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哲学的基本观念，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的哲学思想：

1、以“仁”为核心的 哲学思想。

2、以“德”为核心的 政治思想。

3、以“仁”、“得”观点贯彻始终的伦理思想。

4、以“有教无类”为核心的 教育思想。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

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

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扩展资料

孔子的人生观念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知难而退，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

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孔子

儒家哲学的基本观念。

孔子提出“礼”，翻译之下大约为秩序，儒家要求建立秩序

还提出“仁”，以作“礼”之补充，盖因秩序冰冷而无情，必有其缺失之处，此时，需以爱人之心予以暂时补足。

孟子提出“义”，并不单独，是为“礼”“仁”之补，义是个人的坚守，是群体道德中光明的一面，义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矣，孟子处于战乱的年代，要想建立秩序，没有舍出性命的奋斗，大约已不可能，所以要讲义，舍身取义。

礼为秩序，仁为建立秩序之原则，义为建设与守成之路。

其他的论述，大多都是为此作补充。或实现这些目的的方法与准备。

孔子的哲学思想以什么和什么为核心思想

孔子的哲学思想：

1,以“仁”为核心的 哲学思想；

2,以“德”为核心的 政治思想；

3,以“仁”、“得”观点贯彻始终的 伦理思想；

4,以“有教无类”为核心的 教育思想.

论述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

一是“礼”。

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由来已久。在孔子看来，“礼”是从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他认为讲“礼”，更重要的不在于形式，而在贯彻其内在精神。“礼”所讲的行为准则，也具有教化性质，要义是要求人们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因而在精神上与“仁”、“德”互相渗透贯通，所以孔子明确地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二是“仁”。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丰富了“仁”的内涵，升华了“仁”的意义，明确提出“仁”即“爱人”，并进一步阐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仁”，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于孔子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孔子特别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认为"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他在倡导“仁”、“德”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一种“大同”的社会理想，这实际上就是“仁”的精神得到充分而全面体现的社会。“大同”的理想难以实现，孔子退而提出“小康”社会的理想，这是初步贯彻“仁”精神的社会。

三是“中庸”。

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就方法论来说，其要点有二：一是“中”，二是“和”。孔子所谓“中”，是指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要做到“适度”、“恰如其分”，而其基础就是从实际出发。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即不同事物之间，两方在地位和伦理关系上、责任和义务上各有不同，甚至在对待事物的观点方法上也有所不同，但通过彼此间的谅解与协调，可以达到关系的和谐与统一。孔子还提出了"和为贵"的观点，强调差别之间、不同等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这种强调协调与和谐的观点，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乃是一种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原则。

四是“教”与“学”。

孔子“教”与“学”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开平民也能接受教育的先河。对于学习目的，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支持平民出身的学生从政施展才能。他强调学与见闻结合，学与思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方面要求把思考分析建立在学习探求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要求把学到、听到和见到的东西加以分析研究，变成自己的知识。他还强调学与行结合。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的教育实践与经验，为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由于孔子思想具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由于孔子思想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由于孔子思想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感、文化感、道德感，由于孔子思想在传承历史文化上的自觉努力，它的价值观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主流。孔子思想“德治爱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新”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孔子哲学强调阴阳互补、和谐与永恒变易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基础。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科技、医药以至政治、经济诸多方面，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特别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极具现实价值，前者已被《世界人类责任宣言》确定为全球治理的“黄金规则”，后者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多元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和而不同”这一两千多年前的古老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目标，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

孔子的哲学思想有哪些

孔子的哲学思想

孔子哲学思想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虽然他自称"述而不作"，而实际上他在诸子百家争鸣之前夕，开创性地建立了一个包括天道观、人道观、认识论、方法论等方面的哲学思想体系。按他所提出的主要哲学范畴的逻辑展开，其哲学思想体系可概括为："命--礼--仁--知--中庸"。

在天道观方面，孔子较少讲天道问题。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治长》）因为孔子对殷商周以来的宗教天命论，处于既敬重又存疑的矛盾状态。关于"天"，《论语》所记确是不多，仅二十二见。孔子所谓"天"，有时指主宰一切的上天。他提出"畏天命"（《季氏》），"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有时又指广袤的自然。如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反映了春秋时期正处于关于"天"的观念的变动时期，即由"主宰之天"逐渐向"自然之天"过渡。关于"命"，孔子是肯定的。他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并自称"五十而知天命"（《为政》）。不过孔子所说的"命"，并不是指上天的绝对意志和命令，而是一种人力所无法挽回的历史必然性。孔子所谓"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即是指这种必然性。可是孔子又不认为人是无可作为的，相反他主张人"命"面前应持积极的态度。正由于此，别人视他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宪问》），他也自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有这样的天道观，使他对鬼神持怀疑态度，这是不奇怪的。他"不语怪、力、乱、神"（同上），还强调"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未知生，焉知死"（《先进》）。

