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春秋时代哪国人,屈原是春秋时代哪国人? 楚国

说说屈原的种族和流放路线

我一直认为，学问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叫印象，第二层次叫背景，第三层次叫细节。所谓印象，就是根据粗略的印象式的东西给出学术观点和看法。所谓背景就是在印象的基础上，了解当时时代的地理、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背景情况，并据此充实那个印象式的东西，从而使学问更加深入一步。所谓细节，就是在印象和背景的基础上，力争求得所有或更多的真实的细节情况，特别是专业细节情况，这是走向真理的必经途径。

说这个，是一个引子。因为每到端午节，中国人都会提到一个名字，那就是屈原。对现代中国人来说，屈原是一个伟大的名字，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有诗人的洁净的灵魂和爱国主义的情怀，他受到人民的爱戴。这已经是历史和文学的常识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个历史与文学的常识只是印象式的东西，要还原真实的屈原，必须要了解更多的背景知识和细节情况，从而更加丰富、丰满屈原的形象。

所以本文就谈谈屈原的种族和流放路线以及其它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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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屈原的历史记述

司马迁写《史记》，有一篇《屈原贾生列传》，是七十列传的第二十四篇。这里面记述了屈原的生平事迹。坦率地说，记述的相当简略，为什么呢？因为司马迁就知道那么多。关于屈原并没有多少文字资料从先秦流传到汉代。这也许并不是秦火造成的。因为在司马迁创造列传这一记史的体例之前，古人并没有关于个人的传记。司马迁的记述是以他对楚国历史的了解，结合对屈原作品的阅读理解得出的。他所看到的资料并不比我们今天的人看到的多很多。

很多人都没有太注意，其实战国史是非常混乱的，我读《战国策》与史记《三十世家》，发现了这个混乱，许多东西都对不上茬口。在《六国年表》的序言里，司马迁说，秦焚诗书，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当然，秦人并没有烧掉《秦记》，但是《秦记》的记载非常简略。

事实上，战国史远远没有春秋史清晰，原因在于春秋史有《左传》这样的书留传下来，并一直流传到今天，而战国史缺少这样的可靠的记述，所以混乱并不怪司马迁没有搞清楚，而是他没有能够搞清楚的资料。关于屈原的历史资料里，最多的其实还是屈原自己的记述，写在他的楚辞作品中的。

所以，关于屈原，关于屈原作品的解释，几乎每一个问题都会引起争论，都有由许多人提出的许多个答案。

屈原与楚辞研究一直是国学的学术重镇之一，虽然搞清楚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却煅炼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滋养着他们的学术成长。

2、屈原的种族

屈原的种族，屈原自己说的最可靠，是不是？《离骚》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就说了这个问题“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帝高阳的争议不太大，就是五帝中的颛顼，但伯庸的争议就没完没了，我只能同意一个，就是伯庸是祝融。屈原是楚之同姓，所以屈原的祖先就是楚国的祖先。《楚世家》就从颛顼开始。

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帝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能光融天下，为祝融氏，其弟吴回继重黎后，亦为祝融。这个部族对火的使用是非常先进的。上古人类取火，不象我们现在这样简单。现在，我们连火柴都不用了。吴回有六个孙子，长为昆吾，三为彭祖，六为季连，楚为季连之后。

《山海经》没有提到卷章，却提到老童，据现代出土的楚简或帛书，楚人常祀老童、祝融与鬻熊，所以有学者推断，卷章可能是老童之误，司马迁抄错了。老童是很令人感兴趣的，因为他可能有后人姓老，这关系到中国另一个哲学大师老子的种族。

我们还是简单些吧，太细，文章就太长了。季连的后人在夏商之际生活在楚丘，在今天的山东曹县东南有一个楚丘，河南的滑县及濮阳附近还有一个楚丘。当时，这些地域生满了荆楚一类的植物。这是楚人称荆称楚的开始。他们起源于中原腹地，却受到殷商的排挤。商汤都商丘，南楚丘被划入殷商王幾之地，楚族大概北迁，到达北楚丘。不巧的是，汤孙武丁王迁都安阳，北楚丘也成了殷商的眼中钉，肉中刺。《诗经·商颂》“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 面对强大的殷商王朝，楚人无法立足，子孙离散，一部分南迁汇入淮夷，一部分西迁最终依附于周人。

