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王莽是怎么死的？
王莽是怎么死的？
王莽是亡国被杀。
王莽是在公元23年的战乱中，被商人杜吴斩首杀死的，首级被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分裂了王莽的尸体。
王莽以姑母王政君为凭借，最初装出恭谨勤劳的样子，不知疲倦地工作。后来他广结名士和将相大臣，深得人心，凡是来投奔他的，不论地方远近，出身贵贱，他一概收用，让他们做官。为了收买人心，他把从自己封邑里收来的钱和粮，都拿出来赠送给宾客，而自己家里却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朝野上下皆赞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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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生于汉初元四年（前45年），父亲王曼，兄王永。他的姑姑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在王莽少年时，其父兄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们一起生活。
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论语》。
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王莽就是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都成为了当时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播。
西汉末年，在汉哀帝早亡、皇权旁落的情况下，王莽乘机窃取大权。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统治末期，天下大乱。公元23年（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新朝灭亡。王莽共在位15年，卒年69岁，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短命朝代之一。
有史家认为，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社会改革家。胡适认为他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莽
王莽这么厉害的人为什么会失败？
因为王莽的改制，严重脱离了社会实际，既触动了豪强地主、富商大贾乃至一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也给广大下层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干扰，进一步激化了西汉后期以来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他成为社会各个集团、各个阶层反抗的主要对象，成为众矢之的，造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绿林、赤眉起义等。
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
到了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导致新朝的灭亡。
王莽也意识到政策的失败，改革三年以后，王田，奴婢可以私自买卖了，他又想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对外战争中去，确遭到了临近部落氏族如匈奴的反对，在战争中他增加赋税，强征民夫，使得社会，阶级矛盾加剧，因此各地造反军队纷纷起义，赤眉绿林军才得以诞生。
总而言之，王莽改革没有从实际出发，忽略了国情，也没有以正确方式解决国内矛盾，反而使矛盾加剧，所以失败是必然的。
当王莽实行改革时，为了达到尽善尽美的目标，不惜得罪所有的人。例如，对社会矛盾的焦点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
每个不足八个男口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人可以根据制度受田。还规定，对胆敢说“井田圣制”坏话的人，违反法令造谣惑众的人，都要押送到边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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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公元前45年12月12日—公元23年10月6日），字巨君，政治家，改革家，魏郡元城人（今河北邯郸大名县），新显王王曼长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侄。新朝开国皇帝，公元8年至23年在位。
王莽为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古代史学家以“正统”的观念，认为其人虽然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实际上却是沽名钓誉之辈。在朝野素有威名。西汉末年，在汉哀帝早亡、皇权旁落的情况下，王莽乘机窃取大权。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统治末期，天下大乱。公元23年（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新朝灭亡。王莽共在位15年，卒年69岁，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短命朝代之一。
王莽生于汉初元四年（前45年），父王曼，兄王永。他的姑姑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在王莽少年时，其父兄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们一起生活。
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勤劳好学，师事沛郡陈参学习《论语》。
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王莽就是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都成为了当时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播。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并未留下子嗣。太后王政君在皇帝驾崩后当天就起驾到未央宫，收回传国玉玺。王太后于是下诏，要求朝中公卿推举大司马人选，群臣会意，于是纷纷举荐王莽，只有前将军何武与左将军公孙禄表示反对。
