了人；一般都隐隐承认了宗派主义是事实。

这样，打乱了他们的“日程表”（想问题不扩大）。斗争正式展开了。…………

这里的“报”是指《文艺报》。“荒胖子”是指胡风自己。“徐”是指路翎。“凤姐”指的是丁玲。“双木”指的是林默涵。“他的回答”与“徐文”均指的是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一文。

从这些信件中不难看出，胡风对于自己的发言是满意的，对于交上去“三十万言书”以后的形势是乐观的，他认为自己提出的问题得到了上面领导人的肯定，不然不会在这个时候来批评由周扬负责领导的文艺界，批评由冯雪峰担任主编的《文艺报》，他的发言正是适合了当前发展形势，因此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从未有过的满足。

他毕竟是一个容易激动的诗人，在这种“胜利”面前，竟忘记了一切。

在胡风意气风发、侃侃而谈的时候，他的对手们却沉默着。

这是一种可怕的沉默…………

在周扬所作的《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里，胡风不再被称为“同志”，而是成了“先生”

胡风不是政治家，他看不到艳阳后面即将突袭的风暴。

他是一个性格倔强的文化人，无法逃脱传统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相信上面的领导人是一块“明镜”，一定能够照出一切好坏是非，还他一个“公道”。他没有将自己的理论和所作所为，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中去思考，个人的感情色彩太浓。

这就注定了胡风必将在那个时代里扮演一个悲剧的角色。

客观地来看，胡风上书所说的“五把刀子”，有的还是反映了当时文艺界和作家们从事创作的真实情况，但却与毛泽东所阐述与提倡的文艺思想，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不合拍的地方，加之他语言上的尖锐程度，就是好的意见，那也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聪明的对手们看到了这一点。

他们等待着这个机会。

就在胡风高兴地给张中晓等友人写信报告好消息不久的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这批材料后收入人民出版社于1955年6月出版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时加了这样的按语：

按：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据说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理论”“造成独立王国”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视”和“迫害”，因此，他们要报仇。《文艺报》问题，“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很需要由此“拖到全面”，“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的问题”，而且是“宗派和军阀统治”。问题这样严重，为了扫荡起见，他们就“抛出”了不少的东西。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那个地方有他们的人，那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加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

编者如此强硬、定性式的按语，字字落地有声，绝非一般报纸的编辑所能写出和敢于写出的。这里面的语句，后来大都成了共和国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典名言。

胡风的对手们是明白这样的按语为何人所写的。

满怀着虔诚与希望的胡风，被一下子推到了与人民为敌的深渊，成了一个令人愤恨的“反革命分子”。

胡风在他的“三十万言书”中说别人是宗派，正好就将这顶帽子扣在了他自己的头上。

同一战线的文人之间不同观点，不同认识，不同体验，不同创作方法，不同的认识世界和感受生活、体验生活的原则，以及相互之间近三十年来的恩恩怨怨，吵吵闹闹，最后竟变成了如此严肃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这恐怕也是胡风的对手们所未曾料到的。

人们在经历开始时的惊愕之后，反击的风暴便变得异常地猛烈。

他们十分清楚，对于胡风反击的态度，同样决定着自己的命运。

狠狠地打击别人，批判别人，是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

在1954年的12月8日召开的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

周扬的发言主要是针对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所提到的理论，并举例进行了反驳，肯定胡风的这些理论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同时谈了胡风的文艺理论与他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间的分歧。将胡风与舒芜之间进行了比较，表示舒芜与过去的自己决裂，并揭露胡风的唯心主义文艺理论的行动，是受到党的欢迎的，而胡风却“表现了狂热的仇视”。“这就是胡风先生对于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最典型的态度。”

这里的胡风，在周扬的发言中不再被称为“同志”，而是成了“先生”，由此不难看出，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是定下了基调的，因为此时的周扬不是当年鲁迅所称的周起应了，他现在是代表着一个执政党领导着全国的文艺工作，他的话，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最高领导层的意图。

最后，周扬针对胡风的所作所为以及其思想，对全体与会者——不，应该是全国文艺战线上的人们提出了号召：

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为着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战斗！

郭沫若和茅盾在会上也进行了同样的发言。

周扬、郭沫若、茅盾这三位建国初期领导中国文艺事业的“巨头”，在这里正式拉开了批判胡风的帷幕。

一个后来显赫一时的人物看准了这个时机，开始以他的笔为棍子，向着建国初期的中国政坛靠拢，这个人就是姚文元。

1955年1月30日，《文艺报》发表了姚文元的一篇批判胡风的文章，题目叫《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对胡风的一些文艺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文章发表后，得到一些人的赞赏。以后，姚文元又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成为批判胡风最积极的撰稿人之一。

2月5日、7日，中国作协在京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议，作出了展开对于胡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批判的决定。

从此，胡风成了文艺界，后来又逐渐成为全国各行各业各族人民批判“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分子”“国民党特务”的一个活靶。

没有人对这种做法提出怀疑，也没有人敢对这种做法提出疑问，事情一旦被牵入政治的范畴之后，就连那些整天都在批判胡风的人，也都不得不感到自危，因此批判起来也就越起劲——因为这也是表白自己的一个机会。在那种政治气氛下，沉默便会被人认为是赞同胡风的立场。

一些已经或将会被载入中国文学史的大师们，当时也做了违心的选择。

周扬、郭沫若、茅盾当时的心理如何，随同他们的离世已成了一个永远无法知晓的谜。在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举手通过对于胡风批判决定的文学大师们还有丁玲、老舍、沙汀、刘白羽、草明、欧阳山、艾青、赵树理、陈白尘、康濯、吴伯箫、聂绀弩、袁水拍等等，他们写了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但却很少有解剖自己当时举手通过对于批判胡风决定时心理的真实想法，也少见他们对于参与批判胡风所做的反思，这不能不说是他们一生的文学生涯中一件不完整的事情，也是一件令人不解的事情。因为作为一名文学大师，不但要解剖社会，解剖别人，同时也要能够勇于解剖自己。

但当年也曾在会上举手的巴金是值得人们赞扬和敬佩的。

巴金并不想参加对于胡风的批判，可是他害怕自己会被无辜地“扔”进那个无底的深渊，最后还是参加了，并说了违心的话，写了违心的批判文章。对于鲁迅不相信胡风是特务的说法，也作了有悖鲁迅原意的解释，说鲁迅是受了胡风的骗。

巴金当时有一篇很著名的批判文章，名叫《谈〈洼地上的“战役”〉》，是批判“胡风分子”路翎的。在这篇批判文章中，巴金用自己在朝鲜前线的亲身体会，举例说明路翎这个“胡风分子”完全歪曲了事实，小说中“充满了恶毒的谎言”。

这篇批判文章，后来曾被收入多家大学中文系所编的当代文学史中，成为教育青年一代的“教材”。

然而，巴金是真诚的，在数年之后，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反思，感到对不起胡风，对不起路翎。1986年，巴金用颤抖着的笔，写下了《怀念胡风》的文章，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忏悔、痛心和悔悟。

巴金在这里对当时的文艺工作提出了质疑：“难道我们那时的文艺工作就没有失误？”而事实证明，当时的确是有所“失误”的。

巴金接着又说，到现在却无人能够站出来承认对那个时候的错误“应当负责”。

别人则无法管了，反省一下自己总是可以的吧。巴金在这里反省道：

但是我向着井口投掷石块就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历史不能让人随意编造，沉默妨碍不了真话的流传，泼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为了那些“违心之论”我绝不能宽恕自己。

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大师，一个值得人们敬仰的老人。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至今仍活着的人们，恐怕都应该像巴金一样反思自己，这其中除了文艺界之外，还应该包括我们这些当年参与审查、办理此案的公安机关和宣传部门工作人员，真实地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剖析一下自己的心灵，在这个开国之初的惊天大案中究竟违心地做了些什么事情，这对于历史和未来都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这些亲历者如果不加紧做这方面的事情，后人对胡风案件所获得的将是一部不完整的历史。

1955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一篇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对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所提到的“五把刀子”进行逐一批判。

对于胡风的批判再次升级为政治斗争。

5月初，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公安部等部门联合成立胡风案件专案五人小组，办公地点设在公安部。

接着，被认为是胡风重要据点的上海成立了胡风专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协助和配合公安部胡风案件专案组开展工作。

胡风做好了牺牲自己、让友人们平安过关的准备

送上“三十万言书”之后，一直处在兴奋和乐观中的胡风，情绪一下子降到了冰点，预感到大难即将临头。

在周扬发表《我们必须战斗》之后，1954年12月13日，胡风由北京给方然寄了一封信，对于自己以前的估计感到有所失误，对于目前的状况表示担忧，并向这些曾经支持过他的朋友们表示歉意：

…………文章都已出来，想已见到。由此事，浪费一定很大。…………被乐观估计所蔽，终于冒进，没有具体的分析具体情况，责任主要在我。…………愧对战斗者们。

胡风这里所说的“文章”，就是周扬在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所作的那篇《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人民日报》后来对此进行了转载，同时还转载了郭沫若、茅盾的讲话。

这些与胡风“三十万言书”中的观点完全相反的发言和文章，是在胡风交上去“三十万言书”半年之后发表的。在此之前，胡风没有听到或很少听到有人如此反驳自己的观点，那时站出来批判《文艺报》，批判冯雪峰等人，批判压制青年人、压制新生力量的是胡风，对当时文艺工作中存在问题进行批评最积极的也是胡风，加之毛泽东在此之前刚提出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要积极支持“小人物”的论述等等，胡风当时几乎是赢得了所有的天时、地利和人和，总认为是自己那篇“三十万言书”起了作用，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才会在全国文艺界出现这样有利的形势。

最近我见有的书上说，胡风是鲁迅的传人，这种说法对不对，文艺界可以争论，但有一点是可以提出来思考的：要是鲁迅还活着，他会相信写了“三十万言书”的胡风就是“反革命”吗？

可是，胡风到底不是鲁迅，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远远不如鲁迅，这就是造成他悲剧的一个重要根源。