汇入淮夷的，在周室王天下之后曾与周王朝发生激烈的冲突，周公曾亲征淮夷。《诗经·鲁颂》中有“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的诗句。西迁依附于周人的正是鬻熊，芈姓，子侍文王，为周火师。他的重孙子熊绎被周成王封以子男之田，居丹阳。这是楚人被纳入周王朝的诸侯序列的开始。有学者认为，楚人的早期崛起与周公的关系很大，周公征淮夷获得有楚族血缘的楚俘，他可能将这些楚俘交给了同属芈姓而依附周人的鬻熊部族，从而使鬻熊部族的力量壮大，具备了成为诸侯的实力。这个推测应该是合理的。值得一提的是，鬻熊有一本书叫《鬻子》，它是鬻熊本人所著，还是后人辑编，还是战国时的托名，这个已经说不清了。但《文心雕龙》明确地说，《鬻子》是先秦诸子之始。

春秋时代，楚武王崛起于江汉平原，他的小儿子熊瑕受封于屈地，子孙以封地为姓，为屈氏，这是屈原的祖先脱离楚王室序列而独立成姓的开始。熊瑕战败自杀于公元前699年，距离屈原有400年。

3、屈原是贵族吗？

现在，介绍屈原的普通文章基本都要说屈原是楚国贵族，对吗？应该说对。但也要有些补充，是贵族，但也不那么贵。因为屈氏得姓距离屈原已有近400年了，用现在老百姓的话说，早就出了不止一个五服了。他与楚怀王与楚顷襄王的血源关系实际上已经十分疏远，应与庶民无异。但屈姓发展的很好，子孙众多，为楚之大姓，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话语权，同时也是楚国公族的主要支持力量之一。但屈原很难说是屈姓的族长一类的人物，在战国时代，在王权不断强化的政治潮流下，屈姓只是作为一个大姓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实体存在，这一点应该是无疑的。

从屈原与王室血源疏远而屈姓子孙众多这两点来看，屈原并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贵族身份取得自己的地位的，他是以勤学增长才干获得人生成功的一个典型，他的楚辞作品表明了他的博学，而这是需要刻苦学习才能获得的。屈原在自己的作品《惜诵》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勿忘身之贱贫。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这应该是屈原身份地位的真实写照。

楚怀王，最初对屈原的任用也是从庶民或相当庶民的楚人同宗中选拔贤者，反映了他想有所作为的政治抱负，而屈原也极力辅佐，也希望有所作为，强大楚国就是他们的目标交集。

4、屈原是哪的人？

我们现在一般的介绍都说屈原是秭归人，在长江三峡的边上。我认为，这个说法并没有先秦时代的文字记载来支撑。秭归一说，起源于推测。因为周成王封楚子于丹阳，在楚武王的时代，也就是屈氏得姓的时代，楚国处于崛起的初期，疆土还不是很大，因此，屈氏的封地在丹阳附近应该是合理的推测。丹阳的地望在哪里呢？丹阳在秭归是一个很强大的说法。所以屈地在秭归的说法也就跟着强大起来。秭归说起于何时，不得而知，但是《水经注》引述袁山松的记述，说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欲令自宽全，故名秭归。在秭归，屈原的田宅都在。对此说法的正确与否，郦道元也没有断定，只是他说，因事而立证有点过于明显了。

由于屈地在秭归，所以屈原也就变成了秭归人。但是这里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楚子封丹阳，丹阳到底在哪里？说法众多，周室列封不仅是奖励功臣，也是守在四夷，换句话说，周天子希望楚子能够发挥镇抚或阻滞江汉间百蛮的作用。只不过，几百年之后，楚国强大起来，给周王室带来的威胁反而超过了江汉间的百蛮。但从封藩建制的初衷来看，也许，丹阳在江汉平原的北边，在丹水流域更符合当时的地缘态势。第二个问题，屈氏封于屈地，不等于就居住于屈地，比如鲁国的季氏封于费，但是费地由家臣管理，季氏家族还是居于鲁都曲阜。第三个问题，即便居住于封地，后世子孙分散，也未必全部居住于封地。比如，中国民间非常熟悉的姜子牙，姓姜，氏吕，人称吕尚。吕是子牙先世的封地，吕在哪里，在今天河南的南阳，但姜子牙很明显是殷商王畿附近的人，与南阳不搭边界。

