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速军，为什么朱元璋的军队能打败蒙古骑兵？在明王朝成立的时期，
为什么朱元璋的军队能打败蒙古骑兵？在明王朝成立的时期，国外有哪些民族摆脱元朝的控制而独立？
元朝末年，统治日益残暴黑暗，到元顺帝（元惠宗）时期，暴发了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朱元璋参加了红巾军，他南征北战。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史称西吴政权。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不久他又命徐达、常遇春等大将北伐元朝，攻占大都（北京），元顺帝北逃，元朝在全国历经98年的统治宣告结束，中国进入明代统治。明朝的疆域除囊括清朝时期所谓内地十八省之范围，还包括今天的东北地区、新疆东部、西藏、缅甸北部、西伯利亚东部和越南北部等地，并曾在东南亚的安南，旧港等地设有羁縻管理机构，势力远及印度洋和中亚。最强盛时，影响力波及非洲东岸和整个亚洲。
中国古代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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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3066982.html?si=1 中国历史上写兵役制度的书最主要的就是南宋一位筒子写的《中国历代兵制浅说》了，再有就是正史上提到军事部分的《志》和诸如《圣武纪》一类叙述人物或事件的书。近现代以来，历史和军事专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少，但专业性较强，这样就不便于普通的军事爱好者了解中国古代军事方面的情况了。 笔者在阅读部分史料的基础上，以一个普通军事爱好者的眼光，大致将中国古代兵制分为几类，供广大历史不太了解又希望了解中国古代兵制的网友参考。 －－征兵制。即征招义务兵。征兵制在中国古代广泛存在，几首各朝都有，比较明显的三代、春秋、战国、秦、汉、三国。 上古时部落战争是全民皆兵的，甚至老弱妇孺都参加战斗。到了夏、商，有进行镇压和掠夺时，常常临时征发大量夏、商本部落和臣服部落的军队，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中，诗经说“殷商之从，其会如林”，其中就包括大量临时征发的奴隶。不过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的出现，少量装备精良的职业军队已经出现了，如武王伐纣时的“虎贲三千”。 西周建立后，正式组织了六军和八师（笔者以前在军盟发表守相关文章），但六军和八师是平时生产，战时打仗的半常备军，而且六军基本由关中的周人，八师基本由被周迁到洛阳附近的殷人组成，还带有落后兵的痕迹。早在西周，诸候就拥有了一旅（500人）到三军（37500人）的武装，到了春秋又有扩大， 但基本和西周差不多，只是部落兵痕迹慢慢消退。 到了战国，战争规模扩大，达到双方十几万到几十万人参战，战争时间延长，次数频繁且间隔短，加上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逐渐完成，原来基本不能作为兵源的奴隶成为农民，成为了兵源，所以大规模的征兵制形成，如秦赵长平之战，秦军将赵军包围在长平，为了取得这一决定性战役的胜利，秦王亲自赶到河内郡，征发所有成年男子支援前线。秦建立以后，秦始王又征发大量的人力守长城、征河套、岭南等地，过重的兵役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的征兵在簋大程度上还带有临时性，制度化的普遍兵役制度还没有建立。 到了汉代，中央政府基本建立了普及义务兵役制度，便复原制度还不健全，所以有了汉乐府中所说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现象。三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征兵的数量更大，如曹操曾一次“收青州黄巾百万，择其精壮三十万号为青州兵”，吴国还迫使山越出山为兵，见于史书的就有十几万。 三国以后的各个朝代有的实行军户制，有的实行募兵，但征兵制一直存在，特别是在发生大规模战争时，为满足战争需要，朝廷都为大量征兵，如隋炀帝为征高丽“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杜甫诗中写到“夜宿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再把中男行”，都说明唐政府为平安史之乱，连老人和十四五岁的少年都不放过。 －－军户制。所谓军户制，就是把军籍与民籍分开，列入军户籍的人家世世代代要出人当兵，而民户则只纳租调，不用服兵役。中国历史上采用这一制度的大体上是南北朝、隋、唐、明。 从西晋时的羌人起义开始，大量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并先后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些政权，这些政权实行汉胡分治，北朝皇帝曾对汉人说，“北人为汝客，得汝一斛粟，为汝击贼”，对本族人说“汉人为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为了防治汉人的反抗，基本不以汉人为兵，而世代为兵的北方民族逐渐成为军户，当然北魏孝武帝所也有汉人为军户的。在南朝，从北府兵开始，以北方流亡到南方的人民为主，也逐步形成了世代为兵的情况。这种情况的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了军户制。 军户在多数朝代不用向政府交纳租税，有的朝工还分给军户土地，而他们所要负担的就是兵役。木兰诗中的“昨日见军贴，可汉大点兵……卷卷有爷名”说明其家很可能是军户。军户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兵农合一，平时生产，战时打仗，节省了封建王朝的军费开支，又避免了征兵制增加农民负担及防碍农业生产。唐朝中前期的强盛，与较好地执行了府兵制（也就是笔者说的军户制）不无关系。 军户的来源很多，有本身为军被指为军户的，有因战争被俘或被掠为军户的，有因犯罪被没入军户的。在各朝称谓也不同，隋唐府兵帛，隋设折冲府、鹰扬府等，唐设六卫，又分左右，各设大将军，为十二位大将军。在明为卫所，全国卫所成百上千，卫所有军田，军队自给自足。抗倭民将戚继光家就是世袭登州卫都指挥佥事。 军户制主要缺点有两个，一是容易废驰，国家一旦长年没有战事，军户就会因为军官奴役、掠夺军户妻女、政府加派杂差等产生逃亡，久之就会变得老弱而不能战，有的军官隐瞒逃亡或绝嗣军户不报，私占其土地。到唐的后期，由于府兵制的破坏，唐政府为可战之兵，只能听认藩镇割据。明代更是如此，中期以后卫所兵不能战，不得不大量募兵，参加东南沿海抗倭的部队就包括广西狼兵、湖北乡兵以及烟兵、漕兵等雇来的募兵，有名的“戚家军”也是募兵。 另一缺点，从北朝开始，府兵中产生的军事贵族势力抬头，而南朝宋、齐、梁、陈都由军事政变建立，唐高祖李渊祖父为西魏十二柱国之一，参加瓦岗军的李密也是关陇军事贵族，这一状况到唐代，终于演变为以“安史之乱”为起点的延续到北宋的藩镇割据局面，造成了五代十国的空前分裂，世袭府兵养出了一批难治的骄兵悍将。 －－募兵制。募兵制也就是雇拥兵役制度，我国历史上实行募兵制最典型的例子是北宋、南宋以及元、清。 宋代的募兵制，在簋大程度上是为了使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目的是不再出藩镇割据的局面，而且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在发生灾荒的地方，民把灾民募为兵。然而募兵大大加重的宋政府的负担，而且应幕的多是泼皮无赖，没有组织纪律性，而灾民为兵又老弱无战斗力，这也就难怪为什么北宋对外战争负多胜少了。到南了南宋，情况更坏，军队座食而不能战还侵扰百姓，军官吃空额当本钱做生意，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武备最废驰的时期了。 元朝的情况又有不同，元朝的军队主力是蒙古、色目军，主要任务就是镇压汉人、南人，他们长期驻扎繁华大城市，政府靠残酷剥削人民给他们以优厚待遇，结果几十年下来，造成了贵族军官没见过作战，历载他们“以飞杯为飞炮，肉阵为军阵，颂歌为凯歌”，当红巾军起义时，六千名休形高大的阿速军（由西北民族阿速人组成）全合汉军进攻刘富通领导的农民军，结果还没有开战，蒙古指挥官看到义军人数众多，就高喊“阿扑，阿扑”（快跑，快跑）逃走了。 清代的情况比较特别，满洲八旗，是世代为兵，国家按人头给月例，象是军户制。但从康熙开始，旗营不再由旗主掌握，而是兵部调配，旗人也不是个个为兵，只是挑选其中一部分作为常备军，平进训练而不生产，所以笔者认为也应归入募兵，而且到了清中期以后，旗兵战斗力下降，作战主要靠汉军绿营，那就完全是募兵了。到了晚清，绿营也废驰不能战了，为镇压太平军，曾国藩首创了湘军，以营官自招为基础，全营自服从营官，全军只服从曾国藩，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由此而形成的募兵沿袭到了后来李鸿章的淮军、各系北洋军以至国民党军队，都是雇佣关系，红军在成立之初的三湾改编中，为了体现与旧军队的区别，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废除雇佣关系。 纵观中国古代兵制，征兵、军户、募兵相继出现，又互相渗杂，总的说来，征兵帛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不能满足封建国家的需要；军户制，因为兵农合一，不用政府出钱养兵而受推崇较多，但他容易废驰破坏的毛病无法根除；北、南宋的募兵则最为失败，因为花了钱又养不出能战之兵，清朝的募兵制相对成功一些，清代普通百姓几乎没有兵役负担，生产得到发展，人口大量增加，然而募兵帛的顽症吃空饷则一直从清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http://www.takungpao.com:82/inc/print_me.asp?url=/news/06/11/30/TK-658137.htm 「应招之制」。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为了壮大自己不被别国并吞，纷纷招兵买马扩充军力，秦、齐、魏等国率先采取了「应招之制」。望文生义，「应招」，就是响应招兵，但并非人人可以入伍，而是对应招的人通过考核，录用身体强健、有相当武艺者。 「调兵之制」。刘邦建立汉朝后实行的兵制，男子年满二十三岁，开始承担服兵役的义务，直至五十五岁。在这三十二年里，每年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而正式在军队中服役的时间只有二年，其中的一年在本郡服役，另一年调守京师或是戍守边疆。 「世兵之制」。三国鼎足之势时，处於了长期的战争状态，为适应这特殊形势，魏、蜀、吴都实施了「世兵之制」。就是凡是符合当兵条件的人，一律另编户籍，由军府专管，随时听调上前线，父子世代为兵，当时叫做「士家」、「军户」。 「府兵之制」。南北朝时，先由西魏创立的兵役制度。全国各地的军队，全由军府管辖，不受地方政府节制。府兵与上面所说的世兵一样，也是另立户籍，平日里训练屯垦，发生战事就去打仗。 隋、唐两朝都沿用「府兵之制」。北宋王朝建立以后，改用「募兵之制」，就是让老百姓自己报名应徵，合乎相关条件的，准予入伍服兵役。 辽、金实行「部落之制」。各部落男子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都是属於兵的范围，和平环境没有战事，就在家种田放牧；一旦发生战争就出征。 「旗兵之制」。这是满清王朝实行的兵制，以部落为单位组成「旗」，每个旗七千五百人，他们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初时只有满洲八旗，以旗的颜色为识别标志，后又增编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合为二十四旗。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9565.htm 中国古代兵制 中国历史上写兵役制度的书最主要的就是南宋一位筒子写的《中国历代兵制浅说》了，再有就是正史上提到军事部分的《志》和诸如《圣武纪》一类叙述人物或事件的书。近现代以来，历史和军事专家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少，但专业性较强，这样就不便于普通的军事爱好者了解中国古代军事方面的情况了。 笔者在阅读部分史料的基础上，以一个普通军事爱好者的眼光，大致将中国古代兵制分为几类，供广大历史不太了解又希望了解中国古代兵制的网友参考。 兵农合一制。在西周、春秋以前，是寓兵于农的。所谓寓兵于农，就是以农器为兵器(《六韬·农器篇》)。古代兵器是铜做的，农器是铁做的。兵器都藏在公家，临战才发给。所谓授甲、授兵。兵器只能供给正式军队用，乡下保卫团一类的兵，是不能给与的。但是，当敌人打过来时，总不能随便拿着个农器就自卫吧？所以就有《六韬》之说，教其以某种农器，当某种兵器。 全民皆兵制。到了战国时期，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对抗的加剧，开始出现了全民皆兵制。春秋时，各国用兵，最多不过数万。至战国时，却阬降斩级，动以万计。