两人于是互相推举对方，以示对王氏外戚专权的不满。不久后，王太后诏命王莽再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其后王莽拥立九岁的汉平帝登基，由王莽代理政务，得到朝野的拥戴。此后王莽的政治野心逐渐暴露。他开始排斥异己，先是逼迫王政君赶走自己的叔父王立，之后拔擢依附顺从他的人，诛灭触犯怨恨他的人。
王莽知道要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强化自己在朝中的势力，于是他主动巴结当时著名的儒者大司徒孔光。孔光是三朝元老，深受王太后和朝野的敬重，但为人胆小怕事，过于谨慎。王莽于是一边主动接近和拉拢他，引荐他的女婿甄邯担任侍中兼奉车都尉，一边以王太后的名义逼迫孔光为自己宣传造势，利用孔光上奏的影响力充当自己排斥异己的工具。
于是上奏弹劾何武与公孙禄，将他们免去官职。后又以各种罪名陆续罢免了中太仆史立、南郡太守毋将隆、泰山太守丁玄、河内太守赵昌等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剥夺了高昌侯董武、关内侯张由等的爵位。与此同时，王莽逐渐培植了自己的党羽，以其堂弟王舜、王邑为腹心，用自己的亲信甄丰、甄邯主管纠察弹劾，平晏管理机要事务。
王莽平时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当想要有所获取利益的时候，只须略微示意，他的党羽就会按他意思纷纷上奏，然后王莽就磕头哭泣，坚决推辞，从而对上以迷惑太后，对下向平民百姓掩盖自己的野心。
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因此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时，各地农民纷起，其中形成了赤眉军和绿林军两大军事势力。
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同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在王揖等护卫下逃往渐台，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也退至渐台。这时他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
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最后随从王莽的千余人全部战死或者被杀。王莽在混乱中为商人杜吴所杀，校尉公宾问杜吴王莽的尸身在哪，杜吴告诉他在“室中西北陬间”，公宾就斩了王莽的首级，悬于宛市之中，数十个军士争相杀王莽，分裂了王莽的尸体。 百姓们听说王莽的首级在宛市，‘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
新朝灭亡，王莽的头颅，被后来历代皇室所收藏，直到公元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遂被焚毁。
参考资料：王莽 （新朝开国皇帝）-百度百科
为什么的王莽被称为穿越者？
王莽宣布的新政措施很像后世的社会主义改革，正是这些改革措施，让某些人觉得他更像是从现代穿越过去的。
王莽建新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他把天下的土地收归国有，统称为“王田”，统一分配，禁止买卖和土地兼并。
他又解放奴隶，也不得买卖；他还进行了好几轮币制改革，发行了很多这种不足值的大钱。
新朝持续了15年，末年到处起义军风起云涌。主要的两支，就是绿林军和赤眉军。最终，起义军灭亡了新朝，王莽被杀。
王莽败亡之时，远远不至于众叛亲离，有上千人的护卫跟他战斗到了最后时刻。说明他的理想、理念并非没有人认同。
只是他过于食古不化，是一个标准的书生。如果真的说他是穿越的话，与其说他是从现代穿越，还不如说他是从孔夫子的年代穿越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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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属于外戚。他上台得益于他的姑姑王政君。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从汉成帝时期开始，王家把持朝政许久，曾经创造过“一日五侯”的奇迹。 汉成帝就是那个宠爱赵飞燕的汉成帝。
汉朝在经历武帝盛世、昭宣之治之后，元成哀平诸帝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失人望。这时候，出身外戚但从小谨遵孝悌的王莽，就成为鲜明的对比。
在权势熏天的王家之中，居然有这么一位贤德的公子，简直就是儒家道德的样板。于是，全天下几乎众望所归地，将王莽送上了皇位。西汉灭亡了，和平过渡到了新朝。
王莽（前45年12月12日—23年10月6日），字巨君，政治家，改革家，魏郡元城人（今河北邯郸大名县），新朝开国皇帝，公元8年至23年在位。
公元23年（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新朝灭亡。王莽共在位15年，卒年69岁，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短命朝代之一。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王莽
王莽的下一个皇帝是谁啊
王莽下一个皇帝是建立了东汉王朝的汉光武帝刘秀，不过东汉和西汉可以说是两个朝代了，先不说王莽篡权，刘秀虽说是刘邦的后代，但是得往上论七辈才是皇帝汉景帝，官职在推恩令下一代比一代少，刘秀已经只是个平民了，跟西汉最后一个皇帝汉平帝可以说八竿子打不着边。推翻王莽政权也没有皇室帮助，完全是以农民起义的方式推翻的。
历史上的王莽是怎么死的？
西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王莽由于为人谦虚节俭，而且礼贤下士，所以在朝野中是很有威望的，被视为救国于危难的第一人选，但是在其统治的末期，由于王莽出尔反尔，在其统治下，天下大乱，百姓都处于水深火热中，于是起义军推翻了政权，杀死了王莽，死后还被割下舌头，下场还是挺悲惨的。
王莽为了称帝，到处拉拢人心，表现得很有帝王风范，而且也做过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渐渐的，王莽独自掌控朝中大权，顺利登上皇位。
王莽登上皇位后，当时的统治其实并不稳定，王莽就将反对他的汉朝大臣给杀了，还将国家的制度也改了，称之为“托古改制”。当时王莽改制完全不接地气，一点都不切实际，给老百姓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就拿币制改革来说，王莽在外期间就改了不下五次，而且面值与大小成反比，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混乱，深受其害的往往是老百姓。