所以，因屈地在秭归，而断定屈原是秭归人，是把四百年前祖先的封地与后世子孙的居住地当成一回事了。那么，屈原是哪的人呢？其实屈原自己的作品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他是楚国郢都人，地望在今天的湖北江陵纪南城。屈原作《哀郢》，他写道：“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又说“发郢都而去闾兮，荒忽其焉极。”其中的“去闾”就是离开闾里，离开自己居住的小区的意思。《哀郢》的最后，他更说“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5、理解楚史必须要找到的云梦泽

读先秦时代关于楚国的文字，最令人困惑的就是云梦泽了，我曾经想当然的认为，云梦泽可能是鄱阳湖，故写诗句说：“鄱湖雾满迷云梦，庐岭山深探古幽。才感周成封楚子，又惊秦帝赭湘流。”但是这是不对的，超越了楚本土的核心范围。

楚国最早是在丹阳，后居荆山，然后楚武王时代大启群蛮，成为江汉平原上的霸主，楚武王末年，迁都郢，江陵纪南城。

江汉平原在地理上是一个与中国其它地区有明显区分并被隔离的地域，他的南缘是长江，西边是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地，北边是桐柏山脉与大别山脉，通过南阳盆地与中原相联系，东边是大别山，与安徽地区相隔离。这个区域一直到顷襄王东迁都是楚国的核心区域。显然，云梦泽应在江汉平原上。

直到最近读《水经注》我才把这个萦绕在心中许多年的问题基本上弄明白。

长江在出三峡后进入到了一个地势比较低的区段。南岸有自然堤，北岸无堤，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大泽，有大的洪水，江水首先要蓄在这个大泽里，这个大泽就是所谓的云梦泽。在远古，云梦泽应是一个大湖。随着长江和汉水年复一年的泥沙沉积，这个大湖逐渐变成了一个大泽，枯水季陆地露出的多，雨季呢再分流蓄洪，露出的少。

要弄明白云梦泽的范围，必须先要了解一下已经消失的夏水。夏水的得名，据说是夏天多水季有水流，而枯水季则没有水流。在今天沙市附近，从长江分流出一个分支，沿现在河道流的是江水，在北面沿另一条河道流的是夏水，夏水的大概流向是从江水分出后向东北流，在今天仙桃附近注入汉水，随汉水在汉口又重新注入长江，这在古代叫做“汜”，所以古书说，夏水，江之汜也。夏水入汉水后的那一段汉水，也称夏水，沙市是夏首，武汉是夏尾。夏水与江水所围住的范围，就是古云梦泽，在江水与夏水之间，还有许多浦口互相联络，这是这一区域的特点，具体情况还是很复杂的。之中野兽丛生，是楚王的围猎苑囿。著名的楚章华台应该是建在云梦泽中的高地上。

很显然，这个范围是非常大的。云梦泽因泥沙淤积而逐渐成陆。一些民众也逐渐迁垦于中。汉代之后，开始出现行政区划。三国时代，曹操败走华容道北返，华容道在云梦泽中，虽然泥泞，但是可以通过，与先秦时代已经截然不同。云梦泽区域逐渐增多的人口和逐渐增大的经济实力，让人们考虑必须预防洪水的危害，于是先秦时代本不存在的荆江北堤开始修建。云梦泽失去了在长江涨水时的分洪蓄洪作用，夏水也逐渐消失。北边不能蓄水，水自然就流向南边，江水从城陵矶分洪倒流入湘水，洞庭湖的面积开始扩大。先秦时代，楚人言必称云梦，而洞庭湖等江南湖泊则不很著名，但到唐代，洞庭湖则已经规模浩大。我们读唐诗：“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可以很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明代中叶，荆江北堤完全封闭，洞庭湖进入三百余年的全盛时代。蓄洪江水的到来，扩张了洞庭湖，水位下降之后，洪水会从城陵矶重新汇入长江，看起来这是一个很美妙的自然地理调节过程，但泥沙也沉积了下来，并不能随湖水流走。这也就意味着，洞庭湖可能在走云梦泽最终消失的老路，必将对荆江南北两岸的生态造成重大影响，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由此，也就回答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先秦时代，江汉平原的核心区域是江陵，而今天江汉平原的核心区域却是武汉。因为那时的武汉大部分处在云梦泽中，不具备中心区域的地理条件。江汉平原是一个典型的内陆河流三角洲。

