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 溥伦，爱新觉罗·溥伦一支还有后代吗？

爱新觉罗·溥仪的家族成员

生父

爱新觉罗·载沣（1883年—1951年），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的第五子，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之同父异母弟，生母侧福晋刘佳氏。生于光绪九年正月初五日（1883年2月12日）北京太平湖醇亲王府内。光绪十六年（1890年）袭王爵，成为第二代醇亲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军机大臣。同年十一月其子溥仪入承大统，载沣任监国摄政王。次年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因此，在清朝的最后三年中（1909—1911年），他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被迫辞去摄政王职，闭门家居，次年他被迫同意儿子溥仪退位。民国十七年（1928年），迁往天津幽居，后又去东北，拒绝日本人劝降之要求，并怒斥其子溥仪投靠日本，之后返回关内居住。解放后，载沣将醇王府贡献给人民政府以作公用。1951年初，因多年老病感受风寒，于2月3日病故。

嗣父 爱新觉罗·载淳（1856年4月27日－1875年1月12日）即清穆宗同治帝。 爱新觉罗·载湉（1871年8月14日—1908年11月1日）奕譞次子，即清德宗光绪帝，也是溥仪的伯父。 母亲 苏完瓜尔佳·幼兰（1884—1921）：生母。 邓佳氏：庶母。 嗣母 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1854—1875），阿鲁特·崇绮之女，清穆宗同治帝之妻。 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静芬（1868—1913），叶赫那拉·桂祥之女，清德宗光绪帝之妻。 皇后 郭布罗·婉容（1906年－1946年），达斡尔族旗人。民国十一年（1922年），她17岁跟溥仪结婚，为皇后。父亲荣源为内务府大臣。 起初夫妻关系尚好，溥仪在婉容与文绣中明显偏向婉容，生性多疑的溥仪曾表现对婉容的信任，后天津时期文绣出走后，溥仪迁怒婉容，婉容开始遭到溥仪冷落，染上鸦片烟瘾，满洲国时期婉容并不愿去东北，却被日本关东军强行带去，常年不堪忍受日本人暴行而发疯。日本投降后，婉容被中共游击队俘虏，最后释放。烟瘾发作，卒于中国吉林省延吉，葬地不明。经其弟郭布罗·润麒同意，于2006年10月23日招魂与溥仪合葬于河北省清西陵外的清献陵，谥号孝恪愍皇后。

