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安石的性格来分析，他打破了官场潜规则，变法失败是必然的

王安石

说起王安石，几乎无人不知。自北宋中期以来，就中国传统士大夫所应具备的个人才华和文学造诣而言，王安石一直为世人所推崇和认可。

然而，他的政治地位却是备受争议，特别是靖康之变后，世人都把引发这一灾难的原因算在王安石头上了。认为是王安石变法把宋朝的祖宗法度给变乱了，才导致了靖康之难，时至今日，这种说法仍然有相当大的市场。

宋朝的官员，有个特点，往往都是集学者、文人于一身的，王安石就是其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但是，他的行事方式却与众不同，为人所侧目，其政治理念在宋朝的官僚体系中并不受欢迎。

正因如此，后世人们或许是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虑，九百余年来，从未停止过对王安石的人身攻击。例如，对王安石的相貌就有很多妖魔化的描述，徽宗时期有人说他的皮肤如同蛇皮一般恐怖异常；而实际上他容貌雄伟，气宇轩昂，当时有人对他的赞语是“牛耳虎头、目睛如龙”；也有人说他不修边幅、生活邋遢，不讲个人卫生。据《宋稗类钞》记载，韩缜发现安石“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所择”。

这其实是他率性自然，不拘小节而已。王安石生活朴素而简单，不喜欢在仪表着装上花太多的心思，常常穿着平民破旧的衣服，让当时很多士大夫觉得他有失读书人的礼仪。

王安石入仕后，也把这种率性自然的性格带到了官场。宋朝开国以来，就着力宣扬“以礼治天下，以教抚万民”。官员出巡，其依仗、扈从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不能越级用礼，否则会被判一个大不敬之罪，更严重一些，搞不好就会被控一个谋反之罪。但同时这也意味着，没有哪个官员会轻易降低自己的仪仗标准，虽然这样做并不违法。

这种礼制规定也是一种激发官员为朝廷效命的激励机制，它不仅使整个官僚集团等级森严，而且也满足了官员们被社会认可的欲望。但是，王安石却打破了这一规则，无论是出巡还是官署办公，其官场礼仪都非常简单。

熙宁七年（1047年），陈升之罢相，他前往金陵（南京）去拜访也被罢相闲居的王安石，其仪仗队伍非常庞大，舟楫相连，浩浩荡荡。一路上，吏卒喝道声不绝于耳，旗帜遮天蔽日，好不威风。而王安石则仅乘坐一顶小轿子，轿夫两人，并无其他随从人员，悄然出入于芦苇之中，半路相迎。

陈升之在船上望见王安石，连忙下令停船靠岸，预与王安石相见。但由于陈升之随员太多，全是大船载运，船队在江面上游荡了半天才找到合适的停泊场所。费尽周折与王安石相见后，陈升之深感羞愧，归途中就下令偃旗息鼓，禁止吏卒在船上大声喝道。

很显然，王安石是一位不拘小节的政治家，他这与人迥异的个性，为他极高的官名和声誉抹上了一层传奇色彩，但是，也为他日后与很多官员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宋朝立国以来，就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在进士考试中取得甲科高第者，在地方任职三年后，就可以依靠个人著作而申请考试“馆职”，即史馆、集贤院、秘书省等馆阁职事。虽然这些官阶并不高，但却可以身居朝堂，成为晋升到高级官员的绿色通道之一。因此，但凡有此类条件者，几乎无不循例而为。

王安石是仁宗庆历二年的进士，位居甲科第四名，自然具备了这一资格。然而，王安石却并不想走绿色通道进入中央，而是一直担任地方行政官员。朝廷两次主动召其到京城参加馆职考试，他都婉言谢绝了，声称全家在京城生活，开支太高，负担不起。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八十六》：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

实际上，这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在很多官员看来，馆阁职位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和美差，他竟然避之唯恐不及。于是，很多人就猜测王安石是沽名钓誉、以退为进，试图以暂时的隐忍来换取将来更大的回报，而后来的历史似乎也印证了这一无端的猜测。

王安石

其实，这一看法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对王安石的性格进行分析和了解，对他的自信和抱负缺少最基本的认知。

因为，从22岁中第为官开始，直到46岁当权推行变法为止，这25年，无论就生命，还是仕途来说，都是一个人最可宝贵的黄金时间。特别是对一个为官者来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旦大好年华流逝了，政治前途也就搁浅了。对于这样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有大智慧的王安石岂能不知？