屈原生活在云梦泽仍然多水，夏水仍然存在的时代。你看他在《哀郢》中说：“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又说：“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楚人的交通路线，常常从郢都东出，陆行至汉水，登船到汉口（亦称夏口），回溯长江过夏首再回返江陵，也可以南出入江登船，下浮夏首，沿江则至汉口，回溯汉水，再陆行或回溯夏水回江陵，沿夏则水行至汉水，到汉口，回溯长江再回到夏首。总之，江夏水路实际上是一个个封闭的环。由城陵矶入湘水，则可以进洞庭，再溯沅水，与整个江南水系联接在一起。古代陆路通道很少，水系和水路对交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屈原的流放是个什么概念？

《卜居》说：“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渔父》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屈原的流放是个什么概念呢？这里的流放一定要与后世的流刑区别开来。

在今天的政治生态中，一个重要领导的文秘人员，时间久了，领导可能给下派安排一个地方上的主要的职位，这叫重用，是比做文秘更好的安排。但是在古代，实行的是君主制，一个人职位的重要与否实际上是以距离君主的远近来区分的。屈原原来在楚怀王的身边，参与机要，这是重要的，是重用，是提拔，后来外放做官，远离君王身边，这就不重要了，叫贬谪。其价值取向与现代社会正好相反。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贾谊身上，贾谊在汉文帝身边时，正式的职务是太中大夫，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序言，是一千石的职位，而长沙王太傅则是二千石的职位，而且太傅是尊官。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好歹也是升职，跨了一大步，由司局级官员，变为省部级官员。但是古人一致认为，这是贬谪，没有人提升职的事，为什么呢？古人是以离皇帝的远近来评价这件事的。

屈原的流放，实际上应是外放做官。这无论从当时人们的观念来看，还是从屈原自己的观念来看，都意味着不再获得君王的信任，都不再是楚国政治的重要成员。屈原一直试图结束外放的状态，重新回到楚王身边。虽然没有直接的记录，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屈原也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向楚王表达这样的要求和想法，但是都遭到了拒绝。所以《哀郢》说：“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又说：“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屈原不能回到郢都。根据《史记》的记载，屈原在外放期间，仍然有向楚王进谏的情况，比如，他曾劝怀王扣留张仪，又曾阻止楚怀王入秦。正如贾谊在做长沙王太傅期间，也曾上书文帝进谏，而且还得到了文帝的采纳。屈原呢，也可能是经过不断争取，得到回郢工作的机会，或者他本来就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屈原所说的“至今九年而不复”的“不复”可能不是指不能回到郢都，而是指不能回到君主身边。这里面具体的详情无法复原了，但是合理的推测对于我们读懂屈原的作品，理解屈原的人生选择非常重要。

最重要的一点是，屈原的流放不能理解成罪犯流放，不能与流刑相混淆。从屈原的作品来看，不论写得多么苦楚，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相反他乘船似乎都有随行人员进行操作。《哀郢》说：“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其中的“楫齐扬”表明，给屈原划船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一队人，一群人。

那么，屈原外放，做的是什么官呢？我认为可能是与楚国各地敬神祭祀有关的管理官员，他的《九歌》《大招》等作品也可能是这期间的职业创作。

7、屈原的流放路线

明白了屈原流放的实质，屈原外放的循行路线也就好理解了，他是循环往复，不停地或在江夏之间循环，或在湘沅流域游荡。当然，顷襄王受谗驱逐屈原比楚怀王时代要严重，那关系到当时的令尹子兰的政治威信，而且可能引起了郢都的政治震荡。所以我认为《哀郢》应该记述的是顷襄王怒逐屈原的情况，而且可能打击了在政治上支持屈原的力量。当时，主要的矛盾是由怀王入秦不返引起。因为屈原曾建议怀王不要去，秦国不可信任。屈原说对了，但是当时主要支持怀王入秦的子兰现在做了楚国的令尹，权倾朝野，肃清政敌是当然的节目。