此等记载，必不能全属子虚，新增的兵，从何处来呢？我们看《左氏》成公二年，记齐顷公鞍战败北逃回去的时候，“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可见其时正式的军队虽败于外，各地方守御之兵仍在。而《战国策》载苏秦说齐宣王之言，说“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竟不守；战而不胜，国以危亡随其后；”可见各地方守御之兵，都已调出去，充作正式军队了。这是战国时兵数骤增之由。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全国皆兵的，怕莫此时若了。所以战国后期，秦楚皆带甲百万，而其他五国军队人数也在30-50万之间。 征兵制。即征招义务兵。征兵制在中国古代广泛存在，几首各朝都有，比较明显的三代、春秋、战国、秦、汉、三国。 上古时部落战争是全民皆兵的，甚至老弱妇孺都参加战斗。到了夏、商，有进行镇压和掠夺时，常常临时征发大量夏、商本部落和臣服部落的军队，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中，诗经说“殷商之从，其会如林”，其中就包括大量临时征发的奴隶。不过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的出现，少量装备精良的职业军队已经出现了，如武王伐纣时的“虎贲三千”。 西周建立后，正式组织了六军和八师（笔者以前在军盟发表守相关文章），但六军和八师是平时生产，战时打仗的半常备军，而且六军基本由关中的周人，八师基本由被周迁到洛阳附近的殷人组成，还带有落后兵的痕迹。早在西周，诸侯就拥有了一旅（500人）到三军（37500人）的武装，到了春秋又有扩大，但基本和西周差不多，只是部落兵痕迹慢慢消退。 到了战国，战争规模扩大，达到双方十几万到几十万人参战，战争时间延长，次数频繁且间隔短，加上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逐渐完成，原来基本不能作为兵源的奴隶成为农民，成为了兵源，所以大规模的征兵制形成，如秦赵长平之战，秦军将赵军包围在长平，为了取得这一决定性战役的胜利，秦王亲自赶到河内郡，征发所有成年男子支援前线。秦建立以后，秦始王又征发大量的人力守长城、征河套、岭南等地，过重的兵役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的征兵在簋大程度上还带有临时性，制度化的普遍兵役制度还没有建立。 到了汉代，中央政府基本建立了普及义务兵役制度，便复原制度还不健全，所以有了汉乐府中所说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现象。三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征兵的数量更大，如曹操曾一次“收青州黄巾百万，择其精壮三十万号为青州兵”，吴国还迫使山越出山为兵，见于史书的就有十几万。 三国以后的各个朝代有的实行军户制，有的实行募兵，但征兵制一直存在，特别是在发生大规模战争时，为满足战争需要，朝廷都为大量征兵，如隋炀帝为征高丽“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杜甫诗中写到“夜宿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再把中男行”，都说明唐政府为平安史之乱，连老人和十四五岁的少年都不放过。 军户制。所谓军户制，就是把军籍与民籍分开，列入军户籍的人家世世代代要出人当兵，而民户则只纳租调，不用服兵役。中国历史上采用这一制度的大体上是南北朝、隋、唐、明。 从西晋时的羌人起义开始，大量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并先后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些政权，这些政权实行汉胡分治，北朝皇帝曾对汉人说，“北人为汝客，得汝一斛粟，为汝击贼”，对本族人说“汉人为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为了防治汉人的反抗，基本不以汉人为兵，而世代为兵的北方民族逐渐成为军户，当然北魏孝武帝所也有汉人为军户的。在南朝，从北府兵开始，以北方流亡到南方的人民为主，也逐步形成了世代为兵的情况。这种情况的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了军户制。 军户在多数朝代不用向政府交纳租税，有的朝工还分给军户土地，而他们所要负担的就是兵役。木兰诗中的“昨日见军贴，可汉大点兵……卷卷有爷名”说明其家很可能是军户。军户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兵农合一，平时生产，战时打仗，节省了封建王朝的军费开支，又避免了征兵制增加农民负担及防碍农业生产。唐朝中前期的强盛，与较好地执行了府兵制（也就是笔者说的军户制）不无关系。 军户的来源很多，有本身为军被指为军户的，有因战争被俘或被掠为军户的，有因犯罪被没入军户的。在各朝称谓也不同，隋唐府兵帛，隋设折冲府、鹰扬府等，唐设六卫，又分左右，各设大将军，为十二位大将军。在明为卫所，全国卫所成百上千，卫所有军田，军队自给自足。抗倭民将戚继光家就是世袭登州卫都指挥佥事。 军户制主要缺点有两个，一是容易废驰，国家一旦长年没有战事，军户就会因为军官奴役、掠夺军户妻女、政府加派杂差等产生逃亡，久之就会变得老弱而不能战，有的军官隐瞒逃亡或绝嗣军户不报，私占其土地。到唐的后期，由于府兵制的破坏，唐政府为可战之兵，只能听认藩镇割据。明代更是如此，中期以后卫所兵不能战，不得不大量募兵，参加东南沿海抗倭的部队就包括广西狼兵、湖北乡兵以及烟兵、漕兵等雇来的募兵，有名的“戚家军”也是募兵。 另一缺点，从北朝开始，府兵中产生的军事贵族势力抬头，而南朝宋、齐、梁、陈都由军事政变建立，唐高祖李渊祖父为西魏十二柱国之一，参加瓦岗军的李密也是关陇军事贵族，这一状况到唐代，终于演变为以“安史之乱”为起点的延续到北宋的藩镇割据局面，造成了五代十国的空前分裂，世袭府兵养出了一批难治的骄兵悍将。 团结兵制。在武后时期，地方上出现了团结兵制度。首先在河南、河北道实行，后又扩展到关内道，其大意是挑选丁户殷赡、身体强壮者充任团结兵，免其征赋，平常要练习弓矢。到代宗时更明确地规定，春夏归农，秋冬集合，并由官府发给兵器、资粮。团结兵是地方兵，主要负责地方治安等事务。 民兵制。宋朝王安石变法时实行的兵制。王安石民兵之法，是和保伍之制连带的。他立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五百家为一都保，设都保正副。家有两丁的，以其一为保丁。其初日轮若干人儆盗。后乃教以武艺，籍为民兵。 募兵制。募兵制也就是雇拥兵役制度，我国历史上实行募兵制最典型的例子是北宋、南宋以及元、清。 宋代的募兵制，在簋大程度上是为了使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目的是不再出藩镇割据的局面，而且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在发生灾荒的地方，民把灾民募为兵。然而募兵大大加重的宋政府的负担，而且应幕的多是泼皮无赖，没有组织纪律性，而灾民为兵又老弱无战斗力，这也就难怪为什么北宋对外战争负多胜少了。到南了南宋，情况更坏，军队座食而不能战还侵扰百姓，军官吃空额当本钱做生意，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武备最废驰的时期了。 元朝的情况又有不同，元朝的军队主力是蒙古、色目军，主要任务就是镇压汉人、南人，他们长期驻扎繁华大城市，政府靠残酷剥削人民给他们以优厚待遇，结果几十年下来，造成了贵族军官没见过作战，历载他们“以飞杯为飞炮，肉阵为军阵，颂歌为凯歌”，当红巾军起义时，六千名休形高大的阿速军（由西北民族阿速人组成）全合汉军进攻刘富通领导的农民军，结果还没有开战，蒙古指挥官看到义军人数众多，就高喊“阿扑，阿扑”（快跑，快跑）逃走了。 清代的情况比较特别，满洲八旗，是世代为兵，国家按人头给月例，象是军户制。但从康熙开始，旗营不再由旗主掌握，而是兵部调配，旗人也不是个个为兵，只是挑选其中一部分作为常备军，平进训练而不生产，所以笔者认为也应归入募兵，而且到了清中期以后，旗兵战斗力下降，作战主要靠汉军绿营，那就完全是募兵了。到了晚清，绿营也废驰不能战了，为镇压太平军，曾国藩首创了湘军，以营官自招为基础，全营自服从营官，全军只服从曾国藩，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由此而形成的募兵沿袭到了后来李鸿章的淮军、各系北洋军以至国民党军队，都是雇佣关系，红军在成立之初的三湾改编中，为了体现与旧军队的区别，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废除雇佣关系。 卫所制。明代的卫所制和元朝的军户制大体相同，兵籍也是可以世袭的。明制：以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十二人为千户所，一百十二人为百户所。什伍之长，历代都即在其什伍之人数内，明朝则在其外。每一百户所，有总旗二人，小旗十人，所以共为一百十二人。卫设都指挥使，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兵的来路有三种：第一种从征，是开国时固有的兵。第二种归附，是敌国兵投降的。第三种谪发，则是刑法上罚令当兵的，俗话谓之“充军”。从征和归附，固然是世代为兵，谪发亦然。身死之后，要调其继承人，继承人绝掉，还要调其亲族去补充的，谓之“句丁”。这明是以元朝的兵籍法为本，而加以补充的。五军都督府，多用明初勋臣的子孙，也是模仿元朝军官世袭之制。 八旗绿营制。清代的兵制前期中期以八旗和绿营为主。清朝驻防的旗兵，和汉人分城而居。清代的汉兵，谓之绿旗，亦称绿营。清代中叶以前的用兵，是外征以八旗为主，内乱以绿营为主的。八旗兵在关外时，战斗之力颇强，但是入关后腐败亦颇速。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已不足用了。而到太平天国时期，绿营兵也已不堪使用。太平天国之后，清军主力以湘军、淮军为主。 纵观中国古代兵制，征兵、军户、募兵相继出现，又互相渗杂，总的说来，征兵帛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不能满足封建国家的需要；军户制，因为兵农合一，不用政府出钱养兵而受推崇较多，但他容易废驰破坏的毛病无法根除；北、南宋的募兵则最为失败，因为花了钱又养不出能战之兵，清朝的募兵制相对成功一些，清代普通百姓几乎没有兵役负担，生产得到发展，人口大量增加，然而募兵帛的顽症吃空饷则一直从清延续到新中国成立。
古人当兵就得当一辈子吗？
汉朝实行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当时规定，凡20岁的男子都要去官府登记，
从23岁起服兵役两年，服役期满转为后备兵，随时准备再次参军，到56岁才能免除兵役。汉乐府诗中有一首《十五从军征》就是描述汉朝兵役制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意思是说，一位男子15岁参军，很老了才回到家乡（“八十”是虚指，不一定是80岁的意思），而家乡的亲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古人是怎么参军的？
中.国古代兵制，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兵役制.度。主要包括兵农合一制、全民皆兵制、征兵制、军户制、团结兵制、民兵制、募兵制、卫所制、八旗绿.营制等。
