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姓埋名三十年读后感,隐姓埋名二十年

文/ 图司马文森杨文

王承书（1912－1994），祖籍湖北武昌，生于上海。北京贝满女子中学毕业，1930年被保送燕京大学物理系，1934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获得“斐托斐”金钥匙奖。1944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系毕业，并获得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美国普林斯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49年王承书和丈夫张文裕放弃国外优异的生活，冲破种种阻力回到中国，在核工业部原子能院从事热核聚变工作，1961年在中国核工业部504厂从事铀的气体扩散工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究作出卓越贡献。

一颗颗赤子心，素补清鲜的中华魂

王承书，中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她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核科技事业。她生前总是谢绝记者采访，很少公开发表论文，默默恪守着做人的原则，兢兢业业，隐姓埋名一辈子。她甘为人梯，为国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铀同位素分离理论研究人才。她是我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的理论奠基人，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和铀浓缩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2年6月26日，一个女婴诞生在上海的一位进士家。其父依《诗经》、《书经》、《礼记》、《易经》的次序，给这个排行第二的女儿命名为王承书。她走出四合院，在北京培元小学、贝满中学都以优异成绩领先，尤其擅长数学。由此，“二小姐，算账”成了家人的口头语。由于学习出色被保送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是物理系前后三个年级中唯一以第一名成绩毕业的女生，荣获“斐托斐”金钥匙奖，她又用两年时间读完研究生。

1939年，她同燕大校友、刚从英国归来的西南联大教授张文裕结为夫妻。成家仍需立业，她说：“女子能否干事业，决不靠婚与未婚来裁定。”1941年她争取到“巴尔博”奖学金，赴美深造。她在密歇根大学师从国际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教授，一起研究稀薄气体中声的传播和气体中的输运现象，并纠正了一部力学名著中的一个观点，被人称为“ＷＣＵ(王承书－乌伦贝克)方程”，这个高空物理学和气体动力学极有价值的公式，至今仍被科学界所沿用。1952年王承书第一个证明了麦克斯韦气体线性化的本征函数是索南多项式，这个结果无论从理论或实际应用上，对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都有相当的作用，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80年，乌伦贝克在美国流体力学年鉴上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王承书的研究，认为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久，旅居国外的中国科学家一批又一批地返回祖国为建设新中国出力。但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与刁难，不少旅美科学家的回国之路并不顺畅。其中，张文裕、王承书夫妇的回国之路更为艰难，他们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一拖就是五年。原因就是美国政府的一纸禁令，其中明确规定：凡是在美国学习或从事理工农医的中国科学家都不允许回国。况且张文裕还是全美中国科学家协会主席，正如美国的一位教授所说，“你们回去后就是潜在的原子弹制造者”，但王承书夫妇归国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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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孩子一天天地长大，她无法容忍孩子不懂自己祖国的语言，但回国的愿望却难以实现。尘世红颜看遍，等花好月圆，新中国像磁场般吸引着王承书，她一直默默地在为回国做准备。她整理了从事科研工作必需的书籍，细心地按投递标准（6磅一包）打包，分别从不同的邮局将书分散寄到北京的姐姐家中，一年之中竟有300多包书籍由美国寄到北京。为解决像张文裕、王承书夫妇这样一大批旅美科学家返回祖国、报效祖国的问题，经过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努力，中美就中国科学家回国问题达成协议，终于解除了对中国学者的禁令。这样美国有关部门就不得不在国内宣布：凡愿意回国的中国人都可以回去，如有什么困难，可请印度大使馆帮助。1956年，在印度大使馆的帮助下，王承书夫妇终于得到了回国的自由。回国前，他们把宝贵的科研资料打包入箱，而把包括两部小汽车、电视机、电冰箱等在内的家产都送了人。此时，他们的心情正如当年杜甫所描写的“却看妻子愁何在，漫花诗书喜欲狂！”是年，王承书夫妇终于冲破种种刁难，带着儿子踏上了祖国大陆。后来，她在《中国建设》上用英文欢呼：“又回家了！”1986年，74岁的王承书在家中为庆祝回国30周年举行了一次小家宴，席间，她感慨万分地说道：“当初，我回国的惟一原因不是我不爱美国的优厚生活，而是我更爱自己的祖国。30年了，至今聊以自慰的是，我的选择没有错，我的事业在祖国。”

一畦畦彩色风帆，聚起激浪奔涌不息

1956年11月，王承书回国不久，几位民主党派的同仁找到她希望她参加民主党派。她感慨地说出了心里话：“如果不是新中国的成立，我也许就不会回来了。我的愿望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火一般炽烈的语言直抵人心，令人动容。1961年11月20日，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党的事业。

