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寺庙中，过路妇女离奇失踪，监察御史仅凭一张白纸擒获真凶

如今政法部门办案都严格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不能诱供，更不能刑讯逼供。但在古代，由于社会观念与现代不同，刑讯和诱供都是合法的审讯方式，鞭笞、杖打、压棍等肉刑也都列入法典。而且古代因为科技落后，缺乏技侦手段，因此更多地要依靠审讯人员的经验和智谋。为了破案，审案者想尽一切办法与罪犯周旋，使用了一些在如今看来匪夷所思的侦讯手段。明代文献《皇明诸司公案》就记载了一起明代监察御史韩邦域用一张白纸侦破离奇凶案的事例。

福建延平府永安县有个百姓叫曾节，其妻室姓甘。明万历二十三年某日，因甘母腹痛，娘家来人急请甘氏归宁，听说母亲生病，甘氏心急如焚，立即赶往娘家探视。

刚过了三天，曾节母亲的寿辰到了，他便寄信到甘家，让甘氏回来给婆婆祝寿。旧时，婆母的寿辰是件大事，媳妇不可缺席，曾节的岳母闻讯后就让儿子甘尚送姐姐回去。

姐弟俩走到离曾家五里时，甘母又腹痛，家人赶上他俩，让甘尚赶紧回去。甘氏心中着急，就对弟弟说离家只有五里了，她认得路，可以自己回去，催促弟弟速速回家照顾母亲，一定要好生服侍。甘尚觉得光天化日之下，又是大路官道，姐姐即使独行也无安全之虞，所以就先行返回了。

第二天，曾节见妻子未回，他怕误了母亲寿礼，心中焦急，便赶去岳母娘家迎接。不料岳母说昨天已让小儿子甘尚送姐姐回去了。曾节大惊，说并未见到妻子回来。甘尚听后也很惊骇，觉得事有蹊跷，不禁起了狐疑。他指责姐夫因不满姐姐在临近婆婆寿辰时离家，把她打死掩埋了，却来诬赖甘家。曾节又惊又怒，也反指甘家因不满甘氏不顾母亲生病却赶着为婆母做寿而把她害死了。两人吵将起来，最后对簿公堂。

永安知县姓曹，曹县令接报后升堂审案。曾节递上了状纸，状告为严究妻命事：“节娶甘氏，结发为妻。因岳母病，节妻归宁，已经四日。狠舅甘尚送归，半路径自回家。妻身至今并无下落，非伊谋害，人在何处？乞严究根因，有无送归，是否谋害。生断还聚，死则收骸，庶命不冤，王法不乱。”

甘尚也递上诉状，“状告为矫命赖饰事：尚姊甘氏，嫁恶曾节。琴瑟不和，累致反目。前归看母，随即送回。因何触怒，节私打死，沉匿身尸，反赖未归，希图掩饰。大路步回，众目共睹，安得诬陷未归谋害？乞究死根因，寻尸下落。死得雪冤，民不遭陷。泣诉。”

曹县令看了他们的诉状，又对两人分别讯问，也觉案情离奇。按理，这两人一个是甘氏的亲弟弟，一个是她丈夫，都是至亲，平日也无龃龉，怎会下此毒手?他又传唤了两家邻里，让他们作证，邻居都说甘氏那天确实回了娘家，三天后也见甘尚送甘氏上了官道。

曹县令大惑不解，但他认定甘氏失踪已成事实，曾节和甘尚两人中必有一人隐匿真相。于是他便对二人动刑，但他们都抵死不认罪，县令也束手无策，只能将此案作疑案存档，再将两人收押待审。

半年后，监察御史韩邦域来福建巡视，厘清旧案，查问冤狱。曾节于狱中再次拟状上告，韩御史查阅案卷后提审曾节，他问曾节：“你小舅子既然说亲自送到半路，其中亦别有岐路否？”曾节说：“左边是大官路，约三里可到高仰寺。”韩御史又问：“寺中有些什么人？”曾节答：“有二三个和尚。我亦曾去问过，他们都说并未见妇人经过。”韩御史闻言微微沉吟，心中疑窦顿生，他觉得甘氏一定是走错了路，这座寺庙中必有问题!