读鲁迅全集，我记得在他所写的《华盖集续编 · 无花的蔷薇》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预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鲁迅对中国的认识真是力透纸背。

1934年4月30日，鲁迅在致曹聚仁的信中，对于旧制度的崩溃，自己盼望已久的新制度到来之时，是这样说的：

…………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这里的“崩溃”当然是指旧社会的崩溃。鲁迅认为，到那时，他如果还活着的话，能穿着清洁工的红背心，在上海的大街上扫马路就已经很满足了。

鲁迅真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这里包含着取得胜利之后，他对危害革命的大的错误的一种隐隐的担忧。

从我参加“胡风专案”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如果没有胡风，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也许会弄出一个“张风”“李风”来。这都是很可能的事情。

1955年1月20日，胡风在北京给张中晓邮去一封信，谈了自己面对如此强烈的批判，写了一份自我批判，希望自己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得到有关方面的谅解，能够将一切过错都算在自己的身上，而不要牵涉到其他的人。

信中说：

我希望你极冷静地读它，看这里面批判了是什么，不能涉及的是什么，是不是有言过其实之处。…………

我就现在能有的理解写了“自我批判”，如果能发表，这就第一步放下了我的负担。至于和我有友谊的同志们，那和我是两回事，应该是就各人底劳动去看的。

胡风这里所说的“它”，当然是指他写的那篇“自我批判”的文章。

在这里，胡风怀着一种极其无奈和极其内疚的心情，向张中晓谈了自己所写的自我批判文章的主要内容。

就在向张中晓发出这封信的同时，胡风又在当天给方然发了一封信，将同样的内容告诉了方然，可见此时的胡风已完全没有了那种乐观的情绪，思想和行动都陷入了一种不解和不安的程度。

紧接着，胡风又于上一封信发出三天之后，也就是说在1955年1月24日，又急忙给张中晓发出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一再地对张中晓说，希望他和其他的朋友们都能冷静地看待这件事情，各自做好各种准备，因为胡风此时已看到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和不可预测的后果：

能沉着工作，那是非常好的。前几天有一封信，从那里就可以晓得情况。

现在已经不是被动与否的问题了，你当能够很冷静很沉着研究问题的。前信所说的情况，文章出来之前，不必明显的说出去，只是有意见的人，不要再写信写文章了。现在不是谈这些的时候。

这里所说的“文章出来之前”是指胡风所写的那篇“自我批判”的文章。这封信同样可以看出，胡风此时的心情，他不但担心自己，同时也担心一同参与的朋友们，因此一再地写信，让这些朋友们都要注意，万不可再像自己一样的盲动，引来不必要的后果。特别是张中晓，他是胡风友人中最年轻的，胡风格外担心他，因此才会接连不断地给他写信和告诫。

胡风的命运早已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了。过去说他的文艺理论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是唯心主义的，但那些理论大都是解放以前发表的，对已获得了解放与自由的人们来说，没有太大的说服力。现在好了，他自己竟将“把柄”送到了别人的手里，因为有了那洋洋洒洒的“三十万言书”，有了那些白纸黑字，也就有了自己被别人握着的“罪证”，虽然很多人无法看到全文，但从报纸公布的一些零星材料来看，这个胡风自然就会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因为他要“让国民党蒋介石回来”。

胡风是痛苦的，他不停地给友人们写信，希望他们能够赶快与自己“划清界线”，以免因自己而影响友人。他给贾植芳夫妇写信，让他们好好教书，不要介入此事。

他给芦甸等人写信，让芦甸先作好检查的准备。

胡风在1955年2月2日给方然的信中，谈了同样的问题，信中写道：

…………因此想到你，如果上面还没有什么表示，也应该自己准备一下，先检查自己的错误文章，如释“战斗要求”，释“过程”，内容不妥之处，及发表过“逃集体”这种错误文章，再批评一下胡某，并可申明自己近年来不搞文艺，只偶尔写点作家研究，但总觉得有问题，而没有能正视，该怎样做才好，你自然比我更知道。

胡风这里所说的“释‘战斗要求’，释‘过程’”，都是指的方然在解放前于胡风所编的《希望》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逃集体”是指舒芜在解放前所写的文章，方然将其发表在自己所编辑的《呼吸》杂志创刊号上。“胡某”则是指的胡风自己。

由此不难看出，胡风为了不因自己的事情牵连到友人，不但写信给他们，让他们加以注意，同时还让他们能行动起来对自己进行批判。让他那些无辜的友人们能够尽快地过关。

就是这样胡风仍然不放心，他接着又于同年同月的13日，再次给方然和张中晓同时去信。从这时胡风给友人信件的频繁程度，完全可以看出他的心情。

胡风给方然的信中写道：

为湘事正视自己的作品当然好，但同时要表明态度，如过去关系密切，但理论方面自己不关心，说不上影响，解放后自己在党的教育下深入生活，和他仅只见过一次面，很少通信等等，其次如谈话开会之类，要就立场等问题采取鲜明的批判态度，再其次，不得已时，也可以就一般问题写一短文，当然是就见解上说的，千万千万不要被动。…………

你的事虽不在圈子内，但草君谈话中提到，似乎很重视，想来决不会置之一旁的。先向直接领导表示态度，应该有此必要，而且还应该作进一步的准备。此间对“呼吸刊”及“希刊”上之短文均非常注意。已作为资料印出。

这里的“为湘”即指胡风的友人冀汸。“和他仅只见过一次面”是指与胡风本人见面。“‘呼吸刊’‘希刊’”是指方然和胡风在解放前所办的两本刊物。“草君”即当时在中国作协担任职务的邵荃麟。

第9页 :第五章 灾难即将降临（2）

胡风在同一天给张中晓的信中写道：

浦兄要采取鲜明的批判态度，千万不要被动，不得已时，也可就一般问题，写点短文，你自己也应如此。其他熟识的人，可将此意转告。

这里的“浦兄”是指与张中晓同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工作的罗泽浦，即罗洛。

胡风在这时迫切需要的是告诉友人们，要做好各种准备，要主动地检查自己的问题，哪怕是对自己提出批判，这也没有什么。胡风在这里已作好了牺牲自己，让友人们都能平安过关的准备。

胡风最不放心的仍然是那个最年轻的张中晓，因为他曾对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过一些不恭的说法，加之涉世不深，很可能会因情绪出问题，为此这一段时间里，他给张中晓的信是最多的。在此之前的五天，也就是1955年2月8日胡风就已经给张中晓邮了一封信，并在信中一再告诫：

不要痛苦，千万冷静。还有许多事情我们得忍受，并且只有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所以将来在会中，千万不要生硬，应就胡等的错误发言。浦兄组织上如要他表示，可以写文章的，这已经没有什么了，究竟错多少？对多少？在群众的心里是有数的。

为了友人们的一切，胡风准备自己在这场风暴中粉身碎骨。

胡风是一个充满着理想、纯真与浪漫情怀的文艺家，对于政治他太陌生了，甚至不如被称为“乡下人”的沈从文先生。沈从文早在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提出进行思想改造，朱光潜等一大批学者对自己的过去在报纸上进行检查时，就开始弃笔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了，当时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沈先生的家人都指责他“落后”，然而半个世纪之后，事实说明沈先生的确是一个识时务的聪明人。

不久，胡风这些信件都被“胡风分子”交出或被公安机关查获，成了他的又一罪证。

1955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对胡风这些信件进行了如此的评说：

胡风用“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这类的话来鼓励他的集团的分子，就是明证。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

我们从胡风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一事实必须取得充分的经验教训，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的胜利。

到此，胡风那些对友人们的善意的信件被定性了。

无情的历史，将胡风和他的友人们推向了绝境，让固执而天真的胡风和他的友人们共同演出了这场开国之初的悲剧。

一份完全针对自己的万言书：《我的自我批判》

胡风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

再没有地方可以上书，再没有地方可以去说理，胡风明白，他已失去了反击的全部力量，他必须认错，必须低头，尽管他心里不一定是情愿的，但也只得这样去做。

1955年1月11日，胡风在痛苦中完成了一万多字的《我的自我批判》。

这又是一份万言书，但这完全是针对自己的。请注意，胡风在这里不用批评，而是用了批判。

这只能说明胡风已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呢？恐怕他自己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的了。

胡风写好“自我批判”之后，又征求了一些友人们的意见，进行了一些局部的修改，于2月5日定稿。再请几个友人帮助抄写之后，送了上去。

胡风一开始就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在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我开始认识到我的严重错误。我的错误底根源是，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它们中间的原则的区别。这种错误在理论上表现为，局限于狭隘的实践观点而不能从政治原则看问题，歪曲以至抹煞工人阶级立场，在几个根本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毛主席底文艺方针。在作风和态度上表现为长期地拒绝思想改造，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狭隘的宗派情绪，严重地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以及脱离群众，轻视集体。长期以来，我以自以为是的态度坚持错误，忽视了同志们底批评和期待，以至这些错误不但得不到改正，反而继续有了恶性的发展。

胡风在这里不是首先谈自己存在的问题，而是先追究自己的思想根源。这种写法，在当时还是少有的。那个时代的检讨，一般都是先写过程，后写思想。胡风采用这种写法，我想还是想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因为洋洋洒洒的万言检讨，有多少领导人能够真正地看完？可是不写这么长，一来不能说明问题，二来又担心说自己的态度不端正，这真是让这位文艺理论家左右为难了。

胡风在这份自我批判里，从解放前的1940年开始写起，谈了自己在当时的文艺思想，在“论民族形式问题”里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思想作了错误的论断，认为是“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学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而根本没有认识到，“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错误地认为，直到1927年以后，才全面地建立了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为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并认为自己的这些观点，“完全违反了毛主席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析和结论”。

胡风认为：

虽然一九四〇年在国民党统治下没有可能学习到毛主席底著作，但严重的是，以后一直没有检查和改正这个错误，更严重的是，一九五二年我检查出了这个错误，但对这个错误底性质及其他的错误依然不能够认识。当时，一直到这以前不久，我认为这个错误论断只是个别的，我的其他的论点如果有错误也只是个别的。但情形恰恰相反。

