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长命百岁，也成不了刘裕、桓温。

南宋、东晋的对比

1142年，宋高宗绍兴十二年，也就是岳飞的大限之年。距离1127年南宋建立，仅有16年之久。虽然从地理环境来看，南宋与东晋的版图大致相似，其根本的军事理念都是划江而守，但此时的南宋刚刚在江左站稳脚跟，尚处于草创阶段，与偏安已久的东晋朝廷并不相同。

在桓温真正步入权力中心时，即他成为荆州刺史的永和元年（345年），距东晋建国已过去29年。刘裕兴起得更晚一点，要等到东晋末期，桓玄篡位之时才得以崭露头角。

时间上的差距，加上外来压力的区别，造成两国军事倾向的不同。金国刚刚结束了“搜山检海捉赵构”的行动不久，趁其军力正盛，寄希望于一举歼灭残存的大宋政权，因此不断施加军事压力，战事频仍。反观东晋这边，北方正处于大分裂的十六国时期，在桓温、刘裕把持朝政的时期，存在着前秦、前燕、后秦、南燕、北魏等多个政权，各国互相攻伐，很难有机会展开对东晋的战争。甚至在政治舆论上，东晋是占有绝对优势的，这也是北方势力未敢大规模入侵的原因。前秦苻坚手下的谋士王猛就曾留下遗言：

“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

东晋虽然半壁江山，但人心所向，是南宋立国时不能比拟的。

从两国内部政治环境来说，南宋的宋高宗是个皇权欲望极强的人，不愿迎回徽钦二帝（实际上也不可能），即使做了太上皇也要把着权力不放。《宋史》评曰“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高宗以守成之主的姿态临国，虽然任用奸臣，但大权不落，这点则是弱软的东晋不能比的。

东晋朝廷是从“王与马共天下”发展而来的，其特点就门阀士族参政，分割皇权甚至超越皇权，《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对此给出了总结：“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桓温本身就是门阀士族的代表，是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的产物，但与他同时期尚有谢安、王坦之等人在朝，因此可以阻止桓温进一步坐大，到了刘裕时朝廷内外无人，刘裕自然能做了皇帝。

岳飞之世不具有这样的环境，他是没机会发展的。

岳飞、桓温、刘裕

大环境说完，在说小的个人。桓温、刘裕都是有志于天下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岳飞相比之下就没有这种野心。

同样是北伐，岳飞率领军队的目的就在于克复神州、恢复版图，桓温、刘裕的目的则在于为自己造势，在朝廷上加重声望，赢得政治砝码。

岳飞曾面见宋高宗，述说自己北伐的经略：

“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则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遣王师前进...京畿、陕右可以尽复。然后分兵浚、滑，经略两河...社稷长久之计，实在此举。”

其中可谓把具体步骤都陈列出来，供宋高宗参考，可见岳飞确实一心扑在北伐事业上，只求能击退金兵，别无野心。

反观桓温，其北伐时只攻打到长安附近便撤兵，毫无进取的态度，还曾扬言要朝廷迁都到洛阳，借以恐吓朝廷，拥兵自重。甚至在他亲手扶立的简文帝病重时，不敢入朝觐见，生怕有去无回，可见其疑心之重。

至于刘裕，虽然北伐取得了一些进展，在攻克长安之后，因为听闻大后方建康留守的刘穆之去世，怕略有闪失，快马奔回朝廷，致使长安失守，再度沦陷。可以说这些北伐都是假象了。

总结

在客观事实上，南宋不具备被岳飞篡夺的政治环境；在主观态度上，岳飞也不像桓温、刘裕那样野心勃勃，因此即使岳飞不被奸臣所害，也不会成为叛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