李淑贤（1925年－1997年），汉族（有对她的称呼为“孝睿愍皇后”，但并非实际认定的谥号，其本人并不认同，就这一基于新中国溥仪得到改造之后的婚姻来看，该称谓是对于李淑贤本人的不尊重）。1962年，她37岁跟溥仪结婚，她那时还是一名小护士，但溥仪并没有因为她是一名护士而嫌弃她。在这之前，李淑贤有过两次婚姻。溥仪那时很想再婚，于是，两人结成姻缘。两人婚后恩爱有加，彼此呵护，是一对少有的夫妻。 淑妃 额尔德特·文绣（1909年－1953年），蒙古族旗人。满洲鄂尔德特氏旗人。民国十一年（1922年），她跟16岁的溥仪结婚。溥仪首选的第一位妃子是文绣，但是父亲逝世后端康太妃为首的四大太妃们，皆认为文绣家境贫寒、长相不好，让王公劝溥仪重选。文绣被册封为淑妃。民国二十年（1931年）废除离婚。 祥贵人 谭玉龄（1920年—1942年8月14日），满族贵族出身，原姓他他拉氏，辛亥革命以后，改姓谭。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溥仪对婉容不满并打入冷宫，为了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摆设和玩物，由亲属介绍当时正在北京中学读书的谭玉龄来到长春与溥仪结婚，住在缉熙楼楼下西侧。溥仪封她为祥贵人，当时溥仪32岁，谭玉龄17岁。谭玉龄入宫后与溥仪的关系很好，深受宠爱，溥仪经常叫侄媳等女客陪她散心。谭玉龄聪明能干，温顺贤惠，待人接物十分稳妥。但与溥仪过了5年如漆似胶的日子后，22岁的谭玉龄却一命呜呼。关于谭玉龄的死，至今还是个谜。2002年爱新觉罗家族后人为其上谥号，曰明贤皇贵妃。 福贵人 李玉琴（1928年7月15日—2001年4月24日），祖籍山东的李玉琴生于长春市一户普通人家，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考入伪满新京南岭女子优级学校。第二年，年仅15岁的李玉琴被选入满洲国的“皇宫”中，并被满洲国“皇帝”溥仪“封”为“福贵人”，这是溥仪的第四位妻子。1957年五月废除离婚，后再嫁。2001年，因肝硬化病故。 溥仪读书极不用功，除经常生病不上学外，还不时让太监传谕老师放假。他读书的兴趣远不如对毓庆官外那棵大桧柏树的勃勃兴致。溥仪常常蹲在那儿看蚂蚁，一蹲半天，玩得把吃饭都忘掉。后来又被蛐蛐、蚯蚓所吸引，叫人搬来大批古瓷盆缸喂养这些昆虫。老师们对于这个学生无可奈何，只好采用权宜办法，每天早晨起来后，由总管太监张谦和站在卧室外，把昨天的课文大声诵读几遍给溥仪听；在溥仪到太后面前请安时，则以“见面礼“，让他在太后面前把书从头念一遍，促使他记忆。这样，学了几年，当然背不出几篇文章。满文学得更糟，连字母都没学会，随着师傅伊克坦的去世而彻底了结了这门功课。

老师们为促进溥仪学习，想了个伴读的办法。伴读的学生每月可以拿80两银子的酬赏，另外还赏“紫禁城骑马”，即从东华门、西华门进宫以后还可以在宫内骑一段路程再下马，这是朝廷对臣下的一种特殊恩典和荣誉。先是由贝子溥伦之子毓崇伴读汉文，后来又增加溥仪的弟弟、醇亲王次子溥杰伴读汉文。这时溥仪稍有长进，当着老师面能在书房里坐住凳子；老师对溥仪的过失也可以用训斥伴读生的办法加以规劝、训诫。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夏之交，苏联内务部门对溥仪以下各伪满大臣开始了一系列传讯。溥仪开始不知道苏方这样做是为什么，直到八月苏方通知他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证人，他才明白。

溥仪在苏联军方押解下前往日本。在法庭上，溥仪陈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满洲的计划和实施过程。他详细叙述了“九·一八事变”后，天津日本驻军司令香椎浩平如何强迫他去旅顺，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怎样威逼他从旅顺到长春去当“满洲国皇帝”，以及他如何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监视，无权甚至无个人的人身自由。

当溥仪控诉日本人杀害他妻子谭玉龄时，情绪开始失控，他用手使劲地拍打证人台。在讲到天皇裕仁送给他天皇神器宝剑和镜子时，溥仪再次无法抑制激动的情绪：“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认为这是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先，溥仪大声回击：“我可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句话引起哄堂大笑。

从八月十六日起，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单人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作证完毕后，他又回到了收容所，继续他的特殊俘虏生活。1950年7月30日，苏方向溥仪下达了回国通知。即使此时，溥仪仍对第45特别战俘收容所的翻译别尔缅拓夫表达想要留在苏联的意愿。1950年7月31日，溥仪登上回国的列车。 1964年对于溥仪而言是最快乐的一年。这一年，他的著作《我的前半生》几经删改终于付梓出版；他携妻子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亲眼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十年的建设成果；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一名全国政协委员。

1964年12月30日，溥仪手持红色封皮印着烫金字的出席证，出现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大厅里。这是他第一次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会议。会上，溥仪做了发言，通过现存的发言稿可以看出他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说：“今天，我能够作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成员在这里发言，心情非常激动……有许多外国记者访问我，他们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在新中国存在，是个奇迹。不但生存，而且生活得很好，更使他们迷惑不解。在我们的社会，确实出现了这样的奇迹：把战争罪犯改造成新人。