事实上，这不简单是一个对五四运动当时的领导思想的判断的个别错误。在我的文字里，这种错误以后一直在不同的形式上出现着。

胡风接着列举了自己认为认识上一直存在的错误，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五把刀子”。

胡风对自己所说的这“五把刀子”进行了逐一的批判：

在关于“发现并反映自发性”的问题和“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这一论点，胡风认为：“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在文艺作品里反映劳动人民底自发的反抗要求，应该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是为了反帝反封建的总的要求服务的。当时的处在黑暗统治下的作家，在他们的实践条件下，能够在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上把这描写出来，已经必须付出相当的努力，需要一定的革命立场。”

既然是这样，那么胡风又有什么错误呢？

胡风在后面对此分析说：

我的错误是在于，我在肯定这些努力的时候，没有强调地指出这些作品底局限性，并且，我虽然屡次说到作家在生活中锻炼，但由于把一般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要求和工人阶级立场混淆了起来，实际上就抹煞了改造立场问题。…………对当时革命的现实斗争向进步作家所提出的改造立场和深入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斗争这一努力目标，带来了有害的影响。这是和毛主席底文艺方针严重抵触的。

对于“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胡风认为这个论点本身，一般说来，“是没有错误的”。而自己提出这个论点时错误在于：

当时革命斗争正在发展，我这提法是直接违反了党在当时号召进步青年进入解放区并投入工农兵实际斗争中去得到思想改造，为进一步的革命需要准备力量这一政治要求。而且，就是从文艺实践本身说，这个论点如果不在改造立场的前提要求下面去提，那是也会引到对待生活和斗争的非政治倾向，模糊了政治对于文艺的领导作用的。…………这种思想情绪是以忠于此时此地的实践的面目出现的，以至于使我长期地不能认识自己，长期地违反毛主席底文艺方针，反而以毛主席底“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这一指示来辩护自己，这充分暴露了我的立场错误。

胡风在这里的自我批判，都将其根源归结为“这一切当然是因为我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没有得到改造，把自己追随革命事业的革命性和立场当做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模糊了这中间的区别，这就是我前面简单地分析了的错误底阶级根源”。

胡风在这时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来印证自己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

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

胡风引用的毛泽东的这段话，好像是给自己画像一样。由此不难看出，胡风写这个自我批判，还是下了一定功夫的，绝不是马马虎虎，应付了事，的确是从思想上进行了自我反省。

如此对于自己的批判还不够，胡风接着又分析道：

我的错误还向着一个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了。这就是，长期以来，由于脱离集体，个人奋斗，滋长了宗派情绪，不肯倾向同志们底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就在解放前的一些辩论中发展成不顾政治影响以及目无大局的严重情况，例如在“论现实主义的路”里所表现出来的。

…………

从这进一步，我曲解了思想革命，即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我没有理解到党的整风运动是以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队伍中的反映为主要内容，而认为整风运动里所提出的反教条主义就是和我自己的反主观公式主义相符合的，这就把反教条主义的伟大的革命任务庸俗化了。我正是用整风运动所反对的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和狭隘的实践要求去曲解了反教条主义。因此，我就仅仅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要求”这个一般的说法上面…………就直接用自己的主观感受代替了客观现实，把革命内部的偏向和错误，即敌对阶级的思想在革命内部的反映和危害，也归到人民底“精神奴役创伤”上面，说成是“虐杀千万生灵可怕的屠刀”，达到了歪曲革命内部斗争的不可原谅的错误。这样地理解革命现实，是直接地跌进了主观唯心论的。

…………

而且，更不可原谅的是，到解放以后，我的这种有害的、狭隘的宗派情绪以及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根本没有克服，对解放后的人民文艺运动采取了冷淡的态度，对文艺运动的实践情况不了解，却又自以为是。近年来，这种错误更加发展了，从个人的对立情绪出发，我凭感想和零碎的事实对文艺运动作出了主观的粗暴的论断，终于发展成为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直接采取反对态度的严重错误，在文联及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应该说胡风的这个自我批判写得还是深刻的，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根源”，那就是“终于发展成为和党的所领导的文艺运动直接采取反对态度的严重错误”。也许胡风不能说，也不好说，当年在上海文坛曾与自己发生一些不同文艺观争论的人，现在已成了中国文艺的领导者，自己正是反对了他们的一些做法，所以也就反对了党对文艺的领导。

胡风在最后坦诚地表示：

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一些牺牲了的先烈们和一直忠贞战斗着的同志们引导过我，教导过我，有些同志长期以来规劝过我，期待着我。正因为我个人的一点微小的工作是从伟大的革命事业而来，所以我的错误就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应该有的损失。解放前许多年，我在群众眼睛中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作家，而且是一个站在党底周围的文学工作的组织者，这就使我的错误在性质上更为严重。我对于应该从我得到较好的帮助的青年同志们感到了悔恨性的内疚。我沉痛地感到辜负了人民，辜负了党和阶级事业，辜负了伟大的时代。

这次思想运动才使我觉醒过来，帮助我前进了一步，现在把我的初步认识提供同志们作为讨论的参考，希望得到同志们底继续帮助。在同志们底批判和帮助之下，我将对我自己的思想继续进行深入的全面的检查。在党底领导下面改造自己，努力学习，并争取努力工作，以求逐渐解除我过去的错误所带来的负债的痛苦。

胡风在送上这份万言自我批判时，还同时附上了他《对“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的检查》。

就像出版自己的作品一样，胡风最后还认真地写了一个附记（3月26日），以说明写这份自我批判的经过与目的：

这个自我批判，是在一月中旬写成，后来再作过部分的补充修改的。当时检查后发现错误严重，觉得应当把自己开始认识到的一些问题作一初步检讨，跟着再做深入的检查。现在，“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已经发表了，同志们对我的错误展开了讨论和批判；我已经认识到这个批判是必要的，适时的，而且更明确地认识到了我的错误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文学事业是有极大的危害性的。今天看来，我觉得这个自我批判很不够，没有深入地分析清楚问题底具体内容和错误底思想实质，也许还含有新的错误。但目前限于水平和时间等条件，希望同志们把它当做我自己拥护对我的错误的批判的一种表示看。我要努力从同志们底批评当中进行学习和反省，进入深一步的检查，写出新的文章来，清除和改正错误，用实际行动来弥补我的过失。

如此的“自我批判”，是胡风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经历，更是胡风从未想到的事情。他做得如此认真，如此小心，满以为通过这些可以取得理解与谅解。

胡风现在已经低头，已经认错。

就在胡风写出这份“自我批判”之后，王元化、鲁藜、彭柏山、曾卓、贾植芳等胡风的友人们开始在全国各地的报刊发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他们同胡风一样天真地认为，只要这样站出来批判，就很快地会得到谅解。

历史却没有朝着胡风和他的友人们盼望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在有关胡风案件的材料上批示：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事情很明白地摆在人们面前。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在发表胡风这份“自我批判”的同时，发表了胡风昔日友人舒芜向社会公布的胡风在解放前写给他的信件的摘抄内容。

如果没有舒芜的这些材料、注解和小结在前面，胡风的自我批判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将这两个放在一起比较，胡风的就相形见绌了。

对于舒芜，胡风只能望尘莫及。

让胡风在“自我批判”中达到舒芜的“水平”，从他的经历、个性、对事物的认识，恐怕都是相当困难的。既然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那么这个“自我批判”就只能是自己给别人竖起一个靶子，让无数的子弹飞过来。

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很快就在全国上下展开。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开国之初继对《清宫秘史》、《武训传》、胡适思想、《红楼梦研究》等意识形态的斗争之后，必须粉碎的最后一个最顽固的堡垒，这是毫无调和余地的。

我在“胡风专案”办公室看到一份绝密材料，那是1955年6月6日，毛泽东在有关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上的一个批示，很短，一看就能记住，上面说：“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这个“文章”便是以后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运动。

胡风成了这场全国大规模“肃反”运动的序曲中，被推上舞台的第一个“反面人物”。

1955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用红色字体向全国各级机关印发了一份“党内文件”，骇然地印着这样一个题目：《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份材料上还注明“供向干部和知识分子作报告用的提纲”。

也就是说，这是发给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让他们在各种报告的场合都来讲相同的一个问题。在这份文件里，首次将“胡风反革命集团”与“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在胡风事情上所做的“文章”。

我手中至今仍留存着这样的一份材料，红笔在上面画了许多圈圈点点，可见学习这份文件的认真程度。

这份文件共分七个部分：

一、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是全国人民在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二、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性质和被揭露的经过

三、胡风集团的反革命“纲领”和“理论”

四、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的几个特点

五、反对右倾，提高警惕，为揭露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斗争

六、要展开对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必须提高对暗藏反革命分子危害的认识，坚决反对和克服革命队伍中的右倾麻痹思想

七、必须大张旗鼓地在全国人民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干部中进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教育和斗争

这七个部分，几乎包括了当年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展开批判的全部内容，也包括了中央对这个案件的整个认识。

在第二部分中，对于胡风集团的成员及认定，材料中是这样写的：

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性质已由其全部活动的事实所证实。这一集团的成员，据初步调查的材料，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变节分子为其基本骨干的。这个集团的头子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胡风的大哥张明山是一个反动的恶霸地主，他高利盘剥，奸淫农民妇女，农民叫他做“五毒”，但胡风对他极为亲密，把他歌颂成一个具有“爱劳动、自我牺牲”的善良“德性”的人。甚至到解放以后进行土地改革时，胡风还一再写信向当地人民政府，坚决保卫他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胡风曾加入过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他在北京，被当时段祺瑞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吓昏了头脑，坚决要求党允许他退出了团。一九二七年以后，胡风在武汉、南昌的国民党部和“剿共”军中做过反共的政治工作。可见他从一九二五年起，就不是什么“追随革命”，而是脱离革命，背叛革命了。后来他到日本去混了一个时候，作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从日本回国后，在一九三三年左右又混进了革命阵营，在上海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从内部进行了种种分裂破坏活动。在武汉和重庆时，胡风和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如潘公展、张道藩等，都有联系。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阿垅（陈亦门），一九三八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混了一阵之后，到西安立刻当了胡宗南“战干四团”的少校军事教官，又进了国民党的陆军大学。绿原曾被调到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工作。芦甸当过国民党的联保主任，参加“反共自卫队”，进过国民党“中央军校”。贾植芳当过“扫荡报”的编辑，还做过土匪。其他像耿庸、杭行（罗飞）都是当过反动军官的。胡风集团不仅收集了各种反革命分子，而且打进了各种部门，不论政府机关、财经文教机关、工矿企业、群众团体、人民解放军（包括空军）和公安部门中都有他们的人混入。全国各地，连内蒙和西康在内，都有胡风分子。所以“文艺”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幌子，胡风集团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政