兵农合一制在西周、春秋以前，是寓兵于农的。所谓寓兵于农，就是以农器为兵器。古代兵器是铜做的，农器也是铜做的。兵器都藏在公家，临战才发给，即所谓授甲、授兵。兵器只能供给正式军.队用，乡下保卫团一类的兵，是不能给与的。但是，当敌人打过来时，又不能随便拿着个农器就自卫，所以《六韬》中说，教民将某种农器当某种兵器。 全民皆兵制到战国时期，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对抗的加剧，开始出现了全民皆兵制。春秋时，各国用兵，最多不过数万。至战国时，却阬降斩级，动以万计。根据《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齐顷公鞍战败北逃回去的时候的情形可知，其时正式的军.队虽败于外，各地方守御之兵仍在。而《战国策》载苏秦说齐宣王之言，说“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竟不守；战而不胜，国以危亡随其后；”可见各地方守御之兵，都已调出去，充作正式军.队了，这是战国时兵数骤增的原因。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全国皆兵的，怕莫若此时了。所以战国后期，秦楚皆带兵百万，而其他五国军.队人数也在30-50万之间。征兵制即征招义务兵。征兵制在中.国古代广泛存在，几乎各朝都有，比较明显的三代、春秋、战国、秦、汉、三国。西周建立后，正式组.织了六军和八师，但六军和八师是平时生产，战时打仗的半常备军，而且六军基本由关中的周人，八师基本由被周迁到洛阳附近的殷人组成，还带有部落兵的痕迹。早在西周，诸侯就拥有了一旅（约500人）到三军（约37500人）的武.装，到了春秋又有扩大，但基本和西周差不多，只是部落兵痕迹慢慢消退。到了战国，战争规模扩大，达到双方十几万到几十万.人参战，战争时间延长，次数频繁且间隔短，加上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逐渐完成，原来基本不能作为兵源的奴.隶成为农.民，成为了兵源，所以大规模的征兵制形成，如秦赵长平之战，秦军将赵军包围在长平，为了取得这一决定性战役的胜利，秦王亲自赶到河内郡，征发所有成年男子支援前线。秦建立以后，秦始皇又征发大量的人力守长城、征河套、岭南等地，过重的兵役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的征兵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临时性，制.度.化的普遍兵役制.度还没有建立。到了汉代，中.央政.府基本建立了普及义务兵役制.度，但复.员制.度还不健全，所以有了汉乐府中所说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现象。三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征兵的数量更大，如曹操曾一次“收青州黄巾百万，择其精壮三十万号为青州兵”，吴国还迫使山越出山为兵，见于史书的就有十几万。三国以后的各个朝代有的实行军户制，有的实行募兵，但征兵制一直存在，特别是在发生大规模战争时，为满足战争需要，朝.廷都为大量征兵，如隋炀帝为征高丽“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杜甫诗中写到“夜宿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再把中男行”，都说明唐政.府为平安史之乱，连老人和十四五岁的少年都不放过。军户制所谓军户制，就是把军籍与民籍分开，列入军户籍的人家世世代代要出人当兵，而民户则只纳租调，不用服兵役。中.国历.史上采用这一制.度的大体上是南北朝、隋、唐、明。从西晋时的羌人起.义开始，大量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并先后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些政.权，这些政.权实行汉胡分治，北朝皇帝曾对汉.人说，“北人为汝客，得汝一斛粟，为汝击贼”，对本族人说“汉.人为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为了防治汉.人的反.抗，基本不以汉.人为兵，而世代为兵的北方民.族逐渐成为军户，当然北魏孝武帝所也有汉.人为军户的。在南朝，从北府兵开始，以北方流.亡到南方的人.民为主，也逐步形成了世代为兵的情况。这种情况的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了军户制。军户在多数朝代不用向政.府交纳租税，有的朝工还分给军户土地，而他们所要负担的就是兵役。木兰诗中的“昨日见军贴，可汗大点兵……卷卷有爷名”说明其家很可能是军户。军户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兵农合一，平时生产，战时打仗，节省了封.建王朝的军费开支，又避免了征兵制增加农.民负担及妨碍农业生产。唐朝中前期的强盛，与较好地执行了府兵制（也就是笔者说的军户制）不无关系。军户的来源很多，有本身为军被指为军户的，有因战争被俘或被掠为军户的，有因犯罪被没入军户的。在各朝称谓也不同，隋唐府兵帛，隋设折冲府、鹰扬府等，唐设六卫，又分左右，各设大将军，为十二位大将军。在明为卫所，全国卫所成百上千，卫所有军田，军.队自给自足。抗倭名将戚继光家就是世袭登州卫都指挥佥事。军户制主要缺点有两个，一是容易废弛，国.家一旦长年没有战事，军户就会因为军官奴.役、掠夺军户妻女、政.府加派杂差等产生逃亡，久之就会变得老弱而不能战，有的军官隐瞒逃亡或绝嗣军户不报，私占其土地。到唐的后期，由于府兵制的破.坏，唐政.府为可战之兵，只能听认藩镇割据。明代更是如此，中期以后卫所兵不能战，不得不大量募兵，参加东南沿海抗倭的部.队就包括广西狼兵、湖北乡兵以及烟兵、漕兵等雇来的募兵，有名的“戚家军”也是募兵。另一缺点，从北朝开始，府兵中产生的军事贵.族势力抬头，而南朝宋、齐、梁、陈都由军事政.变建立，唐高祖李渊祖父为西魏八柱国之一，参加瓦岗军的李密也是关陇军事贵.族，这一状况到唐代，终于演变为以“安史之乱”为起点的延续到北宋的藩镇割据局面，造成了五代十国的空前分.裂，世袭府兵养出了一批难治的骄兵悍将。团结兵制在武后时期，地方上出现了团结兵制.度。首先在河南、河北道实行，后又扩展到关内道，其大意是挑选丁户殷赡、身.体强壮者充任团结兵，免其征赋，平常要练习弓矢。到代宗时更明确地规定，春夏归农，秋冬集.合，并由官.府发给兵器、资粮。团结兵是地方兵，主要负责地方治安等事务。民兵制宋朝王安石变法时实行的兵制。王安石民兵之法，是和保伍之制连带的。他立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五百家为一都保，设都保正副。家有两丁的，以其一为保丁。其初日轮若干人儆盗。后乃教以武艺，籍为民兵。募兵制募兵制也就是雇拥兵役制.度，我.国历.史上实行募兵制最典型的例子是北宋、南宋以及元、清。宋代的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目的是不再出藩镇割据的局面，而且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在发生灾荒的地方，把灾民募为兵。然而募兵大大加重的宋政.府的负担，而且应募的多是泼皮无赖，没有组.织纪律性，而灾民为兵又老弱无战斗力，这也就难怪为什么北宋对外战争负多胜少了。到了南宋，情况更坏，军.队座食而不能战还侵扰百.姓，军官吃空额当本钱做生意，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武备最废弛的时期了。元朝的情况又有不同，元朝的军.队主力是蒙古、色目军，主要任务就是镇.压汉.人、南人，他们长期驻扎繁华大城市，政.府靠残酷剥削人.民给他们以优厚待遇，结果几十年下来，造成了贵.族军官没见过作战，历载他们“以飞杯为飞炮，肉阵为军阵，颂歌为凯歌”，当红巾军起.义时，六千名体形高大的阿速军（由西北民.族阿速人组成）全合汉军进攻刘富通领.导的农.民军，结果还没有开.战，蒙古指挥官看到义军人数众多，就高喊“阿扑，阿扑”（快跑，快跑）逃走了。清代的情况比较特别，满.洲八旗，是世代为兵，国.家按人头给月例，象是军户制。但从康熙开始，旗营不再由旗主掌握，而是兵部调配，旗人也不是个个为兵，只是挑选其中一部分作为常备军，平进训练而不生产，所以笔者认为也应归入募兵，而且到了清中期以后，旗兵战斗力下降，作战主要靠汉军绿.营，那就完全是募兵了。到了晚清，绿.营也废弛不能战了，为镇.压太平军，曾国藩首创了湘军，以营官自招为基础，全营自服.从营官，全军只服.从曾国藩，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由此而形成的募兵沿袭到了后来李鸿章的淮军、各系北洋军以至国.民.党军.队，都是雇.佣关系，红军在成.立之初的三湾改编中，为了体现与旧军.队的区别，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废除雇.佣关系。卫所制明代的卫所制和元朝的军户制大体相同，兵籍也是可以世袭的。明制：以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十二人为千户所，一百十二人为百户所。什伍之长，历代都即在其什伍之人数内，明朝则在其外。每一百户所，有总旗二人，小旗十人，所以共为一百十二人。卫设都指挥使，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兵的来路有三种：第一种从征，是开国时固有的兵。第二种归附，是敌国兵投降的。第三种谪发，则是刑法上罚令当兵的，俗话谓之“充军”。从征和归附，固然是世代为兵，谪发亦然。身死之后，要调其继承人，继承人绝掉，还要调其亲族去补充的，谓之“句丁”。这明是以元朝的兵籍法为本，而加以补充的。五军都督府，多用明初勋臣的子孙，也是模仿元朝军官世袭之制。八旗绿.营制清代的兵制前期中期以八旗和绿.营为主。清朝驻防的旗兵，和汉.人分城而居。清代的汉兵，谓之绿旗，亦称绿.营。清代中叶以前的用兵，是外征以八旗为主，内乱以绿.营为主的。八旗兵在关外时，战斗之力颇强，但是入关后腐.败亦颇速。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已不足用了。而到太平天国时期，绿.营兵也已不堪使用。太平天国之后，清军主力以湘军、淮军为主。纵观中.国古代兵制，征兵、军户、募兵相继出现，又互相渗杂，总的说来，征兵制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不能满足封.建.国.家的需要；军户制，因为兵农合一，不用政.府出钱养兵而受推崇较多，但他容易废弛破.坏的毛病无法根除；北、南宋的募兵则最为失败，因为花了钱又养不出能战之兵，清朝的募兵制相对成功一些，清代普通百.姓几乎没有兵役负担，生产得到发展，人口大量增加，然而募兵制的顽症吃空饷则一直从清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其他此外，边境少数民.族军制和农.民起.义军军制也独具特色。少数民.族通常实行兵民合一的部族兵制，进入内地汉.族区后即开始向汉.族中.央封.建军制过渡。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革.命，农.民起.义军军制体现着农.民阶.级内部新型的阶.级关系和“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红巾军为什么是大宋政权的抗元斗争？
元朝自建立以来，黄金家族内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除仁宗、英宗两朝的政治路线一脉相承外，随着皇帝的更迭，统治政策也不时发生变化。大都之变开创了权臣选定皇帝的先例，武宗、仁宗、英宗三朝又出现了铁木迭儿依靠太后的庇护专权跋扈的政治局面。两都之战，更将皇位的争夺诉诸武力，进一步造成了皇帝最高统治权的旁落，使权臣专横擅权的状况愈演愈烈。政治路线按照权臣的意志改变，政治风云随着皇位的更迭频繁变化。
仁宗、英宗曾致力于稳定统治秩序，但受制于太后和权臣铁木迭儿；文宗曾有志复兴，而享年不永；顺帝初期在燕帖木儿和伯颜的控制之下，不得施展其抱负，后期又在哈麻等人的诱导下，沉湎于女色和享乐。由于权臣的干扰，蒙古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元朝的统治制度始终没有彻底完善，统治秩序一直没有最终长期牢固地建立，文治的方针没有自始至终地全面执行。每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造成政策的改变。自建国以来对宗室、大臣的赏赐和用于宗教活动的支出耗费了大量财富，皇帝、贵族的生活日益腐化，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愈演愈烈，统治机构迅速腐朽。贿赂公行，官吏的敲诈勒索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曰‘追节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皇室、贵族和权臣对土地的掠夺和兼并，残酷的剥削，繁重的赋役，加上吏治的败坏，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某些权臣、贵族的民族偏见和民族压迫政策，又使民族矛盾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和互相倾轧更败坏了政治风气。这一切，都使元朝后期的社会经常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中。官僚队伍的腐败也侵蚀了军队，灭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向以勇敢善战著称的蒙古军队，战斗力大大下降。元末叶子奇形容当时的军队是“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之不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世祖、仁宗和顺帝至正前期。虽采取过一些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却不断遭到奸臣、权臣的干扰和破坏。而繁重的赋役负担和高利贷剥削，更使贫苦农民破产，甚至卖儿鬻女。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官僚队伍的腐化堕落和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了财政的困窘。元朝统治者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就是大量发行纸币，这就造成了后来的交钞贬值。脱脱改变钞法，不但没有解决元朝财政的困难状况，反而加剧了通货膨胀，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不满，元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流传的一道《醉太平小令》，将元朝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揭露得淋漓尽至，分析得入木三分：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哀哉可怜！