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理解，论述孔子的哲学思想
论述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
一是“礼”。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由来已久。在孔子看来，“礼”是从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他认为讲“礼”，更重要的不在于形式，而在贯彻其内在精神。“礼”所讲的行为准则，也具有教化性质，要义是要求人们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因而在精神上与“仁”、“德”互相渗透贯通，所以孔子明确地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二是“仁”。“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丰富了“仁”的内涵，升华了“仁”的意义，明确提出“仁”即“爱人”，并进一步阐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仁”，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于孔子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孔子特别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认为"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他在倡导“仁”、“德”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一种“大同”的社会理想，这实际上就是“仁”的精神得到充分而全面体现的社会。“大同”的理想难以实现，孔子退而提出“小康”社会的理想，这是初步贯彻“仁”精神的社会。三是“中庸”。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就方法论来说，其要点有二：一是“中”，二是“和”。孔子所谓“中”，是指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要做到“适度”、“恰如其分”，而其基础就是从实际出发。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即不同事物之间，两方在地位和伦理关系上、责任和义务上各有不同，甚至在对待事物的观点方法上也有所不同，但通过彼此间的谅解与协调，可以达到关系的和谐与统一。孔子还提出了"和为贵"的观点，强调差别之间、不同等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这种强调协调与和谐的观点，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乃是一种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原则。四是“教”与“学”。孔子“教”与“学”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开平民也能接受教育的先河。对于学习目的，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支持平民出身的学生从政施展才能。他强调学与见闻结合，学与思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方面要求把思考分析建立在学习探求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要求把学到、听到和见到的东西加以分析研究，变成自己的知识。他还强调学与行结合。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的教育实践与经验，为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由于孔子思想具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由于孔子思想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由于孔子思想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感、文化感、道德感，由于孔子思想在传承历史文化上的自觉努力，它的价值观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主流。孔子思想“德治爱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新”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孔子哲学强调阴阳互补、和谐与永恒变易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基础。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科技、医药以至政治、经济诸多方面，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特别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极具现实价值，前者已被《世界人类责任宣言》确定为全球治理的“黄金规则”，后者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多元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和而不同”这一两千多年前的古老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目标，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孔子的哲学思想以什么和什么为核心思想