治集团。

我在参加对于胡风案件的审讯、调查中，发现中宣部发的这个学习材料中有很多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有的地方作了片面的夸大和不合情理的表述。有的我将根据自己在专案办公室所调查、审讯得到的真实情况，在后面作个全面的介绍。至于胡风“退团”的事情，那是在白色恐怖下，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所造成的，这在当时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日本，胡风曾从事进步的文学活动，后来是被日本驱逐出境的。在上海从事“左联”的进步文学活动，有鲁迅先生的许多文章可以做证，并非是这份材料中所说的“又混进了革命阵营”。至于在革命文艺队伍中从事“分裂活动”，那只能说是当时革命队伍中关于文艺的“两种口号”之争，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更何况胡风、冯雪峰等人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还得到鲁迅先生的肯定。

阿垅的历史也与材料的说法有出入，这主要是将一些本来很明确的事情，弄得很模糊化了，容易使人产生歧义。我在后面还要专门讲到阿垅，这里就不多说了。

绿原到中美合作所之事，也是不真实的，我将对自己在查阅国民党军统局的档案时所了解的真实情况，在后面进行说明。

文件中点名和未曾点名的芦甸、贾植芳以及“混进”空军部队和工矿的化铁、欧阳庄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不实之处，我都将在后面的有关章节里进行回忆。

对于胡风集团揭露的经过，这份材料中是这样写的：

由于党所领导的思想改造、文艺整风等运动，群众和文艺界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反革命的思想就孤立起来。…………胡风集团就起了分化。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舒芜分化了出来，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由于这些情况，就迫使胡风集团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一九五三年胡风从上海搬到北京来，积极布置他的进攻计划。…………草拟了三十万字的“报告”，并在一九五四年党的四中全会以后，假借响应中央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号召，把这个“报告”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在这个“报告”中，胡风有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反社会主义纲领。…………他们在表面上是反对周扬、林默涵、何其芳同志等少数这几个人，其实这是一种借口，他们实际上是用的封建社会里“清君侧”的手段，来反对和企图整个地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而其最后的目标就是要人民政权倒台，让反革命复辟。

我认为，在这些话中，最实质性的恐怕就是三个字：“清君侧”，这才说到了胡风之所以被打成“反革命”的实质。

这份材料中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目的，却回避了这实质性的三个字，而“上升”到了另外一种使胡风无法辩说的“高度”：

胡风集团是以推翻人民革命政权、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反革命的复辟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的。二十多年来胡风及其集团的活动，集中在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上，中国共产党乃是今天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是各种革命力量的核心。在今天的中国，任何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民主政权、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其性质就是反人民和反革命的。自然，我们必须进一步查清胡风集团中每一个分子的具体的政治背景和来历，但是，胡风集团的总的反革命性质是已经由揭露出来的材料所确切证实了的。

这个材料还提出：

号召每一个有阅读能力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认真阅读和研究“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本小册子。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在这个“材料”里面，胡风分子们互相倾诉着自己的“私房话”，也就是比较无顾忌地发泄着自己对革命的仇恨心情，并且互相讨论着各种阴谋活动的策略和方针。这个“材料”是胡风集团两面派手法最好的证据。这个“材料”是胡风分子反革命嘴脸最生动的描画，也是比一切只从原则上号召我们加强警惕性的教科书更容易使我们得到好处。一切革命者都应该把这个“材料”中的“序言”、“按语”、“社论”反复读它几遍，详加讨论…………

在这个教育的基础上发动检举坦白运动，彻底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把一切反革命阴谋镇压下去。我们号召一切看到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反革命活动的人们，向领导机关或公安部门检举。检举坏人，是有功的，知道坏人而不检举，就是包庇，而包庇坏人，是有罪的，将来查出来还会使自己遭到牵连。共产党员知道反革命分子而不报告，必须开除出党。对于坏人，检举比不检举好。

我们也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向领导机关或公安部门坦白自己的罪恶活动，交出反革命的组织，真正放下武器，重新作人。

这个材料的语气是强硬的，是不容争执的。在这里，从关于胡风的问题，最后提升到了在全国开展的“肃反”运动。这也就是再一次说明，胡风就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胡风集团就是“反革命集团”，他们同一切仇恨革命的反革命分子是一样的，是必须要清除的。

正是在中央的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各地报刊也开足了马力，对此大加宣传，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到处都是一片声讨声。

第八章 尚丁、曾卓的“军统特务”疑案

黄炎培的秘书尚丁被抓，连周总理都不敢说放人

1955年10月，上海开始走出炎热的夏季。

从6月到9月，整整的一个夏天，我都在同张中晓打交道，审讯室成了我们交锋的“战场”，两个人经常都是被折腾得满头大汗。

这天早晨我刚走进办公室，公安部新派来负责“胡风专案”办公室的宋若侠便找我谈话，让我将手中审讯张中晓的工作移交出去。

我感到有些惊讶，问道：“为什么？”

宋若侠说：“不为什么，为了工作。”

我说：“是不是我对张中晓没有审出政治背景来，要换人重新再审？”

宋若侠笑着说：“不是那个道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我感到有些不解，此时，全国上下都在批判胡风集团的“罪行”，这件案子中涉及的人，全国上下都在“声讨”，这已成了全国的大事，关系到新中国政权的巩固，难道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工作？

宋若侠说：“公安局党组指示，另外给你换一个更重要的审讯对象。”

我惊奇地问：“该不会是胡风吧，难道还有比张中晓更重要的‘胡风分子’？”

宋若侠说：“是的，这个人比张中晓更重要，因为周恩来总理要亲自听取关于他的情况的汇报。”

我一下子瞪大了眼睛，问：“这个人是谁？”

宋若侠说：“尚丁。”

尚丁是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出版事业管理处系统的一名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时候，曾担任过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秘书。黄炎培开国时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后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我听了宋若侠的话以后简直有些想不通，这位黄炎培老先生是怎么搞的，竟然让一个“胡风分子”钻到了自己的身边？

我在感到工作责任重大的同时，也对此有些怀疑。

因为就在前不久，报纸上还刊登了一则消息，说的是尚丁的夫人孙文芝，将自己节省下来的钱捐献给了正在朝鲜战争中受煎熬的朝鲜孤儿，希望自己的这点钱，能够为那些没爹没娘的孤儿们做一点事情。

这件义举曾经轰动中国和朝鲜，国内立刻掀起了自动捐款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支援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和捐赠朝鲜孤儿的群众热潮。如果不是得到了尚丁的支持，他的夫人能够这样做吗？

这样的人难道也是“胡风分子”？

孙文芝的义举不但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肯定，同时也感动了朝鲜人民。朝鲜战争灾民救济委员会委员长朴正爱曾满怀激情地给孙文芝回了信：

我对于你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事业的热诚，特别是把节约自己的生活费所储蓄的中国人民币一千二百万元捐赠给朝鲜战争孤儿的义举，表示感谢。你给予朝鲜战争孤儿的高贵爱护，使战斗着的朝鲜妇女对伟大的中国母亲们的亲密友谊更加深厚，并且使她们进一步坚定了必胜的信心。朝鲜的战争孤儿虽然由于美国武装侵略者的凶恶暴行而失掉了自己亲爱的父母，但是，作为朝鲜未来主人翁的他们，在朝鲜劳动党、共和国政府和我们敬爱领袖金日成元帅的深切关怀下，在伟大的苏联、中国与各友邦国家人民和妇女的热烈支援爱护下，正在健全地成长着。你盛情捐助的款项，将有效地用于朝鲜孤儿院儿童的教育事业。全朝鲜人民和朝鲜妇女，对于为反对共同敌人美国武装侵略者而派遣自己的儿女到朝鲜战场来，并为支援朝鲜前线和朝鲜战争孤儿而不断地在各方面给以援助的伟大的中国妇女们，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尊敬。

这份报纸我剪下来，至今都保存着。

第10页 :第五章 灾难即将降临（3）

有着这样一种情怀的妻子，难道她的丈夫竟会是一个与人民为敌的“胡风分子”？

我将自己的疑问告诉了宋若侠：“张中晓这么审了近三个月，一点问题也没有，证据就只是那几封写给胡风的信。这个尚丁，会不会搞错？”

他听后说：“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看法，就连周恩来总理也对此表示怀疑。”

我说：“既然是这样，那还审他干什么？”

宋若侠说：“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早已将尚丁抓起来了。肃清‘胡风分子’，这是中央抓的大事，其重要意义我也不给你多讲了，这件事情是谁也不敢违抗的。周总理也没有敢说将他放了吗，而是让我们要查清楚，最后向他报告。”

连周总理都不敢说放人，我还能有什么说的呢？不管有多少疑问，也只得服从上级的命令。

我介入这件事情后才知道，在拘捕尚丁时，其家属——也就是那个捐款支援朝鲜孤儿的孙文芝女士，向黄炎培作了反映。黄炎培对此感到疑惑，就将情况告诉了周恩来总理，并要求认真对待这件事情，不能让公安机关就这么任意抓人。要抓人得有证据，不能借清查“胡风分子”把好人也给抓起来了，这样做对于一个刚刚取得政权的政党是不好的。

周总理一听，此事虽然只是尚丁一个人，但由黄炎培当面提出，不可小视。于是周总理便当即指示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要他告诉上海市公安局，必须迅速清查尚丁的政治历史问题，是不是特务都要向他报告。