王安石是一个头脑清醒之人，更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深知中央的闲散官职是升官的快捷途径，但却不能为他提供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而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则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为天下黎民百姓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当然，北宋王朝对各级官员的任用，大多都是依照规矩来的，很少会考虑被任用者的个人意愿或特殊才能，在这种官僚体制下，年轻的王安石感到非常的苦闷。

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担任江东提刑，当时的人就记载了他不拘一格选用州学学官的经过。刘平是对西夏作战牺牲的烈士，其幼子刘季孙就以右班殿直的武官身份主管饶州（今江西波阳）酒监，算是王安石的下属。

一天，王安石突然巡查饶州酒监，实施突击检查。只见办公场所干净整洁，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井然有序。忽然，厅堂后壁上一首七言绝句映入王安石的眼帘，王安石静静地看着这首诗，随从官员见状，以为酒监的负责官员要倒霉了。不料，王安石一连几个“妙哉”，对这首诗大加赞赏，就问此诗是谁人所作。

随从官员如实回答说乃酒监刘季孙所作，王安石立即召见刘季孙，两人相谈甚欢。王安石对他的人品、才学赞赏不已，事后不久，便将其升为饶州的州学学官。

王安石这一破格提拔之举，顿时引起了轰动。刘季孙因父荫而进身武官，虽然颇具才华，自幼熟读经书，但在宋朝官员任用和管理体制内，没有取得进士身份是很难获得升迁的。更重要的是，刘季孙是属于武官系统的，其右班殿直的职衔在武官体系中是最低级的武官。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大背景之下，刘季孙一直郁郁不得志，于是便在公事厅的后壁上留下了这首被王安石赞不绝口的七绝：

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

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

大概意思就是，燕子在房梁上呢喃私语，自己心事重重，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燕子好歹在房梁上能与同伴互诉衷肠，可自己的苦闷却没人理解，只能借酒消愁，纵情于山水与佛寺之间。这首诗是刘季孙对仕宦生涯不如意的真情告白，充满了内心的挣扎、无奈以及无尽的孤独感。

而这也恰恰打动了同样仕途不尽如意的王安石，在这之前，王安石是担任常州知州，是地方的一把手，相当于常州市长；现在上调到江东提刑，虽然官职是升了，但毕竟只主管一路的司法和监察，远远不如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知州更能发挥他经天纬地的才能。可以说，这时候的王安石是空有一身抱负却无处施展，因此，他见到刘季孙的诗后，感觉找到了知音，将宋朝官场的规则与行事抛到了脑后，打破了常规，将刘季孙从低级的武官提拔为文职的饶州学官。

这种由武职直接转为文职的情况，在宋朝严格区分文武的社会条件下，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举，这种不拘一格的做法在当地产生了巨大反响。饶州众多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对这一任命非常不满，集体到州学抗议和请愿，希望王安石收回成命。

客观地说，王安石与刘季孙同城为官，在此之前，已经对刘季孙的能力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他完全可以胜任州学学官的职位，王安石的这一举措和任命无可厚非。然而，在后来的变法中，当王安石掌握了朝政大权，为了变法的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打破常规提拔年轻官员，不仅遭到了朝野上下的反对，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用人不当的情况，进而严重影响到新法的贯彻和执行，这未免是过于突破常规，但这已经不是王安石所能控制的了。

王安石上述性格和作风，始终贯穿了他的整个仕途生涯，甚至渗透到了他的书法当中。虽然后诗人对他的政治功业颇有微词，但对他的书法却非常推崇。黄庭坚是宋朝的大书法家和文学家，虽然对变法持反对态度，但对王安石的书法却是非常佩服。他对王安石书法的评价，有一段非常形象而又贴切的比喻，“荆公（王安石）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萧散简远，如高人胜士，蔽衣破履，行乎大车驷马之间，而目光已在牛背矣。”

意思是说，王安石的书法，率性自然，并不求工巧，就如同一个世外高人，虽然穿着破衣服和鞋子，在达官贵人的车马之间徒步穿行，但其目光早就远在华贵的牛车之上了。

王安石书法

王安石在官场，不就是相当于穿着破衣服的世外高人吗？所以，他一直以古代的圣人自许，有着非常浓厚的圣人情结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既反映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导致了王安石与宋神宗失欢，最终归老乡里的悲剧命运。