1960年11月26日，他郑重其事地穿上了会见外宾时才穿的中山装，在与同事们一起投下选票时，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事后他这样写道：

“1960年11月26日，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票投入了那个红色票箱，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是世界最富有的人。我和中国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主人。”

获得特赦后的溥仪共参加过三次选举，第三次是他刚刚做完肾切除手术出院不久。那一次，溥仪拖着病体在李淑贤的陪伴下，与街坊们一起听取了街道负责人对候选人情况的介绍。介绍结束后，溥仪还抢着发言。令李淑贤惊讶的是，刚刚出院的溥仪，那次说话声音出奇的洪亮。几天后，溥仪和李淑贤在附近的南操场小学参加了投票。李淑贤记得，在排队等待投票时，溥仪始终带着一种庄严的神情。看他虚弱的样子，李淑贤曾想跟前后排队的老街坊们商量插一下队，但溥仪无论如何也不肯。直到把选票郑重地投到票箱内，他才在李淑贤的搀扶下回了家。

普通人看似平常的选举权，溥仪却格外珍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一张薄薄的选票对他意味着什么，它代表着新社会对于他作为一名国家公民的认可。

溥仪自述 ：“我曾经做了四次皇帝。第一次是三岁时继承先人的皇位。第二次是1917年，张勋在北京复辟，拥戴我做了十天的皇帝。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把我扶上了满洲国皇位，这一幕在1945年结束。第四次当皇帝，是在前年。我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获得了选举和被选举的全部权利。现在我同其他中国人民一样，是一个‘集体皇帝’。” 1962年，来自统战部、全国政协的同志，以及溥仪的家人、同事一百多人参加了溥仪的婚礼。溥仪身穿笔挺的中山装，郑重地拿起提前拟好的发言稿，发表了长长的致辞。溥仪说，之所以选在这一天举行婚礼，是因为第二天是劳动人民的节日。

就这样，末代皇帝的最后一段婚姻开始了。其实，溥仪早就想找个伴侣，开始一段新生活。主动给他介绍对象的人也不在少数。就连毛泽东也非常关心他的个人问题，在接见溥仪时毛泽东风趣地问：“你还没有结婚吧？‘皇上’不能没有娘娘哟，你可以再婚嘛！”但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对于溥仪而言并不容易。刚刚回京三个月，七叔载涛就给他介绍了位张小姐。这位小姐穿着入时，还热情地请溥仪跳舞、抽烟。但当溥仪知道她父亲以前是醇亲王府的仆人，曾深受皇恩时，两人的交往戛然而止。

婉容有位表妹人称王大姑娘，一直高不成低不就，直到50岁还是单身。此时，她也对溥仪产生了兴趣，又是请他吃饭，又是约会，令溥仪不胜其烦。一位过去的随侍想“攀龙附凤”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溥仪，也被溥仪拒绝了。他说：“他们要嫁的是那个‘皇帝’，不是我这个普通百姓。”

大家看出来了，跟大清贵族沾边的溥仪是一概不要，他要找的是一个新社会的新女性。1962年1月，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这些日子里，不少人为我找对象。屈指算，已然说了七八个对象，还没有看好。等我说妥了对象，一定告诉你。可见，溥仪想找一个合适的对象，并不是件容易事。恰好，这天同为文史专员的周振强拿着一张照片来到办公室，说是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托他给照片上的女子介绍个对象，照片上的女子正是李淑贤。看了照片溥仪很感兴趣，当他得知李淑贤还是名护士时，就更满意了。几天后，在周振强和沙曾熙的引荐下，溥仪和李淑贤见面了。

晚年，李淑贤向曾经是她邻居的贾英华回忆，听说老沙给自己介绍的对象竟是“小宣统”，李淑贤吓了一跳。她本来不打算见，但在老沙的再三劝说下，她还是怀着姑且一试的心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