既然是周总理亲自下了指示，公安部也不敢怠慢，杨奇清立刻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必须重视此案，并指派一名政治可靠、为人正派的处级干部对此案进行审查预审，同时指令重庆、武汉方面，积极配合上海的调查，最后将调查、预审的情况如实向公安部报告。

尚丁面临的两项指控：“胡风分子”和“军统特务”

为什么要逮捕尚丁呢？

尚丁被捕的主要原因有两条：

一是怀疑他与胡风之间有联系，属于那种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胡风分子”。

二是怀疑他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这个材料主要是在全国清查“胡风分子”的过程中，由公安部转过来的。

后来经查，这第一条是由尚丁所在的单位市人民委员会出版事业管理处和市委宣传部提供的，他们认为尚丁有与胡风分子来往的可能。

这第二条来自于重庆市公安局。他们在清查“胡风分子”中，对在押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陈兰荪进行了提审，陈兰荪供出曾发展尚丁和曾卓为军统特务。尚丁还为解放前发生在重庆的“较场口事件”向军统特务陈兰荪提供过情报。

1946年2月10日发生在重庆较场口的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当天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的大会，国民党特务机关知道后派出了大量特务，冲击会场，打伤参加会议的郭沫若、李公朴等各界进步的社会名流二十多人，造成血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对此进行过调查，逮捕了一些当时捣毁会场的特务，并依法进行了严惩。

重庆市公安局一看牵涉的问题重大，于是火速上报公安部。公安部接到报告后，将其材料急转这两个“军统特务”所在的上海和武汉市公安局，要求迅速查清，立即执行。

上海市公安局得到情况后，马上对尚丁的案情进行了研究，加之尚丁所在单位怀疑他是“胡风分子”，于是，经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和市委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许建国批准，对其实行逮捕。现在想来，单位的怀疑可能与尚丁这个人的清高有关系。由于清高，他在单位不合群，别人对他不了解，也就产生了怀疑。

尚丁被捕后关在建国中路“胡风专案”办公室的楼下，在一楼紧靠东边的一间屋子里，审讯的时候必须得将他带到二楼的审讯室。

尚丁被带了进来，他坐在我的对面，一言不发。

我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拘捕你吗？”

尚丁摇摇头。

我问：“这是对你进行审讯，你为什么不说话，摇头是什么意思？”

尚丁说：“我对此不理解。”

问：“你认识胡风吗？”

答：“听说过，读过他的文章，别的不知道。”

问：“你到底认不认识？”

答：“可以说是不认识吧。”

问：“此话什么意思？”

答：“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就是见过这个人的思想，但不认识这个人。”

问：“你与胡风有过通信吗？”

答：“没有。”

问：“你能肯定。”

尚丁点点头：“这个没有问题。”

问：“这么说来，你与胡风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来往？”

尚丁肯定地说：“是的。”

我对他严肃地说：“胡风案件我想你是知道的，我也不给你多说，你是一名国家干部，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尚丁肯定地说：“我可以负责，你们公安局也可以调查。”

我说：“调查是我们的事情，说不说是你的问题，你的情况我们都已掌握了，如果不老实向组织上交待，责任全由你个人负责。”

尚丁说：“你放心，我肯定会为自己负责的。”

我说：“那好，现在我们不谈你与胡风的事情了。我再问你，你与其他的‘胡风分子’有没有来往？”

尚丁显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说：“我从不与他们来往。”

问：“有何证据？”

答：“这还要什么证据，不来往就是不来往，你们可以去找那些人调查。”

在审讯尚丁的过程中，我的感觉是这个人也许做过黄炎培的秘书，知道当时许多上层方面事情，为人有些清高，他看不起那些与胡风有关系的某些人，每当审讯到这里时，他都不太愿说，表情显得对某些人有些

轻视。

在审讯尚丁时，我吸取了审讯张中晓的教训，不再将我们公安机关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强加给对方，而是让他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能够实事求是地讲。因此在审讯尚丁时，就很少发生相互顶牛的现象，双方都是摆事实，讲道理。

这样审来审去，关于尚丁与胡风集团的事情，没有发现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从公安机关搜查的胡风及“胡风分子”之间的信件中，也没有发现有尚丁与他们往来的信件，《人民日报》公布的有关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里，更是没有尚丁的名字。

经过三个月的审讯，我断定所谓“胡风分子”的事情，完全是尚丁所在单位捕风捉影搞出来的。

我向宋若侠作了汇报。

宋若侠认为，既然这样，那下一步就是重点要弄清尚丁的军统特务问题。

再次对尚丁进行审讯时，就换了另外的一个话题。

我问：“你解放前干过些什么工作？”

一直被胡风关系审讯得有些昏头昏脑的尚丁，对于这个问题一开始感到很吃惊，他瞪着眼睛看着我，问：“怎么，提这个问题了？”

我说：“就这个问题，你说吧。”

尚丁不愧是给黄炎培当过秘书的人，谈起这些来滔滔不绝。他谈了周恩来与黄炎培的关系，谈了周恩来在国共谈判时的情况，其中有很多都是鲜为人知的，我也听得入了迷。

正当他说得兴奋之时，我突然问道：“重庆的较场口事件是怎么回事？”

他说：“这件事情不太清楚，因为自己不在现场。”

我说：“你得说实话。”

答：“我的确不知道。”

这件事情跟审讯胡风集团的事不一样，胡风集团的事情可以在上海通过调查得出事实真相和最后的结论，而这件事情因为还未最后调查清楚，审讯时不便多问，只能就这么点到为止，以免引起被审讯者的注意。

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尚丁是不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

从公安部转来的材料上看，在军统局的特务花名册上有尚丁和曾卓的名字。这是白纸黑字，如果没有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依据这个也可以

定案。

现在却不同了，显然不能就用这张表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那样也不能全部说明问题。还有供认发展尚丁和曾卓加入军统的国民党军统局特务陈兰荪，也没有详细的审讯记录。

也就是说，定尚丁为军统特务的证据还不够足。

这个问题在上海是无法搞清楚的。

于是我向宋若侠提出，必须到重庆亲自翻阅军统局留下的原始档案，并与军统局的特务陈兰荪接触，对他进行面对面的审讯，特别是“较场口事件”的经过必须得弄清楚，以取得更确切的证据。

宋若侠向“胡风专案”的有关领导再次汇报后，同意了我的意见，并说现在人手紧，经费也有些困难，就由我一个人前往重庆，公安部已给重庆有关方面打了招呼，他们会全力支持我的工作。不过，听说那个军统特务很狡猾，为了拿到真实的情况，我们得自己先有一个准备，你在出发前得搞一个审讯提纲，让“胡风专案”办公室审查一下。

于是我就立即着手写了一份审讯提纲，交给了宋若侠。

这个审讯国民党军统特务陈兰荪的提纲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以后我也是按照这个提纲进行审讯的。

1956年2月，春节刚过，我就在上海龙华机场乘飞机飞往重庆…………

军统档案中的线索

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显得有些兴奋。

这是一架老式飞机，里面只有18个乘客。

从上海到重庆要飞一天的时间。

早上七点多钟在龙华机场起飞，经过南京、武汉、宜昌都要降落加油或吃饭。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才飞抵重庆。走出机舱，只觉得耳朵嗡嗡直响，很长时间人的脑子都无法安静。

由于是公安部点名的要案，重庆市公安局有关人员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给了很大的方便。他们让我住在离市公安局最近的一个招待所，房间也很不错，吃饭不在招待所吃，而是让我到他们机关里局处级领导的小食堂去吃。

我向他们提出，首先是查军统局留下的档案，然后再审讯陈兰荪。

存放国民党时期档案的是一个靠近城郊的神秘地方。

这是一座远离市区的小楼，有围墙与外界隔断，设有专人警卫和管理。远望四周树木葱郁，只现出一个白色的楼顶，外面来往的人根本不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解放后，重庆市公安局将国民党中央在重庆时期的敌伪档案都集中在这里，严密加以保管。

当我第一次赶到这里的时候，不觉一下子惊住了。

满以为这样的地方，来的人肯定极少。谁知这里就如同在市场上买东西一样，早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人们手里拿着各省、市公安机关清查“胡风分子”和“肃反”的介绍信，眼巴巴地等着。当轮到自己时，还得在登记本上写明查什么样的档案、谁的档案、有何用处等，写清楚，才能调到有关档案。

这样大规模的查找敌伪档案的阵势，恐怕很少有人看见过，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全国性的清查“胡风分子”和“肃反运动”的形势，公安机关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比起如此多的人数来，这里的地方就显得太小了，一份相同的敌伪档案每天就只能让一两个人翻阅和摘抄，因此有的公安人员排了好几天队，连档案的影子都还没看到。

我如果同样参加排队，恐怕也要很长时间才会轮到。好在我来之前公安部打了招呼，并向重庆市公安局作了专门交待，所以当我手持重庆市公安局所开的专门介绍信去时，负责档案的人就给了很大的方便，让我直接进入档案室，自由地在里面寻找所需要的档案。

我主要查找的是抗日战争时期1943年到1945年以及1946年的国民党军统局的档案。

因为我是一个人，也不用与别人商量，在翻阅档案时无关的都一翻而过，也不作记录。发现与陈兰荪有关的材料，就要经主管的人同意进行拍照。

我至今还保存着几张当时翻拍的军统局给特务们发放“津贴”数字的照片。时间太久了，照片已发黄，上面的字都看不太清楚了。

查了几天下来，没有查到由尚丁或曾卓为军统局提供的任何情报，最后只在军统局的有关档案中发现了一张表格，是用毛笔写的，上面有尚丁和曾卓的名字，报表人是陈兰荪。时间可能是1944年或者是1945年：

渝组造具运用人员考绩表

职务 姓名 去留 存组件数 报区件数 原有津贴 增加津贴 备考

运用员 尚丁 留 无 五件 四仟元 不

运用员 曾卓 留 无 五件 四仟元 不

据我对国民党特务组织所了解的情况，这里所说的“运用员”，是军统特务的一个外围组织，这些人还不是真正的军统特务，而是由军统特务的考察人运用一个时期，今后如果经报批准才能算真正的军统局的人。

