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逢比干，庄子为什么说关龙逢、比干是“好名者也”？

庄子为什么说关龙逢、比干是“好名者也”？

《庄子・人间世》中说:“且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是好名者也。”。

意思是庄子认为像关龙逢、比干皆是为求取名利而惨遭杀戮,他们之所以会追逐名利是因为感觉自己有“可用”之材。

庄子认为，他们讲学问道德都好得很，对部下也爱护，对老百姓也好，但是对下面好，就违反了上面的意见，结果他这一条命就送掉了。这个是因为不通达人情世故，只晓得做好的一面，忽略了另一方面的想法。“故其君”，夏桀与商纣这两个暴君，“因其修以挤之”，既然你自己认为讲究道德，我就拿道德来整掉你。这种人“是好名者也”，好什么名呢？愿意为道德而死。古代很多忠臣是这个思想，认为死不要紧，我要在历史上留名，这就是好名者也，不是真的道德。

臣得从龙逢，比干游地下，足矣中的足怎样解释

足：

满足

《资治通鉴》

臣得从龙逢,比干游地下,足矣

微臣我得以和龙逢（夏桀时忠臣,因谏被杀）、比干（商纣时忠臣,因谏被杀）在九泉之下交往,也就满足了

臣日益疏,智日益弊,伊尹,傅说不能诲,龙逢,比干不能谏，而国亡矣。

臣子常常荒于政务，皇上常常受到蒙蔽，能臣不能提建议，谏臣不能劝谏，国家就会灭亡啊。

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什么意思谢谢哦

出自庄子往昔龙逢被斩，比干被剖心，苌弘被施以胞刑，伍子胥被沉入江中

跪求韩非子《功名》的古文翻译

　　原文：

　　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以归。

　　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缶醯黄，蚋聚之，有酸；徒水则必不可。以狸致鼠，以冰致蝇，虽工，不能。以茹鱼去蝇，蝇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纣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罚虽重，刑虽严，何益？

　　大寒既至，民暖是利；大热在上，民清是走。是故民无常处，见利之聚，无之去。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热矣，而民无走者， 取则行钧也。欲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异也。行不异乱，虽信令，民犹无走。民无走，则王者废矣，暴君幸矣，民绝望矣。故当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务；有贤主，不可而不此事。

　　贤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若命之不可易，若美恶之不可移。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能尽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贤名之。关龙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领之死争其上之过，而不能与之贤名。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

　　译文：

　　水泉很深，鱼鳖就会游向那里，树木繁盛，飞鸟就会飞向那里，百草茂密，禽兽就会奔向那里，君主贤明，豪杰就会归依他。所以，圣明的君主不勉强使人们归依，而是尽力创造使人们归依的条件。

　　强制出来的笑不快乐，强制出来的哭不悲哀，强制命令这种作法只可以成就虚名，而不能成就大业。

　　瓦器中的醋黄了，蚊子之类就聚在那里了，那是因为有酸味的缘故。如果只是水，就一定招不来它们。用猫招引老鼠，用冰招引苍蝇，纵然作法再巧妙，也达不到目的。用臭鱼驱除苍蝇，苍蝇会越来越多，不可禁止，这是由于用招引它们的方法去驱除它们的缘故。桀纣企图用破坏太平安定的暴政求得太平安定的局面，惩罚即使再重，刑法即使再严，又有什么益处。

　　严寒到了，人民就追求温暖；酷暑当头，人民就奔向清凉之地。因此，人民没有固定的居处，他们总是聚集在可以看到利益的地方，离开那些没有利益的地方。想要作天子的，对于人民奔走的缘因不可币仔细察辨。如今的人世，寒冷到极点了，炎热到极点了，而人民之所以不奔向谁，是由于天下君主所怍所为都是同样的坏啊!所以，想作天子的人，他显示给人民的不可不与此有区别，如果君主的言行与暴乱之君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即使下命令，人民也不会趋附他。如果人民不趋附谁。那么，成就王业的人就不会出现，，暴君就庆幸了，人民就绝望了。所以，在今天的世上如果有仁义之人在，不可不勉力从事这件事，如果有贤明的君主在，不可不致力于这件事。

　　贤明的名声与不肖的名声全由自己的言行而定，不能由别人给予，这就象命运不可更改，美恶不可移易一样。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能遍害天下的人，但是却不能为白己博得一个好名声。关龙逢、王子比干能以死谏诤其君的过错，却不能给他们争得好名声。名声本来就不能由别人给予，它只能遵循一定的途径获得。

“比干剖心”指的是什么？

斩首用斩刀，凌迟用割刀，剖腹则用剖刀。商朝末年的纣王堪称历史上的暴君之最了一他不仅首创炮烙、烹煮等酷刑，而且首开对大臣剖腹取心的恶例。商朝著名的大臣比干见纣王暴虐无道，就直言进谏，这便触怒了纣王，他对比干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窍，你的心是不是这样？”于是，就命令武士们擒住比干，用尖刀剖开腹部，取出那颗还在跳动着的炽热的心。《尚书·泰誓》篇说：“剖贤人之心”，《庄子·盗跖》篇说：“比干剖心”，《庄子·胠箧》篇说：“龙逢斩，比干剖”，《荀子·正论》篇说“刳比干”，都是指的这件事。