而且王莽特别好战，发动战争很多次，同时国家还每年闹灾荒，天灾人祸下，西汉的人口数量从6千万减少到不足3千万了，少了不止一半人。老百姓在王莽的改制下，活得苦不堪言，在绝望下，愤而起义对抗王莽。
王莽完全没有意识到根本原因。在危机下，不去做些什么去改变国家的命运，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且发动官员和人民大哭，企图让哭声来感动上天，求得上天的庇佑。如果谁哭了，就有饭吃，哭得非常伤心着，还有官做。实在是太荒唐了，不灭王莽，天理不容啊！于是，起义军推翻了王莽建立的政权，将他杀死了。死后还不得安宁。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历史上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的帝王最终都不得善终，只有做个为人民着想的明君，人民才会拥戴你。
王莽是怎样当上皇帝的？
王莽生于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卒于地皇四年（23年），字巨君，出身于贵族官僚家庭。祖籍东平陵（今山东济南市历城区）。曾祖父王贺在汉武帝时做过绣衣内史，祖父王禁做过廷尉史。王禁的次女王政君，即王莽的姑母，则是汉元帝的皇后。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王莽出生的时候，他的姑母王政君已做了四年的皇后。王氏宗族凭借外戚地位，已在汉朝中央到地方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王莽十三岁时，汉元帝死去，汉成帝即位，王政君成为皇太后，她的同母兄弟王凤做了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从此，汉朝的政权开始被王氏外戚势力所控制。
王莽的父亲王曼，是元后王政君的同母弟，由于死得早，没能得到封爵，寡居的母亲只是在宫中侍候太子。所以王莽自小并没有什么荣宠。在权势显赫的王氏大家族中，王莽根本不能和父辈做了大将军、封了侯的叔、伯兄弟们相比。当他的同宗兄弟们在追逐声色犬马，过着骄奢淫逸的贵族公子哥生活的时候，他决心要走另一条赢得名利、出人头地的路。他一方面勤奋攻读礼经，拜沛郡（今安徽宿州西北）名儒陈参做老师，一方面刻意地用封建道学所褒奖的孝悌忠信等约束自己，猎取声名。在家中，恭谨地侍奉早寡的母亲和嫂嫂，精心培育亡兄留下的孩子；在社会上，广泛地结交知名的英才俊士。对执掌朝廷大权的叔、伯们，更是小心翼翼，恭敬备至。成帝阳朔三年（前22年），伯父大将军王凤得了重病，王莽一刻不离地伺候在病榻旁边，亲尝汤药，一连几个月不解衣带，蓬头垢面，竭尽了孝心，深得王凤的好感。王凤临死时，特意把王莽托付给元后和汉成帝，让他做了黄门郎（侍从皇帝、传达诏命的郎官）。不久又擢升为射声校尉（掌领善射武士的军官）。这一年，他才二十四岁。这是王莽政治上发迹的开始。这以后，他的叔父平阿侯王谭、成都侯王商等也经常在元后面前称赞王莽的德行。永始元年（前16年），元后让成帝追封王曼为新都哀侯，而由王莽袭爵为新都侯。至此，王莽有了自己的一千五百户的封国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的都乡，并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皇帝的宿卫近臣），成了皇帝身边有影响的权臣。这在王莽的仕宦生涯中，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刚过三十岁的王莽，声望不仅超过了他的同宗同辈的贵族子弟，甚至压倒了他的叔伯父们。但王莽表面上毫无骄矜的神色，而是更加机敏地捕捉一切时机，沽名钓誉。有一回，王莽私下里买了一个俊俏的侍婢，准备自己享用，因为他向来装着一副道学的面孔，他的兄弟们听说后就颇有讥议。王莽意识到后，忙解释说：“后将军朱元没有儿子，我打听到这个女子宜于生儿子，特意为朱将军买下的。”当天就忍痛割爱，将侍婢送了过去。不仅不留一丝痕迹地将污点抹掉，又捎带给自己脸上增添了正人君子的油彩。这种善于隐匿自己的真实感情以换取虚名的本领，表现了王莽非同一般的自制力和随机应变的乖觉。
王莽的声誉越来越大，官爵和封号也越来越高。到汉平帝死的时候，王莽一身已领受五大荣宠，即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但是，只要黄袍还未加身，只要在通向皇帝宝座的道路上，还存在着公开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而他暂时尚不能必操胜券时，王莽总是以最大的努力，小心卫护着罩在自己头上那极其伪善的封建道德的光圈。王莽又以体恤元后健康为名，把州、牧、二千石官吏的考核、任命权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王莽为骗取农民对他的好感，还上书愿意出百万钱，献田三十顷，交给大司农官，救助贫苦农民；每逢发生了水旱灾荒，王莽就宣布改吃素食，并暗示左右去报告元后，让元后下诏劝他还是要经常吃肉，为了国家爱护身体。王莽就是这样巧于用心计。
为了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权力，王莽又挖空心思把自己的女儿立为皇后。
在得到宰衡名号之后，王莽又制定一系列笼络知识分子的措施。汉平帝元始四年（4年）年底，他下令在京师大兴土木，修筑明堂（古时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辟雍（官办学校）和灵台（观天象台），为知识分子盖了大批住宅，安置好他们的生活。同时立乐经，增加博士员，每经设五人。征集天下凡是精通一门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以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等书并能通解它们内容的人都由政府派公车送到京师统一安排。另外，王莽还网罗了全国有特异本领的一千多人，他们来自三教九流。
他们对王莽感恩不尽，自然也把影响带到全国各地。元始五年（5年），王莽又在明堂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汉宗室远近祖先神主的合祭大典，诸侯王、列侯、汉宗室贵族共一千多人参加助祭。就在这次大合祭盛典的前后，朝廷收到了吏民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的上书，参与大合祭的诸侯、王公、列侯和宗室也纷纷到元后跟前叩头进言，对王莽自然又是一片的颂扬赞美之声！
应该说，王莽伪善的谦恭和礼让，是他在通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上表现得特别精彩又相当有效的一种手法。他像秃鹫一样，两眼紧盯着的猎获物，始终是权力两字。他全力以赴地为之拼搏的，始终是以官品等级为标志的大小不等的封建专制权力。他的权欲随着他的地位的扶摇直上而不断膨胀。等到可以直接窥伺皇帝的宝座之后，王莽能够装得更加“谦恭”，更多“礼让”，但他同样也会不择手段地为排除争夺王冠的异己力量，残忍无比地扫清登上人君宝座的障碍。