从《哀郢》来看，屈原流放，从郢都闾里出发，进长江，先沿江水，后沿夏水而远离，又从夏口折回，溯江而上，过夏首而试图重回郢都，但是没有成功，再顺江流而下，过城陵矶入洞庭，沿湘水南下，进汨罗江，并在此消失了所有希望，沉江自尽。

《哀郢》有两大问题，一个是“过夏首而西浮”如何解释？这难坏了许多学者，关健是他们把屈原外迁看成是一个没有循环的路线，所以解释不通，如果考虑到其可能的反复，那么此问题迎刃而解。另一个是离开郢都的原因？现在一般的说法是白起攻破郢都，顷襄王东迁于陈，楚人仓皇逃散。《哀郢》一开篇就说：“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写的确实有些象。但是全篇根本没有提到敌我矛盾，没有提到秦楚对立，《哀郢》中说：“忠湛湛而愿进兮，妒被离而障之。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又说：“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说的都是忠而被谤，得不到君主的理解和信任，以及他的感受和苦闷，所以，屈原的离郢与白起攻破郢都应该没有关系。

我们再看屈原的另一首作品《涉江》。涉江的初期路线交待的不是很明确，也许屈原先由于陆路沿云梦泽北缘向东，入汉水登船，到夏口（今汉口），于鄂渚停留，再溯江而上，由城陵矶进入湘江和洞庭，再由湘江进入沅江，在枉渚停留，枉渚在今天的常德市区。由枉渚溯沅江而上，在辰水入沅处停留，再沿沅江上溯，最远到达溆水入沅之处的溆浦。

《涉江》说：“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从现在的湖南省地图上看，距离有二百四五十公里，也就是说，一个白天要走近五百华里，由于我们对当时的行船速度缺乏足够的了解，无法判断这个速度是屈原的夸张还是真实的描述。不过，后来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说，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日可走千里，当然李白是顺流而下。屈原溯沅是逆水而上，五百里，应该是可能的吧。

《涉江》还用很多文字描写了溆浦的情况：“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我认为《涉江》之迁，是怀王之时，后来屈原又获得了回到郢都的机会。《哀郢》之迁是在顷襄王之时，屈原自沉明志，结束了一段让所有中国人都无法忘怀的历史。当然，也有其它的可能性，这个我不认为谁能说的准确，但大致的情况还是可以设想。

8、屈原的生卒年？

《离骚》很明确地写道：“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意思是，屈原出生的时间为寅年寅月寅日。我对古代历法的了解是个空白，所以无法自行推算。我看到的资料说，郭沫若推算的时间是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浦江清推算为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胡念贻推算为公元前353年正月二十三。原来郭说和浦说非常流行，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赞同胡说。如果是现在的话，寅年是虎年，按照当今阴历的序列去反推，公元前355年应是虎年，公元前343年也是虎年。但楚纪年看来与现今的阴历纪年不是一个系统下来的，不能衔接。推算屈原的生年，可能首先要找到一个可靠的楚纪年坐标，然后进行推算。

屈原的卒年即其沉江之年。屈原沉江于何时？我认为是在顷襄王初年，楚怀王客死秦国之前，即公元前297年或公元前296年，距离白起攻破郢都还有十八九年的时间。因为怀王入秦不返，楚国政治发生了巨大的震动。劝怀王入秦的子兰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官升权重。这样子兰与屈原等反对怀王入秦并正确判断了相关进展的人也就发生了尖锐的冲突。顷襄王再度听信谗言，怒谪屈原，将他再次逐出郢都，也带走了屈原最后的希望。重要的是，远在秦国的楚怀王也没有捎来片言只语来理解和宽慰屈原的心。楚怀王如果想这样做，是能够作到的。顷襄王听信谗言，则是与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已经登上王位，如果怀王回来了，楚国如何处置自己的政治格局呢？所以，顷襄王与子兰实际上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楚怀王安全返国并不符合他们及其集团的利益。因此，怒谪，表面上是受谗而为，实际上正合本心。久为逐臣的屈原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实力来与当权派发生冲突，但是可以想象，屈原代表了楚国的舆论，特别是怀疑和不满子兰的那种舆论，也许这一方还有别的实力派纠缠在其中。顷襄王不仅贬谪了屈原，可能也从郢都驱逐了同情屈原、心系怀王的那些力量。所以《哀郢》中的：“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应指这种情况。屈原的前后外放是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他能回到郢都，但是前面的外放并没有真正结束，接着顷襄王又再次重申，屈原相关的作品之所以众说纷坛，无法达成统一意见，是因为大多数的解读都把相关作品看成是一个没有联系、没有弹性的孤立事件。

