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耕地之辩：新思维重聚焦，新定位再思考

诸葛亮躬耕隐居、藏修发迹于今湖北省襄阳市隆中，这是无可置疑的史实。一直以来也没什么争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南阳方面忽然“翻案”，认为“三顾茅庐不发生在今湖北襄阳”，后来甚而至于大胆提出诸葛亮躬耕隐居于今河南省南阳市（当年的宛城）。“宛城说”横空出世，一时间路人侧目。

“宛城说”者用以动摇“襄阳说”的最大理由就是一些史书记载的，“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汉以南为南郡”， 而诸葛亮自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因隆中在汉水南边，当属于南郡，可见不是躬耕地。

持襄阳说者认为，“秦兼天下”，是从天下大形势着眼，可见只是大致分法，且南阳郡及南郡之立，距汉末已500年，其间难保没有一些变动，再则汉末南阳郡在汉以南的地块已非常之多，将汉南汉北二分法绝对化不能服人。

诸葛亮躬耕隐居、藏修发迹于今湖北省襄阳市隆中的史料非常多，比如王隐的《蜀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

习凿齿《与桓祕书》：“每定省家舅,从（襄阳）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

郦道元《水经注》：“沔水又江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

盛弘之《荆州记》：“襄阳西北十里许，名为隆中，有孔明宅”。

《荆州图副》：“邓城旧县南一（十）里，隔沔有诸葛亮宅，是刘备三顾处”，不胜枚举，其中很多还是实地考察报告。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汉末人士避乱的流向、军阀割据的形势、诸葛亮的宗法正统思想、诸葛亮的人文交游情况分析，得出诸葛亮躬耕隐居、藏修发迹于襄阳隆中的合理性、必然性。

从上述史料看，诸葛亮明明躬耕于襄阳，但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却自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陈寿写史时，也没有取“躬耕于南阳”之说，只用“躬耕于野”、“躬耕陇亩”模糊带过。

然则诸葛亮到底躬耕于何处？习凿齿提了一著名的“南阳邓县隆中论”——“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习氏此论的主要作用，就是要解决“躬耕于襄阳”的史实与“躬耕于南阳”的自称间的矛盾。习氏是诸葛亮的“异代相知”，襄阳本地人氏，“博学洽闻”，名高天下，此论一出，遂成定案。

而“宛城说”者就是从习凿齿此论展开置疑的：隆中属于南阳郡邓县，属于孤证，孤证不立；邓县跨越汉江管辖隆中，与南、南两郡传统分界法不符。

笔者已经分析出，“宛城说”者否定习凿齿“南阳邓县隆中论”，会导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成为孤证，孤证不立；肯定习论，又变成直接肯定“襄阳说”。总之，不管肯定还是否定，“宛城说”都无法自圆其说。

反之，“襄阳说”者肯定习论，自然是“固所愿也”；其实否定习论，也顺带否定了躬耕于南阳郡界内可能性（实在南郡襄阳城周边）。总之，不管肯定还是否定，“襄阳说”都始终岿然不动。

笔者认为，躬耕地之争要用新思维重聚焦——诸葛亮是否真的躬耕于南阳郡内，才是真正的焦点！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超前研究隆中属不属于邓县、邓县跨不跨过汉江，毫无意义。

笔者是持“襄阳说”者，从简化思维、止争息讼的角度出发，认为诸葛亮自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以及习凿齿的“南阳邓县隆中”论，均可置而勿论。

不争论不代表不分析思考。笔者的新定位再思考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用的是“曲笔”，诸葛亮实躬耕于襄阳，种种原因，他不便秉笔直书，因用“南阳”代之。

有一位著名的伟人曾经说过：“《红楼梦》……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这位伟人曾经写过一封家书，“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这“西方的山洞”，我们现代人知道，就是韶山的滴水洞，与“西方”并没有什么关系。

还有一位伟人说过，“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其实讲的是他不知道史无前例那个事。

真事不能讲，用贾雨村言写出来，就是政治的艺术。诸葛亮为什么不能写他躬耕于襄阳？一则他躬耕于襄阳时与当时的襄阳之主刘表虽是亲戚却不是同道，恩怨难明，他不愿写；二则，他上表时“汉贼曹操”已设立了襄阳郡，出于政治影响方面的考虑，他不能写。

因为上述原因，“躬耕于南阳”不能坐实，这也是它只是孤证的原因。

作为诸葛亮的“异代相知”，习凿齿与诸葛亮心心相印，他掌握了躬耕地密码，但不便完全解码，所以他提出了“南阳邓县隆中”理论，部分解码：“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是实；“亮家于南阳之邓县”，为虚。

明乎此，习凿齿在《襄阳记》中说 “襄阳有孔明故宅”、《资治通鉴》中说“琅琊诸葛孔明寓居襄阳隆中”，之所以用“襄阳”不用“南阳”，也就迎刃而解了。