这里的“存组件数”，是指对渝（重庆）的军统局报的情报检索件数。“报区件数”，是指对军统局西南区报的情报件数。

但就是这样，在胡风集团中也是少有的。既然参加了军统局的外围组织，同时还提供了五件情报，那么对尚丁实行逮捕也应该是没有错的。

经查档案，文字上的东西是有了，这同重庆市公安局提供给公安部的完全一致。但能不能就依靠这张军统局的表格，将尚丁和曾卓定为参加过军统局特务的外围组织呢？

如果就此定案，也说得过去，汇报上去后也不会说什么。但是没有得到陈兰荪这个特务的口供，我总还是不放心，只有获得他的口供，并与这份军统局的表格相一致，才能正式定案。

于是，我下一步便开始审讯狡猾的特务陈兰荪。

七次提审军统特务陈兰荪

陈兰荪是一个职业文化特务，抗日战争时期的公开身份是《重庆晚报》采访部主任。以此为掩护，专门搜集上层进步人士的活动情况。

陈兰荪和一般的特务不同，由于他有一个记者的身份，因此不光与国民党往来，同时还与共产党方面的人物往来，特别是共产党和一些进步团体的报刊及文化界的人士。例如接替“胡风分子”彭柏山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后来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的石西民，在重庆办《新华日报》的时候，担任采访部主任，都曾与他打过交道。但这个特务分子为了谋害共产党的干部，经常会提供一些假情况。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就曾对造反派说陆定一是军统特务，造成陆定一受到“四人帮”的无辜迫害。我在审判“四人帮”特别法庭担任审判员时，一听到这件事情，就断定陈兰荪提供的是假情况。有同志问我怎么可以确定是假情况，我说这个陈兰荪我早就与他打过交道，是一个极不老实的国民党军统特务。

陈兰荪早被重庆市公安局逮捕，法院判刑15年，关押在重庆南岸一个山岗上的劳改队里。要提审他就得从朝天门码头过江，然后再走上一段时间的山路，从码头向上是步步登高，我那时34岁，仍走得满头大汗。

我去了劳改队两次，由于路程较远，来去花了不少时间，对陈兰荪根本就无法审讯。

记得有一次，我回住地已很晚了，就顺便找一家饭店吃饭。那时的猪肉很便宜，重庆一些小店的猪肉在下午收摊时还没有完全卖掉。我让炒一份韭菜炒肉丝，要多一点韭菜，少一点肉。结果端上来之后，却是肉多韭菜少。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向重庆市公安局提出，能否将陈兰荪从劳改队押送到公安局预审处来，免得来回花费大量时间，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重庆市公安局领导同意了这个意见。

于是，陈兰荪被押到预审处看守所，以便我提审。

陈兰荪被押进城里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心情自然有些不安。

第一次提审陈兰荪是在一个早晨。

这是一个约有35岁的中年人，中等个子，一张圆圆的胖脸，整个身子显得胖墩墩的，他坐下后，用一双狡猾的目光不停地打量着我。

我发现，他那一双眼睛里含着一种无法掩饰的阴险。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提审过他的人不少，什么样的审讯人员也都见过，可以说是一个在监狱里“见多识广”的人。他见我穿着一身很平常的服装，一口很浓的胶东土话，就有些看不起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审讯是根据临行前报给“胡风专案”办公室的审讯提纲进行的。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陈兰荪。”

问：“你解放前做什么工作？”

答：“《重庆晚报》记者。”

问：“你的真实身份？”

陈兰荪不语，一双狡猾的目光看着我。

我提高了声音说：“你为什么不回答？”

答：“你们都知道了。”

我必须首先打掉他的这种气焰，就厉声训斥道：“现在是在对你实行审讯，我要你如实回答！”

答：“国民党军统局特务。”

我见他已涉及需要审讯的中心问题，就追问道：“你在重庆的特务活动，经常与哪些人有来往？”

陈兰荪想了一会儿，看来是在猜测我问话的含义，很久不肯回答。

我说：“你不肯说吗？说明你还想与人民为敌，给你判15年是不是判少了？你如果这样顽固下去，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陈兰荪接着说了好几个人的名字。

我仔细地听着——这些人的名字中没有尚丁和曾卓。

我接着又问：“与你一伙的特务都有哪些人？”

陈兰荪又不吱声了。

我说：“你不愿说吗？别的特务都已说了，我们也掌握了，你难道还想与人民政府对抗？这样下去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国民党政权已经彻底被我们消灭了，你只有老老实实回答提出的问题才是唯一的出路。”

陈兰荪一看我追得紧，要想滑过去是不可能的，于是又说了一些人的名字。

在这些名字中仍然没有尚丁和曾卓。

为了证实以上情况，我让记录员将所记的人的名字向陈兰荪念了一遍，他对此点点头。

我仍不放心，就追问：“还有什么人你没有交待的？”

这么一问，陈兰荪有些摸不着头脑。

陈兰荪面对着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审讯人员。他不知道我是什么地方来的，审讯他是想追问一些什么情况，心里总是在猜测着。

他想了想说，再没有别的人了。

现在这么反复的审讯，他都没有谈到尚丁和曾卓，审讯的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起码可以说明，尚丁和曾卓在陈兰荪所经历的特务生涯中，是很不重要的两个人，同时很可能没有与他一同参与过任何的活动。

对于陈兰荪这个特务的审讯，完全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正当他对这个问题还在思考时，接着，我便将话题转到了“较场口事件”上。

根据重庆市公安局提供给公安部的材料，陈兰荪曾供认尚丁、曾卓向他提供过这方面的情报。弄清楚了这个问题，也就可以弄清楚尚丁、曾卓“特务”问题的关键部分。

陈兰荪根本就没有想到我会问这样一件事情，开始有些不知所措，瞪着眼睛看着我。

在我的追问下，他谈了这件事情的过程。并说这件事情与他无关，开会的情报是中统局特务获得的，事情是中统局闹的，自己只是在旁边看热闹，根本就没有参加这项事件。

我立刻追问：“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与你无关？”

陈兰荪答：“是的。”

问：“那么是谁给中统提供的情报？”

答：“不知道，我们跟中统是各干各的。”

问：“那么，有没有人给你提供过这方面的情报？”

陈兰荪想了好一会儿，说：“没有。”

我再次追问：“是不是没有？”

陈兰荪停了一下，答：“是没有。”

问：“你能完全确定吗？”

陈兰荪又停了下，看看我，说：“可以确定。”

第11页 :第五章 灾难即将降临（4）

我怕他耍滑头，就又一次地追问：“你敢为你讲的负责吗？要是我们查出有人给你提供过这方面的情报，你认为该如何惩办你？”

这一问，不得不使陈兰荪思考。因为他摸不清我问这个问题的真正目的，所以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如实地回答说：“的确我们军统没有让我介入这件事件，也没有人向我提供过这方面的情报，我能为这些回答负责。如果有假，愿意接受政府的任何处罚。”

他这么一回答，说明与原材料有了很大的出入，因为原材料说是陈兰荪供认说尚丁给他提供过这方面的情报。既然是提供过，为什么问来问去陈兰荪都没有谈到尚丁和曾卓呢？说明他们本来就很少来往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来往，更不要说提供情报了。

审讯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地方，这是审讯者与被审讯者都无法回避的事情。

以后几天审讯继续进行。

我开始时并不谈到尚丁，而是问道：“你认识曾卓这个人吗？”

陈兰荪没有想到我忽然提出这个人来，先是一愣，没有立刻回答。

我不能让他有过多的回旋时间，接着追问：“你到底认不认识这个人？”

陈兰荪不知道我手中掌握的具体情况有多少，也不知道我问这个问题的意图是什么，想了一会儿，就如实地说：“认识。”

我赶紧追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往来的关系如何？”

陈兰荪说：“我与曾卓是同乡，也是小时候的同学，也都喜欢写一点东西，相互来往就是这种关系。但曾卓从不主动与我接触，都是我主动去找他，有时他也不理我，见面说上几句话就走了。”

问：“曾卓为什么不睬你？”

答：“他可能认为我是在为军统局服务，相互的政治观点不一样。”

通过前两次的审问，我已掌握了大量材料，但还是未接触到最具实质性的问题，那就是尚丁是不是军统局特务。

两次较量，陈兰荪感到了我的厉害，因为所审的问题，连他这个狡猾的特务，都无法想到究竟想了解的是什么内容，无法为此编造谎言来骗我，只好如实地交待。

他的眼光里，没有了刚开始时那种瞧不起我的神情了。当他的目光与我的目光相对时，明显地感觉到了一种畏惧。

我认为现在是接触最实质性问题的时候了。

这是第三次提审，他刚一坐下，我就问：“尚丁这个人你接触过吗？”

陈兰荪先是一惊，接着便说：“有过接触。尚丁是名人黄炎培的秘书，我以采访的方式去找过他，可是他很清高，不与我交谈问题，什么事情也未了解到。”

问：“你找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答：“发展他加入军统特务组织。”

问：“最后发展了吗？”

答：“他太清高，又不与我多谈事情，要想发展他参加但是却根本无法开口。”

我见他如此说法，仍有些不放心，就再追问：“最后这件事情怎么样了？”

答：“一直未谈成。”

问：“你是不是说，最后尚丁没有加入军统局。”

答：“是的。”

问：“你说的都是真话吗？”

答：“是的。”

问：“你敢为你说的话负责吗？”

陈兰荪这时没有立刻回答，想了想才说：“可以负责。”

这时我接着就追问：“你为什么要将尚丁和曾卓造入军统局提供情报的运用员名单上？”

陈兰荪将头低了下去，小声地说：“那都是我假造的，主要是为了骗得那8000块钱的经费。”

问：“这些钱都被谁领了？”

陈兰荪答：“都被我领了，花光了。”

至此，有关尚丁、曾卓“军统特务”之事已真相大白。

可是，在对陈兰荪进行第五次审讯时，情况却发生了突然的变化。

我问：“你在那张表里说尚丁和曾卓各给你提供了五件情报，他们究竟有没有给你提供情报？”

