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恺:隋朝建筑奇才 隋朝的一代能工巧匠 为隋朝的新都建造做出了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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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恺是隋朝城市规划和建筑工程的专家,自幼博览群书,精熟历代典章制度和多种工艺技能。勤奋好学,擅长工艺,精善建筑。规划设计隋朝多个著名工程,包括都城大兴城、新都洛阳城、仁寿宫、隋文帝皇陵、观风殿和广通渠,全都参与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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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贵族
隋唐前后100多年间的宇文家族,在当时是一个门阀贵族,在朝廷握有重权,门下食客无数。在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取得帝位之前,是北周的丞相,而北周的皇帝就姓宇文,所以宇文氏在朝廷中的地位很高。很幸运,宇文恺就出生在这样的门阀贵族家庭。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即便他还在吃奶,就已经可以称王封公了。

《隋书·宇文恺传》记载:年三岁,赐爵双泉伯,七岁,进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户。宇文恺的兄弟“以弓马自达”,但他对打仗骑射却没有多少兴趣,史书说他“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号为名公父子”,尤其对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醉心不已。等到杨坚践祚登基,这样的幸运就变成了不幸。为了巩固政权,杨坚大肆诛杀宇文家族成员,宇文恺最初自然也在被诛杀之列。

或许是感于宇文恺兄宇文忻的拥戴之功,或许杨坚对“少有器局,多伎艺”的宇文恺情有不舍,更因为宇文恺家族和北周宇文宗族的不同,杨坚及时终止了对宇文恺的诛杀,派人快马传令赦免了宇文恺。《隋书·宇文恺传》如是记录:使人驰赦之。非常有画面感。一个伟大的建筑大师就这样被历史留了下来。一念之间,杨坚的善念除了给他短命的王朝留下面子工程需要的宫室之外,还给世界留下了一座气势恢宏的长安城。

营建宗庙

宇文恺首次出现在《隋书·帝纪·炀帝上》中,是以将作大匠的身份营建东京洛阳。将作大匠是将作监的长官,负责掌管朝廷宫室修建。那一年,是隋大业元年,宇文恺50岁,正当壮年,他早已算得上功成名就,在公元580年,宇文恺就被隋文帝杨坚任命为开府、匠师中大夫,掌城郭、宫室之制及诸器物度量。这个正五品的官职,显然并不是宇文恺看重的,他在建筑科学和工程管理方面的天才,在等待一个让他扬名于世的机会,和一个举世无匹的作品。大兴城,正是宇文恺的机会。

机会很快来到。杨坚建立隋朝后,急欲建立宗庙。于是他便想起了被自己“驰赦之”的宇文恺。于是一道诏令,启用了宇文恺,并封其为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史书没有记录太多宇文恺修隋宗庙的细节。胡三省在注解《资治通鉴》陈宣帝太建十三年只作了如下说明:时高祖以下置四亲庙,同殿异室而已,无受命之祧,社稷并列于含光门内之右。于此大体可以看出隋室宗庙的规制。宗庙建成之后,杨坚封宇文恺为甑山县公,食邑千户,对他在工程营建方面的能力给予了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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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大兴城
属于宇文恺最大的历史机遇随之而来。《资治通鉴·陈纪九》之“宣帝太建十四年”:隋主嫌长安城制度狭小,又宫内多妖异。纳言苏威劝帝迁都,帝以初受命,难之;夜,与威及高颖共议。明旦,通直散骑庾季才奏曰:臣仰观乾象,俯察图记,必有迁都之事。且汉营此城,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都之计。帝愕然,谓颖、威曰:是何神也!太师李穆亦上表请迁都。帝省表曰:天道聪明,已有征应,太师人望,复抗此请;无不可矣。
这一段文字,将苏威、高颖、庾季才、李穆等大臣劝杨坚迁都的过程写得非常详细,其中,既有“城将八百岁,不甚宜人”的实情,也有作为臣子以天命劝进的虚情。总之,最后杨坚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诏高颖等创造新都于龙首山,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有巧思,领营新都副监。”
这是宇文恺在营建宗庙之后负责的第二个大项目。新都城的营建,史称“制度多出于高颎”,但“凡所规画,皆出于恺”,也就是说,高颖只是名义上的中规划师,真正的规划设计操盘手,还是宇文恺。所以,宋人宋敏求在《长安志》中也如此说:“命左仆射高颎总领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制规模,将作大匠刘龙、工部尚书巨鹿郡公贺楼子干、大府少卿尚龙义并充使营建”。
一个好汉三个帮。宇文恺营建新都的工作,得到了刘龙、贺楼子干、尚龙义等人的支持,他们分别负责施工和材料管理、现场监督等事务。新都城的规划建设吸取了曹魏邺城、北魏洛阳城的规划建设经验,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沿着南北中轴线,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郭城则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分区整齐明确,象征着皇权的威严。在宇文恺的设计下,新都城将宫室、官署区与居住区严格分开,成为古代城市建设中的一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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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新都从隋开皇二年六月开始兴建,至当年十二月基本竣工,次年三月即正式迁入使用,因杨坚曾被封为大兴郡公,遂以“大兴”命名新都。大兴城修建前后仅九个月时间,其建设速度之快令世人惊叹,从中也可想象其耗资浩大,而劳工的投入更是庞大。尽管如此,作为总其事的宇文恺,在隋新都的建设中,仍然在规划、设计、人力、物力的组织和管理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都城的建成,建标志着当时的中国在城市建设上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