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说，这首《醉太平小令》，因“切中时病”，故当时“自京师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在政治腐败和人民贫困的情况下，元顺帝时，天灾也不断发生。元统元年，京畿大雨，饥民达40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达59万。至元三年，江浙又灾，饥民达40万。至正四年，黄河三次决口，饥民遍野。在已往小股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早已在民间流传的白莲教组织又在酝酿着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人们常常把贾治河说成是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原因，“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至正十一年（1351），韩山童、刘福通在颍上首举义旗，头裹红巾为标志，称“红巾军”，又因以白莲教进行组织号召，故也称“香军”。于是长江上下，大河南北，所在蜂起，皆号红巾。“时徐寿辉等起蕲黄，布王三、孟海马等起湘、汉，芝麻李起丰、沛，而郭子兴亦据濠应之”。芝麻李，徐州萧县人，名李二。当地发生饥荒，李家惟有芝麻一仓，尽以赈人，遂号为芝麻李。刘福通起义后，民心不安李二与邻人赵君用谋起为应，他说：“朝廷妄兴土木之功，百姓贫苦无告。吾闻颍上香军起，官军无如之何，当此之时，乃真男子取富贵之秋也。”赵君用为社长，他又联络了“勇悍有胆略的”彭二（彭早住），同邑薛显等八人，歃血为盟。至正十一年八月十日夜，进占徐州。“天明，又树大旗，募人为军，从之者亦百余万。浮桥四出掠地，亦掩有徐州近县，及宿州、五河、虹县、丰沛、灵壁，西并安丰、濠、泗”。十二年（1352）八月，丞相脱脱自请讨徐州，以淮南宣慰使逯鲁募盐丁和城邑敢勇之士，并令知枢密院事咬咬、中书平章政事搠思监、也可（大）达鲁忽赤福寿等从征。九月，官军围攻徐州，“以巨石为炮，昼夜攻之不息”。起义军出战不利，城破，“获其黄伞旗鼓，烧其积聚，追擒其伪千户数十人，遂屠其城”。芝麻李遁走。赵君用、彭早住率余众奔濠州，投奔郭子兴。与此同时，布王三领导的北琐红巾军先后占领了邓州、南阳、唐河、嵩州、汝州、河南府，并进逼滑州、浚州；孟海马领导的南琐红巾军则取襄阳、房州、归州、均州、峡州和荆门等地。镇压芝麻李的同时，元朝先后遣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知枢密院事老章，卫王宽彻哥，豫王阿剌忒纳失里，中书平章政事蛮子、巩卜班、太不花和四川行省参知政事答失八都鲁等率军征讨活动在河南、江北的南琐红巾军、北琐红巾军和彭莹玉、徐寿辉领导的天完红巾军。在与元朝官军的斗争中，各支分散的红巾军逐渐联合，形成南北两支，北方红巾军以刘福通为核心，南方红巾军则在天完政权的领导之下。刘福通，颍州人。与栾城人韩山童以白莲教组织民众，宣传“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河南、江、淮从之者甚众。时值贾鲁治河之役开始。他们预先在黄河故道埋下一个单眼石人，背上刻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字样，希望动员治河民夫参加起义。正当他们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准备起兵反元之际，为官府发现，遭到镇压，韩山童被捕，其妻杨氏与子韩林儿逃往武安。刘福通也逃出，并于五月初三日率众起义，占领颍州（今安徽阜阳），元末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式展开。古代风景画鉴赏元廷命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领阿速军六千并各支汉军前往征讨，与河南行省徐左丞诸军齐进。而“三将但以酒色为务，军士但以剽掠为务，于剿捕之方漫不加省。赫厮军马望见红巾军阵大，扬鞭曰：‘阿卜、阿卜。’阿卜者，言走也。于是所部皆走”。赫厮死于上蔡，徐左丞为朝廷所诛，阿速军不习水战，不服水土，病死者过半。在镇压红巾军时，元朝军队将领腐化，战斗力低下，纪律松弛的弱点逐渐暴露，同赫厮军的临阵脱逃一样，也先帖木儿所统大军未与红巾军接战，便自相惊扰，也先帖木儿弃军逃跑，损失粮草、车辆、武器无算分。至正十四年（1354），脱脱在镇压了芝麻李之后，统军前往进讨泰州张士诚于高邮，竟因哈麻的中伤，以老师费财被贬，百万大军，一时溃散。在官军出师屡屡不利的情况下，定居于颍州沈丘的畏吾儿人察罕帖木儿和信阳罗山人李思齐各自招募丁壮、组织地主武装，与红巾军为敌。元廷授察罕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汝宁知府。他们聚兵万人，自成一军，屯于沈丘，屡败红巾军。后来，成为元朝赖以镇压红巾军的主要力量。至正十五年（1355）一月，元廷命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洪丑驴守御河南，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述律朵儿只守御潼关，宗王扎牙失里守御兴元，陕西行省参知攻事阿鲁温沙守御商州，通政院使朵来守御山东，将刘福通的势力包围起来，而使答失八都鲁、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在包围圈内与红巾军作战，企图一举消灭红巾军，但刘福通粉碎了元军的围剿，发展了起义军的力量。二月，他将韩林儿自砀山接回，立为帝，称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建立了北方红巾军政权。宋政权建立了中书省、枢密院，盛文郁、刘福通先后为丞相，又任命了平章、知枢密院等官。随着形势的发展，还建立了行中书省和府、县等地方机构。管军机构则有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均属枢密院管辖。军职则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和统军元帅等。宋政权建立后，元朝军队更加紧了对它的镇压。六月，答失八都鲁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进军长葛（今河南长葛东北），与刘福通野战，被击败，战士奔溃。答失八都鲁退至中牟，收散卒，准备开展屯种戍守，又被红巾军劫营，尽失辎重。元将刘哈木花设伏邀击，红巾军失利。元军夺回所失辎重。刘福通遣将赵明达北攻嵩、许、邓、洛，自孟津渡河至怀庆，河北大震。察罕帖木儿进战，北上的红巾军战败。十二月，答失八都鲁又败刘福通于太康，进围亳州，韩林儿避兵于安丰（今安徽寿县）。十六年（宋龙凤二年，1356）三月，刘福通进兵亳州，“答失八都鲁父子与刘福通对敌，自巳至酉，大战数合，答失八都鲁坠马，孛罗帖木儿（答失八都鲁之子——引者注）扶令上马先还，自持弓矢连发以毙追者，夜三更步回营中。十月，移驻陈留”。九月，为了减轻元军对都城亳州的军事压力，扩大战果，刘福通遣将李武、崔德进兵陕西，毛贵人山东。李、崔破潼关，元参知政事迹律杰战死。十七年（宋凤三年，1357），由于毛贵在山东战果辉煌，刘福通进一步决定大举北伐。宋北伐军兵分三路：以毛贵为主力，由东路进攻大都，关先生，破头潘为中路绕道山西，转攻河北，与东路配合包围大都；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至陕西。增援李武、崔德。旗联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表示了灭亡元朝的决心。李武、崔德取潼关后，连克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虢州（今河南灵宝），扼崤函，将入陕。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奉调前往追击，李、崔率军至平陆（今山西平陆西南）、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被察罕帖木儿击败，队伍溃散。不久，他们又重新聚集，占领商州（今陕西商县），攻武关，夺七盘，下蓝田，趋长安，前锋直抵霸上，陕西省台告急。察罕帖木儿率众入关，长驱而前，红巾军失利，改走南山，入兴元。十月，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下兴元，入凤翔。又为察罕帖木儿、李思齐所败，走入四川，李喜喜所部后来投奔了陈友谅。留在陕、甘的李武、崔德于龙凤六年（至正二十年，1360）攻占了宁夏路（今宁夏银川）、灵州（今宁夏灵武南）等地，六年（至正二十一年，1361），投降李思齐。毛贵入山东后，下胶州（今山东胶县），杀佥枢密院事脱欢，克莱州（今山东掖县），杀山东宣慰副使释嘉讷。占领益都路，益王买奴逃遁，山东行枢密知院张俊投井死。迅速占领了山东大部郡邑。三月。下滨州（今山东滨县），进逼济南。朝廷急命湖广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知枢密院事孛兰奚和同佥淮南行枢密院事董抟霄往援。时红巾军大集，“自南山来攻济南，望之两山皆赤”。抟霄等设伏涧上，先以数十骑前往挑战，红巾军中伏失利。泰安红巾军前往支援，也为抟霄所败，遂放弃济南。四月，攻占莒州（今山东莒县）。七月，元镇守黄河义军万户田丰响应毛贵，攻克济宁路（今山东巨野）、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冬，棣州的元义军千户余宝也杀知枢密院事宝童，响应红巾军。龙凤四年（至正十八年，1358）正月，田丰攻占元朝南北漕运的枢纽——东平路（今山东东平），元朝南北漕运中断。二月，毛贵下清（今河北青县）、沧（今河北沧州市），进据长芦（沧州）。不久，攻占济南路，元守将爱的战死。毛贵在山东修城池，“立宾兴院，选用故宫，以姬宗周等分守诸路；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则陆运，夏则水运”。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情况下，重视发展生产，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接着，他挥师北上。由河间趋直沽，犯漷州，至枣林，逼畿甸，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元廷中外骇惧，咸议迁都。独左丞相太平坚持固守。同知枢密院事刘哈剌不花奉命出城拒敌，与红巾军战于柳林，毛贵军，失利，退回济南。龙凤五年（元至正十九年，1359），毛贵被部将赵君用杀害，毛贵部下续继祖又杀死赵君用。在内部互相残杀中，山东红巾军势力削弱。至正十一年，察罕帖木儿向山东反攻，夺回了山东部分州县，招降了田丰、余宝等，山东又被元朝势力所控制。北伐中路军于龙凤三年。（至正十七年，1257）入太行，取陵川（今属山西），克高平（今属山西），占领潞州（今山西长治），进攻河东重镇冀宁路（今山西太原）。由于受到察罕帖木儿的重兵阻截，退回太行。四年春，毛贵遣部将王士诚、续继祖自益都出兵进攻怀庆，杀怀庆路总管王得贞；王士诚攻占晋宁路（今山西临汾），杀总管杜赛因不花。中路军势力大增，遂兵分两路，分别、自绛州（今山西新绛）、沁州（今山西沁县）出发，进攻晋宁、大同。围攻大都的东路军撤退后，察罕帖木儿抽调大量兵力西向对付中路。六月，关先生攻克辽州（今山西左权）。九月，东向进攻保定、定州，不克，再入山西，到达晋北。十月，占领大同、兴和。十二月，攻克上都，焚毁了上都宫阙；占领全宁路（今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焚毁鲁王宫府；夺取辽阳路，杀懿州总管吕震，并以此为根据地，向高丽进攻。五年十一月，前锋渡鸭绿江，十二月，攻占义州、西京（今朝鲜平壤）等地。七年，因战事不利，退回辽阳，关先生、沙刘二战死，破头潘被俘。余众退回山东后降元。在三路北伐的同时，刘福通北上攻汴梁。先后攻克大名路、卫辉路，形成了对汴梁的包围。元朝遣答失八都鲁、知枢密院事达理麻失里迎战，屡为红巾军所败，龙凤三年，答失八都鲁死，其子孛罗帖木儿袭职，领兵退驻井陉（今河北井陉西）。龙凤五年，刘福通再攻汴梁，元守将竹贞逃跑，于是，宋以汴梁为都城，迁小明王来居。起义军势力达到鼎盛。由于北伐三路军相继失利，元军得以集中兵力围攻汴梁，形势很快便发生逆转。元军包围并攻破汴梁，刘福通冲出重围，带领小明王逃回安丰，数万红巾军官员、将士及其家属被俘。逃回安丰后，宋政权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处境十分困难。龙凤九年（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乘机来攻，刘福通奋力抵抗，战死。朱元璋往援，小明王被救出安置在滁州。龙凤十二年（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派廖永中迎小明王前往应天，在瓜步沉船。小明王溺水死。宋政权灭亡。石人一出天下反是什么典故？
