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改变的历史,1884年改变的历史小说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张海鹏

近代早期著名的外交家黎庶昌，迄今还是一位令人感到陌生的人物。所谓著名，黎庶昌是晚清第一批驻外参赞之一，曾历任英、法、德及西班牙使馆，著有历述其参赞经历的《西洋杂志》1一书，后又两任驻日公使。所谓陌生，迄今除了少数辞书收有黎庶昌一条及几篇传记2略述其生平事迹外，竟无一篇专门论文问世。比起同在曾国藩幕府中共事的薛福成和同在英法使馆任参赞的马建忠，学术界对黎庶昌是太冷淡了，黎庶昌身后也未免太过孤独了。上世纪90年代，贵阳发起“黎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下把一个封闭在故纸堆中的历史人物请上国际讲台，这也算是今日贵州开放形象的某种缩影吧。

黎庶昌

笔者欣逢时会，仅在此分析黎庶昌一篇身前身后均遭冷遇的文章，稍作评论，以引起学人的注意。

此文题为《敬陈管见折》，载于黎庶昌自编之《拙尊园丛稿》卷五。这是一篇上给皇帝的奏折，约作于光绪十年五月（1884年6月），时作者正在驻日本使署。上书前，中法签订天津《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3，奏折送到总理衙门时，适置越南战场发生观音桥事变，中法战争再起。总理衙门碍于政治原因（主要是时局变化及折中有的建议涉嫌忌讳），将原折退回，并未送达朝廷。因此该折除在少数人中传阅外，并未正式公布。光绪十九年发刊《拙尊园丛稿》时，作者羞羞答答地将它作为馀编（类似附录）收入集中。丛稿编成后，人们对此一奏折似乎再未提起。其身前身后均遭冷遇者如此。

《敬陈管见折》表明一个从封闭环境中走向世界的中国人，面对中国和世界事务所做的思考。黎庶昌有感于自1877年1月随郭嵩焘在伦敦赴任以来，清廷“遣使八年，出洋诸公从未有将中外情形统筹入告者”4，他自己“奉使东西两洋，已逾八载，闻见所接，思虑所筹，何忍缄默不言”5，于是专折敬陈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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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庶昌故居

管见维何？就是关于改革内政的六条建议。

六条建议是：一、水师宜急练大支，二、火车宜及早兴办，三、京师宜修治街道，四、公使宜优赐召见，五、商务宜重加保护，六、度支宜豫筹出入。所谓水师宜急练大支，是鉴于“北洋水师粗立基绪，然战舰未备，魄力未雄，实难责与西人匹敌”。考虑到中国海疆袤延万里，应练足百号兵船，以资防守，其中，以六十号分配给南北两大军，每军应有铁甲巨舰四五艘，专作攻敌之用，并建立海部（似即后来的海军衙门或海军部），统一发纵指使，庶几章程一而号令齐。关于火车宜及早兴办，强调“西洋富强之术首在轮船、火车”，认为“西法中之便官便商便民而流弊绝少者，独火轮车一事耳”，驳斥了“修筑铁路有碍民生”或“兴此巨工有关风水”的奇谈怪论。所谓京师宜修治街道，建议除宫禁外，内外两城坊巷“似宜饬下五城顺天府：听准官民共起公司，设局修理。国家岁拨经费数十万两助入之，仿照外国章程，抽收地税、房租以佐不足。将街道一律平缮，治使宽洁，广种树木，添设自来水火，以便民用。徙致豪富以实空间，置巡役以养旗丁，藉工作以消盗贼。务令两城内外，焕然一新，荡平如砥，则四海之人皆将悦而愿游于吾宇矣。”他认为，像这样系统地进行首都的城市建设 ，最容易被外国人看作是振作有为的举动，又是对“国体、民生两有裨益”的事。关于公使宜优赐召见，建议皇太后、皇上每年于春秋和暖时，召见各国驻京公使一二次，接以温语，赐宴款之，则“天颜半日之谦光，转足以伸彼瞻云就日之忱，而起其肃庙雍宫之敬”。还建议在京师、天津、上海三处，特辟西式客馆一所，“不厌崇闳巨丽，辅以园囿，足备壮观，凡遇各国游历之王公贵臣及往来公使人等，延使居住，用示怀柔，未尝非外交之一助。”关于商务宜重加保护，鉴于“西人长驾远驭”，中国“大利几至尽为所有”，为了挽回利权，建议对各省煤铁厂矿的开设，应指示“经办大员通盘计划，将来源销路一一精筹奏明在案”，“如兴办火车铁路，则煤铁不患其无用矣；改铸金钱银钱，则五金不虑其不通矣；公务要件率先摘由电传，则电局不致虚设矣。凡若此类，必仰赖朝廷权力，明示扶持，庶免公司倒折之虞，即杜外人觊觎之渐，商务当日有起色。否则听从各省枝节而为之，徒有开办虚名，不闻见功实效。”关于度支宜豫筹出入，建议仿西洋办法，宜将一年全国财政应出应入之数，令各省分款核计，于前一年先行奏闻，由朝廷分成最急、次要、寻常三等，应付急需者，务期如额，“颁示简明章程，使之遵守，不足之数，然后酌取于民。”筹款办法仍仿西洋，除厘金、关税外，官民俸入之税、准票引票之税、烟酒公司之税、火车电报信局之税，皆属巨宗，若能一一推行，岁增当必不少；而鸦片烟一项不问中外所产，尤应严格重惩，无使漏网。

《贵州文史丛刊·黎庶昌专辑》

本文原题为《析黎庶昌》是为1992年10月贵阳“黎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作的，原载《贵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收入张海鹏《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1.钟叔和在为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的《西洋杂志》所写前言《一卷西洋风俗图》中说，《西洋杂志》在19世纪80年代起了帮助人们打开眼界的作用。查该书刊于光绪庚子年，即1900年，则在读者中起上述作用，应发生在本世纪初，而非上世纪80年代。

2.这几篇传记，据笔者所知，除〈清史稿〉立传外，今人撰写的，只有冯祖贻发表于1988年的《清代人物传稿》，似较疏阔。钟叔和的上揭文，则是专门评价《西洋杂志》的。近年贵州出版的黄万机著《黎庶昌评传》，可谓凤毛麟角了。

3.黎庶昌在交待《敬陈管见折》的写作背景时说：“甲申三月，法约既定”，所记时间有误，应为甲申四月，即1884年5月，据此推断，此折写作约在甲申五月，时作者正在驻日本使署任职。

4.《敬陈管见折》编后记，见《拙尊园丛稿》卷5，页6。

5.《敬陈管见折》，以下引此折者不再注出。

编辑：胡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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