孔子的哲学思想：
1,以“仁”为核心的 哲学思想；2,以“德”为核心的 政治思想；3,以“仁”、“得”观点贯彻始终的 伦理思想；4,以“有教无类”为核心的 教育思想.试述孔子哲学思想的合理因素及其现代意义
孔子的伦理思想属于一种“人文性伦理”，具有如下含义：首先，重视历史传统。孔子的人文性伦理将社会的伦理道德视之为“文”。所谓“文”，首先是重视历史传承。也就是说，任何时代与社会中的伦理道德，都是对以往历史上的伦理道德的继承。这种重视历史传统的伦理，典型地反映在孔子所说的这一段话中：“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所谓“损益”，首先是继承。假如没有对于以往的礼的继承，那么只能是“创造”。孔子认为，任何伦理道德是不可能离开以往历史上既有的伦理道德而白手起家地创制出来的。
其次，强调礼的意义层面的内容。在孔子的时代，“礼”是社会伦理道德体现的基本形式。孔子思想不同于前代人对于礼的看法方面，就是他十分强调礼的意义。在他看来，假如礼离开了仁，不以仁为依归的话，这种礼，其实很难说得上是“礼”。所以，他说：“礼云云乎，钟鼓乎云哉？礼云礼云乎，玉帛乎云哉？” 所谓仁，在孔子看来，其基本涵义就是“爱人”。而且，这种“爱人”的伦理道德是发自乎人的内心，是符合人的本然之性的。因此，孔子又将仁与人之自然天性联系起来，即不仅重视礼的形式方面，而且更强调对礼的自觉。这是孔子人文性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对传统的礼的一种改造。 再次，君子人格中“文”的概念。对于孔子来说，社会上的伦理道德不是其他，其实是一种人格的展现。这种对于人格的重视，说明孔子的伦理观属于一种“德性论”的传统。问题是：同样是重视人格，同样是讲德性论，孔子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伦理的方面在于：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传统来说，德性表现为人的对于伦理道德的实践能力，而孔子则认为，伦理道德不仅仅是道德实践，而且这种道德实践具有“文饰”或“装饰”的作用。伦理道德对于人具有一种“文饰”或“装饰”作用，也就意味着伦理道德不仅仅具有社会的功能性，也是人的本体性存在方式；人的这种本体式存在方式，具有审美的作用。换言之，孔子认为履行伦理道德不仅仅出于社会的责任与需要，也不仅仅是在承担一种社会义务，而且是人的本体式存在的展现方式与证明。这种本体式存在的理想人格，孔子称之为“君子”。 此外，重视礼乐教化与文化教养。孔子人文性伦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礼乐在人的道德培养中的作用。所以，孔子虽然反对没有仁作为内容而徒具形式的礼，但并不认为社会伦理道德可以脱离礼的形式。这不仅因为礼是社会伦理的载体与体现形式，而且它本身就具有道德陶治的功能。因此，孔子强调“习礼”。他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这意思是说：习礼可以养成以“和”为价值标准的社会伦理道德，这是社会伦理之极致。而礼对人的道德的这种潜移默化作用，不是通过说教或强制，而又必得通过乐来加以实现，因此，孔子常常礼、乐并提，认为礼与乐不应分离。他说：“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值得重视的是，孔子除了礼乐并提，还强调人文知识的掌握在道德人格养成中的作用。他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在他看来，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必须是具有广博文化知识的“君子”。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事实上，他认为通过像阅读《诗经》这样的诗歌，是可以提升一个人的道德境界的。 以上，我们从4个方面对孔子的人文性伦理的含义进行了描述。归纳起来的话，这种人文性伦理体现了如下特点： 第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继承性与前瞻性的统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体现在孔子对礼的看法上。孔子认为周礼是对前代礼的继承，但同时又为周礼注入了新的内容，即礼以仁为体。 第二，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任何社会伦理既有它的形式方面，同时也有它的实质内容。孔子以礼为核心的人文性伦理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强调礼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孔子眼里，周礼就是这种内容与形式结合得非常紧密的社会道德规范。故通过习礼，不仅能够培养起人们高尚的社会伦理道德，而且这种高尚的社会伦理道德还展现为一套举止有度、行为恰如其分的礼仪，从而能给人以美感。 第三，外在规范与内在要求的统一。对于孔子来说，以礼为核心的人文性伦理固然是一套社会伦理规范，它有对于日常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具体规定与要求，但他同时认为，这种社会伦理规范，并不仅仅是人们不得不去遵守的社会生活的规则，它们同时发自于内在的人性，是人为了自我完善而愿意自觉地去履行的行为。 第四，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孔子的人文性伦理本质上是一种教化之学。所谓教化，首先是重视对于伦理道德的理性认识，所以，孔子的伦理思想强调“知”的重要，如他说知礼、知仁、知生、知方、知德、知人、知命，等等。但另一方面，他也重行，故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更重要的是，对于伦理道德来说，行与行是联系在一起而无法分割的，它们在习礼的过程中得到统一。 