韩御史故意将曾节的状子驳回，然后私下对心腹唐华说：“曾节妻在路中失落，必被高仰寺和尚所拐骗。我明日故赶你出去，你可往此寺披剃为侍者，探听出此妇人下落，再重用你。”

次日，韩御史寻了一件小事，借故发飙，将唐华杖责十板，赶出了衙门。唐华忿恨难忍，背起铺盖直奔高仰寺，向寺主僧真聪哭诉缘由，表示想剃发出家。真聪相信了就收他为徒。

唐华是听差出身，长得很漂亮，还聪明伶俐，善解人意，真聪很喜欢他，把原来的贴身侍者打发去打杂了，让唐华服侍他，两人亲密无间，到了“寝则同床，出则同伴”的程度，几乎无话不谈。

那个被打发了的侍者对真聪的喜新厌旧十分不满，背后多有抱怨，唐华也故意与他接近，对他表示同情，那人便对唐华诉说了他平日看到真聪的种种恶行。渐渐地，唐华就套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那天甘尚告别姐姐后，甘氏独自行走，不久遇到两个和尚，他们询问甘氏往何处去，甘氏答说要回曾家。那俩和尚见她孤身一人，而且年轻貌美，便起了邪念，哄骗她道：“我们也是去曾家化缘，可一起从庄边大路走。”

古代的妇女平时很少出门，即使是娘家与婆家之间的路也记得不是十分清楚，再说对两个出家人也没有戒心，就跟着他们走了。行了三四里，见有一寺庙，她觉得奇怪，就问：“我之前出门未曾碰到路边有庙宇，莫非走错路了？”

和尚骗她道：“路途并未有错，此去更近，这庙你没来过吗？其中多有景致，可去一看，以暂歇脚力如何？”甘氏已觉不祥，拒绝入寺，两个和尚见四周无人，就把她强行劫持进去。到了僧房，两人各强辱她一次。

由于明代推行程朱理学，对妇女的要求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妇女视贞洁如生命，这种被辱的事是绝不会说出去的。所以两个和尚并不担心恶行暴露，事后就把她放了，还嬉笑着给她指路：“你必须从之前来的路往右边去，方才是你家。” 可是没想到甘氏十分刚烈，她受此大辱羞愤万分，狠狠地骂道：“你们两个贼秃竟如此可恶，待我回家报知我丈夫，定将你们千刀万剐。”

俩和尚闻言惊恐起来，怕甘氏回去后真的告诉家人，惹来大祸，于是两人咬牙嘀咕说：“一不做，二不休，不如扯回寺中，莫放她去。” 于是他们又把甘氏重新劫回寺内，每夜轮流羞辱折磨，一月过后，甘氏不幸染病。和尚私下商议道：“寺中人来人往，留她在此，甚难防护，终为后患，不如将她缢死。”于是当夜就把甘氏缢死了，然后埋在后园梨树林中，他们以为没人知道，其实却被真聪原来那个侍者看见了，只是他害怕被灭口，没敢声张。

数日后，韩御史结束了在永安的工作，准备离开去巡视下一个地方。启程那天，县里一众官员都去相送，一路送到了高仰寺。韩御史入寺游玩，县官见韩御史兴致很高，久久不愿离去，就命手下在大殿按排酒席。席间，韩御史与众官员放怀畅饮。

天色将晚，大殿内也暗了下来。突然一个蓬头垢面，看不清面目的人闯进来，拿着状子跪在案前告状。韩御史命人接过状子，在灯下高声读道：“告状妇甘氏，状告为强奸杀命事：氏往母家看病，弟甘尚送回，半路先归。冤遭凶僧真聪、真慧错指路程，哄至高仰寺，强扯入奸，轮夜淫污。经月染病，夜行缢死，埋尸后园枯梨树下。冤魂郁结，惨屈弥天。幸遇明台，照临山刹，不昧灵魂，负屈投光。诛僧惩淫，幽冥感戴。故父甘鼎，代书抱告。”