在人道观上，孔子主张立礼复礼，纳仁入礼，仁礼结合。"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是一个重要范畴。从修身来说，他认为首先要学礼，"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并且要"约之以礼"（《雍也》），"克己复礼"（《颜渊》）。从治国来说，他主张"齐之以礼"（《为政》）。"为国以礼（《先进》）"。强调"礼"的重要性，并非是孔子的创造。前人早已论述过，如子产说过："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强调要"复礼"，在春秋末也不是合乎潮流的新思想。孔子独创性的贡献在于纳仁入礼，仁礼结合。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虽然"仁"的概念古已有之，但是孔子赋以新的涵义。他不仅以"爱人"来释仁，而且提出了为"仁之方"，即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其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纳仁入礼，使"礼"不单是作为外在的强制性的东西起作用，而且有"仁"作为内在的理性自觉的力量来支撑。以"仁"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不免使人有神秘之感。孔子又提出以知求仁。他把"知"作为求仁、达仁的必要条件。他说："未知，焉得仁？"（《公冶长》）孔子论知，指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即是去认识"善"，但论述知识之获得，毕竟是跨入了求"真"的认识领域。

在认识论上，孔子尚未摒弃"生而知之"的先验论观点，并且把"生知"列为认识能力的"上"等。可是他未予强调。在孔子认识中占重要位置的倒是他反复论述的"学而知之"。他称自己"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他强调"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阳货》）在认识过程中，孔子注重多闻、多见、认为知识靠"多闻"、"多见"来获得。对闻见得来的知识，不可都信以为真，必须细加观察。他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他提出"视"、"观"、"察"三步递进的观察次序："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孔子还进一点提出相当于理性认识阶段的"思"。他强调学、思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上）并提倡"再思"（《公冶长》）、"三思"（《荀子.法行》）与"九思"（《季氏》）。他在闻道、得道、传道上的"一以贯之"的境界，就是靠学、思结合而达到的。孔子还主张在"思"的过程中，运用"反"的方法，即不断进行类比，并加以演绎推理，以取得"举一反三"之效。他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在认识过程中，孔子不以"思"为止，认为在思的基础上，还应不断地"习"、"行"。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而》）他主张要"敏于行"（《里仁》），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不过孔子所说之"习"、"行"，偏重于道德实践，即所谓"行义以达其道"（《季氏》）。关于判别认识是非的标准，孔子尚未用明确的方式表达出来。他所说的评价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似乎是主张以言行的统一作为判断的标准。但他又提出"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的为"仁之方"，即认为每一个君子都具有理性，理性即能判断是非。后世儒者又进一步加以发展，提出以"仁"、"义"等道德原则作为判别是非的最高标准。

在方法论上，孔子吸收了西周、春秋时代的"中和"观念，把它发展成为"中庸"思想。"中庸"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对待自然、社会、人生的基本方法。"中庸"作为方法论原则其基本内容包括：

（1）"叩其两端"。孔子认为凡事皆有两端，故把握事物必须"叩其两端"（《子罕》）。孔子言"两端"即言事物之终始、上下、进止、损益、博约、辩讷、勇怯、张驰等。"

（2）"执两用中"。《中庸》记孔子言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又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强调立身处事时时要合乎中道。但对貌似执"中"，实无原则的"乡原"，孔子是深恶痛绝的。

（3）"过犹不及"。孔子认为超过事物一定的界限未达到一定界限同样是错误的。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含有承认事物对立面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辩证法因素，又具有保持其限度以避免事物的转化的消极一面。

孔子的"命--礼--仁--知--中庸"哲学思想体系，"仁"是其核心。但体系中每一部分，都是相互贯通的。它们各自都可以看作为"一"贯通于其他部分。孔子哲学思想体系中也包含着矛盾。后世的儒者或其他学派的学者，或发展其中积极一面，或夸大其中消极成分，使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变化。

孔子的学说包括哪些主要的观点

基本观点是：性相近,习相远

孔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性问题的哲学家.他虽然提出了这个观点,但他从来没有论述过这个问题.没有作过任何说明.把“习”和“性”区别开来,这个表述,得出了孔子“上治、下愚”的思想.照孔子看来,一方面有天生的先知先觉的圣人,另一方面又有天生的不知不觉的愚人,这两种人都是天生的.因而是不可以改变的,下愚的人并不能变为尧舜,所以他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他所谓的愚人就是指一般的劳动群众,他认为对这种人进行教育是白费力气：“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这种人虽然不可教育、不可改造,却是可以作为统治者的驯服工具：“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当然,对这种人不是完全不进行教育,而是不进行“可以语上也”的教育,不能把他们造就成为统治者的贤才.孔子认为,统治的贵族应该对他们进行服从统治的教育,他们也一定会接受这种教育的,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这就是说,一般劳动群众跟着贵族统治者的教导跑,就像顺风倒的草一样,因此,教导他们服从贵族的统治还是必要的,他说：“小人学道则易使之.”（《阳货》）,即这种教导可以使他们成为更驯服的工具.从孔子的这些思想可以看出,孔子人性学说的思想基础,是关于仁的先验论的思想.与此同时,孔子把性和习相联系,对后来的哲学家产生了很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