陈兰荪到底是一个狡猾的军统特务，在前几天的审讯中，开始不了解审讯的目的，没有敢耍花样，都如实给以了回答。几个回合下来，他已大概明白了，这次审讯的目的，是要了解尚丁和曾卓是否加入过军统特务的问题，于是又开始过去的伎俩，任意地编造事实，对别人加以迫害。

这次陈兰荪竟一口咬定，曾经发展尚丁和曾卓加入军统特务组织为运用员。

于是，陈兰荪就给我讲，尚丁和曾卓是如何给他提供情报，哪些情报是他们提供的，说得左一个右一个，远远地超过了他在登记表上的数字。

我听了一下那些所谓的情报，都是一些小事，也没有多大价值。

从事公安工作的直觉告诉我，必须立刻对此引起警惕，因为这次陈兰荪提供的情况与以前的有出入，这是一个很狡猾的特务。

与陈兰荪所说的“情报”相比较，我认为表格里所写的那个“五”字是一个虚假的数字，事实是不存在的。

我严肃地警告陈兰荪：“你不要胡编乱造了，事实上你所说的情报是没有的，那个件数是你随意加上去骗钱的。”

陈兰荪一听，低头不语。

我向他指出：“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的态度极不老实。解放前，你用这种办法骗军统局的钱，现在你又想来骗人民政府，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最后你自己要对你所说的话付出代价的！”

本以为再进行一次审讯，就可以将所有的问题全部搞清楚，谁知新出现的情况让我措手不及，审讯无法进行，只得暂时停止。

因为我一个人单独执行这项任务，找不到一个人商量。我便将此前审讯的记录调来查看，结合所查到的军统局档案进行了分析，认为前几次的审讯是合乎事实的，这次陈兰荪翻供，那完全是他经过几次审讯后逐渐了解我的目的，所以用虚假的情况来制造混乱，好让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以达到他利用我们来继续迫害革命者的目的。

分析清楚以后，在进行第六轮的审讯时，我一开始就揭穿了他的罪恶阴谋。

我问道：“你说你发展了尚丁和曾卓，那么你说说是怎样发展的？”

陈兰荪一时答不上来。

我接着又问：“你发展的手续在什么地方？上报的材料在什么地方？谁批的？哪个机关最后签字认可的？”

这样一连串的提问，使陈兰荪无法回答，他支支吾吾地说：“我找他们谈话后就上报了名单。”

我当场揭穿他的谎言：“你不要再胡说了，你不觉得是前后矛盾的吗？事实已经说明，你上报是为了领取军统局给你的特务经费，你才随意加上了这两个名字，作为‘运用员’考绩，写上了表格。”

陈兰荪不以为然地说：“可是我真发展了他们两个人加入军统的。”

我见他仍然还要说谎，就严厉地再次指出：“那么我问你，按照你们军统的规矩，加入不但要报表格，同时还得有上级的批准，只有有了上级正式的批准，这个人才能算是你们军统里的人，你在发展这两个人时，有没有正式的上级审批书？”

这么一问，陈兰荪有些傻眼了，他满以为就凭那一张表格，我就会相信他编造的谎言，没有想到我对于他们军统内部的情况了解得如此细致，他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见他编造谎言的气焰已被压了下去，就追问：“你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有没有说谎？”

陈兰荪抬起头来看了一下我，四目相对，他立刻将头低了下去。

我严肃地说：“你说不出证据，那就是你在对抗人民政府的审讯，是在说谎，是在有意地编造事实迫害他人！告诉你吧，你们军统局的档案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尚丁、曾卓这两个人的名字，也没有他们两个人的报表等手续。那个表格都是你一个人自说自干的，连你的特务上司都被你骗了，白白地批了8000元给你。”

狡猾的陈兰荪再无话可说，低头默认了他说谎的事实。

这次审讯下来，我感觉很累。

像陈兰荪这样的军统特务，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他们过去不但可以通过各种办法获取情报，破坏党的地下组织，同时还能通过与人的接触，了解对方的心理活动，然后采取一定的对策。由我一个人来对这样的人进行审讯，旁边只有一名记录员陪我，他只顾记，很少发言，我开始也感到有压力，要是审讯不出真实的情况，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造成冤案，因此我对此也就特别细心。

这里是与国民党军统特务斗智斗勇的又一个战场。

第七场也就是最后的一场审讯，审问的是有关重庆较场口事件真相。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这是在1946年由国民党中统特务一手策划的一场反革命事件。1955年初重庆市公安局报公安部并由公安部再转上海市公安局的材料中说，军统特务陈兰荪供认，他在较场口开会之前，就接到了这方面的情报，给他提供这个情报的人是黄炎培的秘书尚丁。

陈兰荪的这个口供是否真实呢？

陈兰荪被带上来后，没有上一次的气焰了，他坐在我的对面，一双目光不敢看我。

我知道通过上一次的交锋，我已识破了他的诡计，他知道再说谎骗人不行了，心中已开始胆怯。

我上来就单刀直入地问：“较场口开会特务捣乱会场你参加了吗？”

陈兰荪怯怯地说：“参加了。”

问：“你在什么地方？都干了些什么？”

他一下子显得有些慌张，说：“我在会场外面看热闹。”

问：“你不是说参加了吗？”

答：“我参加是在旁边看热闹，当然也了解现场的情况，但那是中统方面动手打人的，与我们军统方面没有关系。”

我立刻追问：“既然与你们军统没有关系，你为什么说是尚丁给你提供的情报？”

这么一问，陈兰荪立刻无话可答——因为他现在所说的与以前提供的材料产生了矛盾。

我对他训斥道：“你又是在编造假情况诬陷别人，这是一种新的犯罪！”

陈兰荪只得认罪，说自己是编造出来的，想借共产党的手来迫害共产党自己的人。

我警告他说：“现在人民政权已经巩固，你还想让国民党蒋介石卷土重来那是痴心妄想。你想用假的情况来骗我们，让共产党自己迫害自己人的目的也是达不到的，你只有老实交待罪行，积极协助人民政府了解情况，才能够将功补过！”

陈兰荪见我已识破了他的阴谋，态度也就老实了。

其实，在对陈兰荪进行审讯之前，我就通过有关的敌伪档案，查清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情况。

“较场口事件”是由国民党中统特务干的，领头的特务头子名叫刘野樵。他通过中统特务的有关人员得到了这个情报，他怕军统局抢在前面获得情报，采取行动，因此便组织中统局的特务，在会议刚开始就进行了行动。他们捣乱会场，行凶打人，造成血案。陈兰荪等军统局的人赶到时，只能站在外面看热闹。因此情报根本不可能是由尚丁提供给陈兰荪这个军统特务的。

可是，我们如果不仔细研究，认真分析，不与这个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斗智斗勇，只凭想当然的分析，就很有可能认为此事为尚丁所做。因为当时尚丁所处的职位，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的秘书，提供情报的可能性极大，那就很容易造成冤案。

重庆解放后，中统特务刘野樵被抓获归案，在审讯时，他谈了整个情报的来源和制造血案的全过程，其中并没有谈到尚丁。

刘野樵最后被处以极刑。在执行的当天，《重庆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其中也点到一些当时参加的坏分子，但里面没有尚丁。

通过与审讯陈兰荪的情况相对照，已经可以肯定尚丁与这件事毫不相干。

最后，我让陈兰荪在审讯记录上签了字。

审讯结束，我对陈兰荪说：“我提审了你七次之多，你这个人很滑头，狡猾得很，你所谈的有关尚丁、曾卓的情况，除第一、二次提审你时所说的某些情况基本上合乎实际之外，其他都是胡说八道。你这个反革命分子已改造好几年了，至今还不老老实实，你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陈兰荪自知自己的罪行，低头不语。

我说：“过几天就把你送回劳改队，你可要老老实实改造自己。”

没想到真让我说着了，十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个陈兰荪又跳出来提供假情况诬陷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我在前面已经说了，这里就不多讲了。

在审讯陈兰荪时，我曾问他，谁最了解你在军统局时的情况？他说一个姓张的军统特务。

为了进一步查清事实，取得对于尚丁究竟是不是军统局特务的更多证据，有必要找到这个姓张的军统特务。

那么，这个姓张的特务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呢？

陈兰荪在提供这些情况时，只说1942年在重庆时他们关系很好，常在一起为军统干一些搜集情报的事情，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个人就跟随军统局到了南京，现在不知下落。

茫茫人海，何处去查这个姓张的人？

一名病入膏肓的军统特务揭穿了陈兰荪对尚丁的诬陷

我由重庆回到上海，见整个办公室里对于“胡风分子”的审讯和清查进行得热火朝天。

我向宋若侠汇报了重庆之行的情况，他指示现在还不能结案，更不能向周总理汇报这件事情，我必须得想法找到那个姓张的军统特务，查实陈兰荪所说情况的真伪，才能最后结案。

那么，上哪里去找这个军统特务呢？

我想，既然是军统特务，解放后很有可能被公安机关逮捕，可以顺着这条线索向下查。

4月下旬，我赶往南京，通过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终于找到了这个人的去向。

原来这个人在解放后已被关押并判刑，几年前被送往淮南某地一个治淮挖河工地上改造。

我喜出望外，立刻直奔安徽蚌埠治淮总指挥部。

经查，这个人的确在这个工地上劳动改造。

我立即赶往这个人所在的劳改队。

到了那里后却没有见到人，说这个人现在已不在这里，被送到治淮工地的医院里去了。

好不容易才找到，却又不在，我问：“什么原因住院？”

劳改队负责人说：“他得了肺病，很严重，不能干活了。”

我便决定到医院里去问情况。

此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医院在淮河南岸，离这里有三四十里路，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天上又开始下起了细雨。

怎么办呢？

想想全国上下都在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尚丁究竟是不是“胡风分子”或军统特务，还没有最后结论，公安部和中央对这个案子催得急。现尚丁已被拘捕，如不赶快落实，就会在“胡风专案”的审讯中造成失误。