王莽自小跟着寡母在宫中长大，后妃争宠，外戚倾轧，上层统治集团中各派政治势力间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内幕，随着他阅历的增多，当然是深知其中三昧的。汉宣帝死后，外戚势力除王氏这一门外，许氏、丁氏、傅氏、卫氏这几家也有相当雄厚的政治力量，一直是王氏集团争夺权力的劲敌。何况王莽需要对付的，不只是异姓外戚势力，还有王氏宗族中那些高官显爵，有可能成为他攫取最高权力的对手以及他们与异姓外戚互相勾结来对付他的那种威胁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王莽的伪善，装得像谦谦君子一样的小心谨慎，卑恭和礼让，都是为了积聚力量，以便在权力角逐、你死我活的格斗到来时，能发出置敌于死地的猛烈的一击。
在同丁、傅外戚集团斗争中，王莽失败了，丢掉了好不容易争到手的大司马大将军的官位。紧接着哀帝又下令将前大司马王根贬离京师回到封地，王谭的儿子平阿侯王仁也被赶回封地；将王商的儿子成都侯王况免为庶人；还罢免了一批王根和王商引荐的官吏。王氏外戚势力被大大削弱，这无疑对王莽是一个极大的打击。王莽蛰居南阳长达三年之久，但他并未因此一蹶不振。王莽作为一个政治家对形势的突然逆转，有正确的估计，充满着重新崛起的自信。
王莽回到封国不久，他的第二个儿子王获杀了一个奴婢，这在奴婢问题十分严重的西汉末年，并不算得一回事。王莽却十分严厉地加以斥责，并下令让王获自杀偿命！他用儿子的命换取了爱惜奴仆的美名。王莽还用小恩小惠赢得了更多人的拥戴。在封国的三年中，包括他的党羽在内的官员，为他喊冤上书的达上百人。王莽处心积虑地积聚着力量，准备反扑。
客观上，哀帝的昏庸无道，丁、傅外戚集团结党营私、作威作福所造成的政治上的腐败，又为王莽卷土重来创造了条件。
王莽的党徒不断地为王莽大唱赞歌，向哀帝上书，迫使哀帝于元寿元年（前2年）下诏让王莽重返京师。第二年哀帝寿终正寝。他没有儿子，丁、傅两太后也已先后死去，元后随即以太皇太后身份出来收拾局面。她到未央宫收取皇帝印玺后，立刻下诏把王莽召来，将全国的军政大权全部交给了他。王莽一旦大权重新在握，便毫无顾忌地在宫内外实行无情的报复，对不利于他专权的官僚外戚势力进行空前的大清洗。
王莽想要摘取皇冠，最后还有他姑母元后这一关。元后，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她是西汉末年外戚政治的产物，又是它的体现者。她是王氏外戚集团的核心人物。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她全力扶植王氏宗族势力，她的政治命运与王氏外戚集团的兴衰扭结在一起。二三十年来，元后在外戚本家中选中了王莽。王莽也始终借重元后这个后台。他们在共同政治利益的基础之上，互相依存，互相利用。从这点出发，元后可以让王莽发迹，让他打着自己这张王牌，击败一个个权力争夺中的对手，直到把汉中央的全部大权交给他，但是她绝不允许王莽废汉自立；王莽则在夺取汉家天下的过程中，步步设防，处处谨慎，算尽机关，恪守着一个原则，即不到最后，绝不向他姑母摊牌。
元始四年（4年），王莽的女儿正式立为皇后。王莽取得了“宰衡太傅大司马印”，凭借手中的大权，将朝廷各机要部门清一色地安插上自己的党羽亲信。
终于，王莽要摘取刘汉皇帝头上的皇冠了。元始五年（5年），王莽上下其手，又是吏民几十万人上书，又是王公贵族的纷纷劝进，又是党徒爪牙上千人的联名请求，元后只好给他加赏了“九命之锡”（即九赐，赐予九种礼物：车马、衣服、乐悬、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秬鬯。古时天子赐予大臣最高的礼器。后世权臣自己议九赐，意味着要篡位）。这次封赏，是王莽代汉自立的先声。这年十二月，王莽趁平帝生病，进椒酒下了毒，害死年仅十四岁的小皇帝。为了不引起激变，他没有直接登上龙座，而是搞了一个缓冲，推出汉宣帝的玄孙中年仅两岁的广戚侯子婴继承帝位，自己当起“摄皇帝”来。不久，又逼使元后下诏，让自己朝见她时自称“假皇帝”。为了登基当皇帝，王莽又搞起了符命的把戏。他指使那些追名逐利之徒分别将齐郡新井、巴郡石牛、扶风雍石这些符命献进了未央宫，放出“摄皇帝当即真”（即王莽应当真皇帝）的风。梓潼人哀章，平时行为不端，好说大话，还在王莽居摄时，他就偷偷地做了个铜盒，分两格。一格上写“天帝行玺金匮图”，一格上写“赤帝行玺某传予皇帝金策书”。
金策书中说：某，即汉高祖刘邦，他要把皇帝的位子传给真天子王莽，皇太后（元后）应按天命将帝位授于王莽。图和书中都写着王莽的八个大臣的名字，又随意编写了王兴、王盛两个名字和哀章自己的名字，共十一人，每个人名下都署有封爵和官职，标明都是王莽的辅佐大臣。当哀章得悉新井、石牛、雍石等符命马上奏效的当天，他就下决心把妄想变成冒险的行动。黄昏时，他身穿黄衣，一口气跑到汉高祖刘邦的祀庙，把铜盒交给守庙的仆射官，转身就走。仆射感到事情不寻常，立即报告给王莽。谁知这么一个无赖之徒异想天开的政治赌博，竟押到了王莽的心坎儿上。第二天一早，王莽就来到高帝庙拜受了铜盒。随后戴上皇冠去见元后，向她表明不敢违背高帝刘邦的天命，决定接受高帝的传国金策，即真天子位。不等元后允诺，王莽就来到未央宫前殿，发布他即真天子位，改国号为“新”的诏书。王莽始建国元年（9年）元旦，王莽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典礼。立自己的妻子为皇后，立儿子王临为皇太子，又处置了西汉王朝帝统的最后一个代表孺子婴。
在宣读了封孺子婴为定安公、给他一万户、百里地的封国的策文之后，五十五岁的新皇帝王莽，拉着五岁的小废帝，流涕唏嘘地说：“以前周公居摄，最终还有将成王重新扶上王位的一天。今天唯独我迫于上天的威命，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再把帝位归还给你了！”王莽的表演真是恰到好处，这富有喜剧性的一幕，使群臣百官十分感动。接着，又按金匮图，封了十一个公，即四辅、三公、四将。其中八人是追随王莽多年的忠实党徒，另外三人，一个是制造金匮图和金策书的哀章，一个叫王兴，是被解职的城门小吏，一个叫王盛，是卖烧饼的，因姓名和容貌与哀章所献符命的卜相一致，被直接由平民百姓封为公爵，以显示符命的神圣和灵验，这是两人做梦也想不到的。王莽在十一个公的封号上，也煞费了心机，分别用安、就、嘉、美、承、章、隆、广、奉、成、崇十一字冠在“新”字上面，以为这样一来，他的王氏新朝就会长治久安、繁荣昌盛地存在下去。一个新的王朝——新朝的统治集团建立了，王莽代汉自立，终于实现了他几十年来孜孜追求的黄袍加身、南面称孤的夙愿。
为什么说王莽是穿越回去的皇帝呢？
最近看了很多关于王莽的文章，发现王莽的思想确实不符合当时人们的思想，倒是和现在人们的思想有点类似。
首先就是王莽知道“得人心者得天下”，王莽的儿子因为杀人了，按理来说中国人都是特别重视后代的，而且当时王莽还大权在握，想要把这件事压下来简直是易如反掌。可是王莽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让自己的儿子自杀，以此来偿命。这件事当时传开了，也为王莽赢得可一些比较好的人气。可以说王莽是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啊！”
其次就是王莽的思维有点跳跃，在汉朝的时候就开始实施“土地国有制”。王莽规定国家对土地享有所有权，而耕种的人享有土地的使用权，是不是感觉和今天的土地制度一样？但是可惜了，当时这么先进的土地制度却遭到大量的贵族势力反对，想要推展下去很困难。还有就是王莽还废除了奴隶制度，奴隶不可以用来买卖。这样一想，是不是感觉很当今人的思维没啥差别？