因为专制皇权容不下一个掌握大权的圣人，他的同僚对此也极为厌恶和愤愤不平。对皇帝和大臣们来说，圣人只有远古才有，仅仅是用来崇拜的，而并非要实际服从。仁宗时期，王安石被夺去状元的事情，或许就是其圣人情结从中作祟的直接后果。

在庆历二年的殿试前，王安石的成绩是名列第一，但当仁宗皇帝阅览王安石的文章时，发现文中有“孺子其朋”一语，便大为不悦，认为王安石冒犯了宋朝的忌讳，遂将王安石的第一名降至第四名。

“孺子其朋”一语出自《尚书》，原文是“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这句话是周公旦对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训导之辞，一般理解为“你这个小孩啊，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样融洽相互”。这对于宋仁宗来说，你王安石作为一个晚辈，在试卷中以长辈的口吻教训起在位二十多年的皇帝来了，能不让仁宗生气吗？大宋皇帝无论如何也不希望自己的王朝出现一个类似圣人周公旦的大臣，时时教诲帝王如何治理天下。这一点，连一向善于纳谏、能够平心听取臣子建言的仁宗皇帝都接受不了。

更重要的是，朋党的话题极为敏感，当年范仲淹的庆历新政遭到失败，直接原因就是朝中大臣指责范仲淹等新政官员拉帮结派，完全就是“朋党”。针对这一指责，欧阳修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来支援范仲淹。公开声明正邪两方必定会各有其党，一心向善的众多君子皆为朋党，宋王朝定能江山稳固。但宋仁宗对新政官员的结党之嫌，还是陷入了深深的忧虑。最终，还是罢免了范仲淹、富弼等新政官员，短暂的“庆历新政”遂告失败。如今，王安石殿试文章又重提朋党的话题，自然让仁宗感到反感。

王安石胸有大志，甚至以圣人自许，在官场中独树一帜，自然也很难得到同僚的理解。韩琦是一代名臣，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元老，曾两度拜相，稳重忠厚如汉之周勃，善断人事如唐之姚崇，有“宋朝第一相”之美誉。王安石初入官场，当时就是韩琦的下属，那时候的王安石读书刻苦勤奋，经常通宵达旦，实在困了，就在桌子上小憩片刻。有时候，不知不觉就睡过头了，只好匆忙换上官府，也来不及梳洗一番，就上班去了。

当他一脸倦容、不修边幅地出现在同僚面前，韩琦便认为他定是夜夜笙歌、流连于风月场所。便语重心长地告诫王安石说：“君少年，无费书，不可自弃”，意思说你还很年轻，要认真读书，切勿放任自己。

当时的王安石也不作辩解，只是事后对旁人感叹道：“韩公非知我者”。在日后与韩琦共事的岁月里，两人渐行渐远。后来宋神宗想要王安石入相，就征询韩琦的意见，韩琦说王安石的才华尚可，但过于自以为是，可以委任翰林学士之类的顾问官职，担任宰臣、主持国政则万万不可。显而易见，韩琦对王安石的行事方式非常不满，认为他不具备当宰执的能力。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八十六》：昔神宗欲命相，问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

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向宋神宗哭诉，说王安石变法要扰乱天下。

朝中的元老大臣也对王安石很有成见，不能理解王安石的理想，更不会支持其付诸实施了。这样，王安石在当时的官僚体系中被孤立，无奈，在变法中，王安石只能选用政治经验尚浅的新人和年轻的官吏了，以致于后来推行新法的过程中，有很多用人不当之处。例如青苗法，农民可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青苗钱）或粮谷，以补助耕种，收获了再附带一部分利息偿还给官府。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地方官府为了多收利息，不惜层层下达指标，强行摊派贷款，特别是贷款强行摊派给不需要贷款但有偿还能力的富户，而不愿意贷给真正需要的贫民。由此引起了富户与贫农的共同反对，本来是与民互惠互利的新法，最后弄得百姓怨声载道。

王安石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与整个大宋官僚体系格格不入，他对支撑整个国家持续运转的游戏规则并非茫然无知。但在自己理想化的政治理念驱使下，这些官场规则统统被他抛之于脑后，这也预示着他变法的理想无法顺利推行下去，政治生涯的悲剧自然也难以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