元顺帝在位的三十六年（1333～1368），元朝政治进入一个危机迭起的时期。这时候，蒙古和色目上层的观念意识和文化，越来越全面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漠北军事贵族对中央政府和漠南政治的干扰程度大为削弱；朝廷中虽然出现很多派别，但他们表达不同的政见、维护各自小集团的权益时，所用的差不多却全都是儒家的观念和语言。但是，元朝上层集团为汉文化所浸润，并不意味着他们种族意识的消解；相反，北族统治上层在观念意识上为汉文化所全面涵化的初期，经常伴随着某种强烈的种族本位的政治倾向。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和清朝“十全老人”乾隆在位的时期，就都发生过同样的现象。元朝中、下级官僚的腐败在顺帝朝已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地方官公开勒索的花样百出。下属初次参拜要奉“拜见钱”，每逢时令佳节要讨“追节钱”，生辰有“生日钱”，公务过手要“公例钱”，送往迎来要“人情钱”，拘追人犯要“赍发钱”，审理诉讼要“公事钱”，没有事情白要叫“撒花钱”“撒花”是波斯语的译音，译言礼物），勒索的钱多叫“得手”，得到一个富裕地方的官职可以肆行敲榨叫“好地分”。连监督吏治的廉访司官员也污浊不堪，民间把他们看作“与贼不争多”（与贼没有多少差别）。进入汉地的世袭蒙古军官只会饮酒食肉，双手不知道怎样操执槊戟，临战时一见敌手就先自溃乱；色目军队的战斗力也严重衰退。所以小股的反政府武装，常常可以横行郡县，如入无人之境。在一个种族关系非常敏感、而统治者的吏治和军事机器又十分衰败的时期，元朝统治产生并发生全面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极大地增长了。
元顺帝顺帝即位后的前八年，基本上是权臣伯颜擅政的时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后至元六年（1340），顺帝用政变式的手段废黜伯颜，起用脱脱实行“更化”。至正四年（1344），脱脱以身体不适、“年月不利”请辞十七次，获准；又于至正九年复相。1340年代，元朝的政局稍见平稳，但政府面临的两大难题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一是金融危机。至正前期，钞币的含银价值跌落到元初的二十分之一。国库空虚，靠印钞填补缺额，引起持续的通货膨胀。市场上伪钞流行，法律对印造伪钞惩处虽重，仍有非常多的人为获暴利而甘冒风险。二是黄河水患。黄河中上游的雨季洪峰把大量泥沙夹带入河，中下游的河床遂因日积月累的泥沙淀积而逐渐抬高。为迫使河水伏槽，历代都被迫沿河筑堤。到了元代，河患区北岸河堤已高出地平面三四尺，南岸更高出八九尺。至正四年（1344）夏天，黄河相继在白茅堤（在今河南兰考东北）、金堤北决，从白茅堤以东到今微山湖以西，北至东平路的汶上（今属山东），大片地区遭受水患。至正八年正月河再决，冲入运河，不但危及从南方通向大都的物质供应生命线，而且可能冲没分布在济南、河间两路的几十个盐场，威胁到元政府赋税来源中最重头的盐税收入。水患所至，疫情蔓延。百姓流离失所，死者满路，生者“为鬼非鬼，为人非人”。脱脱复相以后，决意铤而走险，明知“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仍“必欲去其疾”。至正十一年（1351），脱脱力排众议，同时实施变钞和开河两大行动。元政府发行“至正中统交钞”（即在原来设计的中统交钞钞面上加盖“至正交钞”字样）和铜币“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币一起流通，以发行的新钞来对折贬抑民间行用的至元宝钞价值，从而弥补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新钞发行不久，便如纵火止燎，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在大都用新钞五百贯还买不到一斗粟。很多地方干脆恢复以物易物的古老办法。变钞完全失败，民怨沸腾，严重损害了元政府的合法性。与变钞同时开始的治河工程由贾鲁主持，动员人力近20万，历时六个多月。工程采取新开“引渠”和疏浚故道结合的方法，修整自白茅决口以南不远的黄陵岗起、东南至虞城（在今河南虞城北）县境的哈只口一段水道，又开减水河以分其水势，再堵塞白茅堤决口，将呈扇状北摆的河道勒回它的南线干流，东行至清江（在今江苏），夺淮入海。由于这次工程，黄河中下游水患区在此后数年间没有发生大的决口。贾鲁治河本身，应当说是收到一定的积极效果的。虽然在参加治河之役的10多万民工中似乎没有酿起大的变乱，但开河一事，却成为黄陵岗南千里之远的白莲教徒以“挑动黄河天下反”来动员反元武装起义的一个契机。白莲教是渊源于佛教天台宗和弥陀净土宗的一种民间宗教。它得名于东晋慧远（334～416）在庐山创立的白莲社。正式成为一个教派，则始于南宋绍兴（1131～1162）年间的昆山僧人茅子元。在佛教中国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即隋唐时期，虽然形成了若干探求精深的教理奥义的中国佛教宗派（如华严、天台、法相、三论、律宗等）。社会影响最深刻的却是带有极大世俗倾向的禅宗和弥陀净土宗。禅宗在士大夫中间最受欢迎；净土宗则拥有最多的社会下层信徒。所以当时流行“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的说法。佛教主张一切皆苦。一个人如果不能在生时靠修行证得涅槃，那么死后就会重新堕入“六道”（即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上）轮回的苦海。但要修成正果又是很难的。弥陀净土宗恰恰为那些还不能成佛，又害怕掉进六道升沉苦海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进入“中间站”的方便法门：只要在世时愿意常念“阿弥陀佛”名号，那么在死后便可由阿弥陀佛“接引”，到他掌管的那一方净土世界去。那是一个无上美妙的幸福世界，人在那里不再会“退转”到六道之中，可以安心修行，直到成佛。往生净土甚至变成了比成佛更有吸引力的一般中国人追求的理想归宿。这个大众化的教派以“普化”世俗信徒为宗旨，以不出家的职业传教人为中坚，所以很快变成一个庞杂的信仰体系。在元代白莲教中，融合了“弥勒下生”的劫变观念（即“未来佛”弥勒将把人类从他们陷入的“末世”状态中解救出来），摩尼教的“明、暗二宗”说（即世界有明、暗两大势力，代表明的“明尊明王”将最终战胜黑暗，指引人类社会走向光明的极乐世界），以及五公符、推背图、驱妖的血盆、异端天文图书等各种民间巫术的“左道乱正之术”。白莲教在比较平缓的社会环境里长期以非暴力的形式活动着，有世袭教主、成文经典和独特的仪轨。一旦社会动荡不安，和平传教的系统也就有可能被很方便地用作从事暴力反抗的动员。弥勒劫变的观念在这种场合显得尤其有用。点燃了元末民众暴动烈火的韩山童就用“弥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来作社会动员的旗帜。韩山童出身在河北栾城的一个白莲教世家，祖父韩学究曾因组织白莲会“烧香惑众”，被强行迁徙到广平永平县（在今河北永平县东南）。韩山童继承祖业，成为河南、江淮地区很有势力的一个堂主。至正十一年春夏间，元廷要治河的消息传来，他们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公开发难。乃凿石人，面上只开一眼，背上刻“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字句（一作“石人一眼，天下四反”），预先埋在黄陵冈、颍水（今颍河）上的界沟（在今安徽界首）等地点，并且散布民谣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黄陵冈的石人出土，大概至多引起工地人心的一时骚动。界沟石人则当由韩山童指使的人掘出。只眼石人，再加上开河之役已经启动，算是应了民谣里的两兆。于是韩山童在同年四五月之际纠合杜遵道、罗文素、刘福通等，聚众3000人于颍州颍上（在今安徽），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宣布起义。但他们还来不及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就被闻讯前来袭击的元地方武装驱散，韩山童被颍上县官擒获处死，妻杨氏、子林儿奔武安（今属河北）。突围而去的杜遵道、刘福通等集合散众，攻占颍州（今安徽阜阳）。起义军头裹红布，故号红巾军，或红军；又因为其中很多人信仰白莲教，烧香拜佛，所以又号香军。元廷派6000阿速军马偕汉军驰赴颍州镇压。阿速兵将领在阵前眼看红巾军势大，便扬鞭大叫“阿卜！阿卜”！（阿卜，突厥语。意为“赶快”，此即赶快逃跑之意）元军溃败。杜遵道、刘福通等人相继攻占颍水和淮水之间的诸多州县，势力北至距黄河南岸不远的毫州州治（今安徽毫县），兵马发展到10万之多。韩山童部颍州首难的成功，很快在几乎整个江淮、江汉流域激起白莲教徒众的广泛响应。各地揭竿而起的人马虽然彼此不相统属，但都以“红巾军”为号，推波助澜，互为呼应。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支。邳县（在今江苏邳县北）人李二（又称芝麻李）与赵均用、彭大等于至正十一年八月攻占徐州，拥众10万，势力逐渐扩大到黄河（今废黄河）与淮水下游之间各州县，北达黄河（今废黄河）以北之丰、沛（今江苏丰县、沛县），南至淮水以南的安丰（今安徽寿县）。同月，潜伏于江淮间的南方白莲教“祖师”彭莹玉重新起兵淮西，率部南下，与差不多同时起事的麻城（今属湖北）人邹普胜、罗田（今属湖北）人徐寿辉会合。十月，徐寿辉部由蕲州（在今湖北蕲春南）攻克蕲水（今湖北浠水），建都于兹，国号“天完”，在“大元”两字之上加“一”、“宀”，表示要克定元政权。徐寿辉为帝。天完政权遣兵四击，势力浸润自黄冈（在今湖北）以西、江陵（在今湖北）以东的长江北岸和汉水下游两岸各地；彭莹玉所部并深入江西，转战今安徽、浙江、苏南广大地区。在今河南西部，王权（又名布王三）等人于至正十一年十二月举义，攻占了元南阳府境内的一大半城市，并进至河南府路（治今河南洛阳），称“北琐红军”。他们南面，则是至正十二年正月称兵的孟海马，占据元襄阳路及其西南邻郡的广大地盘，称“南琐红军”。定远（今属安徽）人郭子兴行动较晚。他在至正十二年二月底带几千人杀进濠州（在今安徽凤阳东北）。因为事先同颍州首领杜遵道联络过，一同起事的五个人都奉命称濠州节制元帅。他们与颍州红巾军之间在名义上有隶属关系。这些造反者的首脑，有的是白莲教的职业传教士；有的是富豪出身，如郭子兴、刘福通。徐州的李二家有一仓芝麻，饥荒时用以赈济饥民，所以有芝麻李之称，可见也是很富实的。起义首领中还有一些是走南闯北的商贩。徐寿辉和王权就都是贩布商人。乘乱而起的，还有两个武装走私盐货的豪霸，即台州黄岩（今属浙江）人方国珍和泰州（今属江苏）人张士诚。方国珍较早被官府逼反，以后叛服不常，靠控制在手上的浙东海盗武装，向元廷邀官请爵，自霸一方。张士诚起义于至正十三年正月，部众都是苏北沿海盐场的官役户，先后攻占泰州、兴化、高邮，称雄苏北。并在次年正月称诚王，国号大周。这两支势力与白莲教和红巾军都没有什么联系。自至正十二年起，元政府从最初受到的打击所引起的休克状态中缓慢地复苏，因此调兵遣将，分头进征各地的反叛。元军虽然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毕竟逐渐占据上风。除了长围濠州五月之久竟无功撤去外，到至正十三年末，元军在各个战场上差不多已将红巾军各系都逼入绝境。至正十四年（1354）九月，丞相脱脱总兵号称百万，进征苏北的张士诚。十一月，元军大败张士诚部于高邮城下，遂将高邮团团围死，又分兵经略苏北其他城池。张士诚在高邮城中意志溃颓，“日议附降”。到十二月，元宫廷内党争的形势陡然变化，脱脱以“师老财费”、“曾无尺寸之效”被削去兵权。在诏书正式到达之前，脱脱在朝中的政敌担心他会拥兵对抗，所以先遣人到军中，声称诏书宣读之后，“不即散者当族诛”。因此一俟脱脱奉诏，百万大军，一时四散。张士诚得绝处逢生，而元朝从此元气大伤，再也无法抑制死灰复燃的燎原大火烧遍大江南北。古代哪些将军从来没打过胜仗？
1、李广利（西汉）