除此之外，王莽还发明了“游标卡尺”。我想很多人都在历史书上见过王莽发明的“游标卡尺”吧，样子和今天的游标卡尺差不多，而且原理也是一模一样的。
王莽的思想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实在是太超前了，以至于现代人在看见王莽改革的种种措施后，都开始怀疑王莽是不是穿越回去的。其实我觉得王莽只是因为意识超前了一点，并不能说明他是穿越者，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穿越呢！
王莽改变了哪些国家制度？
王莽废汉立新，实现了改朝换代，固然是统治阶级内部各派政治势力长期权力争夺的结果，而根本原因则是由于西汉末年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由这种矛盾所引起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西汉中期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造成大批农民破产变成流民、佃客和奴婢。土地集中和蓄奴、买卖奴婢问题，成了普遍的社会问题，一直是西汉末年阶级矛盾尖锐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的根源。王莽踩着父辈们为他铺设的路，依靠自己的智谋和手腕，取得地主阶级中大部分人的支持，同时通过多次分赐土地给贫民和制裁杀死奴婢的儿子，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模样，受到了相当多的社会下层群众的拥戴，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是，皇帝易姓，矛盾如故。西汉末年深重的社会危机，并没有因为废汉立新而自行解除。王莽十分明白，西汉末年几代皇帝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也正是他今天面临的社会问题。不管他采取多么巧妙诡秘的手段，也是回避不了的。若不能解决，等待他的，同样是覆灭的命运。王莽尽可以用一个接一个符命祥瑞瞒天过海，蒙蔽人民、迷惑舆论，也借以欺骗自己。但现实无情，不改制就没有出路。就这点来说，改制是严峻的现实，迫使新上台的统治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当然，王莽改制，使改制具有王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铸就的人物思想和性格特征，也必然有它自己特定的结局。王莽从小受儒学熏陶，信奉儒家经典，又是利用符命当上皇帝的第一人，所以，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和被宗教化、神学化的儒家经学，不仅完全被王莽所接受，并且与日益泛滥的谶纬迷信、灾异祥瑞相结合，成为王莽立国改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王莽的全部改制活动，都是通过引经据典，比附祥瑞灾异进行的，这决定他的改制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一、王田奴婢制度王莽作为开国君主，与当时一些明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一样，对西汉末年以来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的根源，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过限田限奴的建议；元帝时，贡禹曾建议大量遣散宫女，将官奴婢十万多人免为庶人；哀帝时，先后有师丹和孔光、何武提出限田限奴方案。王莽在即帝位前，多次将自己的封田分送农民，责令杀了奴婢的儿子自裁。应该说，他们都看到了土地和奴婢问题的严重性。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即帝位不久，即着手试图解决这两个棘手的问题。他的理由是堂而皇之的，他说：“古代实行井田制，一对夫妻一百亩田，收十分之一的税，国家昌盛，百姓富足，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秦商鞅变法以后，毁了井田，土地兼并出现。豪强地主占田几千亩，贫弱农民无立锥之地。汉朝减轻田租，对有田的人实行三十税一，而豪强地主兼并了成千上万的田亩，租给农民去种，却要收十分之五的租。所以租地主田的父子夫妇整年辛劳耕耘，还是连糟糠也吃不饱，而富豪人家的犬马，却连米豆都吃厌了，这是社会动乱不安的原因。同时还设置了买卖奴婢的市场，将人与牛马圈在一道，主人对奴婢有任意杀害的权力；还有抢掠贩卖人家的妻子儿女的，更是违背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经义和古训。”为此，王莽发布两项法令：一是王田令。规定从现在开始，普天下的田都称作王田，属国家所有，私人不得买卖。一家之中，男子不满八口，而田地超过九百亩的，应将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邻里乡亲。没有田地的男子要受田，也照此办理。敢有诽谤神圣的井田制的，要受到流放边远地方的惩罚。二是私属令，即将奴婢一律改称私属，不允许买卖。
王莽为了证明自己代汉立新的正义性，竭力把汉朝统治说得一无是处，比较真实地说出了汉末土地高度集中、赋役剥削严重、奴婢与牛马同栏的悲惨社会现实。但是他颁布的这个披着复古外衣的王田奴婢政策，却是从根本上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因而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尽管王莽吹嘘他当年做大司马宰衡时，如何下令试行过，呈现五谷丰登的祥兆，他所拍卖的依然是一纸不能兑现的空文。第一，王田制的核心是变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国家的土地国有制，显然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封建国家地主阶级专政的性质，决定了它非但不能改变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而且连限制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也办不到。第二，王田制必将遭到几乎整个社会的不满和反对。①它触犯了占有万顷良田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他们当然可以通过或隐瞒或分家折产等办法，尽力保持自己的土地，但总有一部分要被收归国有，他们自然要凭借权势和关系，反对王莽侵害他们的既得利益。②对于中、小地主来说，王田制本身对他们虽无大损害，但长期断绝他们的兼并之路，也是不能忍受的。③至于对广大无地农民来说，可能在王田制颁布之初，有相当的诱惑力。但当事实证明这原是无法兑现的一纸空文时，他们必将更加怒火满腔。第三，王莽规定土地不准买卖，企图以此抑制土地兼并，但他不懂得土地买卖是伴随着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确立而产生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禁止土地买卖的法令，既使土地兼并者和上升中的农民感到不便，也使被压榨得无法在土地上生活下去的农民，更加无路可走。王田令颁布后，上自各级官员，下至庶民百姓，因为犯了买卖田宅的禁令，而被判罪的人不可胜数，可以推想它是怎样地被社会各个阶级憎恶和反对了。