我对屈原沉江之年的推测明显早于现有的比较流行的推测，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怀王客死之后，顷襄王对秦妥协，秦楚之间又有了一个相对和缓的历史时期。顷襄王在江汉平原也有一段安逸和奢华的统治时期。这期间，宋玉等人是文学侍臣，《大风赋》《高唐赋》《神女赋》均是以楚国核心区域为背景，反映了楚国的奢华。显然，这些作品的格调和氛围，顷襄王东迁之后是不可能有的。难道宋玉进行这些创作的时候，屈原正在湘沅之间痛苦的流荡吗？司马迁不是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如何如何吗？可见，关于屈原沉江之年的具体推测不宜过晚。

如果屈原死在楚怀王之前（我是这样认为的），那么楚辞《招魂》不可能是为怀王招魂，也不可能是为顷襄王招魂，可能是屈原为自己招魂，或者其它的人。

总起来说，我比较相信屈原生于公元前353年，死于公元前296年，享年57岁。他没有因为得不到君主的信任和不得志而离开楚国。相反，他愁肠郁结，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人物常有的那种变通，他确实存在爱楚国，爱族世的那种情结。这与卫宗室商鞅服务于秦国反攻三晋，与韩宗室韩非说秦王欲灭其宗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9、与君相悖的三种处理方式

在先秦时代，有土称君，无土为民。君臣关系是有土者与他的雇员之间的关系，这与明清时代高度发达统一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是不同的。那么，有土者都是哪些人呢？天下、诸侯、卿大夫，这都是有土者。卿大夫的下属叫家臣，诸侯大夫对天子称陪臣。

一个臣下，如果与他的君主出现了相悖的情况，该如何处理呢？古人大盖有三种方式。

①孔子式。

孔子的方式就是为尊者讳。《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娶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这段记载说的是这样一件事。鲁昭公娶了吴国女子为妻，由于鲁昭公是姬姓，吴国女子也是姬姓，按照先秦时代同姓不婚的礼制要求，鲁昭公这样做是非礼的，所以，孔子到陈国去的时候，陈国的一个官员就向孔子发问，问鲁昭公是不是知礼。由于鲁昭公对孔子来说是君，也就是说，如果孔子直说鲁昭公不知礼，有违为臣之道。怎么办呢？孔子就不直说，不进行评论，这就是为尊者讳。陈国的官员很不满意，他通过孔子的弟子向孔子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孔子呢，他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他不谈鲁昭公的错，而谈自己的错，实际上也是承认了鲁昭公的非礼。关于为尊者讳，是批评儒家的人最愿意说事的一个关注点。但是为尊者讳，不是不承认尊者的错误，而是降低批评的调门或避开直接的否定，以免批评者本身陷入非礼的状态。这是中庸原则在社会现实中的一个应用。我认为，孔子的作法很不错，考虑到了事情的正反两个方面。

②乐毅式

《战国策》收录《乐毅报燕王书》，在这篇书信中，乐毅说：“臣闻古子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当时，乐毅逃在赵国，燕惠王害怕乐毅会帮助赵国攻燕，所以来信指责乐毅，说自己并没有不信任乐毅的意思，是乐毅自己想多了，并提到燕昭王对乐毅的奖拔和使用。乐毅回信反复表明自己之所以逃离燕国，是为了避免自己遭到不测的结局，从而让世人觉得燕昭王没有用人之明。保全先王用人的名声，是一个忠臣所应该做的。可见，乐毅的方式是一个很理想化的方式，这个方式所要求的道德水准是非常高的。