回国初期，王承书被安排在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1956年底，二机部宋任穷部长请来王承书，希望她能去搞铀同位素分离。这项尖端技术在当时我国还是一片空白，这意味着王承书要改行，要在新领域里拼搏！她答应了。从此，王承书便与核科技事业结下不解之缘。1958年，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组建了热核聚变研究室，王承书、李整武等人担负技术工作，她和钱皋韵被派到苏联莫斯科原子研究所学习。由于工作和培养初期理论人才的需要，利用在回北京火车上七天七夜的时间，把苏联专家递给她的美国最新出的有关热核聚变的书——《雪任德计划》翻译出来。回国后，她又翻译了《热核聚变导论》一书。这两本研究受控热核聚变的入门参考书成为培训我国初期热核聚变队伍的基础教材。在从事热核聚变研究的同时，她领导了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的三个等离子体实验装置的物理设计参数选择与建造工作，还指导建立起一支热核领域的理论队伍，在她的带领下攻下了热核聚变理论，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为我国受控聚变和等离子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这支理论队伍中的大多数已成为我国受控聚变科研方面的中坚与骨干。1961年3月，为加快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王承书远离北京，到核工业部504铀同位素分离厂工作。这是一份使命的担当，一种脉络的沉厚，一个几代人的期冀。她为我国第一座气体扩散厂的启动，解决了净化级联计算、级联的定态和动态的计算与分析等等若干理论工作课题，为我国首座铀浓缩气体扩散厂分批启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项项沉甸甸的瞩望，激情展望新华章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回国后她第一件有意义的任务完成了。在二机部正式筹建铀同位素分离研究所的同时，国家下达任务，研制国产大型气体扩散机——“4号机”。王承书被任命为总设计师。二机部领导对王承书说：“这是咱们的生命线啊！”王承书明白这件事的分量。几年来取得的理论成果，通过频繁复杂计算得到的物理参数和总体参数，是一个很好的基础。王承书带领着一批年轻人，以饱满的激情，很快提出了各种部件的设计要求。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分布在10多个省市的100多个协作单位先后参加了攻关。这时，“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因为出身于旧军官家庭，又在美国生活过，王承书被怀疑而受审查，她只能半天劳动半天工作。王承书胸怀坦荡，尽管受到无理的审查，仍然不愿虚度光阴，坚持着4号机的任务。宛如一条江河，润泽着最为湍急的流汐，引领河上的潮流。

4号机有个叫做动密封的关键部件，经过单台机试验，性能尚好。能不能就此定型？1972年初的一天，已经成立的铀同位素分离研究院召开会议，商讨定型问题。一些人觉得可以定型了，部分设计人员觉得定型时机不成熟，大家把注意力慢慢地转移到瘦弱的王承书身上。她本着对国家负责的实事求是精神，言之凿凿，字字有据，严肃、严谨、严格的科学精神战胜了脱离实际的短见。她肯定了动密封部件研制中的成绩，但试验室过关与工业应用之间有一定的差距，单机试验性能好，不等于能在数以千计的一级一级相联的设备上长期运行。她认为定型的时机不成熟，希望再给半年时间，在部分设备上扩大试验后再定型。后来的扩大试验果然印证了王承书的预计，那个部件不具备工业生产条件，为国家避免了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

王承书很明白，她为祖国效劳不是在原地踏步。所以她在搞气体扩散的同时，紧跟国际上铀同位素分离的动向。她以敏锐的洞察力注意到西欧国家在浓缩铀的工业生产中应用离心分离法，便安排一些同志注意这方面的动态。到70年代后期，推动了离心法工业应用的研究。1973年，粉碎“四人帮”后，王承书又倡议开展激光分离法研究。这两种方法都列入“七五”国家重点科研攻关计划，王承书担任两个项目的专家组组长。在王承书的指导下，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的科研人员经过艰苦攻关，解决了光学发离、铀蒸发离子收集等关键技术，终于1991年实现了激光分离浓缩铀从信息量收集到可称量收集的飞跃，成为我国激光分离技术上的一个里程碑。只有清气满乾坤，芙蓉国里尽朝晖，为纪念这位优秀科学家，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特地设立了每年评一次的以青年科技工作者论文为主的“科技论文写作奖”——“承书奖”，以激励青年学子继承与发扬王承书院士的治学精神和严谨作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特别奖。曾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笔笔书写精神，寒凝雪炼绽红梅

她不仅把视线局限在科学研究上，还盼望更多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1989年底，她已达77岁高龄，患有眼疾，看一篇学生的论文，先是耐心地把四五页英文稿一笔笔描深，然后再用放大镜阅读。她同丈夫生前就约定，不要给自己孩子留钱财，然而对“希望工程”却情有独钟。丈夫去世后，她先将张先生名下的十余万元捐给“希望工程”，在西藏日喀则的萨迦县建立起一座“文裕小学”。在她临终前一年半，得到病危通知，她又留下遗嘱，将自己毕生积蓄的近十万元，全部捐给“希望工程”。学生们清楚这十万元是怎样积攒起来的。在大家的印象中，她经常穿的是从美国带回的不新但很合体的衣服。作为共产党员，她从1965年将工资收入的大部分作党费交纳，直到“文革”后期组织上不同意才降到按规定的标准交。在三年困难时期，她自己花钱买来大量纸张供研究人员计算。她总是将自己的出差补助、奖励和微薄的稿费捐给单位和核学会，用以购买书刊、开展学术活动。在她南沙沟的家中，房间除了书籍、几件旧家具，没有豪华的家当。学生们从她那里除了学到治学的本领，听到最多的教导是——你们要注意培养下一代。尽管如此，她临终的遗言仍然说：“虚度八十春秋，回国已三十六年，虽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回国前的初衷，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

1994年6月18日，王承书因病治疗无效，在北京逝世。她的逝世是我国核科技事业的重大损失。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发来唁电：“痛闻王承书先生因病去世。王先生是优秀的物理学家，对祖国教育事业、科研事业、国防事业都有巨大贡献。她的奉献精神和处世态度是我们的榜样。”王承书一生追求真理，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隐姓埋名一辈子。在遗言中，她希望将一生积累的科技资料与书籍全部赠送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又将近10万元的积蓄分别捐送给“希望工程”和交最后一次党费，表现出一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王承书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我们仿佛永远地看到，一个清癯、飘逸的身影，在执着地向前、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