奴婢问题，王莽只是简单地把私家奴婢改了称呼叫私属，并规定不准买卖，就企望这个棘手的问题在他手上得到解决，真是异想天开。王莽本意是阻止自由农民的奴婢化，保证农村有足够的劳动力，从而保证封建国家的赋税剥削。可是它既没有丝毫改善现有奴婢的境况，给他们安排较好的出路，又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农民破产沦为奴婢的可能性。所以，这和不准买卖土地一样，是王莽的空想。
已经沦为奴婢的人，因为不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而对它无动于衷；广大濒临奴婢边缘的贫民，则感到它断了他们去做奴婢这条生路而对它生怨；法令直接损害了那些奴婢所有者的利益，更不能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另外，王莽在禁止私人奴婢买卖的同时，不仅没有对国有奴婢作任何限制规定，而且不断地通过十分严酷的法律，制造着大量的官奴。王莽一方面把奴婢贩子掠卖人家的妻子儿女，看作是不合天良人伦的不人道行为，一面却引经据典地认为，如果不遵他的法令，犯了法，沦为奴婢，则是罪有应得。王莽改制后，由于反对的人越来越多，官奴婢人数急遽增加。这些官奴的命运，并不比在市场上与牛马同栏的私奴婢好。地皇二年（21年），百姓因私铸钱沦为奴婢的达到十万多人，他们男的关在囚车上，儿女们用铁锁枷着颈脖，跟在后面步行，被押解着成群结队地去服苦役。到了目的地，夫妻被拆散，任意另行匹配。十分之六七的人在苦役中死去。
王莽的王田奴婢法令，没有能使西汉末年以来的尖锐的土地和奴婢问题有所缓解，反而引起了社会更大的混乱。王莽在土地和奴婢这两个主要问题上改制的迅速失败，使他的其他改革措施失去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和基础，预示着他全部改制的悲剧性结局。二、五均六管政策五均六管是王莽改制中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颁布王田私属令的第二年，始建国二年（10年），王莽根据国师公刘歆提供的经典条文，下了“五均”“赊贷”的诏令。五均，即在都城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六大城市中设五均官。长安原分东、西市，王莽改东市为京市，西市为畿市，又改洛阳为中市，邯郸为北市，临淄为东市，宛为南市，成都为西市。将原来长安东、西市令和其他各市市长，改称五均司市师。市师下面设交易官五人，钱府官一人。交易官又称均官，职掌评定物价，抑制商人囤积居奇；钱府官职掌收税和赊贷。
六管，是由王莽对工商业经济活动所采取的一系列管制措施发展而成的，即政府办理五均赊贷，盐、铁、酒三项由政府专卖；货币由国家铸造；山林川泽由国家管理，合称六管。这套经济政策，有的是继承前代旧制，有的则有所损益和创新。如盐、铁专卖因袭了汉武帝时桑弘羊制定的政策，酒的专卖是由羲和（职掌五均六管的官）鲁匡建议而恢复旧制的。五均六管，表面上看，是国家对工商业等经济活动的管制措施。王莽一方面宣称，目的是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盘剥；另一方面却又偏偏任用巨商富贾来负责六管。长安的京五均司市师这样重要的职位，就是由天下有名的富商王孙大卿担任，洛阳的张长叔、薛子仲和临淄的伟姓等家资万数的巨贾，都被任为专管六管的官员。他们本来就是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贱买贵卖或放高利贷的老手，如今打着政府官员的招牌，便更加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巧取豪夺。他们到全国各地活动，与郡县的富豪互相勾结、贪污中饱。一般的地方官吏，也因王莽长期借口制度未定，保证不了俸禄，就私自增加赋税，搜刮人民，甚至在京师，王莽指派中黄门王业统管长安市的采购。王业也是依仗权势，贱取于民，成为长安商民的一大祸害。六管中规定的税收，名目之繁多，制度之烦琐，是历史上少见的。一类是大工商业税：凡开采金银铜锡和采取龟贝的工商，都必须向钱府官报数纳税。一类是不生产税：凡田荒不耕没有产品，一人出三人的税；城市里住宅周围不种果木蔬菜的，一家出三个人的布匹；游荡闲居的人，出布一匹。交不出布，罚作苦工。一类是小工商、小手工业及闲散职业税：凡到山林川泽捕取鸟兽鱼鳖等物和饲养家畜的，妇女养蚕纺织缝补的，工匠、医、巫、卜、祝、方技及从事商贩和开设旅店的，都得向钱府申报实数，抽取其赢利的十分之一作为“贡”，交纳捐税。若不向钱府申报，或申报不实，货物全部没收，并罚做一年苦工。王莽如此烦苛地对社会下层各种谋生手段，通过税收进行干预，对当时大批失去了土地、依靠山林川泽维持生活的贫苦农民和无业平民来说，是徒增了不堪的负担，甚至是断了他们最后的生计。天凤四年（17年），王莽再次重申六管法令后，纳言官冯常曾上书谏劝他停止执行六管令，王莽勃然大怒，罢了冯常的官。天凤五年（18年），大司马司允费兴曾向王莽指出：国家实行六管，收山泽的税，是和小民争利，加上连年旱灾，百姓饥饿穷困，无路可走，只有铤而走险，聚众起义。费兴希望王莽对百姓能放宽一些限制，王莽还是听不进去，又将费兴罢了官。直到地皇三年（22年），王莽垮台的前一年，才承认六管只是使富商大贾和贪官污吏中饱私囊，腰缠万贯，广大人民是深受其害的。在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王莽被迫废除了六管之法。
三、币制改革在王莽的经济改革措施中，搞得最混乱最荒唐的是货币改革。其次数之频繁、内容之错乱和乖谬，在中国货币史上是仅见的。
居摄二年（7年），王莽第一次下令改革货币，在保留当时已流通了一百多年的五铢钱的同时，新增加三种货币：大钱重十二铢，每枚值五十；契刀每枚值五百；错刀每枚值五千。新旧货币一起流通，新币的重量轻而面值大势必引起民间的“盗铸”。因为错刀的长纹镶有黄金，面值更大，王莽又宣布黄金国有，禁止列侯以下持有黄金，有黄金的人要到官府去作价受值。这引起了中小地主和商人的普遍不满和抵制。
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当皇帝后，为了抹去刘汉王朝在人们头脑中的影响，又十分荒谬地在货币上打主意，发布了第二次币制改革的诏令。他借口老百姓说上天要革汉立新，废刘兴王，而“劉”字是由“卯、金、刀”组成的，所以“刚卯”这种佩玉不许再用；契刀、错刀和五铢钱也一律废止。另铸小钱（重一铢）顶五铢钱， 与前次的大钱一起通行。为防止私铸，下令禁止民间采铜烧炭。王莽再次以小易大，以轻换重，借改变货币，掠夺社会财富，又遭到社会各阶层的反对。百姓用惯了五铢钱，大小钱并用不仅不方便，轻重随意改变也觉很不可靠，私下里还是用五铢钱做买卖，并放出风来，说大钱就要废止不用了。王莽对此十分恼怒，紧接着下了一道命令：“谁再敢用五铢钱交易，说大钱将要废止，就要像诽谤井田制那样，发配到边远地区服苦役去！”