比干被剖腹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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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译文】

能进谏的大臣，却不能使国君接受自己的谏言，算不上真正能进谏的大臣。能纳谏的国君，却不能使大臣劝谏自己的过失，就不是真正能纳谏的国君。大臣想让国君接受谏言（该怎么做），我先前已经阐述得很详细了。国君想让大臣力谏（该怎么做），我现在来谈一谈。国君地位高如天，尊贵如神，威势如雷霆。人不能抵抗上天、触怒神灵、忤逆雷霆，也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没有设立奖赏与刑罚，按人之常情，又何苦抵抗上天、触怒神灵、忤逆雷霆呢。如果不是本性忠诚有节义、不追求奖赏、不畏惧刑罚的人，谁希望为了进谏而冒死亡的危险呢。可国君又怎么可能全得到本性忠诚有节义的人来委任他们呢。这里有三个人，一个人勇敢，一个人勇敢、怯懦各半，一个人怯懦。有个人把他们带到深渊前，告诉他们说：“能跃过深渊的人，才算勇敢，不然就是怯懦。”那个勇敢的人以怯懦为耻，一定会跃过深渊，那勇敢、怯懦各半的人和怯懦的人就做不到。这个人又说：“跃过深渊的人奖励千两黄金，不然就没有。”那个勇敢、怯懦各半的人追逐利益，一定会跃过深渊，那个怯懦的人还是做不到。不久，那个怯懦的人回头看到一头猛虎凶狠地逼近，那么那个怯懦的人不等别人跟他说什么，就赶紧跃过深渊，如同走过平坦的大路一样。既然这样，那么人难道有勇敢、怯懦的区别吗，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形势驱赶他们。国君威严难以冒犯，如同深渊难以跳跃。本性忠诚有节义、不追求奖赏、不畏惧刑罚的人就如同那个勇敢的人，所以没有什么不进谏。追求奖赏的人，如同那个勇敢、怯懦各半的人，所以听到有奖赏就会进谏。畏惧刑罚的人，如同那个怯懦的人，所以看到有刑罚就会进谏。先王知道勇敢的人不可能经常获得，所以把奖赏用作（鼓励勇敢、怯懦各半者的）千金，把刑罚用作（激励怯懦者的）猛虎，让大臣前进时有追求的方向，后退时有躲避的目标，大臣们在这种形势下不能不尽力谏言规劝国君的过失，这是三代兴盛的原因。末世就不是这样，对不进谏者给予奖赏，却对进谏者施加刑罚，大臣们闭口不言就理所当然了，国政混乱、国家衰亡也就接踵而至了。偶尔有贤明的国君想听听自己的过失，也不过是奖赏进谏者罢了。唉！如果没有猛虎，那怯懦的人肯跃过深渊吗？三代之后，像霍光杀昌邑王那些没有进谏（规劝昌邑王过失）的大臣的情况，不也太少了吧！现在奖赏进谏者的情况，偶尔还有，可是惩罚不进谏者的刑罚，已经完全废止了。如果增加对进谏者的奖赏，重新启用对不进谏者的惩罚，那么阿谀奉承的人就会变得正直，奸佞的人会变得忠诚，更何况本来就忠诚正直的人呢！如果真能这样，我不相信国君想听到正直的谏言还会听不到。

文言文：太宗新即位 翻译

翻译

唐太宗刚开始继承王位，励精图治，改革治国之道。多次引进魏征进入卧室内。因为在乎得失而访问他，魏征向来有治理国家的才能，性格又耿直，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屈服，折挠的。唐太宗和他谈论。没有一次不是高兴地采纳建议的。

魏征也因此为能遇到像知己一样的主人而高兴。尽力地出谋划策，知道的没有不说的。唐太宗曾慰劳他的辛苦，说：“爱卿的奏折，前后有二百多条，如果不是爱卿为国家的赤诚之心，如何能做到呢？”

原文

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征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太宗尝劳之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

扩展资料

《太宗新即位》选自后晋刘昫等人所撰的《旧唐书》中的一篇文言文。

《旧唐书》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 《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

《旧唐书》从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始奉石敬瑭之命修撰，到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完成。因为书成时刘昫正在执政，按当时的规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国家修史的主编（监修），因此刘昫就成了署名撰者。

三任监修之外，参预纂修工作的，先后总计9人。他们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棁、郑受益、李为先（一作光）。其中，张昭远始终具体负责其事，用力最勤。贾纬受诏不久即去职守丧，书成前一年起复，主要贡献是其《唐年补遗录》65卷提供了唐武宗以后的许多难得史料。王伸于书成之日，身列“恩奖”名单。吕琦预修唐史，史称“有能名”。

《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北方契丹即对后晋大举进攻，造成了开封及河南州县数百里内杳无人烟的惨状，公私损失都很严重，史籍遭劫自也难免。因此修成的《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