居住区的里坊形态是宇文恺规划设计中的亮点,这也是唐朝将大兴城更名为长安后逐步形成108坊的设计基础。除了受先人“九经九纬”、中轴线对称规划设计思想的影响之外,宇文恺显然还考虑到王朝管理的需要:把人们框在一个个格子里,主要便于管理。但宇文恺对居住区的设计也存在一个不足,即规模过度,没有很好地考虑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超越了时代的要求。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过度投资和过度建设。其在城南规划建设的无数里坊,在终隋朝两代,始终没有多少住户,非常冷落荒凉。宋敏求说: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直到唐朝开元年间,随着长安人口的增加,这些空置的里坊才逐渐有人居住。即便如此,有唐一代,108坊的“空置率”仍然很高。

尽管如此,大兴城仍然不失为当时世界上设计最精巧、规制最宏大的大城市,宇文恺以其高超的建筑规划设计,为唐朝遗留下了一个万邦来朝的世界之城。宋人吕大防在《隋都城图》题记中,如此称赞大兴城的布局思想: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这是后人从建筑规划角度给予宇文恺最中肯的评价。
而清人徐松的总结,则更充满了历史感: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公私有辨,风俗齐整,实隋文之新意也。这里所谓的隋文新意,准确地说,是出之于宇文恺。
不要忘了,宇文恺负责兴建大兴城的时候,也仅仅只有27岁。天才的建筑学家以如此年纪统领这个浩大的工程,这是他的机遇,也是长安城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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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仁寿宫
开皇十三年,隋文帝杨坚行幸岐州,在岐州之北的麟游县看山了一块宝地,于是诏令天下,绘山川图以献,营建离宫,用于避暑。此地位于“万迭青山担一川”的杜水之阳,东障童山、西临凤凰,南有石臼、北依碧城,天台上突兀川中,石骨棱棱,松柏满布。即便是三伏天,气温也平均只有21.8度,是为消夏避暑的好地方。
为了尽快建成仁寿宫,杨坚“使杨素监之”。杨素其时为右仆射,位高权重,军功累累,深得杨坚信任。在杨素的举荐下,宇文恺为检校将作大匠,相当于总工程师。隋制,未除授正官而领其务者为检校官,等于以副职主持工作。
久经重大工程考验的宇文恺当然不会让杨坚失望。在接受这个任务之前,宇文恺已任莱州刺史。走马上任之后,他在杨素的支持下,为营建仁寿宫选了几个能力非常强的工作搭档:记室封德彝为土木监,崔善为为督工。封德彝为杨素的随军记室,也是杨素的姻亲,早年追随杨素,杨素对他赞赏不已,一有机会就向杨坚举荐;崔善为精通历算,初为文林郎,据说有一次杨素要查考他的工作,崔善为手拿手板凭记忆唱名,没有一处差错,杨素大为惊异。自此各方有疑难狱案,全部命令他审讯,都能追查出其中实情。
三个人都是厉害角色。于是夷山填谷以营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史载,为修建仁寿宫,隋朝总共奴役了数万工匠,昼夜不停地施工。杨素督工严苛,封德彝和崔善为自然也不敢怠慢,作为总工程师的宇文恺虽然主要负责建筑设计,但其中也不免大耍威权,役使劳工,“民夫疲顿颠仆死亡万人以上”。为不影响工程,杨素命令直接将其尸体推入土坑,盖土筑为平地。
历经两年零三个月的不停施工建设,仁寿宫终于建成。据传开皇十九年除夕之夜,杨坚在宫中远望,见宫阙磷火弥漫,隐有哭声。杨坚颇感惊悸,感叹这必定是修宫殿时役使劳工过于严酷的缘故。
仁寿宫东至庙沟口,西至北马坊河东岸,北至碧城山腰,南临杜水北岸,城垣周长一千八百步。内城以天台山为中心;冠山抗殿,绝壑为池,分岩竦阙,跨水架楹。杜水南岸高筑土阶,阶上建阁,阁北筑廊至杜水,水上架桥直通宫内。天台山极顶建阔五间深三间的大殿,殿前南北走向的长廊,人字拱顶,迤延宛转。大殿前端有两阙,比例和谐。天台山东南角有东西走向的大殿,四周建有大宝殿、丹霄殿、咸亨殿、御容殿、排云殿、梳妆楼等殿宇。
唐贞观五年,李世民将仁寿宫改名为九成宫。第二年,欧阳询在这里写下了名垂中国书法史的中国第一楷书《九成宫醴泉铭》。“居高思坠,持满戒盈”。欧阳询在《九成宫醴泉铭》中写下的这句谏诤之言,不仅是对李世民的提醒,更是对短命的隋王朝之所以失政的历史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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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活在隋唐时期的建筑学家,宇文恺除了修建宗庙、大兴城和仁寿宫之外,还领衔负责建设东都洛阳、开凿广通渠、修筑长城、营造巡狩大帐、观风行殿、设计明堂。不过,除了开凿广通渠有利民生经济之外,宇文恺的其他建筑工程,都不过是作为王朝政治的需要,劳民伤财,激发民怨,加速了隋朝的灭亡,当然,他在其中也并没有留下什么好的口碑。

在建筑学方面,宇文恺著述有《东都图记》20 卷,《明堂图议》2 卷,《释疑》1 卷,均见行于世,这是他在建筑学方面留给世人的遗产。可惜,除《明堂图议》的部分内容保存在《隋书·宇文恺传》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外,其他的后来都亡佚了。一个本可以伟大的建筑学家,就这样隐没在长安城的盛名之下,就像那些无数劳累而死的无名劳工,如果不是细心地从史料里搜求,“宇文恺”这三个字似乎再难与长安城发生历史的牵连。

给后人留下一座世界之城,但后人并不需要记住我的名。历史的感性之处在于,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宇文恺的幸运,也是宇文恺最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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