俗话说，一个将军打败仗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打败仗，李广利身为汉武帝统治后半段的最高军事统帅，居然能够完成这个高难度的技术动作，实在让人“佩服万分”。 李广利， 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是昌邑哀王（刘髆）的舅舅。虽然同为外戚，可李广利比起之前的卫青霍去病却差了十万八千里。卫青和霍去病两位外戚统帅横扫漠北，打得草原悍狼匈奴嗷嗷狂逃，大概是受了卫霍二将军横扫千里的鼓舞，汉武帝在其晚年似乎患上了"外戚依赖症。"似乎认为只有外戚才是最好的统兵大员，同为汉武帝大舅子的李广利就这样平步青云，在卫青去世后接替了大将军的职务，而他面临的是比卫青好的多的形势：强大的匈奴早已经威风不再，西域的小国更实力有限，以汉朝强大的军力和国力，放在他手上不是指哪打哪吗？可问题是：李广利实在不是这块料。在这个历史时刻，李广利这位庸才粉墨登场，差点把汉匈战争的大好格局都赔进去。 二征大宛，李广利率六万大军出塞，屡战屡败，虽最后勉强迫使大宛投降，可汉军的损失居然高达六分之五，这样的"胜仗"居然还未让汉武帝清醒。之后三征匈奴之战，汉武帝壮志满怀，一心要把匈奴赶尽杀绝，可李广利实在让他失望了。第一次征匈奴，李广利率三万大军在天山大战右贤王，先胜后败，被匈奴人重重围困，险些脑袋搬家。比起霍去病一万铁骑横扫河西的壮举，李广利真该惭愧到家。不过这次毕竟面对匈奴优势兵力，还算情有可原，第二次征匈奴，汉武帝动了血本，把二十一万大军交给李广利，与匈奴单于10万大军在蒙古土拉河血战，久战不下后匆忙撤军，靠着汉朝断后部队的殊死奋战总算全身而退，可这次毕竟还算把部队完整的带回来，不算太丢人。第三次征匈奴却真让汉朝血本无归，李广利率七万精锐，在内蒙古杭爱山与匈奴决战，先是打了个开门红，迫使匈奴撤军，可之后又被匈奴来了个反包围，七万大军全军覆没，连李广利本人也投降匈奴。此战使汉朝精锐几乎损失殆尽，汉武帝不得不下轮台诏，暂时停止了对匈奴的战争。可幸的是，汉朝瘦死的骆驼毕竟比马大，匈奴虽然三次挫败李广利，却始终没有改变汉匈战争的大格局。 不但打仗不行，李广利的人品也着实有问题，此人打仗无谋，为官却阴狠奸诈，实在是聪明用错了地方。他在任大将军期间，勾结丞相刘屈髦，结党营私，陷害太子，直接造成了汉武帝末年的巫蛊之祸。作为将军，他更是忌贤妒能，排斥异己，征匈奴期间，坐视李陵孤军被围而不救，断送了一个名将的前程，而自己最后也兵败投降，可悲的是当汉奸也没当好，投降没多久就被匈奴重臣卫律陷害身死，真个是干啥啥不行。如此无德无能之人，竟然把持西汉军权数十年，实在是汉武帝统治后期的一大败笔。可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是皇帝的大舅子呢，真个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 2、王玄谟（南北朝-宋) 大词人辛弃疾在南宋国破山河在的时代里曾悲哀的赋词感叹："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说的正是南朝宋国北伐中原的典故，在南北朝分裂的大格局下，宋国本来是最有希望缔造南方统一北方奇迹的王朝。在经过刘裕和刘义隆两代帝王励精图治以后，南朝宋国国力富庶，兵强马壮，出现了南北朝时代最好的政治局面---元嘉之治。而北方的鲜卑北魏初步完成了统一，正是立足未稳之时，南朝原本迎来了他们一统中国的最好时机，连南朝当政的宋文帝也憧憬起"封狼居胥"的伟业了，只可惜将熊熊一窝，一个叫王玄谟的庸将横空出世，最终缔造了"赢得仓皇北顾"的滑稽结局。 王玄谟出身南朝世家大族，字彦德，太原祁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是北朝鲜卑燕国的大将，可谓是将门之后了。说起来，王玄谟的优点也是不少的，比如说他善谈吐，能说会道，宋武帝刘裕就是在与他交谈后大为赞赏，从此大加提拔。而且他的人品也不坏，甚至刚直敢言，在后来刘宋暴君乱政，大杀宗室的时候，正是他直言抗争，才避免了更多的流血事件。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个有理想的人，在南朝世族满足偏安的情况下，他是坚定的主战派，就是他鼓动宋文帝"封狼居胥"，终于激起这位君王热血满腔的梦想。只可惜，能说的未必会做事，品德好未必能力强，志大更有可能才疏，王玄谟在刘宋北伐时候的拙劣表现就是证明。 公元450年，刚刚结束了对北朝汉族世家大清洗的北魏太武帝举兵南征，宋军在彭城严防死守，硬是挡住了魏军的铁骑。大好形势下，宋朝终于在七月举兵北伐，兵分两路杀入北方大地，当时，北魏因持续的民族压迫，已经民怨沸腾，中原百姓纷纷起兵，组成义师声援南朝北伐军。王玄谟作为大将随东路军经黄河入山东，一路连下数城，可谓势如破竹。然而就在大好形势下，王玄谟的拙劣表现开始了，先是他对归附过来的中原义军非常不信任，不但肆意拆散，更在占领区横征暴敛，使宋军大失民心。然后在事关北伐战局的滑台之战中，面对这个本可轻易攻克的小城，王玄谟却因贪图城中财物而禁止使用各种攻城器械，结果围城200多天却始终不能拿下，反而给北魏赢得了集结兵力反扑的时间。事情到了这步还不算太坏，如果宋军稳打稳扎，即使不能击败魏军，做到全身而退也不困难，可王玄谟在迎战北魏增援部队的时候，被北魏军浩大的声势吓破了胆，直接发挥了其另一大特长---跑。丢下前线的数万军民仓皇南逃。导致丧失主将的宋军即刻陷入到北魏铁骑的包围中，最终被打得全军覆没。此战也成为元嘉北伐的转折点，本来之前宋朝西路军在河南连战连捷，东路军虽面临北魏增援部队，可依然是个相持局面，北伐形势原本大好，可滑台一败，东路军全玩完，西路军独木难支被迫撤退，北魏居然趁势杀入南朝境内，兵逼长江，若非藏质，沈璞等一批名将殊死奋战，阻挡北魏骑兵南下，刘宋王朝估计也得落个二世而亡的结局，这一切的一切，竟全因王玄谟一而在再再而三的愚蠢表现而造成的连锁反应。若不是日后王玄谟对刘宋王朝忠心耿耿，真怀疑他是北魏派过来的内应。在刘宋北伐失败后，鲜卑人渐渐稳固了他们在北方的统治，后任的鲜卑帝王以渐进式的汉化政策，逐渐赢得了中原百姓的民心，南朝统一中国的最好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不过话说回来，元嘉败后，王玄谟在刘宋朝廷里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他整治南方侨置郡县，减轻百姓负担，更阻止了刘宋末代暴君的一些暴行，着实还是干了不少好事，史书上说他刚直严正，还是个坚持原则的能臣，只可惜术业有专攻，统兵打仗实在不是他的所长。最终让南朝丧失的最好的收复中原的机会。不过或许因为滑台之败是王家抹不去的耻辱，之后王玄谟的家族肯定是加强了子女的教育工作，出了不少能人，后代里不仅有王维这样的大诗人，还出了一位在盛唐时代打遍吐蕃突厥无敌手的常胜将军---王忠嗣。 3、 鲜于仲通（唐朝） 把鲜于仲通列入十大草包将军的名录里，别人都感觉有些不好意思，说实话，他是个草包不假，可把他算做将军，实在真是勉强的很。不是因为他级别不够，而是他能力真的有限的可以。 鲜于仲通，名向，渔阳县人，寄籍新政(今四川东南部)。说起来，鲜于仲通本人和带兵打仗原本是没什么缘分的，他家是四川当地的富豪，从小就勤攻诗书，还在科举里中了进士。不过鲜于仲通读书有专攻，救世济民的本事没读出来，带兵打仗的道道也一窍不通，却从满册书卷里学来了不少溜须拍马的本事，并很快学以致用。早在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在四川穷困潦倒的时候，鲜于仲通就认定他是个"奇货"，经常资助他，后来杨国忠凭着妹妹杨贵妃的关系平步青云，自然下死力的报答鲜于仲通，鲜于仲通因此平步青云，终于成了手握四川军政大权的剑南节度使。本来这样的事也不可厚非，身在官场，谁没有点钻营的手段，可打仗实在不是闹着玩的事，加上鲜于仲通此人人品实在太滥，他拼命巴结杨国忠，横征暴敛，将四川祸害的民不聊生。任用酷吏压迫临近的南诏等国。结果，他所信任的酷吏张须陀强暴了南诏王妃，使南诏与唐朝几十年的友好关系彻底告吹，闯下了塌天大祸。 天宝十年，为报张须陀辱妻之仇，南诏发兵攻唐，将奸污南诏王妃的张须陀大卸八块，由此，也拉开了鲜于仲通这位边镇大将一系列草包式军事指挥的序幕。战事打响后，鲜于仲通急于抢功，率8万精兵杀入南诏境内，别说，唐军的浩大气势一开始还真把南诏吓住了，鲜于仲通很快兵逼西洱河，南诏国王阁罗凤慌忙派使者求和，并一再表示，只要唐朝能够退兵，南诏愿接受唐朝的一切条件。其实事情到了这一步，唐朝已经有台阶下了，更何况此时唐朝最大的对手是吐蕃，南诏的存在更可以被当做防御吐蕃的屏障。然而短视的鲜于仲通干脆利落的拒绝了南诏的求和要求。为求自保的南诏只好背水一战了，唐朝丧失了本可不战屈人之兵的最好机会，但七万唐军获胜的机会还是很大的。然而鲜于仲通马上又走出了另一步臭棋：他拒绝部将提出的稳进的建议，派大军饶到苍山背后，很想演一出前后夹击全歼强敌的好戏，想法是不错，可太不切实际了，唐军的西面，正有吐蕃的边军在虎视眈眈，值此危机时刻，南诏不可能想不到向吐蕃求援的一招，可鲜于仲通长着猪脑子，硬是对吐蕃的威胁视而不见，事实果然如此，唐朝派大军企图饶苍山发动进攻，却正好让部队的侧面暴露在吐蕃人的眼皮底下，南诏和吐蕃合军从两线发动袭击，将唐军拦腰斩断，于是一场原本势如破竹的胜利很快变成了脆败，六万唐军被杀，尸首堆满了山谷，鲜于仲通想给敌人来个前后夹击，最后却被人家来了个前后夹击。可恨的是，唐军全军覆没，却只跑了这个无能统帅鲜于仲通，在杨国忠的庇护下，他不但逃过了兵败的惩罚，反而平级调动为京兆尹，然而几年后，他因小事得罪了后台杨国忠，最终被贬官，小人枉做了小人，但下场还不算太坏，因为他去世于安史之乱的前夜，坏人得善终，真是老天无眼。 鲜于仲通一辈子就打了这一仗，说他是个草包，原因自然不仅仅于此，身为边镇大将，他生性贪婪，只知道横征暴敛迎合权贵，却全无一个将领应有的战略眼光，唐朝与南诏一百多年的友好关系毁在了他手里，直接把原来的朋友推向了敌人吐蕃的怀抱。更要命的是，西洱河之败让唐朝把四川地区的精兵几乎赔光，使四川防务能力大为削弱，。南诏坚决投靠吐蕃，配合吐蕃连年祸害唐朝边境，给四川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其为祸一直延续到中唐时期。这样一个品行低劣的小人，仅仅因为投靠了杨国忠就得到重用提拔，政治环境如此糟糕，就算没有安史之乱，盛唐黄金时代的结束，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4、 范雍（宋朝） 法国皇帝拿破仑曾经有句名言："不要做你的敌人期待你做的事，因为你的敌人正盼望你这样做。"从这个意义讲，对于西夏开国君主元昊来说，曾担负北宋西线防务的范雍一定是元昊最喜欢的敌国将领，在西夏由弱变强崛起河西的过程里，元昊想让范雍干什么，范雍就干什么，真比元昊的亲儿子还听话。 说起来，从人品角度看，范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他为官清廉，勤于政事，百分之百的好干部形象。更可贵的是，他性格刚正不阿，在皇帝面前敢于坚持自己的原则，比如在北宋"天书封禅"闹剧中，他坚持真理，坚决反对皇帝搞"封建迷信"，终于使国家不用再劳民伤财。而且他为人也非常正直，善于选拔推荐人才，在北宋朝廷里名声实在不错。可人品好归人品好，范雍打仗却是个外行，加上身上文人特有的认死理的倔劲，使他不断在宋夏战争里屡出昏招，最终搞得半生英名尽毁。说起来，范雍的兵败，只能算是北宋文官带兵制度的悲剧了。 范雍镇守西部边陲的时日，正好是西夏王元昊在历经两代人蛰伏修炼，终于破茧而出的关键时代。结果，范雍任延州知州时，元昊终于扯旗自立，拉开了宋夏战争的大幕，并将攻击的首要目标选在了范雍镇守的延州上。由于宋朝在这条防线上守卫甚严，于是元昊便首先致书范雍，提出要去宋朝议和，此时宋夏双方已经剑拔弩张，这种诈和伎俩恐怕只能哄小孩子了，可范雍偏偏信了，接着，元昊派遣大批部下，假意向范雍投降，按照范雍部将们的意见，这些党项降兵降意真假未知，即使接受其投降，也该将其迁居到别处安置 ，偏偏范雍书读的糊涂了，很想"怀仁四方"，反而把这些降兵安置在延州军事要地金明寨周围。至此，范雍的前两步回应全落到了元昊的陷阱里。结果某日夜晚元昊一声炮响，诈降的党项人群起而出，与元昊大军里应外合，率先偷袭了金明寨，将金明寨的宋军来了个一网打尽，直接兵临延州城下。面对危机局面，范雍再出昏招，在元昊对延州围而不急攻，围点打援企图已经极其明确的情况下，依然派人送信死催周边宋军来援，结果，元昊在好水川设伏，将来援数万宋军全数包了饺子。好水川之战，是西夏对宋朝第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战，也是西夏从一个臣服于宋朝的部落走向"主权国家"的开始。若此战西夏失败，之后纵横河西走廊的西夏帝国，只怕只能是一场空梦了。 而恰是范雍在好水川之战里一系列愚蠢的应对成全了元昊，在元昊并不高明的诱骗手段面前，他就象一个听话的三岁小孩一样，一次又一次做出让元昊欢喜的事，拿出文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豪气，一次次勇敢的往陷阱里跳，最终让几万宋军成为元昊口袋里的美餐。这个中的原因，一方面范雍文人无谋，确非统兵之才，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他人品好，脑袋里总有种"以德服人"的念头，却殊不知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游戏，绝非书本里刻板的道德，这般的迂腐，怕是只有春秋时代的宋襄公才能与之相比了。而这也恰恰是北宋许多统兵文臣的悲剧。还好宋军中还有明白人，几路宋军在延州被围的危局下，猛攻西夏后方，才最终使延州平安解围，范雍拾回了一条命。但是西夏的坐大与崛起，已经随着好水川会战的胜利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了，澶渊之盟后太平了没多少日子的北宋朝廷，又一次被拖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里。追溯起来，好水川一战指挥无能的范雍难辞其咎。 不过带兵无能的范雍，在镇守西线的日子里却还是做了一件不起眼的好事，正是这件好事，几乎最终改变了北宋抗击西夏被动的战局。在他刚刚到任延州时，有个小兵触犯军法，论罪当死，而范雍因爱惜这个小兵是条热血好汉，破例赦免了他。多年以后，正是这个小兵率军在战场上屡屡重创西夏铁骑，成为了西夏军队最恐惧的宋朝战神，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狄青。 5、范文虎（南宋——元） 一个败将祸害一个朝代并不稀罕，祸害两个朝代才叫稀罕中的稀罕，由宋入元的大将范文虎正是这样的稀罕货。横扫天下的元太祖忽必烈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这位火线叛变的南宋高级将领，居然是一个放哪哪不行的败事精。 南宋末年是一个朝政败坏的时代，南宋的军事将领们自然是良莠不齐，有忠义却无能的，也有有能耐却道德败坏的，但是能够将无能无耻无胆等诸多字号加诸于一身的，恐怕这范大将军认第二，没有人敢论第一了，真个是文虎一出，天下小人谁与争锋。 作为南宋统兵大将，范文虎的后台硬的很，老丈人正是把南宋祸害得乌烟瘴气的奸相贾似道，所谓上粱不正下粱歪，从宋蒙战争一开始，范文虎就屡屡在蒙古大军面前表现出饭桶本色。1269年襄樊争夺战，范大将军率南宋主力水军驰援襄樊，水陆军队列阵几十里，真个是威风凛凛，结果蒙古人拿回回炮一轰，范大将军嗷的一声拔马狂逃，把几万大军扔下任蒙古人宰割。还好有老丈人护着，范大将军不但没被"问责"，反而官升一级，两年后，襄樊争夺战，范文虎妒忌名将李庭芝的指挥大权，居然给老丈人夸口说自己单独带军就能平灭蒙古人，有理想是好事，没能耐可就别吹牛了，在老丈人的支持下，范大将军独立统兵进军襄阳，一路上慢慢腾腾，带兵打仗还带着妓女小妾，整日寻欢做乐，十足的没出息样。