③屈原式

在古代，有人指责屈原的作品洁己污君。我们对楚怀王的观感之所以那样差，我们之所以觉得楚怀王那么蠢，实际上与我们对屈原的认可和同情是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真实的楚怀王肯定不会是象我们现代人所设想的那样愚笨。他好歹也是一代王者，也曾带领楚国参与到战国时代的列国竞争之中。他之所以有那样一个结局，是因为他低估了秦昭王不按套路出牌的可能性，低估了秦国不要脸的程度。屈原的方式与孔子的方式也有不同，我认可孔子的方式，但是我也支持屈原，支持屈原的作品，支持屈原保持自己的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孔子式，乐毅式，屈原式，这三种方式都是贤圣留给后人的可资参考的处理方式。孔子说：“殷有三仁焉。”面对危机，三仁的处理和应对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孔子对三仁都给予了肯定。

10、屈原真的是诗人吗？

说屈原是诗人，这是在现代人的现代语境下说的。对现代人来说，诗歌是一种文学体裁，是一种艺术方式，凡是表现出压韵要求的，或是表现出节奏要求的那种文学体裁，我们现在都可称之为诗。按照这个现代人的理解，屈原的作品无疑是一种诗歌，所以屈原是一个诗人。以屈原的创作成就和历史影响来看，屈原毫无疑问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现代人关于诗人的定义可能有些宽广，在中国的传统上，诗人，一般是狭义的。最早，诗人就是指《诗经》作品的作者，严格的说，《诗经》的作品是各种乐歌的歌词。后来，诗的发展仍然同乐府音乐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汉乐府是《诗经》之后诗的重要形式，唐诗也有大量配乐的。《全唐诗》中，很详细地编列了唐乐府所使用的唐诗。文人诗实际上是对乐府诗的继承和发扬。

但是屈原的作品，与诗的通常的样式很不同，它们与诗经的作品没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他们的音乐是楚声，也与中原各国的音声明显不同。汉代人经过反复的研究，最终将屈原作品的样式叫做“辞”。“辞”首先是楚人创造的，所以又叫楚辞。由于楚辞很快就演变到进入赋的阶段，所以也有人将屈原的作品叫做赋，这就是骚体赋的由来，古人不以诗称屈原的作品，也不以诗人称屈原，而是叫辞人或者骚人。

当然，我们现在可以称屈原为诗人。

11、屈原对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屈原及屈原的作品对中国文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具有开拓性的影响。

第一，《楚辞》虽然晚于《诗经》，但《诗经》是一本汇编，每个作者只是一篇或者几篇作品，数量非常有限，而屈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拿出自己的艺术作品集的诗人。

第二，屈原作品的美是极其鲜明的。屈原开创了非常独特和成功的美学手法，他用香草美人来比喻操行和志向的高洁；他用华服奇饰来表现作者的与众不同，是中国第一个有明确自我认知和自我表现的作家；他大量罗列历史典故，用神交古圣先贤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还用铺排的手法扩大了诗歌的写作容量。屈原作品的审美化特征是极其明显的，二千余年之后，我们读起来，仍然美轮美奂，后世的作品，罕有其匹。

第三，屈原的作品促成了赋体文学的出现。屈原之后，宋玉等人一面继续楚辞的创作，一面形成了崭新的赋体文学。所以，屈原是辞赋之祖，他开创了楚辞，启发了汉赋。赋，这种文体的名字是荀况首先叫出来的，《荀子》中收录了荀子写的几篇小赋。由此，与屈原和宋玉一样，荀子也被称为汉赋之祖，《文心雕龙》对此念念不忘，古人也是非常重视创新的。但荀子赋质木无文，谈不上太多的美感。一般来说，一种新文学体裁的出现，刚开始，这种质木无文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屈宋辞赋，一开始就取得了巨大的美学成就，用《文心雕龙》的话说，是“泽披词人，非一代也”。杜甫有一首论诗绝句：“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屈宋并称，是中国文学史曾有的一个习惯，我们现代人可能有点冷落了宋玉。

在屈原沉江一百四十年之后，他迎来了一个重要粉丝的诞生。这个粉丝就是汉武帝。武帝好辞赋，在他的爱好的推动之下，汉赋走向了全面的繁荣，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的主宰体裁，从而放大和延伸了屈原的影响。

作者：阿杕，辽西人，现居抚顺，高级工程师。倾情国学，于十三经等儒家经典、先秦诸子、前三史颇为属意；诗学唐宋诸贤，于诚斋、简斋之体尤用力焉。

2018.6.24

瑰幻着孤独地走向现代工业文明（阿杕）

作者：阿 杕

审核：独孤食肉兽

编辑：章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