总括以上，我们看到，孔子人文性伦理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知与学并重。而且他强调，要从实际经验与历史典籍，以及通过学习各种文化知识来扩充道德智慧。对于孔子来说，人文性知识的研习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学习，亦是一种道德的修养；文化修养与道德修养应当而且可以合一。 这里，当我们提问所谓人文性伦理何以可能的时候，不是问在历史上这种人文性伦理何以会出现的问题，而是追问它的理论根据。这也就是问：为什么非得有人文性伦理？其意义何在？它与其他伦理，例如社会性伦理或宗教性伦理有何不同？ 对人文性伦理的追问，其实是与对人的追问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就是说，对它的追问涉及到对人的本体论的认识。人是什么？这是一个关于人论的哲学上的形而上学提问。孔子式的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是历史的、文化意义上的人。换言之，人是生活在历史传统与文化之中的。从这种意义上说，伦理乃文化，伦理乃历史的积淀，舍去历史与文化，我们不仅无法理解社会伦理，也从根本上无法理解人。故历史与文化才为社会伦理道德提供了本体论的基础。 人文性伦理不仅强调社会伦理的本体论基础，而且对于社会伦理有其不同于社会性伦理的一整套看法，即它认为伦理道德不仅仅是工具性的，甚至也不是价值论或目的论的，而是先于工具性与价值论的，是生存论的，它就是人的本体存在方式。孔子说“仁者仁也”。故伦理学的使命是要教人首先“成己”；人能“成己”然后才能“成人”。 人文性伦理之所以可能，还涉及到伦理道德的教育方法问题。人文性伦理一方面强调个人经验（默会之知），所以注重个人体验与个人修养；另一方面，更重“学”重“知”，强调文化教育（人文教育）与社会伦理以及个人修养的亲和性。它认为：个人的人格修养必体验为一种教养，外化为礼仪；而教化之本义乃教育以伦理为目的。故一切教育都具有道德伦理的内容。 这样看来，人文性伦理与社会性伦理以及宗教性伦理的区分一目了然：对于社会性伦理来说，伦理道德主要不是别的，就是社会为了维系其正常秩序而不得不要求人们必须遵循的一套伦理道德规范。如果说社会性伦理道德也重视向社会成员灌输其道德意识的话，那么，它的灌输方法是“教育”而不是“教化”。而对于宗教性伦理来说，它视伦理道德行为为人们内心的自觉，视之为一种良知的觉醒，甚至视之为一种“知天”、“事天”的行为，或者如西方基督教伦理所说的“爱上帝”的需要。这种宗教性伦理固然强调伦理道德乃出于自觉与自愿，是满足个体的追求超越或者获得上帝“恩庞”的需要，从而将伦理道德建立在为个体提供“安身立命”的需要的基础之上，可以解决伦理学上“德福能否一致”以及如何一致的难题。但仔细想想，这种所谓宗教伦理道德可以为个体提供“安身立命之所”的说法，仅仅具有理论上或者解释上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它难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普及，而仅仅为少数具有宗教情操的人们所遵奉。 如此看来，在社会上，大多数人还不得不去遵守社会性伦理。而社会性伦理固然在现实中可以实行，却难以为个体生命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假如我们仅仅提倡社会性伦理与宗教性伦理的话，的确可能遇到像王国维所慨叹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矛盾冲突，即社会性伦理在现实中是大多数可行的，但并不可爱（无法满足个体生命“安身立命”之需要）；宗教性伦理固然可爱（可以提供“安身立命之所”），但在现实生活中，终究难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实践。所以，这种伦理冲突与紧张，是无分于中西，也无分于古今的。 而孔子的人文性伦理，则似乎为解决这种矛盾冲突提供了一条“中道”式的解决方案。这种人文性伦理由于将人文教育与人格修养打成一片，而且在习礼过程中，对于伦理道德的体验采取的是潜移默化的方法，这样，这种伦理道德培养的过程，本身就是寓教于乐，或者寓教于“文”的，而这种礼乐或者人文知识的薰陶，其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乐”：习礼者或人文知识的研习者，在这礼乐的薰陶与人文的研习过程中就享受到人的个体生命的极度快感与自我实现的满足。人文性伦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为个体生命提供了“安身立命之所”。而且，这种由于从事礼乐或者人文知识的研习所获得的个体生命的愉悦并不神秘，是大多数人都可以领略，也可以达到的。因此，人文性伦理是可以作为宗教性伦理的替代物来发挥其“安身立命”的功能，同时，又可以起到像社会性伦理那样的维系社会良好秩序的社会功能的。 最后，当我们通过对孔子学说的分析，指出有一种人文性伦理的时候，是采取了“类型学”的分析方法。在现实的人们的伦理行为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各种不同类型的伦理的混合体。换言之，我们有时很难分清在现实中，哪一个人的伦理行为是由社会性伦理、宗教性伦理或者人文性伦理所决定的；作为伦理行为的动机，可能这几种伦理类型在同一个人身上都同时并存；甚至也有这样的现象：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中，他的某种伦理行为或者由这种伦理类型的动机所决定，在另一种场合下，又由另一种伦理类型的动机所决定。然而，尽管现实中存在着这许许多多复杂的伦理境况，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伦理类型的角度来对人类变化多端的伦理行为加以研究。也许，正因为人类的伦理行为形式多样，其动机也五花八门，我们才有引入类型学的方法来对它们加以研究的必要。而在这种种的伦理类型中，人文性伦理无疑是我们必须重视的一种。