果不其然，范文虎的大军在湍滩与元朝名将阿术大战，又是一触即溃，宋朝一百多名军官和数万官兵当了蒙古人的俘虏，两个月后，范文虎不幸在鹿门又撞上阿术，这次他连打的胆子都没有了，连夜撒丫子就跑，数百艘精良战舰和上万官兵再次成了蒙古人的战利品。四年以后，蒙古人兵逼安庆，镇守安庆的范文虎吓的腿发软，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居然不放一枪便开城投降，看在给自己当了多少年"运输大队长"的份上，蒙古人欣然接受了范文虎的投降，并命其成为灭宋的急先锋。还别说，叛变后的范文虎还真威风了一段时间，他打蒙古人没本事，掉转枪口打宋朝却似出了笼的"猛虎"，率先攻下了临安，俘虏了宋朝太后君臣，至此，当了多少年长腿将军的范大人，总算过了把"气吞万里如虎"的瘾。 南宋灭亡后，元朝对这位灭宋的"功臣"礼遇有加，加上范大将军确实属于会来事的主，于是没多少年就混到了尚书右丞的岗位上。要是日子就这么过下去，范文虎估计也能在史书上留下个"元朝名臣"的美名，可惜好景不长，天下一统的忽必烈又惦记上东边岛国日本了，而此时元朝的两位水战名将史天泽与张弘范已相继去世，于是同样水战将领出身的范大将军只好赶鸭子上架了。按说当时的日本实力真不强，不能和中原政权相比，忽必烈也给了范文虎足够的信任以及10万水军，共计3500多艘战船，浩浩荡荡直向东洋杀去。可事实证明，草包终究是草包。范文虎的大军到了日本没多久，遍赶上了台风。虽说天灾不可避免，范大将军对台风的应对措施也愚钝之级，眼睁睁看着几千艘战船在海上被风暴狂虐。不过元军虽然损失巨大，但实力尚存，并非到了不能打的一步，元朝军将们更是士气高涨，纷纷请战，表示要背水一搏，和敌人决一死战，范大将军很高兴的表扬了战士们的奋勇精神，一转眼便跳上一艘战船跑回了国，把数万元军扔在了日本岛上。结果群龙无首的元军很快在日军的反击下崩溃，上万元军成了日本人的俘虏。这个意外的胜利让日本人欣喜若狂，他们纷纷把胜因归结到"神风"上，不过说实话，就算是没有台风，面对这样的长腿将军，日本人想败都难。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战败的范文虎竟然在蒙古权臣的庇护上隐瞒了失利的真相，直到一年后才被追查，一度遭到罢官，可没过多久便被重新启用，从这个角度看，范大将军打仗草包，混官场的本事却真不是盖的。1301年，享尽了富贵的范文虎以尚书丞相的身份病逝于家，留在历史的是他无数次草包式的战场表演与长腿将军的美名。而重用如此无能鼠辈的元王朝，从立国开始便注定了不能长久。 6、也先帖木儿（元朝） 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感到足够的霸气，前两个字是"也先"，是蒙古瓦刺顶峰时代的卓越沙场领袖，曾上演过活捉明朝皇帝的好戏。后两个字是"帖木儿"，乃15世纪大遍中亚无敌手的百胜帝王。把两位沙场牛人的名字合在一起，当做自己的名字，如此"强强联合"的仁兄该是位怎样的牛人，答案是：战场草包一个。 也先帖木儿，元末名臣，其兄长就是元朝末年的名臣脱脱，说起来，这哥俩还算是元朝末年统治阶层难得的名臣，哥哥脱脱当丞相期间，整肃朝纲，尊儒崇孔，编修宋史，着实做了不少好事，也让末世元帝国迎来了其政治相对清明的一段时期。弟弟也先帖木儿也不赖，久历监察御史的他整顿吏治，打击贪官。帮了哥哥不少忙。可是，当时的元帝国，在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的积压中，早已似一个膨胀的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终于，因不堪忍受元朝治河官吏的压榨，数千河工在颍州起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点起了轰轰烈烈元末农民战争的燎原烈火。 战事突起，元朝政府促不及防，久疏战阵的元朝地方军队在起义军的打击下一触即溃，颍州一地的起义很快演变为席卷全国的抗暴斗争。河南，山东，苏北大部分地区尽成起义军的势力范围。元朝连续派去镇压的几支部队相继被起义军全歼，事以至此，脱脱倒是很有大政治家的气魄，打算集中全国精锐兵力，毕其功与一役，彻底消灭起义军。想法确是不赖，可选将却选错了人，也先贴木儿顺理成章的成了平乱的总指挥，总督元帝国精锐部队，浩浩荡荡杀奔中原。虽说打虎亲兄弟这话没错，可关键问题是这兄弟得有打虎的本事。也先贴木儿反腐败工作搞的不错，上阵杀敌就不是强项了。 战斗在河南打响了，也先贴木儿运气不错，他身边的先锋大将巩不班是个能打的狠角色，连战连捷，接连收复上蔡等重镇。谁料农民军趁夜打了次斩首行动，杀掉巩不班，吓的也先贴木儿拔腿就跑，接连后退几十里，连辛苦打下的城池都放弃了。如果元朝政府因此败临阵换将，估计损失还不大，可是脱脱赌博似的把宝押在了弟弟身上，又加派几十万大军增援，至此，也先贴木儿手握元朝三十万精锐部队，几乎已把元帝国的安危系于一身了。不过此后，战争史上最搞笑的一幕发生了，这位肩负平叛重任的大元帅因忌惮前此失败，带兵跑到沙河就不敢走了。不走就不走吧，或许还能以静制动，找出破敌的良策来，可这位大将既没见有什么"运筹帷幄"的具体行动，反而天天在帐篷里搞起了"封建迷信"活动，整天求神问卜，把胜负的希望寄托在"神灵"的指示上。整整一个月，三十万蒙古军不打不撤又不走，成天里看主帅烧香拜佛跳大神，搞起了中国战争史上最啼笑皆非的"静坐战争"。如此下来，兵疲人乏，士气低落，"神灵"的指示没等到，起义军先行动起来了，某日夜里，起义军搞了次夜袭活动，估计也就是个试探性进攻，三十万元军当场炸了营。也先贴木儿蠢材一个，以为是发生了军变，二话不说拔马就逃，跑的比南宋长腿将军范文虎还快。三十万元军不明就里，自相践踏攻杀，至天亮时已经溃散的一个不剩，最后也先贴木儿带回来的只有一万残兵，一次深夜炸营便报销了二十九万大军，实为中国战争史上的不二奇迹。如此"赫赫奇功"，正是由也先贴木儿这位奇将"缔造"。 兵败后，虽然也先贴木儿在哥哥脱脱的袒护下逃过了惩罚，但元政府却亏大了，也先贴木儿损失的三十万大军，是集中了元朝中央直属最精锐的部队，包括阿速军等"王牌军"，可称是最厚实的老班底，皆在沙河之战中一次性赔光。自此以后，虽说也先帖木儿的哥哥脱脱亲自出马，镇压起义军，一度连战连捷，却也不得不倚重于蒙古贵族的私家军队和中原地主团练武装，元朝中央政府已经渐渐被架空了，至脱脱被元朝皇帝冤杀后，失去了中央强臣控制的元朝地方势力纷纷拥兵自立，起义军没平掉，元朝倒多了一大批尾大不掉的土军阀，搞笑的是，到朱元璋举兵北伐时，元朝的地方军阀们却还在相互攻战不休，直接导致了明朝兵不血刃攻陷元大都的结局。说起来，元朝之败亡，正是由沙河之战这个人为缔造的奇特战役所肇始。至于也先贴木儿，在脱脱遭陷害罢官后随兄长流放到云南，他的后代，恐怕今天还在滇南某地的湖光山色里唱山歌罢。 7、李景隆（明朝） 俗话说：将门出虎子。在元末明初横扫漠北，拔除元帝国上都开平，打到蒙古骑兵嗷嗷北逃的明朝大将李文忠绝对想不到，虎父生狗儿的闹剧竟然会被他赶上。作为李文忠的儿子，自小锦衣玉食的李文忠饱读诗书，条件比草根出身的老爹李文忠好太多，本事却比老爹差了十万八千里。若不是相貌与李文忠相似，真怀疑李夫人生孩子的时候被接生婆抱错了。 在政治稳定全国大一统的背景下，李文忠的表弟---燕王朱棣以靖难名义起兵，于公元1399年悍然造反，并最终夺位成功，首开大一统条件下地方王爷造反成功的先例，说实话，这样后无来者的奇迹，多半要拜李景隆这位草包将军所赐。 朱元璋四子朱棣于1399年起兵造反，率所属北军首先在真定战役中击败耿炳文的30万大军，但老将耿炳文很快稳住了阵脚，用顽强的防守将战役拖入了相持战。而这时，明朝建文皇帝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派李景隆替换耿炳文，主持讨伐燕王的战事。消息传来，朱棣竟然高兴的手舞足蹈，当场向身边将领们做了以论证李景隆是草包为主题的长篇报告，事实也正如朱棣所料，李景隆首战先拿朱棣的老窝北平开练，以五十万大军强攻只有几万守军的北平，居然猛攻一个月毫无收获，反而被城里守军反扑打退了几十里。其实此战窝阔台在灭金之后，再次西征是谁出征的？
1229年，窝阔台在漠北即位，继前年死去的成吉思汗称大汗。他需要靠建立战功来树立新汗的个人威望。所以他对察合台表示：“汗父的见成大位子我坐，有甚技能？今有金国未平，我欲自去征他，以为如何？”察合台深为赞同，提议窝阔台“老营内委付下好人着”，然后出兵。次年大汗就率军“南伐”。从发动大规模征服的次第来看，中原汉地在蒙古贵族心目中的地位，似乎从一开始就要比西域更重要一些。
1234年夏天，窝阔台在灭金之后，召集诸王大会，决定再次西征。《蒙古秘史》这样记述窝阔台与诸王商议西征事宜时发表的训谕：“再有康里、乞卜察（即钦察）等十一种城池百姓，曾命速别额台（即速不台）征进去了。为那里城池难攻拔的上头，如今再命各王长子巴秃（即拔都）、不里（察合台孙）、古余克（即窝阔台长子贵由）、蒙格（即拖雷长子蒙哥）等，做后援征去。其诸王内教巴秃为长，在内（指中央兀鲁思）出去的叫古余克为长。凡征进的诸王、驸马、万、千、百户，也都教长子出征。这都教长子出征的缘故，因兄察阿歹（即察合台）说将来，长子出征呵，则人马众多，威势盛大。闻说那敌人好刚硬。我兄察阿歹谨慎的上头，所以教长子出征。其缘故是这般。”会议之后，拔都回到也儿的石河西自己的营地，可能于翌年即1235年即先行西进，漠北诸王的军队则还要在晚一年即1236年的春季才整军出发，拔都虽然是术赤次子，却是术赤兀鲁思后王，即王位继承人，乃以长支宗王的地位据有统率全军的名义。以前锋身份实际指挥作战的主要将领，则是上一次统领偏师深入南俄、驰骋整个内陆亚洲的速不台（这时候哲别已死）。蒙古第二次西征所投入的人力，总数大约有15万。1236年秋天，拔都与从中央兀鲁思出发的诸王军队在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中游的不里阿尔境外会合。不里阿尔部落的核心成分，大概是西迁匈奴（在西方称为“匈人”）的余部。5世纪末，当我们最早听说这个部落的名称时，他们活动在今里海以北的草原上。7世纪时，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不里阿尔王建立了由七部构成的稳固的部落集团。这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部众讲突厥语，但其中可能也包括讲芬—乌戈尔语的匈牙利人的祖先。7世纪末，这个部落集团中的一支向西迁徙，占据了今天的保加利亚（保加利亚西文作Bul, garia，意即“不里阿尔人的地方”）。这支不里阿尔人在新居地逐渐丧失自己的语言，改操斯拉夫语。差不多应当与此同时，别支不里阿尔向北迁徙，进入今伏尔加河流域的山林、草原地区居住。他们的统治中心在伏尔加、卡玛两河交汇点。依靠渔猎，也依靠沟通北部林木中人和不里阿尔南邻的中介贸易活动，定居的不里阿尔人在这里创造了相当繁荣的经济。蒙古大军会齐后，以速不台为先锋，协同进攻不里阿尔，破其都城不里阿尔城。不里阿尔人先降，又起而反抗。于是蒙古军再度兴兵征讨。不里阿尔城从此变成一片废墟，遗址存留至今。1236年冬，蒙古从不里阿尔移师亦的勒水下游的钦察诸部。钦察人中一部分迎降，一部分西迁，以八赤蛮为首领的一支则遁入附近密林中，以不时偷袭的作战方式阻遏蒙古人的军事行动。1237年春，蒙哥率部包围森林，进剿八赤蛮。八赤蛮逃至亦的勒河汇注宽田吉思海处的一个岛屿上。蒙古军继踵而至，见海滩水浅，乃涉浅滩追到岛上。八赤蛮被擒。蒙哥命他下跪。他回答：“我身为一国之主，怎能苟且求生？况且人不像骆驼。为什么要向人拜跪？”他还劝蒙哥说：“今水回期且至，军宜早还。”蒙哥即腰斩八赤蛮，从岛上退回。滩水回升，走在后面的部队终以“漂渡”方得登陆。蒙古远征军用1237年春季所剩不多的时日，分兵讨略分布于太和岭（今高加索山）以北的钦察旁近诸部，驻夏休整。至秋，他们召开出征军队中各支宗王的大会，决定继续向西北挺进，侵入斡罗思诸公国领地。征服斡罗思的军事行动，是大体上分两个阶段实施的。1237年冬，蒙古军由钦察部境域向北进入弗拉基米尔大公国，主力进围也烈赞（今译梁赞）城，令其献纳城内居民财产的1/10。也烈赞人守城拒降。蒙古军攻城凡五日，城破，尽屠城中军民，焚掠其地。1238年2月，至公国首府弗拉基米尔城。攻城数日后克之。弗拉基米尔大公的二子死于卫城之战，大公家眷、城中显贵及主教人等避匿于教堂乐室，都被大火烧死。蒙古军从这里分兵四出，一个月内连下10多城。3月，往攻移兵在外等待援军的大公军营。大公战死，士卒多被歼灭。蒙古军乘胜北进，入诺夫哥罗德公国。在距离诺夫哥罗德首府不远处，他们突然停止推进，择道南撤；一面沿途抄掠，一面向顿河左岸的钦察草原西部行进。蒙古军改变作战方向的原因，可能是阴冷潮湿的北欧平原湖沼地区成为阻挡其骑兵的天然屏障；这时已经入夏，在那里没有可供马骑士卒休养的合适驻夏地点。从1238年夏天蒙古军主力回到钦察草原，他们似乎有一年之久没有再采取什么重要的军事行动。这时候在拔都和察合台、窝阔台系宗王之间很可能发生过某些争执。拔都后来秉告窝阔台说：“靠长生天气力、皇帝叔叔的福荫，将十一种国土（指钦察、阿速等部）百姓都收捕了。因大军将回，各人分离，会诸王做筵席。于内我年长些，先吃了一二盏。不里、古余克两个恼了，不曾筵会成，上马去了。不里说：‘巴秃与我一般，如何先饮？他是有髯的妇人。我脚后跟推倒踏他。’古余克说：‘他是带弓箭的妇人。胸前教柴打他。’额勒只吉歹（成吉思汗同母弟合赤温之子）子合儿合孙说：‘他后头接与他个木尾子。’如此说了。为俺每征了这异种的百姓，恐事有合宜、不合宜处。说间，被不里、古余克两个这般说着，不商量散了。皇帝叔叔知也者。”诸兄弟在宴会上不欢而散的事情虽然发生在后来，但互相的怨毒一定是已郁积很久了。1239年入秋后，战火又重新烧起来。蒙哥、贵由进围在钦察草原西部的阿速王国首府蔑怯思，经三月始克其功。阿速国王杭忽思投降。蒙哥从杭忽思所部签军从征，由杭忽思子阿塔赤指挥。1240年春，他们仍转战于钦察草原。驻夏以后，奉窝阔台之诏先行东归。阿塔赤指挥的阿速军被蒙哥带回东方。它后来是元代中国很著名的一支色目部队。差不多与出兵蔑怯思同时，蒙古军从亦的勒河畔再入斡罗思，开始征服斡罗思的第二次强大攻势。