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隐梦尤

晚清名臣曾国藩，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他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他出生于耕读家庭，祖辈以务农为生，以这样的起点达到了晚清四大名臣之首的高度，不得不说有着独特的手腕和为官处世之道。

那么，在腐败之风盛行的晚清，像曾国藩这样的名臣，又有着怎样的钱财观？《曾国藩的经济课》展示了大量曾国藩私人账簿，他不贪财，不古板，从个人经济生活的解读中，我们不仅窥探到了一代名臣的坚守和妥协，也了解到了晚清政治社会运转的轨迹。

立誓不靠做官发财，但也懂得变通

明清两代的官场有一个特殊现象，在“清廉”和“贪腐”之间，呈两极分化。因为明清官场俸禄微薄，且封建社会没有能建立起一套约束各级权力的有效机制，所以整体贪腐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这就使得少数为官者的“清官文化”像一盏明灯一样点缀了王朝。

大部分清官有理学素养，《曾国藩的经济课》指出“理学家的快乐就在于与欲望为敌”。他们用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来彰显意志的强大。而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曾国藩在三十岁立的这个誓言并不是虚言，虽然进了翰林院当了京官，甚至后来一路升迁，他有大把机会可以发财，生活窘迫万万不会和他有关联，但是《曾国藩的经济课》里分析他的收入来源，最多来自借款和外官的礼仪馈赠。

当他辞职京官时，仍然欠下巨债，到了湖南多年以后才把债务还清。彼时赶上母亲去世，顺路在江西“打秋风”得到了外官的千两奠金，立刻拿出三百两还了北京催的最急的债，剩下的钱依旧还账和办丧事。

但家属回湖南的路费依然没有着落，于是曾国藩让儿子在北京开吊，以京城朋友的奠金做路费，在家书里一再要求只通知那些同乡、门生，以及往来账簿上有礼金往来的人，“开吊散讣不可太滥”，可见家庭经济拮据如此，仍不忘适度原则。

从平头百姓变成官宦之家，从京官到总督，在“花钱存钱”上治家严明

从曾国藩的祖父开始，曾家才有了一点家业，但也仅限是乡绅阶层的“小康家庭”，曾国藩考取翰林进京入职，路费也还需要四处拜客“打秋风”筹措“进京资本”。

小县城出了一个翰林，翰林的家人自然也会大不一样。阶层变了，交往层级高，面积广，收礼多，支出也自然巨大。比如曾祖父去世，即使曾家不想大办“全不发讣文”，但“每日来吊者，三二百人不等，每日十余席”。

二品大员的家人，必要的体面也是要有的，曾国藩母亲去世时，丧事规模更大，丧事办完，还要有佛会。曾国藩长子在长沙结婚时，曾国藩在京没有出面，婚事由曾父曾麟书主持，巡抚以下高官无不亲自拜会。曾麟书是一个老秀才，如果不是儿子当京官，恐怕他此生没有啥机会能见到巡抚。

诸如此类的排场、往来应酬，使得曾家钱财内耗严重，数年外债亏欠。但曾国藩有一个特别会生财的弟弟叫曾国潢，他利用士绅身份，行排解纠纷之事，从中赚取钱财。曾国藩多次在家书中批评弟弟“干预公事”，真正做到了本分为官。在钱财积累上，不满弟弟四处买地，他要求家人“望家中无买田，须略积钱，以备不时之需”。

不仅对老家的亲人如此要求，曾国藩即便当了总督之后，对自己的吃穿住行也很不讲究，请客用“瓦器”，穿衣“冠靴敝旧”。对自己的妻儿要求同样严苛。比如，他的夫人手无余钱，要亲自下厨烧灶、纺纱织布，整个总督府只有两个女仆；孩子穿太华丽的衣服会被训斥，小孩子要穿大孩子穿旧的衣服……

身为总督家眷，可以想见她们在与同一层次家庭社交时，有多尴尬。

创立湘军，拥有绝对的财政大权，却是一个“不要钱”的大帅

清代军队实行“低饷制”和文官实行的“薄俸制”一样，都透露出封建皇权统治的自私短视性，而低饷制造成的贪腐问题几乎也是朝野尽知的秘密。军队训练水平和士气低下，军官道德败坏，吃空饷、克扣军饷等问题在清朝屡见不鲜。

曾国藩一手创立湘军后，对士兵一点不抠唆，果断给兵将“厚饷”，以高薪养廉，作军士之气。当时的湘军，属于朝廷编外部队，国家无力供给军费，只能在财政上放手，因此，湘军的筹饷权完全归曾国藩所有。

据《曾国藩的经济课》记载，曾国藩作为湘军最高统帅，初步估算一年合法净收入可达五千四百两，何况他又有绝对的财政权，十多年的军旅生涯里，能支配的金钱如沙如海，但凡他有一点贪念，上下其手，积累百万资财实在是小菜一碟。

然而，湘军时期，曾国藩寄回家里的钱，却比京官时期还要少，平均每年寄回家里的钱只有一二百两。

那么，大帅的合法收入都用在哪里了呢？

曾国藩奉行“以身许国”“以军为家”，设立了一个银钱所，专门派人管理自己的工资收入，并且每一项收支都会公示，而不是由家人管理。

也就是说，在军旅生涯里，这位最高统帅很可能没给自己设立固定收入，而是依据公务因地制宜的支取，去向则有供军队开支，和地方公益事务。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就有指示要在救济乡绅百姓上放手花钱。

深谙官场之道，应酬吃喝、送礼行贿不能免俗，但厚道圆融

曾国藩虽然在钱上不贪不念，但不代表他所有开支都光明正大。身在官场，拜客戏酒，应酬走人情，曾国藩和一般官僚并无不同，只是，他会在不能免俗的同时，尽量降低规模，不给下属造成困扰。

灰色支出也是必不可少的。作为地方大官，每天冬天他要给京官送礼，称为“炭敬”，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迎来送往，或者有官员从他地盘路过，也要送礼，叫“程仪”，这是官场经常发生的支出；地方官进京时也要送“别敬”，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时，路过北京，他给亲朋故友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给儿子写信时提及此事，还觉得不够丰厚。

在《曾国藩的经济课》里还有他为什么要给户部行贿八万两的分析。综合来看，在经济上，曾国藩虽然保守、勤俭，但也有着通透的处事用财之道。他立志学做“圣人”，却不愿意成为海瑞式的清官，做到了个人信仰和时局时势的相融，不愧是一代名臣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