而且不可否认，由于植根于中国的儒家传统，在未来中国新一轮伦理道德的建构中，它必将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试述对孔子仁学思想的认识跟理解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孔子"仁爱"思想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仁"，原本指对人亲善或持有一种同情心，在孔子那里被发挥成了一种学说、一种哲学观。建立在民族宗法基础上的家国同构，是在农业文明为主的时代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天下。与这种家天下的谱系结构相平行的精神纽线是孔子的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仁学思想。这个仁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从这个核心出发，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进而是"入则孝，出则悌"，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要义、又一个纽结，最后，他提出“泛爱众”，完成了仁学思想的基本建构。在孔子看来，只有在家敬（孝）父母，出门敬（悌）兄长，才能把“仁”这种主观理想的精神境界，推己及人，由家庭推广到社会，才能“泛爱众”。并且，“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仁学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国家秩序及其生存基础的。最后，孔子为他的仁学思想这根精神纽线画上了一个中止符，他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了“天下归仁”，他又提出一种办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把它作为“忠恕”之道来行仁。从“仁”出发到“归仁”，显然是孔子认为的一种完满的精神境界。礼治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孔子很崇拜周礼，主张“复礼”、“为国以礼”，希望恢复西周的礼治秩序。孔子提出的“复礼”的办法是“正名”，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时，孔子还提出了“仁”的思想，孔子礼治思想与孔子“仁”的思想是统一的，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关系。 儒家传统道德修养观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对儒家修养观中具有永久性、普遍性价值的内容进行继承和发扬，寻找和发掘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教育的结合点，赋予它新的时代气息，使其成为大学生思想道德规范之基础，并激励大学生完善自身人格阐述对孔子仁学思想有哪些认识和理解？
仁爱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核心思想。
孔子的仁爱包含了三个大的层次：
1、是以家庭为体系的爱；
2、是以社会为体系的爱；
3、是以宇宙为体系的爱。
而且这三个体系内的爱是相互联系的,并且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儒家“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孔子的“仁”内涵非常丰富,其根本乃是“爱”的演绎和诠释。
孔子思想所反应的的哲学道理
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哲学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虽然他自称"述而不作"，而实际上他在诸子百家争鸣之前夕，开创性地建立了一个包括天道观、人道观、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的哲学思想体系。按他所提出的主要哲学范畴的逻辑展开，其哲学思想体系可概括为："命--礼--仁--知--中庸"。 在天道观方面，孔子较少讲天道问题。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治长》）因为孔子对殷商周以来的宗教天命论，处于既敬重又存疑的矛盾状态。关于"天"，《论语》所记确是不多，仅二十二见。孔子所谓"天"，有时指主宰一切的上天。他提出"畏天命"（《季氏》），"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有时又指广袤的自然。如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反映了春秋时期正处于关于"天"的观念的变动时期，即由"主宰之天"逐渐向"自然之天"过渡。关于"命"，孔子是肯定的。他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并自称"五十而知天命"（《为政》）。不过孔子所说的"命"，并不是指上天的绝对意志和命令，而是一种人力所无法挽回的历史必然性。孔子所谓"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即是指这种必然性。可是孔子又不认为人是无可作为的，相反他主张人"命"面前应持积极的态度。正由于此，别人视他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宪问》），他也自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有这样的天道观，使他对鬼神持怀疑态度，这是不奇怪的。他"不语怪、力、乱、神"（同上），还强调"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未知生，焉知死"（《先进》）。 在人道观上，孔子主张立礼复礼，纳仁入礼，仁礼结合。"