王莽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以后又先后两次改变币制，特别是第三次，更是荒唐透顶。始建国二年，他下令将货币改称为“宝货”，分成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就是五种货币材料：金、银、铜、龟、贝。六名即六种货币名称：黄金、银货、龟币、贝币、布和泉（布和泉都以铜为主要材料）。二十八品即二十八种货币的品级。王莽完全不顾货币的频繁改作、名目众多，兑换复杂，会给人民带来多大困难，还以为货币轻重大小的品级差等分明，百姓一定感到方便、乐意使用。真是热昏了头！民间照样有私铸货币的，他下令：一家盗铸，邻里五家受株连，全部变为官奴婢！人民不愿意用新币，他就制定了严酷的刑罚和检查制度。王莽规定，官吏和百姓从一地到另一地，要持有符传（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及与此相符的布钱。否则，旅店不准留宿，关隘渡口予以扣留。甚至高级官员出入宫门，也必须持有布钱。王莽为强行使用新币，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第三次改变币制后不久，因为阻力实在太大，王莽又宣布只使用值一的小钱和值五十的大钱两种，其他龟、贝、布货币暂停流通。天凤元年（14年），王莽又进行第四次货币改革，宣布废除大小钱，改为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和货泉（重五铢，值一）两种。后来，他怕大钱通用已久，老百姓不愿意，就又下令，大钱可以暂时流通。但重十二铢的大钱与重五铢的货泉一样，面值都作一。王莽以为政治权力万能，朝令夕改，任意胡来，结果造成了社会的极大混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每一次改变币制，都导致一大批人破产。因私铸或触犯了其他禁令而罚作奴婢和流放服苦役的人，也比比皆是。农商正常活动无法进行，商品流通渠道堵塞，市场萧条，人民怨声载道。
四、开边衅，挑起对少数民族战争王莽改制造成了在新朝直接统治下的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宁，也祸及了匈奴、西域、东北和西南等边境少数民族地区。
王莽无视于长期以来汉族和边境各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和睦友好关系，对于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边疆地区的开发，对于中央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他狂妄自大，唯我独尊，强令各少数族服从他的专制无理的要求。就在废汉立新的当年，王莽就迫不及待地派出他的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带着宣扬新朝建立的四十二篇符命和印绶，分赴全国各地，将新朝的印绶分别授于更改名称的王侯、各级官吏以及匈奴、西域和周边各少数民族首领，收回汉朝颁发的印绶。王莽命令五威将们，普天之下，四方八极，都要走到，以炫耀他皇帝的神圣和至高的权威。这帮爪牙得了圣旨更是狐假虎威，所到之处，恣意胡为。在骚扰了内地各处之后，又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张牙舞爪，故意寻衅，挑起事端。东到玄菟、乐浪、高句丽、夫余，南出边外，过益州，把句町王贬为侯。
西至西域，将那里的三十多个国家的王，一律降为侯。北赴匈奴，授单于新朝的印信，收了单于汉朝的旧印。将原来的“玺”改成“章”。匈奴单于看后不愿意，要索取旧的印章。五威将的右率陈饶事先把旧章砸得粉碎，又嘲弄地将一堆旧印碎片交给匈奴单于的使臣，傲慢地说：“请你们单于还是承应天意，服从新朝的授命吧！”单于听说大怒，即发兵进犯内地。被贬的句町王等西南和西域各国的少数民族领袖，也乘此宣布脱离新朝的藩属地位，开始骚扰边境。王莽对此非但不做反省，采取补救措施，反而对开边衅的陈饶等大加奖赏，封陈为“威德子”。第二年，又对索取旧印的匈奴单于施加新的污辱，将他更名为“降奴服于”，粗暴地宣布将匈奴分裂为十五国，立匈奴先祖的子孙为十五国单于。为此，王莽派了十二个将军，调集全国三十万军队，分六路出兵，发动规模空前的讨伐匈奴的战争。为进行这场战争，王莽匆忙下令从全国征调军需，准备三百天的粮草。自江淮一直到北部边防线，道路之上，运送衣服、武器和粮食等军需物资的牛马车辆和役夫络绎不绝。监督行军和催饷的使者往来驰骋。一时间，人心惶惶，天下骚动。王莽规定，三十万军队和三百天粮饷要全部到达边境前线后，同时出征。
这样，先期到达的部队，在屯留边境郡县等待其他部队到来之前，将领和士兵无所事事，便在那里放纵抢掠，随意勒索，给边境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内地郡县，则被无穷无尽的摊派催征军资，搞得倾家荡产，被逼流亡，最后投入武装反抗王莽斗争的行列。所以说，对匈奴战争还没有开始，内地和边境已经骚乱。为对付这种混乱局面，王莽给七公六卿加上将军称号，让他们去镇抚内地城镇，又派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别去边境各郡坐镇，监督屯边将领，执行纪律。
谁知他们一到那里，立即与带兵将领相勾结，公开索取贿赂，鱼肉百姓，为害更大。尽管王莽又下达了整肃军纪的命令，但已没有丝毫约束力，监军的、带兵的照样放纵士兵，胡作非为。
王莽发动对匈奴的战争，遭到个别有识之臣的反对。被派去讨伐匈奴的讨秽将军严尤，就当面规劝王莽。严尤从国力民情，特别从军事角度陈述了对匈奴作战的五大困难，希望王莽打消出征的念头。但王莽已被想象中的显赫武功迷了心窍，根本听不进去。对匈奴战争持续了将近十年，劳民伤财，怨声载道，潜伏的社会危机愈益严重。王莽仍不死心，天凤六年（19年），又下诏募集天下丁男及死罪犯和奴隶，起名叫“猪突豨勇”，送到边境战场做前锋；借对匈奴作战为名，按财产的三十分之一征收新税，搜刮全国吏民。还勒令公卿以下至郡县官吏，按俸禄多少分别保养军马。当官的自然又轻易地把这种负担全部转嫁到百姓头上！为了求得对匈奴战争的最后胜利，王莽甚至异想天开地把希望寄托在出现某种奇迹之上。他下诏广泛招募有奇巧法术可以取胜匈奴的异人，并许以相当高的官职。重赏之下，果然有一万多“高手”自报家门而来。有的说，他渡河不用舟船，将车马连接起来，就可以把百万大军送过河去；有的说，不必准备什么粮草给养，只要吃了他制造的灵丹妙药，就可以使三军不饥；有的说，自己插翅能飞，一日千里，可以侦察匈奴敌情。离奇古怪，不一而足。对于那个自吹能飞的人，王莽尤感兴趣，当场试验，结果那人以大鸟翎作双翅，从高坡上向下滑翔，挣扎着“飞”了几百步就坠落下来。王莽心里明白，这些取巧逐利之徒，并没有神奇的本领。但为了借用他们的名气，鼓舞士气，全部让他们做了官，赐给车马，整装待发。