韩御史怒道：“高仰寺不就是此寺吗，这些和尚这么淫邪？”随即把状子递给一名官员看，他接过一看，却是一张白纸，心下疑异，转递给身旁另一位官员看。可他看后也惊讶道：“何故一张白纸？”于是他们起身禀报说：“刚才大人接读此状，何故学生二人共看，只是白纸，并无一字？”韩御史笑着说：“这是什么话！难道二位老先生近视了吗？再让我来读给你们二位听。”可是韩御史接过状子后也大惊道：“果然是白纸啊，何其异哉！何其异哉！”当时吓得大家面面相觑，再想到状子是甘氏已故父亲写的，于是大家都说是冤鬼告状。

其实这个诉状是韩御史自写的，已经熟记在心，然后派一个人扮做冤鬼拿白纸来告状，他自己宣读，以此让众人知道真相，并恐吓寺僧，还以冤鬼告状来揭破案情，同时隐瞒了唐华卧底打探的事，可谓一举三得。

韩御史问道：“持状之人何在？”手下见假扮冤鬼的人已经脱离身去了，便故做神秘地说：“状子刚刚递上去，那人已化作一阵风去了。”大家听了更相信是鬼怪告状了。韩御史说：“状子的内容我已经记得了。”其他官员也说：“刚才听韩御史读了，我们也都记得。”韩御史说：“把众僧抓到后园梨树下，一同去勘验!”手下各荷锄拥入后园，但那是一片梨树林，不知道埋在哪棵树下，只见唐华站在一株梨树边。韩御史就指着此树说：“可在此挖掘，如果真有冤，应该能挖到尸体。”一干人掘下三四尺，便见草席，裹着一妇人，尸全未朽烂，其颈尚有索痕，大家都叹服韩御史真是城隍爷啊。于是将寺僧全部抓捕讯问。铁证面前真聪、真慧只得服罪。韩御史又责问两个侍者：“你缘何不救人，又不告发？”那个真聪原来的侍者说：“我年幼不敢阻拦他，又告他不得，乞求饶我一命。”唐华则说：“他们杀人在先，我出家在后，完全不知其事，怎么去告发？”县里其他官员也说：“此两侍者说的亦有理，还是赦免他们吧。”

于是韩御史说，真聪、真慧这两个和尚拐骗妇女，还将她杀害，埋尸后院，其行为之凶残，形同罗刹。他们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但是甘氏的冤魂没有放过他们，用一张白纸揭露了两个恶僧的罪行，申诉了冤情，所以恶有恶报，谁说举头三尺没有神明?他当场判决将两个凶僧处斩，并将曾节、甘尚二人释放。

韩御史的判决有理有据，义正辞严，既严惩了罪犯，又还了被害者一个公道，还洗清了曾节、甘尚二人蒙受的冤屈，同时还借此案警示众人，要牢记举头三尺有神明，做了恶，是逃不过惩处的。

古代的社会情况与现代大不相同，当时人烟稀少，即使是白天的官道上也是罕有人迹，这才使歹人青天白日在大路上劫持妇女有了可能。那时既没有影像监控、指纹鉴别等技术手段，连可以辨别气味的警犬都没有，破案只能靠侦办人员缜密严谨的逻辑判断和推理，所以审案官员一定要具备丰富的阅历和成熟的心智。在曹知县眼中的无头疑案，在韩御史那里就迎刃而解了，曹知县如果当时就能做出像韩御史一样的判断，那么就能救出甘氏，毕竟她一个月后才被杀害的，所以一个能吏可救人于水火，而一个庸官却能误人性命。

也因为当时没有科学取证手段，韩御史即使确凿掌握了和尚行凶的罪恶，也不一定能让他们认罪，只要他们咬死不承认，也无法确认人是他们杀的。所以韩御史就发动心理攻势，利用那时人们的迷信心理，导演了一出冤鬼告状的好戏，这种方式在如今看来就是诱供，可在当时却是智慧而有效的办法。

人们一般认为，古时的寺庙是佛门清净之地，和尚们也都是跳出五行的六根清净之人，所以佛门是个安静祥和之处。其实不然，以前的寺庙中往往鱼龙混杂，有些和尚出家只图饱腹，并非一心向佛，比如朱元璋；还有些甚至是负案在身的逃犯，遁入寺庙只为藏身。所以寺庙里也常有罪案发生，比如以送子行善为名，诱骗妇女，行污秽之事。当时的民众对这些也心知肚明，所以旧时民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妇女单身不入寺庙，烧香拜佛须得亲友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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