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是一个重要范畴。从修身来说，他认为首先要学礼，"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并且要"约之以礼"（《雍也》），"克己复礼"（《颜渊》）。从治国来说，他主张"齐之以礼"（《为政》）。"为国以礼（《先进》）"。强调"礼"的重要性，并非是孔子的创造。前人早已论述过，如子产说过："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强调要"复礼"，在春秋末也不是合乎潮流的新思想。孔子独创性的贡献在于纳仁入礼，仁礼结合。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虽然"仁"的概念古已有之，但是孔子赋以新的涵义。他不仅以"爱人"来释仁，而且提出了为"仁之方"，即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其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纳仁入礼，使"礼"不单是作为外在的强制性的东西起作用，而且有"仁"作为内在的理性自觉的力量来支撑。以"仁"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不免使人有神秘之感。孔子又提出以知求仁。他把"知"作为求仁、达仁的必要条件。他说："未知，焉得仁？"（《公冶长》）孔子论知，指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即是去认识"善"，但论述知识之获得，毕竟是跨入了求"真"的认识领域。 在认识论上，孔子尚未摒弃"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观点，并且把"生知"列为认识能力的"上"等。可是他未予强调。在孔子认识中占重要位置的倒是他反复论述的"学而知之"。他称自己"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他强调"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阳货》）在认识过程中，孔子注重多闻、多见、认为知识靠"多闻"、"多见"来获得。对闻见得来的知识，不可都信以为真，必须细加观察。他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他提出"视"、"观"、"察"三步递进的观察次序："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孔子还进一点提出相当于理性认识阶段的"思"。他强调学、思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上）并提倡"再思"（《公冶长》）、"三思"（《荀子.法行》）与"九思"（《季氏》）。他在闻道、得道、传道上的"一以贯之"的境界，就是靠学、思结合而达到的。孔子还主张在"思"的过程中，运用"反"的方法，即不断进行类比，并加以演绎推理，以取得"举一反三"之效。他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在认识过程中，孔子不以"思"为止，认为在思的基础上，还应不断地"习"、"行"。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而》）他主张要"敏于行"（《里仁》），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不过孔子所说之"习"、"行"，偏重于道德实践，即所谓"行义以达其道"（《季氏》）。关于判别认识是非的标准，孔子尚未用明确的方式表达出来。他所说的评价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似乎是主张以言行的统一作为判断的标准。但他又提出"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为"仁之方"，即认为每一个君子都具有理性，理性即能判断是非。后世儒者又进一步加以发展，提出以"仁"、"义"等道德原则作为判别是非的最高标准。 在方法论上，孔子吸收了西周、春秋时代的"中和"观念，把它发展成为"中庸"思想。"中庸"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对待自然、社会、人生的基本方法。"中庸"作为方法论原则其基本内容包括： （1）"叩其两端"。孔子认为凡事皆有两端，故把握事物必须"叩其两端"（《子罕》）。孔子言"两端"即言事物之终始、上下、进止、损益、博约、辩讷、勇怯、张驰等。" （2）"执两用中"。《中庸》记孔子言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又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强调立身处事时时要合乎中道。但对貌似执"中"，实无原则的"乡原"，孔子是深恶痛绝的。 （3）"过犹不及"。孔子认为超过事物一定的界限未达到一定界限同样是错误的。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含有承认事物对立面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辩证法因素，又具有保持其限度以避免事物的转化的消极一面。 孔子的"命--礼--仁--知--中庸"哲学思想体系，"仁"是其核心。但体系中每一部分，都是相互贯通的。它们各自都可以看作为"一"贯通于其他部分。孔子哲学思想体系中也包含着矛盾。后世的儒者或其他学派的学者，或发展其中积极一面，或夸大其中消极成分，使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变化。孔子的哲学思想是什么?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同步导学 ?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