我决定冒雨步行去医院。

我顶着细雨，顺着淮河南岸往西走，一路上未遇见一个人。这样一直走到下午六点多钟，才找到了那家医院。

说是医院，实际上只是用土坯盖起来的几间低矮的小土房，被雨水淋得湿淋淋的，里面的设施和医疗条件都非常简陋。

院长是一位河南人，年龄跟我差不多，三十多岁。听说我是公安局的人，对我非常的客气，让我脱下衣服在火堆前烘一烘。

我此时已是又累又饿，医院开饭的时间已过，无法找到别的地方吃饭。院长就问我，现在只有吃馒头就猪头肉，你看行不行？

我说，咱们山东人最爱吃猪头肉了，只要能填饱肚子，别说是猪头肉，什么都行。

当晚，我向院长出示了有关的介绍信，并说明了来意。

院长见后不断地问我有关胡风集团的事情，说他们那里也在整天地学习，这还得了，刚解放就出了这么一个反革命集团，那是得很好地挖一挖，将他们的死党都得要挖出来才行。

在说了这些之后，他又问我：“听说胡风集团的人，都是一些文人，他们这么搞有什么用，我们人民政权有枪有炮，难道还怕他们那几个拿笔杆子的？”

我只能向他讲一些中央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他不解地问：“光那些信就能够定罪？”

我说：“这不，现在正在调查嘛。”

他问：“你们这些人，整天都在同胡风那一伙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打交道，我想问一下，解放了，这样的坏人怎么还这么多？而这些‘胡风分子’很多过去都是参加过革命的，现在怎么又反过来反对革命了呢？说他们是混进革命队伍里来的，可那个时候参加革命是要掉脑袋的，谁愿意拿脑袋来开玩笑，来‘混’进革命队伍？你是这个案子的直接办案人之一，你说说，这到底是个什么原因？”

院长的问话，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对胡风案子的一些看法和想法。这样的想法和看法，只有在这个偏僻的淮河工地上才有人敢提出来，要是在城市里，提出这些疑问的人，说不定就会被当成了“胡风分子”。

我只能按照上级的要求和报纸上的情况给以解释，不便说更多的事情，因为这是“胡风专案”办案人员的纪律。

最后，这位院长对我说：“你很累了，今晚好好地休息一下，明天我带你去见那个特务分子，不过他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恐怕活不长了，与他谈话要戴上口罩，防止传染。”

翌日，院长陪我进了病房。

这是土墙里的一间屋子，靠墙摆着一张木床，那个姓张的人躺在床上，见我们进来了，就想起来，可是用了几次劲，都未能起得来。

我们叫他不要起来，就将他的身体靠着床边上的土墙上。

同是军统局的特务，这个人与陈兰荪相比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狡猾的面部特征，显得干瘦，面黄，不停地喘着粗气。

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

人之将死，其言也“诚”。他不像陈兰荪一样地与我耍滑头，而是老老实实地靠在那里，逐一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我没有直接向他说起陈兰荪，而是让他自己说出来的。

我问：“你在重庆时，都认识哪些军统局的特务？”

他说了一串人的名字，其中包括陈兰荪，这说明陈兰荪在他的印象中是很深的。

问：“在这些人员中，你与谁最要好，彼此最了解？”

答：“陈兰荪。直到1946年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的时候我们才分开，我随军统局到了南京，他留在了重庆。”

问：“能不能说说你所知道的陈兰荪的情况？”

答：“陈兰荪这个人很狡猾，很会看风使舵，他有些话你们可不能相信，说的事可没有准。当时他吃喝嫖赌样样都干，所以钱总是不够用。”

问：“那怎么办？”

答：“后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比较知名的人士的名字写在报表上，作为准备发展特务的对象，在未被批准为特务之前，称为‘运用员’，并说还提供了有关情报，报上一个可以拿到几千元，领到了钱就胡花乱用，这样的事情肯定有，因为时间长了，要说出具体的人，我说不

上来。”

通过这名当年与陈兰荪同为军统特务的“好友”的证实，关于尚丁和曾卓的“军统特务”问题已经完全搞清楚了。我断定尚丁既不是“胡风分子”，也不是军统特务，那完全是军统特务陈兰荪的故意诬陷。

被无辜株连的“胡风分子”的妻子们

令我至今都深感不解的是，在清查胡风集团的这一段时间里，全国上下竟搞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可是对此中央却未发过一个有关的正式文件，规定一定的政策界限。我们这些具体的办案人员，每天只能学习《人民日报》上面的编者按语，以这个按语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和划定政策界限。

一个执政党，一个人民的政府，对于这样大的全国性的事件，竟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文件给以说明或界定必要的政策和手段，这只能说明民主和法制的意识在当时人们头脑中还是很淡薄的。

在我的印象中，上级只给我们发过这样两份材料，一份是中央宣传部办公室在1955年7月14日发给各级干部的学习资料，题目叫《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份学习材料的封面上明确印着“党内文件”“供向干部和知识分子作报告用的提纲”。

这份材料一共分为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是全国人民在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接着依次为：

第二，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性质和被揭露的经过。第三，胡风集团的反革命“纲领”和“理论”。第四，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的几个特点。第五，反对右倾，提高警惕，为揭露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斗争。第六，要展开对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必须提高对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危害性的认识，坚决反对和克服革命队伍中的右倾麻痹思想。第七，必须大张旗鼓地在全国人民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干部中进行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教育和斗争。

另外还有一份就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里面收录的是《人民日报》公布的有关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和胡风的自我批判，以及《人民日报》1955年6月10日的社论。

这两个让我们办案人员学习的材料，根本没有一份谈到有关的政策界限。

说是完全没有政策也不全对，这个政策是在一种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传达的，参加的人员只有我们办案的人员，当时规定负责人口头传达，听的人可以记笔记，但不得向外传播。我记得第一次是在1955年的8月，当时说了六条。

接着又在9月，再次召集我们办案人员传达，地点是在建国中路二十六号三楼“胡风专案”办公室会议室，传达的人是办公室负责人宋若侠。

宋若侠讲：“上次传达的不能作为政策，一切以这次传达的为准。这是根据公安部和市委要求的精神传达的，是上级的指示，没有正式文件，由负责传达的人自己作记录，听传达的全体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记，对外保密。”

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记录，是用一张纸记下来的，因为感觉到重要，一直保存到现在，字迹都有些模糊了。

这上面一共记了六条：

1．凡与胡风直接经常接触，直接参与胡风有计划的向党的文艺领导思想进攻，在一个小地区若干胡风分子推崇的小头子。

2．一般分（子），仅对于有的在胡风问题（上）不很严重，但其他政治历史问题严重的也作为一般分子。

3．一些受胡风分子影响较深者为影响分子，包括偶尔通（同）胡风与胡风分子通讯、求教、崇拜的人。

在这三条下面，又还有三条：

1．与胡风有直接、密切的关系，与胡风思想一致，积极写作，一贯宣扬胡风思想，为胡风出谋划策或某地方的小头目。（应作为骨干分子）

2．与胡风骨干分子密切，拥护胡风主张，参加活动但与胡风无直接关系与胡风出谋划策。（应作为一般的胡风分子）

3．凡与胡风集团分子没有直接关系或者有若干联系并不密切。但其思想上，观点上与这些人是一致的甚至说谎言和发牢骚，但没有谩骂、污蔑我们党的写作。（应作为受影响分子）

以上这几条，就是我们用来指导清查胡风分子的内部政策。

全国性，乃至于全世界都知道的这么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却没有一份文件明文向具体执行者说明政策，因此造成全国上下被无辜牵连的人员冤案不断。

在这些被无辜关押、审查、迫害的二千一百多人中，我到成都了解罗洛情况时接触的林祥治算一个，开始被当成“军统特务”的尚丁算一个，另外就我所了解的还有白丁、贾植芳的学生施昌东、章培恒、范伯群等。

除了一些我所亲自接触到的人员之外，还有许多我所未曾接触，但从有关内部通报上看到和了解到的人。这当中包括阿垅妻子张瑞的妹妹，粉碎“四人帮”后成为大型文学丛刊《十月》主编的苏予；冀汸的内弟，受到迫害得了精神分裂症而死的殷为良；因贾植芳受到牵连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来被流放青海，饿死异乡的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费明君；1947年曾在胡风主办的《希望》杂志上发表过作品，后来因此受到牵连服药自杀身亡的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思；曾出版过胡风作品的上海海燕出版社经理，后来自杀而死的俞鸿模…………

更有许多根本就与胡风集团中任何一个人都不相识，也无任何交往，只是读了他们出版的作品的读者，也莫名其妙地受到迫害，被无辜地逮捕和关押，有的甚至在牢房里度过了近二十年的时光。这些人大都是一些当时的青年学生，直到给他们平反，一个个早已满头银发了。

各地任意加在这些青年读者身上的罪名，我们“胡风专案”的办案人员根本无法知道，因此他们的命运就更惨。据后来从有关报刊上揭露出来的看，这个数字远远地超过我们所统计的二千一百多人的数字。

胡风集团案件是一件轰动中外的“千古冤案”，这件案子给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创伤，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

在人类已进入到20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已经推翻了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悲剧的一幕？

在这些受到无辜牵连的人员中，除了我在前面所谈到的一些人之外，最悲惨的是那些“胡风分子”的妻子们了。

前面我已讲到，耿庸的妻子王皓，因受不了这种无休无止的迫害，最后跳入了波涛滚滚的黄浦江，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贾植芳的妻子任敏，跟着丈夫也被莫名其妙地关进了牢房，在狱中度过了两年时光，后来又被“下放”到青海。本以为此去万水千山，可以逃脱了这种“惩罚”。可是到了青海，却又再次坐牢。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监狱里每天都有死了的犯人，因此她便被安排去搬运死尸…………

牛汉的妻子吴平被戴上了“漏网胡风分子”的帽子，单位令她停职检查，后来又是安排她打扫厕所，没完没了的折磨，使她一度想到了卧轨自杀…………

芦甸的妻子李嘉林，原在中宣部工作，因为帮助抄写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被打成了“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这是胡风集团分子成员的妻子中，唯一一个与胡风的妻子梅志“享受”同一个“待遇”的女人，被捕入狱达一年之久。芦甸在狱中被逼出精神病，后来不幸去世，孤苦伶仃的李嘉林咬着牙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