这支军队的主力很可能是拔都所部。它西逾今乌克兰平原，先后进攻契尔尼果夫和别列雅思老勒两公国。斡罗思王公不顾大敌当前，正忙于争权夺利。乞瓦（今译基辅，在乌克兰）王公见弗拉基米尔大公父子俱亡，乃以大公之弟入据弗拉基米尔，继承大公位；契尔尼果夫王公又乘机进据乞瓦。在攻克契尔尼果夫和别列雅思老勒后，蒙古遣使至乞瓦谕降，被乞瓦拒绝。1240年秋，蒙古军由拔都亲自指挥，围攻乞瓦。入主乞瓦的新王公此前已逃亡孛烈儿（即今波兰），乞瓦首府由伽里赤王公派遣大将守御。8月，城破。这个斡罗思的古都惨遭大劫。几年后经过该城的目击者说，他们看到的只是“无数死人的骷髅和骨头，狼藉满野。乞瓦过去是一座很大的和人口稠密的城市，但是现在它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因为在那里目前剩下的房子还不到200所，而居民们则被置于完全的奴隶状态”。蒙古军从乞瓦进入伽里赤公国。伽里赤王公出奔马札儿（位于今斯洛伐克、匈牙利，南至亚德里亚海的地区）。在残破伽里赤首府及境内诸城后，他们继续西进。在斡罗思范围内的战事遂告一段落。从征服斡罗思及其以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得益最多的，是拔都及其后人。因为这片地域后来全成了拔都的领地。术赤后王的营地遂从也儿的石河西迁到亦的勒河畔。作为斡罗思的宗主，他和他的继承者被斡罗思人称为“金帐汗”。斡罗思本部到处有蒙古人派去的“达鲁花赤”，斡罗思民户也被按万户、千户的名目划分，由划入一个万户或千户的居民负责对相应的蒙古军事单位承当饷馈的供应。在西方蒙古人当中十分通行的突厥语，成为斡罗思地方上层人物争相学习的时髦语言。大量的突厥语词汇，在金帐汗国统治时期进入俄语。从斡罗思向西推进的蒙古军分为两大支。北路由察合台子拜答儿、速不台子兀良合台统帅，指向孛烈儿；南路由拔都和速不台率领，兵分三道，进入马札儿。两路人马同时于1241年春开始行动。在这次大举入侵之前，蒙古军队已有两次由伽里赤突入孛烈儿的试探性进攻，因此这年3月他们很顺利地由原路渡维斯杜拉河进至克剌可夫。等待他们的是一座空城。于是焚毁全城，向西进入西里西亚（今波兰西南，当时是孛烈儿的属国）。西里西亚王亨利二世时屯兵里格尼茨（在今波兰西南），纠集了西利西亚、孛烈儿、日耳曼战士及条顿骑士团凡3万人。蒙古军闻讯，急趋里格尼茨，寻求与之决战。4月，亨利率军出里格尼茨城，与蒙古交锋，一战溃绩。亨利战死阵前。传说蒙古军割取战死敌军之右耳，共盛满9大皮囊。蒙古军由该城南下莫拉维亚（在今捷克东部），受到强硬阻击，遂改道驱驰马札儿。拔都所统军，于1241年3月逼近马札儿首都佩斯城（与布达城相连，今合称布达佩斯）。驻节城中的大主教不堪蒙古人百般挑战，擅自率兵出战，大败。时马札儿国王为别刺四世（《元史》称他“马札儿部主怯怜”，怯怜实为匈牙利语kiraly的音译，意为“国王”）。4月，征集的援兵渐至，别剌遂出城相攻。蒙古军先稍却，将别刺引至城郊远地，再合而围之。别剌军苦战不得突围，终至溃散。佩斯城陷落。这年夏秋，蒙古军在多瑙河东岸驻营，其游骑曾至维也纳城附近。蒙古追击别刺的偏师远至亚德里亚海岸，取道塞尔维亚北返。1242年，窝阔台汗死讯传来，拔都于是经今罗马尼亚班师。蒙古人西侵欧洲的残暴行为，引起基督教世界的极大恐惧。他们沿用突厥人的叫法，称蒙古人为“鞑靼”（tatar）：这个字正好与tartarus（即生前邪恶的人死后所堕入的遭受惩罚的地方）的拼法十分接近，这更加强了他们把“鞑靼”当做“来自地狱世界的人”的印象。所以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把鞑靼人（tatar）赶回地狱（tartarus）去。”话是这样说，处在晚期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小国林立的世界，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之间、各种世俗势力之间都矛盾重重。即使面对强敌入侵的严重威胁，欧洲仍很难组织起真正强有力的抵抗联盟。蒙古军队在欧洲战场上屡屡占据优势，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长子出征表面上是由于窝阔台之死而中止的。实际上，西征中军事行动的节奏后来似乎越来越缓慢，很可能这与蒙古马匹由于不适应长期进食欧亚草原西部地区草料而引起的体力衰竭有关。在蒙古本部，游牧战士靠轮换乘骑备用从马来保证战骑体力的恢复。但是到了欧洲，马力衰竭的加快使这种从马制度难以获得原有的效应。随着时间的推迟，蒙古骑兵在欧洲战场上的战斗力渐成强驽之末。如果窝阔台不死，西征要是继续进行下去，他们亦将很难避免日益陷入被动的局面。中国最残酷的兵役制度
－－征兵制。即征招义务兵。征兵制在中国古代广泛存在，几首各朝都有，比较明显的三代、春秋、战国、秦、汉、三国。
上古时部落战争是全民皆兵的，甚至老弱妇孺都参加战斗。到了夏、商，有进行镇压和掠夺时，常常临时征发大量夏、商本部落和臣服部落的军队，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中，诗经说“殷商之从，其会如林”，其中就包括大量临时征发的奴隶。不过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的出现，少量装备精良的职业军队已经出现了，如武王伐纣时的“虎贲三千”。西周建立后，正式组织了六军和八师（笔者以前在军盟发表守相关文章），但六军和八师是平时生产，战时打仗的半常备军，而且六军基本由关中的周人，八师基本由被周迁到洛阳附近的殷人组成，还带有落后兵的痕迹。早在西周，诸候就拥有了一旅（500人）到三军（37500人）的武装，到了春秋又有扩大， 但基本和西周差不多，只是部落兵痕迹慢慢消退。到了战国，战争规模扩大，达到双方十几万到几十万人参战，战争时间延长，次数频繁且间隔短，加上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逐渐完成，原来基本不能作为兵源的奴隶成为农民，成为了兵源，所以大规模的征兵制形成，如秦赵长平之战，秦军将赵军包围在长平，为了取得这一决定性战役的胜利，秦王亲自赶到河内郡，征发所有成年男子支援前线。秦建立以后，秦始王又征发大量的人力守长城、征河套、岭南等地，过重的兵役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的征兵在簋大程度上还带有临时性，制度化的普遍兵役制度还没有建立。到了汉代，中央政府基本建立了普及义务兵役制度，便复原制度还不健全，所以有了汉乐府中所说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的现象。三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征兵的数量更大，如曹操曾一次“收青州黄巾百万，择其精壮三十万号为青州兵”，吴国还迫使山越出山为兵，见于史书的就有十几万。三国以后的各个朝代有的实行军户制，有的实行募兵，但征兵制一直存在，特别是在发生大规模战争时，为满足战争需要，朝廷都为大量征兵，如隋炀帝为征高丽“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杜甫诗中写到“夜宿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再把中男行”，都说明唐政府为平安史之乱，连老人和十四五岁的少年都不放过。－－军户制。所谓军户制，就是把军籍与民籍分开，列入军户籍的人家世世代代要出人当兵，而民户则只纳租调，不用服兵役。中国历史上采用这一制度的大体上是南北朝、隋、唐、明。从西晋时的羌人起义开始，大量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并先后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些政权，这些政权实行汉胡分治，北朝皇帝曾对汉人说，“北人为汝客，得汝一斛粟，为汝击贼”，对本族人说“汉人为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为了防治汉人的反抗，基本不以汉人为兵，而世代为兵的北方民族逐渐成为军户，当然北魏孝武帝所也有汉人为军户的。在南朝，从北府兵开始，以北方流亡到南方的人民为主，也逐步形成了世代为兵的情况。这种情况的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了军户制。军户在多数朝代不用向政府交纳租税，有的朝工还分给军户土地，而他们所要负担的就是兵役。木兰诗中的“昨日见军贴，可汉大点兵……卷卷有爷名”说明其家很可能是军户。军户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兵农合一，平时生产，战时打仗，节省了封建王朝的军费开支，又避免了征兵制增加农民负担及防碍农业生产。唐朝中前期的强盛，与较好地执行了府兵制（也就是笔者说的军户制）不无关系。军户的来源很多，有本身为军被指为军户的，有因战争被俘或被掠为军户的，有因犯罪被没入军户的。在各朝称谓也不同，隋唐府兵帛，隋设折冲府、鹰扬府等，唐设六卫，又分左右，各设大将军，为十二位大将军。在明为卫所，全国卫所成百上千，卫所有军田，军队自给自足。抗倭民将戚继光家就是世袭登州卫都指挥佥事。军户制主要缺点有两个，一是容易废驰，国家一旦长年没有战事，军户就会因为军官奴役、掠夺军户妻女、政府加派杂差等产生逃亡，久之就会变得老弱而不能战，有的军官隐瞒逃亡或绝嗣军户不报，私占其土地。到唐的后期，由于府兵制的破坏，唐政府为可战之兵，只能听认藩镇割据。明代更是如此，中期以后卫所兵不能战，不得不大量募兵，参加东南沿海抗倭的部队就包括广西狼兵、湖北乡兵以及烟兵、漕兵等雇来的募兵，有名的“戚家军”也是募兵。另一缺点，从北朝开始，府兵中产生的军事贵族势力抬头，而南朝宋、齐、梁、陈都由军事政变建立，唐高祖李渊祖父为西魏十二柱国之一，参加瓦岗军的李密也是关陇军事贵族，这一状况到唐代，终于演变为以“安史之乱”为起点的延续到北宋的藩镇割据局面，造成了五代十国的空前分裂，世袭府兵养出了一批难治的骄兵悍将。－－募兵制。募兵制也就是雇拥兵役制度，我国历史上实行募兵制最典型的例子是北宋、南宋以及元、清。宋代的募兵制，在簋大程度上是为了使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目的是不再出藩镇割据的局面，而且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在发生灾荒的地方，民把灾民募为兵。然而募兵大大加重的宋政府的负担，而且应幕的多是泼皮无赖，没有组织纪律性，而灾民为兵又老弱无战斗力，这也就难怪为什么北宋对外战争负多胜少了。到南了南宋，情况更坏，军队座食而不能战还侵扰百姓，军官吃空额当本钱做生意，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武备最废驰的时期了。元朝的情况又有不同，元朝的军队主力是蒙古、色目军，主要任务就是镇压汉人、南人，他们长期驻扎繁华大城市，政府靠残酷剥削人民给他们以优厚待遇，结果几十年下来，造成了贵族军官没见过作战，历载他们“以飞杯为飞炮，肉阵为军阵，颂歌为凯歌”，当红巾军起义时，六千名休形高大的阿速军（由西北民族阿速人组成）全合汉军进攻刘富通领导的农民军，结果还没有开战，蒙古指挥官看到义军人数众多，就高喊“阿扑，阿扑”（快跑，快跑）逃走了。清代的情况比较特别，满洲八旗，是世代为兵，国家按人头给月例，象是军户制。但从康熙开始，旗营不再由旗主掌握，而是兵部调配，旗人也不是个个为兵，只是挑选其中一部分作为常备军，平进训练而不生产，所以笔者认为也应归入募兵，而且到了清中期以后，旗兵战斗力下降，作战主要靠汉军绿营，那就完全是募兵了。到了晚清，绿营也废驰不能战了，为镇压太平军，曾国藩首创了湘军，以营官自招为基础，全营自服从营官，全军只服从曾国藩，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由此而形成的募兵沿袭到了后来李鸿章的淮军、各系北洋军以至国民党军队，都是雇佣关系，红军在成立之初的三湾改编中，为了体现与旧军队的区别，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废除雇佣关系。纵观中国古代兵制，征兵、军户、募兵相继出现，又互相渗杂，总的说来，征兵帛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不能满足封建国家的需要；军户制，因为兵农合一，不用政府出钱养兵而受推崇较多，但他容易废驰破坏的毛病无法根除；北、南宋的募兵则最为失败，因为花了钱又养不出能战之兵，清朝的募兵制相对成功一些，清代普通百姓几乎没有兵役负担，生产得到发展，人口大量增加，然而募兵帛的顽症吃空饷则一直从清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为何蒙古骑兵被一群农民红巾军打得一塌糊涂 连上都也被烧了？
蒙古人占据中国之后，迅速腐化，在元末，大部分所谓蒙古铁骑的将领都是养尊处优的官宦子弟，根本不会打仗，有人评说：当时的蒙古人把宴席当军阵，把酒令当战歌，把飞斛当火炮。元朝初期有一支名为“阿速军”的精锐部队，由6000色目人组成，相当于元朝的帝国皇帝近卫旅，而到了元末，这支部队已经腐败的不行，在和红巾军交战之时，将领带头逃跑，结果不战而败。对比满清的八旗子弟就知道了。
在对付红巾军上，很多蒙古将领采取杀害无辜来冒功领赏。而当时的元顺帝刚愎自用，腐败残暴，先后杀死逼走多名能臣，比如脱脱。使得元朝内部长期内讧。元朝的四等级国民压迫政策，也使得大多数人处于困苦中，对蒙古人严重仇视。还有一点很重要的：那就是蒙古人不像契丹，女真那样融入汉人中原文化，蒙古人拒绝和中原文化融合，所以无法争取到多数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