当时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是王昭君女儿的丈夫，曾归附过新朝。王莽派王昭君兄长的儿子，将他诱骗到边塞后，用武力胁迫至长安，强行立他为须卜善于后安公，取代匈奴的首领。严尤（任大司马，主持对匈奴作战）谏劝王莽不能这样干，说：“须卜当在匈奴的右部，他的部队对边塞没有什么侵扰。匈奴单于一有动静，他就暗地向我们通风报信，对我方帮助极大。现在把他弄到长安当傀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匈奴人了，不如把他送回去有利。”
忠言逆耳，王莽哪里听得进去。
倒是好说大话，故作惊人之举的狂徒，备受赏识。王莽多次失去了和匈奴的关系缓和的机会。长期的动荡，北部边境生产遭到破坏，百姓离乱，尸骨暴野，出现凄凉萧条的景象。
对匈奴是这样，对东北、西南和西域各少数民族，无不如此。如对高句丽，先是征发高句丽兵去打辽西少数民族秽貉族，遭到拒绝后，王莽即下令让严尤将高句丽侯驺诱骗杀害，并把首级传到长安，更改高句丽为下句丽。
王莽以为这样就可以震慑住东北各少数民族，谁知更激起了他们的仇恨和反抗。
持续了十几年的对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战争，基本上与新朝的存在相始终，不仅使王莽失去了改制所必须的和平环境，而且加速了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成为大规模农民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五、农民战争风暴将新朝席卷而去王莽在西汉末年社会各种矛盾都相当激化的险恶形势下，用伪善的面孔和纵横捭阖的手段，骗取了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击败了一个个对手，实现了改朝换代。从根本上说，他完全不懂得这是广大劳动人民奋起反对刘汉王朝腐朽统治这种客观的强大的阶级斗争力量的推动。王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利用符命神化自己，大肆宣扬代汉立新乃是非他莫属的天命所归，进一步神化个人意志，以为凭他一道命令、一个主意，就可以解除西汉末年以来的一切社会危机。终于，全面改制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王莽当皇帝后暂时得到缓解的政治形势，很快又变得严峻起来。公元10年，王莽挑起对匈奴的边衅，内地开始出现零星的农民起义，到新王莽天凤四年、五年（17年、18年），一场酝酿已久的以绿林、赤眉军为代表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新王莽天凤四年（17年），临淮（今江苏盱眙县西北）瓜田仪、琅琊（今山东诸城市）女子吕母举兵反抗。吕母的起义军在山东滨海一带打击官军，队伍发展到万人以上。吕母是我国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位农民起义的女领袖。这一年，南方发生大饥荒，人民以野草根为食。荆州一带尤其严重。于是，有饥民数百人共推新市（今湖北京山县）人王匡、王凤为领袖发动起义。不久，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人马武、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王常、成丹等率领人马前来归附。数月之间，队伍发展到七八千人。起义军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被称为绿林军。地皇二年（21年），王莽强令荆州牧（州的军政长官）发兵两万前去镇压。绿林军王匡等率军在云杜（今湖北仙桃）、安陆（今湖北安陆）迎击，大破王莽军，缴获全部辎重，起义军声威大振。第二年，因发生瘟疫，绿林军决定两路撤出绿林山：一路向西到南郡，称下江兵；一路北行入南阳，称新市兵。
新市兵攻随（今湖北随县），陈牧等平林（今湖北随县东北）人组织了一支一千多人的队伍响应，称平林兵。
天凤五年（18年），琅琊人樊崇率领贫苦农民一百多人在莒县（今山东莒县）起义。当时青徐（今山东东部和江苏北部）发生大灾荒，饥民纷纷投奔樊崇，队伍很快发展到几万人。在与王莽军队作战中，起义军为与敌人相区别，把眉毛染成红色，被称作赤眉军。对于这支骤然而起的农民军，王莽恨得咬牙切齿。地皇二年（21年），他派太师景尚率军镇压。但在第二年的一次交战中，王莽军被打得溃不成军，景尚被起义军击杀。王莽闻讯，更加恐惧，立即又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军进攻赤眉军。王莽在送他们出发时，假惺惺地表示要开仓赈济百姓，想以此瓦解起义军。实际上，王莽连他的军队也不愿发够粮饷。
所以，十多万官军在王匡、廉丹的骄纵下，沿路像饿狼一样，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整个山东地区遭到一场浩劫，到处流传这样的民谣：“宁逢赤眉，勿逢太师（王匡）；太师尚可，更始（廉丹）杀我。”可见官军作恶危害之大。王匡、廉丹镇压了一些地方的起义军之后，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最后在成昌（今山东东平县）与赤眉军相遇，十万大军被打得落花流水。王匡狼狈逃窜，廉丹妄图顽抗，被起义军杀死。成昌一战，王莽在东方的军事力量从此一蹶不振。赤眉军迅速壮大，队伍增加到数十万，势力扩展到黄河南北。
在农民起义遍及全国、王莽政权四面楚歌的形势下，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人（多数是西汉刘氏的宗室）乘机打出反对王莽的旗号。22年，南阳著名豪强地主刘、刘秀兄弟，在舂陵（今湖北枣阳市东）组织七八千人起事，号称舂陵兵。刘自称柱天都部，部属各封将军名号，攻城略地，所到之处，发布檄文，宣布王莽罪状。不久，刘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先后将新市、平林兵、下江兵联合起来，大军北进，所向披靡。王莽感到走投无路，穷于应付，决定派遣风俗大夫分头到全国各地，宣布他上台以来的改革一律作废。但已经无济于事。且不说起义军已紧逼新朝统治中心，风俗大夫们根本无法到全国巡行，农民起义军和各种反莽力量，也绝不会在王莽一纸许诺面前停止进击。地皇四年（23年），在新市、平林兵的支持下，西汉宗室贵族刘玄被推出来当了皇帝，建元“更始”。
王莽闻讯，大为惊恐。为了掩饰内心的惊恐不安，他故作镇定，根据“黄帝娶有一百二十个嫔妃而变为神仙”的符命，在妻子死了两年之后，以六十八岁老龄，王莽把须发染成黑色，用巨金聘娶了杜陵史家的女儿为皇后。在举行婚礼大典这天，他亲自到前殿迎候皇后，以显示自己富于春秋、精力充沛；他的爪牙又实实足足为他选取了一百二十个美人充嫔御，供他垂死前的淫乐。同时，孤注一掷、穷凶极恶地派遣他的得力干将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纠集郡兵四十万，号称“虎牙王威兵”，扑向绿林军。结果在昆阳（今河南叶县）摆开了王莽军和绿林起义军的生死大决战的战场。王莽军主力最后被击溃，敲响了王莽新朝的丧钟。
农民起义如燎原烈火，越烧越旺。王莽统治集团内部迅速分崩离析。地皇四年（23年）十月一日，起义军攻入长安宣平门。十月三日，王莽被起义军杀死。王莽上台及其全面改制，用谎言欺骗愚弄了人民，愚弄了历史。他终于受到了历史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